樊纲怒批胡鞍钢：中国全面超过美国太耸人听闻，天天炒作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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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宁

来源：断层智库（duancengzhiku）

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超越美国？或者说全面超越美国？这样的耸人惊闻观点，恐怕除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外，中国还没有人这样公开提出过。

胡鞍钢教授研究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胡鞍钢教授如此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得到经济学者认同，反倒是引发了诸多批评。在1月31日深圳的一场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就直接对此展开了批评。

“现在有人说中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美国，这太耸人听闻了。”樊纲分析，以GDP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是8000多美元，2017年算下来是9500美元，其中原因之一是去年的汇率人民币升值了3%左右，加上7%的增长速度，去年增长10%。10%从8600美元到现在的9500美元左右。接近万元了。但是美元也涨了，美国人均GDP是5.7万美元，你说你比人家大，中国成世界第一了，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说明实力低五倍。

樊纲指出，中美真正的差距在于，中国的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以及方方面面都有差距。而且是最根本的。

他直言，天天网上炒作中国世界第一，有什么用呢？

“我们方方面面的调整、改革，所有的里面都有一大堆体制的问题，不顺。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很多改革，进展不是特别大，包括国企，包括政府，当然政府是有很大进步。但中央简政放权放到地方的，地方没有真正放多少。实质性的没放，虚头巴脑的放了。你要是政府官，你也会干这样的事。”樊纲说到。

樊纲目前比较担心的是在一片唱好唱赢声中，中国会忘乎所以。他以日本为例称，日本当年人均GDP跟美国将近持平，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忘乎所以，被冲昏了头了。当时日本辩论中的观点，一个是别人过热是过热，日本不会过热，日本跟别国不一样，日本有日本特色，别人泡沫会破，日本不会破；还有一个观点是日本房地产价格高是好事，说明有价值，说明经济有价值，说明其他人都愿意到日本来。

他表示，日本泡沫持续那么多年，都没有得到根本性调整，最后日本泡沫破灭了，就是因为当时全世界唱赢日本，日本第一。

“一破，25年一蹶不振，失去了十年，又失去十年，然后退回去了。现在日本人均GDP是美国70%，当年日元在全世界储备货币中占13%，在全世界的交易货币，全世界用日元结算的贸易占25%。现在呢，储备货币不到3%，贸易货币不到10%。”樊纲强调，发展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40年、80年都不够，要100年才能够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要长期保持冷静头脑，下大工夫加大改革。

至于短期中国宏观经济，樊纲认为，中国不存在新周期，虽然2017年增速不错，但中国经济还将在底部徘徊两三年，因为产能过剩以及杠杆问题还需要时间解决，未来两三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

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目前金融系统风险比较严重。“最近一年，地方政府借债很多，PPP接近失控，是很大的风险。”短期来说，他还认为，中美贸易战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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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教授：中国高技术产业赶超战略——从市场驱动与产业政策视角

来自 第十二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作的

《中国高技术产业赶超战略——从市场驱动与产业政策视角》主旨演讲

30年前邓小平曾预言，“科技将成为21世纪主导”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历史，30年前王大珩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陈芳允几位老先生提出了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建议，之后小平同志做出了重要的决策，他提出来“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接着他进一步提出，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1986年11月，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决策，《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首次提出来了7个方面的重点领域，而且提出的发展思路基本上就是追赶、跟踪。也就是在这些领域要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以便于我们作为后来者能够进行追赶。

我觉得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能够像小平同志一样能够在30年前就预言到二十一世纪就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他这段话我们现在重读，实际上是要和伟人去对话，尤其他讲到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实现没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说实现了，那我们是靠什么来实现的？之后党的十三大报告（1987年）、十四大报告（1992年）都对此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不失时机地发展高科技产业。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概念呢？人均GDP居于世界后列，属于典型的极低收入国家，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科技产业开始起步。

中国高科技产业是如何赶超美国的？

30年后我们再做的一个专业的后评估。首先看一下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我们可以看到中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2002年中国是3.16%，2015年提高到29.08%，也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平同志所说的“一席之地”的目标，就是在世界上193个国家，加上其他经济体，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是占世界比重的1%位置。事实上全世界各国GDP占世界比重超过1%的国家正好20个，什么叫一席之地？就是1%，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3%。2015年什么概念？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00.05%，完全完成了追赶型到超越型。这是使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口径。

我们来看一下高技术出口额，从出口额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相当于美国的3.5倍到3.6倍，但是如果按高技术出口增加值，我们看到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9倍。我们实际上用几个重要的数据已经验证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之梦想。我们要问，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是如何追赶和超过美国的？

中国作为高技术产业的落后者来追随，并且能够超越美国，大体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起步阶段，就是30年前。中国在八十年代到2000年左右，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对美国的赶超系数从零起步到不足10%，我们称之为起步阶段，可以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称之为加速追赶阶段，主要体现在2000到2010年，标志就是达到美国一半之上的指标。第三个就是追赶并超越阶段，就是要超越美国。我们就做了一个大的判断，2015年就是进入到超越阶段，现在应当怎么提高它的质量，而不只是数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30年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技术几乎是零，到今天3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我们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验证者。因此有必要看一看为什么中国可以追赶和超越美国。

那么，高技术产业产生了怎样的溢出效应？这些溢出效应表现为：第一反映在经济、制造业的高增长；第二反映在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上；第三，就是促进贸易增长及贸易结构的升级效应上，从原来主要是以初级产品为主到制成品为主，进而到高技术产品为主；第四，就是技术的溢出效应上，这也带动了中国“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发展。

作为东方巨人，中国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是“阴阳之道”，不是政府的一只手，也不是市场的一只手，恰恰是“两手合力”。这个创新本身来看，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前天我在泉州举办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上就强调，两只手肯定比一只手要好。那么进一步讲，就要讨论两只手怎么体现在具体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之中？怎么样使得我们的政府成为有为政府，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市场主体，我们的市场怎么样有效地竞争，有效地创新？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不是简单的政府和市场“对立论”，而是更强调“统一论”；不是简单的“分力论”，而是更加强调“合力论”。围绕政府与市场有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我们主要还是从几个视角来讨论。

大家注意到，中国当今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是要不要产业政策？我们总结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答案是不仅要有，而且要建立和实施产业政策集，我们加一个复数。这个政策集，从30年前单一的产业政策或者保护政策、支持政策，变成今天已经正在实施的“政策集”，即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创新政策、开放政策、绿色政策。这恰恰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一致的，这也是经过我们30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如同五个指头，要形成一个拳头、形成合力，才有可能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起来。所以笼统地谈产业政策还不行，而是要把产业政策集做进一步具体地分析。

那么两只手成功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内化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集。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偏废；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但两者是互补的；这就说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相互抵消的，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形成一个动态互动的关系。最后一点就是政府和市场是“合二为一”的。

市场机制内化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的全生命周期之中。产业发展本身也有全生命周期，同样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也应该形成一个政策生命周期，我们还可以用五年规划对这五大政策的政策周期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应该怎样让市场机制内化于产业政策？对此，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索。由于时间关系，我通过一张表来分析一下这五大政策构成的产业政策集是如何随不同的发展阶段变迁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这两者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适应性地调整、适应性地变化，进而就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市场主体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这就体现为从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产业政策集的制定与实施过程。

五大政策的实施结果

单一的政策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政策集？特别是绿色政策真正完善于“十二五”规划，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实际上政策集也不是一次性完成，它是经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不断地修正、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形成的。利用这张表，我们还可以从定量的角度对五大政策的实施结果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评估。

从事后评估的视角来看，这五大政策的评估目标是不一样的，怎么能够具体做到兼容，或者说在互相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正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阴阳之道”。

第一，产业政策及指标。它的直接目的就要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这就包括了产出的增长、就业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等指标，都是大幅度地增长。

第二，竞争政策及指标。为什么我们强调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呢？就是因为它基于我们所说“两条腿”的竞争政策。“一条腿”是国有企业，“另一条腿”就是非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上高技术产业主体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企业数量的比重、企业创造就业的比重、企业创造主营收入的比重、利润的比重，包括出口额的比重，全都是民企主导型的。

第三个就是创新政策及指标，这就反映在高技术领域中的发布专利数量申请量、授权量，我们特别强调有效发明专利数，就是扣除那些过期的专利。

第四，开放政策及指标，为什么高技术产品本身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不只是国内产品，一定会变成世界产品、全球性产品？因为高技术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你不能占领全部世界市场。这就为什么我们先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美国，接着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因此我们形象地讲不只是“两只手”，必须是“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因为只有两个市场，才能够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也解释了政府应该怎样为市场创造更好的条件。

最关键的还是绿色政策及指标。事实上从绿色指标来看，高技术产业本身就是绿色产业，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因为我们讲两个核心指标，单位GDP能耗，或者单位主营业收入能耗持续下降。第二个就是相应的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如果在考虑到高技术服务业的情形，这两个指标那就更低了。

我们通过以上五个指标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评估、评价。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具体的数据了。

怎样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新动能？

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高技术发展，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产业政策集是五大政策的助推器，有效促进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和全方位发展。我们提出了产业周期和政策集的周期互动关系，显示了“两只手”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政府的产业政策集要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驱动、市场的发展、市场的创新、市场的竞争，包括市场的开发。

无论是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还是产业政策集周期也好，确实有一个如何认识客观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采用不同的政策的问题。它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估计不足，提出的动力不足或者说助力不足。第二，有可能超过客观实际，就出现了所谓的人为的拔高，反而制约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我们也从政府与市场合力论的视角来看、来讨论，今天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键是怎么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供新动能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怎样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新动能？能不能这么讲，高技术产业是制造业的核心，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从实现产出（增加值）追赶到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这个曲线图看得非常清楚，尽管我们劳动生产率还在不断提高，但对美国的相对追赶还不够。怎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这次“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劳动生产率作为一个预期性指标，它有多重的政策含义，也包括人力资本的提高等等。因此在市场驱动下的产业政策本身应该形成合力，而五大政策内部本身也有一个政府与市场如何形成合力的问题，最后还要形成产业发展生命周期与产业周期的合力。因此我们结论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无论搞哪一个产业政策就是要使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核心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高技术产业的新动能就是通过竞争政策来优化产业配置，特别是产业结构。通过创新政策推动技术进步，通过开放政策不仅在全国，乃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从低端到中端，从中端到高端，特别是通过绿色政策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如何将高技术制造优势变成高技术服务业的优势”是当下重点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制造业方面的高技术已经开始领先美国，但是我们在高技术服务业方面还远不如美国。因此怎么形成融合的政策集，有效地将高技术制造优势变成高技术服务业的优势，是下一步最重要的考虑，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就必须看到我们产业政策或者说市场本身的不足之处。

首先，我国高技术生产制造规模大，但是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不够，因此产业增加值率相对较低，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无论是高技术的主营业收入还是高技术的增加值之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较低。

第二，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超过美国，但除了少数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关键性的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企业创新投入比例也不高。

第三，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最大国，但是我们缺少知名品牌。现在在世界500强知名品牌中已经上升了55家，在几年前还只有20多家，但是总体上来看我国和美国、日本、德国差距甚大。总而言之我们在这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潜力，还需要继续实行驱动市场的产业政策，要总结经验，真正让企业、让市场成为主体。

最后做一个简要的结论，我们以高技术产业为例，花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超过美国。这就表明中国自身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科学家建议、政治家决策，中央和国务院部署。我们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率先起步；第二个就是后发优势，在高技术先后经历了追赶，赶超到超越美国的阶段和历程；第三个是“两只手”优势，最核心的机制就是市场驱动与产业政策之间两只手的相互作用。这也证明了东方巨人“两只手要比一只手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比一个积极性好，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就是说两个市场比一个市场要好。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高技术产业赶超美国的秘诀就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阴阳之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成阳，阳极成阴，彼此之间是互动合一，密不可分的，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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