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从十世班禅转世看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

受沙弥戒后，十一世班禅着正式僧装端坐在释迦牟尼佛像前。成卫东 摄

1938年藏历1月3日，十世班禅大师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一个农户家里。1941年国民政府拨款五千元给罗桑坚赞，以资灵童寻访。次年，蒙藏委员会拟定班禅转世办法呈行政院。随后，经过堪布会议厅进行占卜、降神、辨认前世班禅遗物等宗教仪轨，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得以初步确定，并从循化县接到西宁塔尔寺“供养”。1946年底，扎什伦布寺派出的迎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僧俗官员到达塔尔寺，经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会商，双方进一步确认官保慈丹为转世灵童，并呈报国民政府核准。1949年初，班禅堪布会议厅再次派负责人计晋美赴广州，请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班禅灵童，并请明令免于掣签。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发布命令，确认官保慈丹为转世灵童，“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其掣签，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为副专使，赴西宁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8月10日，国民政府专使关吉玉等主持在塔尔寺举行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得以确定。这是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行政管理，以及活佛转世历史定制的具体体现。

1938年藏历1月3日，十世班禅大师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一个农户家里。1941年国民政府拨款五千元给罗桑坚赞，以资灵童寻访。次年，蒙藏委员会拟定班禅转世办法呈行政院。随后，经过堪布会议厅进行占卜、降神、辨认前世班禅遗物等宗教仪轨，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得以初步确定，并从循化县接到西宁塔尔寺“供养”。1946年底，扎什伦布寺派出的迎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僧俗官员到达塔尔寺，经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会商，双方进一步确认官保慈丹为转世灵童，并呈报国民政府核准。1949年初，班禅堪布会议厅再次派负责人计晋美赴广州，请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班禅灵童，并请明令免于掣签。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发布命令，确认官保慈丹为转世灵童，“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其掣签，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为副专使，赴西宁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8月10日，国民政府专使关吉玉等主持在塔尔寺举行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得以确定。这是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行政管理，以及活佛转世历史定制的具体体现。

清圣祖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金印。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一项制度，它以佛教的缘起学说和化身再现等理论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宗教仪轨。与此同时，活佛转世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历史定制。公元十三世纪，创立活佛转世制度的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正是因为得到元宪宗（蒙哥）的扶持并获赐一方金印和一顶金边黑帽而受到各方关注，这顶黑帽也成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法位传承的象征性标志。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产生同样是元朝皇帝册封的产物。可以说，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是伴随着朝廷的册封授命而产生的。

转世活佛影响力的扩大和政教地位的提高，也与世俗领袖，特别是中央王朝的重视和扶持密切相关。明万历六年(1578年)，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应明朝封“顺义王”、土默特首领俺答汗之邀相晤于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名号，由此产生达赖喇嘛系统。万历十五年(1587年)应蒙古王公之请，明朝封赐索南嘉措“朵儿只唱”名号，进一步抬高其地位。清顺治二年（1645年），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封赠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名号，形成格鲁派另一大活佛转世系统，即班禅系统。

格鲁派首领崇高的名号来自清朝皇帝的册封，其作为西藏地方首领的政教权力也来自清朝皇帝的授命。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赐给五世达赖喇嘛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册封“达赖喇嘛”名号，此后相延不断，成为传统。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颁给金册金印，正式确立其名号与政教权力。

(本文来源于《中国西藏》杂志，2019年第三期，作者：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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