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怎么安排？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天才的办法

1959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新中国以纪念国庆10周年的名义，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进行了特赦。

当年12月4日，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人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证”，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料扩展：】

12月11日，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西花园接见了这10名获释战犯。这10名获释战犯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而周恩来曾做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他们有师生之谊。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当年都亲聆过周恩来的教诲。周恩来与他们追忆黄埔军校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令他们感动不已。

在谈话时，周恩来问：“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这些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们楞了一下。仅仅在一周前，他们还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如今，他们就要面对人生中的又一选择了。当然，经过10年改造，他们此时此刻最大的心愿，就是解甲归田，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

杜聿明带过机械化部队，他的动手能力极强，会做木工活，会修理卡车，所以他表示要做一名木工。邱行湘才52岁，在这批国军将领中算是较为年轻的，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力气大，能当一名搬运工。而杨伯涛是农民出身，他说要回家种田。

听了杜聿明等人的话，周恩来微笑着说：“你们的志向很好，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历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

杜聿明对周恩来的话感到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原来，他打算在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机关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杜聿明等人以文史专员的身份，进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作家黄济人认为，周恩来对待国民党战犯的“宽厚”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他发明的“文史专员”职位，不仅让本毫无生存尊严的“战犯”们能够体面生活，而且将战犯的社会价值发挥到极致。

果然，1961年旧历春节，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宣布了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7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的工作。他们每月工资100元，困难时期四口之家能够维持，专员有分配的公房，并和高干享受同等保健。

邱行湘等人则为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黄维、文强、赵子立等人先后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杜聿明等人都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很快据进入文史专员的角色。三个月后，杜聿明就写出了洋洋洒洒的2万多字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在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上班的邱行湘也挥笔而就《洛阳战役蒋军就歼实》。而溥仪则在60年代初出版了《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沈醉所著《军统内幕》，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

不可否认，这些文史专员所撰写或审订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从这一点来看，周恩来当初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天才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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