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A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年会专题2】后信任时代数据趋动的证据与决策
类别:政府治理
本公众号继续推送2017年3月17-21日正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第78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年会(ASPA,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7 Annual Conference)的最新文章,敬请关注。
2017年3月20日举行的重要主席讨论会主题是“后信任时代数据趋动的证据与决策”(Data Driven Evidence and Decisionmaking in a Post-Truth World),这个PANEL由中前ASPA主席、罗格斯大学教授Marc Holzer主持,四位美国大学教授做专题发言,并展开讨论。
首先,Delaware大学教授、ASPA前主席Maria P. Aristigueta从后信任时代政治出发分析了决策的新形态。作者指出,后信任(Post-Truth)是牛津词典今年的国际词汇,指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客观事实对于形成公众舆论与决策作用不大,更多的是凭情绪和个人的相信程度。它与民主决策的自由与共识之特征有直接冲突。当公众误导时民主共识就能够发挥作用。谎言趋去的信任成为制度内外制度的相撞作用。
文章指出,有关公民参与和青年政治参与的研究讨论中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的两张面孔,即公民责任与参与性公民。公民社会变迁的趋势会导致更多的参与而不量传统保守的以义务为基础的公民。从权利享有者的视角来看,公民参与主要有三个等级,无参与、容忍性参与与真正公民权的参与,这也就形成了公民参与的三个阶梯式的模式。青年政治还因其年龄及知识结构的特点呈现与一般性政治参与不大相同的特点,通常代表了学习-进步方式,经常使用现代化工具与途径,尤其当前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作为非常普遍使用的参与工具。
文章指出,通过新媒体,包括FACEBO0K等所产生的信任承载能力带来虚假的世界。这样就会有替代性的事实。当然,文章同时也指出,后民主时代或者代替性事实陈述可能会产生虚假的泡沫世界问题主要有,问题不清、关注较少等等。事实上,重点人分析信息与关注!
文章也提到,使用数据为基础的决策很有帮助。如何支持?那就要创建更加强大的数据设施、创新强大的数据、建构技术与分析能力。
接着,德克萨斯-奥斯丁大学院长Angela Evans教授汇报了几种正在挑战后信任世界的人们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对此产生很大压力、灾难事故、人们很少关注沟通等等。
然后,内达华-拉斯维加斯Benoy Jacob教授主张通过信息技术来检验信任与真相是很蠢的。媒体并非是单线条的。有四大显著原因:政治讨论、数据分析与讨论、政策讨论的黑箱等等。
最后,来自阿灵顿的IBM政府事务中心主任、大学教授John Kamensky的文章对于后信任时代数据趋动的证据与决策从学科方法的多种角度加以阐释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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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
Athey, Susan, and Guido Imbens. 2015. “A Measure of Robustness to Misspec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5(5), 47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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