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预防措施的优先顺序:公众对100种公共危机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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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风险治理

导言

当前的世界正处在风险社会之中。公众对于风险有何不同反应？公众在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暴力犯罪等风险进行优先级排序时，主要依据什么来做出判断？这是当前风险治理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最近，美国学者Jeffrey A. Friedman就对此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AJPS上。本研究通过对3000名美国受访者进行调查，运用两两比较研究的实验方法，归纳出了100种危及生命风险的9个维度。这项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预防风险和有效进行应急管理颇为具有启发意义。

（文献来源：Friedman, J. A. . (2018). Priorities for preventive action: explaining americans’ divergent reactions to 100 public risk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1, January 2019, Pp. 181–196. DOI:10.1111/ajps.12400）.

引言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1000多亿美元对抗恐怖主义，这一风险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雷击与家用电器造成的事故的死亡人数。然而，对于像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等风险，选民总是将其排在政策优先级的末尾。许多学者将美国公众对于风险的不同反应归因于错误信息、媒体偏见和缺乏政治知识扭曲了公共资源的分配。但是他们在错误观念如何影响对风险反应方面的基础有限，也没有明确区分事实信念和政策偏好。

本文认为美国公众的风险优先级反映了价值判断，这些主观信念以超越客观指标（拯救生命或美元支出）的方式塑造了政府支出的预期利益和成本。通过调查研究明确区分了受访者的风险认知和政策优先级，还发现相对于对受害者地位和政府适当角色的判断，对客观伤害的感知解释了受访者政策优先级的差异较小。选民们如此关注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等风险，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特别普遍，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特别令人反感。 

区分风险感知和政策优先顺序

由于美国联邦预算的大部分用于保护公民免受风险，因此对于美国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了解选民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决定公共支出的优先次序至关重要。现有的研究中有关风险态度的文献侧重于不同风险在不同程度上“担心”或“忧虑”，以及受访者认为哪些风险“更危险”（例如，大约一半的美国公众“非常担心”或“有点担心”他们的家人会在恐怖袭击中丧生，但是排名较低；是否应该允许持枪问题），并没有从受访者感知客观危险的角度去分析。学者们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枪支所有权等突出风险上，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争议性导致并不能体现公众对于风险的轻重缓急之分。

本研究选取众所周知的“公共风险”（危及生命的风险），不包括经济风险与专为环境保护而设计的风险。虽然局限于公共风险会导致一些一般性损失，但是本研究涵盖了广泛的占据美国政府大部分支出的问题。

公共支出的事实、价值与优先级

若风险程度的误解推动选民优先考虑的公共支出，必须成立两个假设，第一，公众对风险带来的危害有错误认识；第二，伤害的感知在选民政策偏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部分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选民应该比其他政治问题更了解风险程度，并对风险优先级的关键为价值判断做出了解释。

1为什么选民应该比其他政治相关事实更了解风险程度

美国公众对于政治相关信息的掌握有限。由于像调查结果显示的大多数美国人不能说出众议院议长的名字，不能说出推翻总统否决需要多少选票的问题，其原因被视为大多数政治知识不会直接影响公民日常生活。然而，与其他政治相关的事实相比，让选民更好地了解公共风险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公共风险对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具体的影响。第二，与其他政治相关的事实相比，公民也有更多的机会收集有关公共风险的信息。比如，定期咨询医生收集有关健康和安全的信息，以及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死于癌症、心脏病或交通事故的人比死于恐怖主义、地震或溺水的人要多。这一点进一步反映了风险程度对选民个人生活的影响比其他形式的政治知识大。第三，所面临风险范围广泛会进一步冲淡事实误解的影响。

2风险优先级的主观决定因素

风险优先级与选民对客观伤害的感知无关有三个原因。第一，选民可能认为一些受害者应该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保护。第二，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是否恰当。第三，成本效益。（即使选民认为某些风险是普遍的、不公平的，而且是在政府责任范围内的，但如果他们认为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列为低优先级。）作者认为，任何基于客观指标的政策有效性定义，都将过于狭隘，无法体现选民对公共支出的社会效用。误解实际上可能在解释美国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方面发挥着相对有限的作用，这表明选民风险偏好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价值观，而不是他们对事实信息的把握。

3风险优先级的次要决定因素:潜在灾害和长期增长

由于还有例如不关注全球变暖导致严重的长期后果等问题存在，潜在灾害与长期增长属于选民确定其风险优先次序的属性。但是由于这两个因素在形成选民政策偏好方面作用没有受害者地位和政府适当角色的大，因此可以作为次要决定因素。（如战争，作为一个典型的具有高潜在灾害的风险，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是有道理的）

实验结果与分析：通过两两比较得出风险态度

本文通过每次让受访者随机选择两种风险，两两比较后得出风险态度。此研究方法相对于传统的评分方法，优点在于：两两比较迫使受访者做出权衡；可以使用这些成对的比较来构建基于每种风险相对于随机选择的替代方案“赢得”正面比较的时间比例的总体意见指数；两两比较消除了每次调查分析不同风险维度时定义新的评级尺度的必要性，将认知负荷降至最低；缺点为：两两比较只会引起关系判断:因此,即使受访者完全理解了哪些风险会造成更多的伤害,他们仍然可能会被低估——或者低估这些危险的绝对大小。但主观评定量表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两两比较提供的关于任何个人观点的信息有限。该研究依赖于波斯纳(2004)、桑斯坦(2007)和博斯特罗姆和塞尔科维奇(2011)在综述中列举的“灾难性风险”。

1实验设计

调查包括四个模块，每个模块要求受访者对图1中的9个属性中随机选择1个进行15对比较。15对的内容和顺序以及在模块内和模块间都是完全随机的。

主要因变量(优先级)反映了受访者对美国政府应该增加对哪个风险的总支出以降低这个风险的判断。(优先利润率)问的是，受访者希望美国政府额外支出10亿美元减少哪个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不支持将资源分配给客观上较小的风险，即使将恐怖主义和杀人等风险降低到目前的水平，受访者仍然认为这些问题比其他危害更多人的问题更值得优先考虑。另一个调查模块要求受访者回答哪个风险在去年对美国人造成的伤害更大(危害)，以及更客观的问题，即哪个风险在去年导致更多美国人死亡(死亡率)。哪个风险对伤害的人更不公平(公平)，哪个风险是美国政府在减少风险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的（责任）。该调查通过让受访者选择在灾难特别严重的年份对美国人造成更大伤害的风险来衡量人们对潜在灾难的看法，并通过询问未来哪些风险更有可能恶化，来引出人们对长期增长的看法。最后，为了重复之前的自我报告焦虑的测量方法，研究要求受访者说出哪些风险更让他们担心。

本研究对3000名具有投票资格的美国公众进行了在线调查。3000名受访者进行了60次两两比较，每次两两比较都提供了关于两种风险的信息，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数据集中的所有100种风险，每个属性平均产生了400个观察值。调查完成时间中值为12.6分钟。数据没有显示出调查疲劳的迹象。调查结果之间的经验关系是相关的，而不是因果关系。

2对死亡与危害认知的分析

图2将调查的死亡率指数与2015年每种风险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记录)进行了对比。在数据集中的100个风险中，这些度量之间的相关性为0.82 (p<.001)。研究进一步表明，受访者对死亡率的感知几乎完全符合他们对总体危害风险的排名(corr =.94, p<.001)。这些措施之间的差距，与其说反映了不合理的恐惧，不如说反映了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如网络攻击)或严重影响受害者生活质量(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的合理判断。结果显示，受访者死亡率排名的准确性并没有因人口统计学、教育程度或政治倾向而发生显著变化。另一个具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了不同风险下的反应准确性(M=72%，SD=9%)。该模型包括了每一种风险是否属于五个非排他性类别的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一致认为，自然灾害和生存风险导致的死亡率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受访者在判断与暴力风险、环境风险或健康风险相关的死亡率时，没有一致的倾向提供(in)准确的答案。图4b中的最后两个系数回答了准确性与实际死亡率之间的u型关系。

3对公共支出优先次序的分析

研究采用了一个具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其中因变量是每个风险在调查的优先级指数上的得分。该模型包括受访者对危害、公平、责任、长期增长、潜在灾害和担忧的排名。该模型还包括暴力风险、环境风险、健康风险、自然灾害和生存风险的指标。公平和责任指数是受访者风险优先级的更强预测因子，长期增长是唯一一个与优先级有统计学显著关系的调查指标，除了有优先考虑健康风险的轻微倾向，受访者在控制其他因素时，并不始终支持或反对在特定风险类别上的公共支出。

通过两两比较得出风险态度的一个优点是，所有的调查指数都保证均值为0.50。由于倾向于在绝对尺度上对不同水平的风险进行评级，并不会影响两两比较的结果，因此，这不能混淆本文调查指标之间的协变分析。本文即将探讨的两种异质性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受访者更喜欢政府来保护他们免受某些风险的影响。第一个问题涉及观念的异质性，即集体舆论的衡量可能掩盖受访者信念的系统性差异。另一个问题涉及概念框架的异质性，即受访者在设置风险优先级时可以对属性进行不同的权重。解决这些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是将数据分成子集，然后从头开始复制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共和党人、白人或其他任何一组受访者提供的调查反馈;根据单独从这些受访者中得出的两两比较，重新估计调查指数;并重复之前对风险优先级的分析。按政党、教育、性别、种族、普通科学智力和意识形态划分。这些分析得出的结果都与上述结果类似:与对公平和政府责任的判断相比，对伤害的感知总是解释了受访者政策偏好的有限差异。

总而言之，受访者的风险认知往往包含着明显的党派、种族或其他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分歧。关于这篇文章的中心问题——为什么美国人的风险偏好往往与那些风险客观地呈现出来的危险如此不相关时，数据显示，在被调查者的子群体中，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尽管大多数受访者对哪些风险比其他风险造成的危害更大持有相当准确的看法，但在确定公共支出的优先次序时，很少有人把这些看法看得很重。相反，研究者们发现受访者的政策偏好主要反映了他们对公平和政府责任的主观信念。

结论

政府的首要义务可以说是促进健康和安全，分配资金时需要权衡，因为花费在某个风险上的钱并不能同时解决其他风险，所以确定优先保护什么避免什么是民主治理的基本挑战之一。本文表明，美国公众普遍了解哪些风险比其他风险造成的伤害更大，并且通过价值判断做出的风险优先权。在学术分析和政策辩论中认真对待这些主观信念是很重要的。当人们对政策优先级不一致时，他们会将对手的立场归咎于无知或误传。因此，许多民主党指责共和党夸大了恐怖主义的风险，而忽视了气候变化的威胁。

即使美国公众普遍了解哪些风险比其他风险造成的伤害更大，他们对降低风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了解也可能有限。本文的发现提出了选民如何发展塑造他们政策偏好的主观信仰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在恐怖袭击中死亡比死于可预防的疾病更“不公平”？是什么让一些人认为政府有更多的责任来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潜在危害，而不是通过投资挽救现存的生命？这些判断的延展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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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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