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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你该选择一份怎样的事业?

2017-03-27 贝爷 上海新楼盘资讯


最近几天,黄旭华院士在央视《开讲啦》的演讲片段再次刷屏。

 

黄旭华被称作“中国核潜艇之父”,见证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从无到有。

 

讲台上的黄老已经92岁高龄,满头白发,却依旧精神矍铄,演讲铿锵有力。

 

主持人撒贝宁说:“做这个节目四年,今天这场开讲,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震撼人心、最让人心情无法平复的一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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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视频,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老人带领团队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独立研制出核潜艇,反倒是老人提起自己的工作时,那份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满足。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双手像个孩子似的挥舞着,让你感觉在他面前谈待遇、论功劳,特别愚蠢。

 

在工作一辈子都可能买不起房、满足不了自己物质期待的今天,除了陷入焦虑、不停地给自己灌鸡汤或者毒鸡汤之外,你又打算给自己的职业与人生,赋予怎样的定义呢?


本文由LinkedIn原创,作者樱桃小园子。





我选择的事业

让自己热泪盈眶


1958年,在一穷二白、没有专业人才的情况下,我国毅然决定自主研制核潜艇。

 

面对苏联老大哥傲慢地拒绝援助,毛主席大手一挥,立下誓言:“我们自己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听闻这句话,包括黄旭华在内的年轻研究员们热血沸腾,坚定献身祖国核潜艇事业。

 

对事业的热爱会决定一个人做事的态度。



黄老形容当时的研制过程叫“骑驴找马”:条件不具备,没有“马”只有“驴”,那就骑着“驴”上路,先把工作搞起来。


“如果没有驴,那就是迈开双腿也要上路,绝不等待!”

 

没有千亿次的计算机,计算工具只有算盘和皮尺。核潜艇研制过程中大量的精密计算,都是靠算盘“打“出来的。



为了保证计算准确,研究成员每次都分两组分别计算,发现结果不一致就从头再来,直到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除了条件艰苦,黄老还要面对亲人的不解。

 

为保守国家最高机密,研制期间必须隐姓埋名,这一“蒸发”就是30年。

 

直到1988年,母亲通过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才认识到自己多年不回家、不顾家的儿子就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黄老深情地说:“母亲终于自豪不已了,她把我的弟弟妹妹们都叫到跟前,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对于自己的人生,黄老总结道:我的一生属于国家,属于事业,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我能下海造核潜艇

也能养花练琴打太极 


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水下深潜试验成功之后,黄老激动地在艇上提下几个字: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一个“痴”字,道尽了老人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让人感动的是,面对事业如痴如醉的黄老,在生活中也很可爱。

 

随行的记者拍摄了黄老一天的生活。老人的生活十分规律:

 

7点,开始打太极,一招一式,绝不含糊。

 

7点半,开始侍弄自家院子里的花草。

 

讲起自己的这些花花草草,黄老十分骄傲:“这个吊兰是我们在葫芦岛的时候,自己种的,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几年啦。”


末了十分调皮地对记者悄声说:“我的夫人喜欢看,她看的比我多”。

 


而屋子里的夫人则向记者“抱怨”道:“这些花,平时换土的时候都是他换的。我说他就是喜欢玩泥巴,家里其他的事情他就不管了!”


老人说罢笑了起来,幸福溢于言表。



8点20分,黄老开始吃早餐:一片面包,一个鸡蛋,再加一杯牛奶,牛奶里放了红枣、核桃,还有一小撮葡萄干,简单而精致。


黄老笑着介绍自己的养生“秘诀”:“一天两个枣,长生不见老”。

 

两个女儿面对记者,也讲起和父亲相处的点滴:

 

“他自己连一双袜子都没有买过”;

 

“小时候喜欢吃巧克力冰棒,他一口气请我吃了五根,结果回去我就拉肚子了”;

 

“他爱孩子,但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爱孩子”。

 


面对妻子和女儿们的“控诉”,黄老在一旁的院子里,像个孩子似的爽朗大笑,对记者说:“嘿嘿,他们又在说我了”。



虽然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但是黄老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对事业的态度,女儿们是看得到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影响更大。

 

黄老的家里,每个星期会开一次音乐会。老人多才多艺,口琴吹得非常动听。


看到老人认真吹口琴的模样,听着悠扬有力的旋律,瞬间被老人家圈粉。

 


有可以痴情的事业,有乐观而富有情趣的生活心态,还有家人的支持与爱,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吧。


物质追求没有尽头

但我的人生没有虚度 


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最近,“买不起房”“中年危机“的焦虑持续弥漫,成为了笼罩我们这代年轻人上空的另一片阴霾。

 

阴霾下,年轻人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似乎只为了填补物质空洞,我们依旧迷茫。

 

有物质追求并没错,但是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仅仅想着物质追求,很容易陷入焦虑,并不能给人带来长久的满足感和快乐。

 


就像女生跟着营销号买口红,有了一只之后,还想着下一只。欲壑难填。

 

身边有好多金融专业的小伙伴跟我说:其实我并不喜欢金融,学这个专业就是为了年轻的时候多赚点钱,等我做到30多岁财务自由了,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了。

 

听起来很可笑:一旦以赚钱为职业的唯一目的,哪里有“够”的时候呢?

 

我一直觉得无论现实条件是好还是坏,我们都要给自己的职业,给人生注入一个“动力内核”。

 

这个内核一开始可能是“做着有激情”,逐渐变成“展现自己的价值”,到了最后会成为“对某项事业或某个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科学家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正是如此:真正热爱事业的人,生命才是精彩和厚重的。

 

就像“核潜艇之父”黄老提起自己的事业:

 

“我爱妻子、爱儿女,但我更爱国家、爱事业、爱核潜艇,在核潜艇这个事业上,我可以牺牲一切。“

 

人这一辈子,能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东西,可谓是“此生没有虚度”了。

 

用《青春大概》的歌词作结,希望你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份事业,让你能够在年老的时候说出:


也许还有遗憾,

甚至很多,

但我相信共你,

没有白活。


来源:LinkedIn


附: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节选),限于最多只能发表20000字,剩余部分点击阅读原文。


他的人生够特别的了。

他当然有个名字。你可以称呼这名字,但他不允许发表。国际星球登记处最近出了个公告,只要谁愿交付一千法郎,就可以用谁的名字给某个星球命名。立即,一场“用你的名字给星球命名”的热潮席卷欧美。多少人喜欢出名,从在名胜地的一颗竹子上课上“某某人到此一游”,带出钱买个星体命名而“名垂千秋”,都是为了把名扬。可他,若我不答应把他的名字隐去,他就不会接受我的采访。

他家小小的客厅里有一尊石膏头像,一看就是他。这是他的在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的女婿在她出差时凭记忆而塑的。这位年轻的雕塑家有句座右铭:“我只塑造爱。不是因为谁漂亮谁有名我就塑造谁,而是因为谁最重重地敲击了我的爱的兴奋点!”尽管话是这么说,在我看来,无论是头像还是他本人,器宇轩昂,够有阳刚美的。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她有个显示自己很有智慧的大额头,一双喊着永恒的微笑而把所有情感深藏着的眼睛,上下形成了迷人的背反。他的贤内助李世英用痛惜和自豪的复合语调对我说他的大额头:“为了他的事业,他的额头不断在扩大,这几年扩大得(老得)更快,起码秃了一寸!”我想给他的大额头拍张照,可采访过他的一位女记者提醒我说:“不行。他从事的工程,荣获国家颁发的科学进步特等奖。他本人有一单项获国家科学大会奖,他还是船舶总公司的劳模。你注意到了没有?报纸发表时,其他劳模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他的影像保密,可看而不可拍照,就象珍贵文物一样,挂有‘请勿拍照’的牌子。”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隐去了他的名字和影像后可以说了。今年元旦,《人民日报》正式公诸于世,我国已研制成功了尖端的导弹核潜艇。至今,世界上只有美、苏、英、法和我国拥有。这是轰动全球的赫赫伟业,不是雕虫小技。他一再说,他只不过是千万名研制人员中的一员,普通一员。这是一个座标值。但我得指出还有另一个座标值:他是这个被称为“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及海底城市于一身”的导弹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核潜艇支付”但毫无疑问,中国核潜艇中一定能找到他的智慧的基因!

古代的隐士,当今的“回归大自然者”,都隐居深山,啸傲烟霞,清静无为——这是一种无为而无名的人生。

运动员、总裁、演员,的诺贝尔奖金的人等等,冲刺在前,出类拔萃,名扬宇寰——这是有名而有为的人生。

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象他负责设计的潜艇(而且是核动力的),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这种超想象的人生,难道还不值得我去“写——体验”一番吗?他今年六十一岁,属虎,仍然虎虎有生气。我若体验“虎跃六十一秋”,岂不又增寿六十一岁?

 

1958年离1955年很近。

1955年,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取名“魟鱼”号。

“自从世所公认的‘潜艇之父’——荷兰物理学家德雷布尔在1620年制造第一艘机械装置的潜艇开始,到1955年魟鱼号诞生前,那都不是真正的潜艇。”他用客家乡音很重的普通话对我进行启蒙,“常规潜艇全是憋了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航行一小时就要浮上来透口气,象人的潜泳,象鲸鱼定时上浮。只有到了核潜艇,才是真正的潜艇,可以潜下去几个月,可以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是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就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距离魟鱼号只有三年时间,当时我国还没有陆上的核电站,聂荣臻元帅就以战略家的勇气和预见力向中央打报告,我国要研制核潜艇。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在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我方提出,请苏方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对方一口拒绝了,认为我国的工业基、技术力量以及理论水平都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根本搞不成。毛主席不信邪,下了个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一指示就规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也规定了千万人的人生走向。但是从第一天到现在从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的,千万人中就只有他一个。

 

象潜艇一样沉下去,沉到他的童年去。1958与1926有一条连续的因果链吗?

1926年元宵节过后的五天,他降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贫困的居民村(如今是镇)——田墘。字典上查不到“墘”字,是这儿的居民自己造的汉字。

假定,美国的“原子潜艇之父”李科维尔降生在印第安族部落,那他成年后的自我实现不会是核潜艇,而是弓箭的改良,降生地是人生的第一个规定圈。

田墘,在二十年代,这儿的绝大多数居民从事两件事,捕鱼和走私。他的出生,在田墘的居民看来,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走私兼捕鱼的芸芸众生。父母都是行医的。母亲是位助产医生,贫困人家没有办法付接生费,她一笑,说;“就让孩子以后叫我一声干妈吧!”这一来,如今已是94岁的健在母亲。干儿子、干女儿满天下了。现在的区委书记就是她接生的干儿子。父亲除了行医以外,在儿女成群(生了九兄弟姐妹)难以度日时,也搞起了走私。从泰国贩运大米,在香港开了一个米号卖,还用渔船偷运到田墘来,逃去国民党的关税,然后批发给米贩子。因此,从父母的规定性开看,他长大至多是行医兼走私大米。确实,他在初中以前是一直立志要当医生的。

1958与1926是风马牛不相及!

再往上寻根,他是客家人的纯正后裔。相传公元四世纪黄河流域的汉人因避战乱南迁,客居粤闽,成了客家人。客居他乡,无人身保障,因此盛行练武。他的祖父就是一名武秀才。客家只能耕作在山区,必然时兴山歌。客家人的感情特别浓烈而内蕴,就把山歌发育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情歌。客家情歌迷倒歌迷,还使古汉学家激动不已,因为客家话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音韵,是消亡了的古语言的“活化石”。如果穿凿附会一番的话,倒有点“隔代遗传”——祖父是武秀才,他虽然不会武术,但毕竟终生搞了武备,一个“武”子可以生拉硬拽在一起了。

总之,在那时,所有知道他出生的人,绝对不会料到这位脑门好大的三小子将来会成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是说梦话,说胡话也说不到这上头来。

 

纵使是1958年搞核潜艇,对他来说,也象是个春天的好梦,赫赫而空灵。

“你信吗?我们搞核潜艇是从玩玩具开始的,哈。”他说。

真有点古希腊人的幽默了!在人类对宇宙的局部构造几乎一无所知、混沌一片之时,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却兴致勃勃地穷究“宇宙天地是什么构造的”博大问精深的课题来了!他们居然还找到了自己非常满意的答案!古希腊人说,宇宙是有空气、土地、水组成的。古中国人的答案要“形而上”些,天地由阴阳所合,金木水火土运行所成。古老的幽默!

“那是,我知道的核潜艇,就象古希腊人谈宇宙一样,只知核潜艇是以核为动力的潜艇,一句大实话!上级选中我来搞,是看我有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的学历,还看上我曾搞了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经历。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楼也是房子,但是一个能造小木屋的木匠别说造不了摩天大楼,连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们当初就有过一个总体构想,把常规潜艇分成两半,中间加一个核电站。后来才知道核潜艇是另一种性质的潜艇。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外国玩具,十几厘米长,咖啡色的,是核潜艇玩具。我们喜坏了,象当年达尔文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进而对标本进行解剖一样,我们对玩具进行了多次肢解组合。当然没我们当时还读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高深的学术论文,也看过几张照片。可是,核潜艇是个最高绝密等级的东西。论文不仅掐头去尾,而且,还珍重有假,假中有真。譬如,有篇文章说,为了保证水下发射的命中率精度,对艇的平稳性有很高的要求,因此装设了六十多吨重的大陀螺。这东西我国生产不了,又多了个攻关题目。不仅如此,这个大家伙一装,艇就要增加一个大仓。水下的体积不象水面船舶。那里全是黄金空间!后来,我们从试验中得到的大量数据表明,不需要这个陀螺。但很难下决心。人家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都用,我们敢不用?发射时翻了船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当时要我拍板时,就有装和不装的激烈论争。我想,我们是独立研究,不是比葫芦画瓢的抄袭,既然我们的实验数据证明可以不装,那就应该不装。我毅然拍板定了案。当时我就怀疑外国是否真的装了。果然不错,后来得到的资料表明,他们也没装,差点上当!后来,我们的艇发射时稳得象陆地,摇摆角、纵倾角。偏航角都接近于零!——这就是我们跨出的第一步。”

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而从可笑到伟大也只有一步。他们跨越了古希腊人的可笑,从玩具跨到了核潜艇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我们的母亲怀孕地球上最尖端的物种(人类)不也是从极小极小的单细胞开始的吗?他比母亲还高明,母亲不知道怎么怀出了宝宝,但他十分清楚他们怎么怀孕出核潜艇总体设计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里一定充满着智慧天地里的超想象的故事——可惜,他不能讲,尤其不能全讲,理由很简单,保密。真扫兴!

“我们谈谈这个总可以吧?”我试探着问:“一般的科学家,公开的读文献,公开的提出自己的课题,一有成果抢时间公开发表。而你,秘密地读文献,秘密地搞课题,越有成果越把自己藏得深。请你谈谈,你是怎么适应这种特殊的科研生活的?没有心理障碍吗?”

“不,我一开始就很适应。有人同我开玩笑,你整个人生是个‘不可告人’的人生!是的,我在交通大学上学时就开始了不可告人的地下党的人生了……”

 

 

40年代末。上海交通大学。他。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是:

——爱冲凉的广东佬。爱喝稀饭爱吃红薯的穷学生,一边上学还得一边去当家庭教师,辅导有钱人家的孩子考大学。

——爱唱歌,会唱的歌抄了厚厚一大本。会拉小提琴,比锯木头的声音稍微悦耳些。会吹口琴,这还有点水平。还会指挥打拍子。听说他在家乡上中学时演过抗日的戏,在《不堪回首回平津》的话剧中扮演过小姑娘,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也是男扮女装演小姑娘,属于梅兰芳那一派的。正因为这些,他当了交通大学《山茶社》(一个专演文艺节目的社团)的头头。

——当然,1947年去南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有他。但他不是喊口号者,不是与国民党的上海市长的谈判代表,更不是那几位在没有火车司机及司炉的情况下把大车开往南京的同学。他只是指挥大家唱唱《国际歌》《马赛曲》而已。后来,几次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中有他,但不是“出头鸟”。他不是国民党特务的拘捕的对象,同房住的一位姓厉的同学是。有天半夜,有人敲门叫厉良辅。说学生会在食堂开会叫厉良辅参加。厉良辅正要穿衣出去,他说等等。他伸头往窗外的树下一看,有几个黑影在游动,他马上制止厉良辅出房。这时,又有人轻声敲门来叫了。他灵机一动说:“厉良辅已经出去了!”门外的人没走,用钥匙在锁洞里转了。毫无疑问是特务,诱捕不成要进房了!他一面顶住门,一面大喊“特务抓人啦!”这一叫把全楼学生惊醒了,纷纷起来抓特务!特务溜走了,他救了厉良辅(现在郑州工学院院长)一命。通过这件事,知道他这个大额头广东佬很机灵,仅此而已。

在交大,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就是同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同班级的地下党员都互相不知。

哦,也许有一位女同学朦胧知道他赞同共产党的观点。这位女同学带他很好,他很感谢,相互间已萌生轻纱似的初恋诗情。可是,也许因为观点上不同步,也许因为他内心最深层的密码不可告人,女同学在朦胧中怅然走开了,到别的城市别的学校去了。

上海快解放了,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才让他崭露头角,要他领导“山茶社”(后改名为“晨社”)扩大宣传,演自编的歌剧,放幻灯,朗诵。他就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上了,上了“黑名单”。1949年4月24日深夜,一阵机枪声。他还以为解放了,赶快穿衣出门。只听得宪兵、特务冲上楼喊:“不许动!”他才制住脚步。马山当机立断,不回自己房去,不然他一定被捕。他和一位姓冯的同学闪入洗脸间,躺在脸盆下以观动静。过了一会儿,有同学进来小便,看到是他,就说:“三楼查过了,楼口没有宪兵,可能换岗去了,他们指名要抓你,你快上三楼!”他和姓冯的同学立即爬起来冲上三楼。刚上楼就看到有兵手楼梯了。几秒钟的偶然,让他拣了一条命1

“无论是地下党工作,还是海峡核潜艇研制,都是秘密工作。”他谈起自己的特殊体验,“秘密工作虽因不可告人有点憋人,但那神秘、惊险感,总激发人炯炯有神,充满乐趣……”

 

 

当我从别的人那里了解了他的一些经历后,知道他对这种“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模式”并不全有乐趣,有时非常痛苦。

事过多少年后,有位老同事负疚地对他说,在仿制苏式潜艇那个单位共事期间,党委书记让这位老同事天天跟踪他,并天天向党委书记汇报!这位书记认准他是特务!

“什么地下党员!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党委书记说。

他当时不知道书记把他当特务,更不知被人跟踪。他只是感到蹊跷。他的爱妻小李,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俄语专业,是苏联专家的技术翻译,怎么突然调动,不让她翻译主体部分,只准她翻译辅助部位?哦,现在听老同事一说才恍然大悟,才大吃一惊!他到现在都说不清怎么得罪了这位书记。他当时只是觉得这位书记格调不高,喜欢吹捧,还有一段逛妓院受降职处分的历史,他对书记不太恭敬。就这样惹了麻烦。他不懂得,在权力和尊严高于一切的人那里,亵渎和不敬是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不是书记真发现了他的历史有疑点,而是他干过地下工作,无名而危险的工作,容易制造出一个疑点来,搞你一阵子再说,搞错了也没有关系,起码落个“革命警惕性高”的优点,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不行,是工商业兼地主!——弄了一两年内部控制,查无实据,不了了之,自生自灭。

无独有偶,1966年,他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大喝一声,把他当做“特务”揪了出来,带回基地去审查。一位总设计师被弄去一面养猪一面随时被提审。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审查时,至少没有去养猪。更超出人的想象的是,审讯他的军代表对他提出如下“铁的证据”——

军代表,“你说你不是打进交大地下党的特务,这可能吗?你家是工商业兼地主,怎么会提着脑袋去干地下党,你这不是冒死把矛头指向你自己的家吗?天下哪有这样怪事!”

他:“中央领导人中,有不少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的,他们为什么会背叛家庭闹革命?!”

军代表:“你——你竟敢和中央领导相比,罪该万死!中央领导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他:“都是人,都是共产党人!”

军代表;“你说你不是特务,那你交待出每次上街游戏右面是谁?左面是谁?”

他:“你能记得二十几年前你在上学时每次出操左面是谁和右面是谁吗?”

军代表:“你——你这个特务!只配吃两颗花生米(即子弹——作者注)!”

军代表这“花生米”三个字,却道出了他的性格刚烈的一面。确实,他要是认准了的事,吃“花生米”也是不让的。那回答,不是软性的语言流,全是他吐出来的一根根不可折的合金钢条!

又一次查无实据!不,又一次有大量的人证、物证证明他是赤城而机智的共产党人!倒是可总结出一个可怕而有趣的规律,有着“赫赫而无名”人生的人,常有着一种特殊体验:在那“同根相煎”的颠时倒空的年月里,这经历会被有心人锻造成一柄刺来的致命的剑。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在这特殊的体验中含恨而去了,他的当年的领导被逼疯了,因此,他还算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核潜艇工程需要他,有特殊保护,军代表不能随便给他吃“花生米”。

 

 

什么样的几何形状最完美?他会回答你说:“水滴形!”

哦,晶莹的水滴,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了这个水滴型贡献了涌泉似的智慧,所以他偏爱。

高速航行于三四百米以下的深水域的核潜艇,不能再用常规潜艇的线型。要用水滴线型,这种型每个切面都是圆,与水的摩擦面积最小,而且在深水的稳定性好。

美国人为了核动力水滴线型的成功跳了三步: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核动力常规线型,核动力水滴线型。三级跳。

苏联人跳的步数更多。五级、六级跳。

按理,我国的工业技术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应该更多级地跳到核动力水滴型。可是,这位总设计师却敢变成一级跳——把核动力直接装进水滴型艇身内试航,而且一试就成功了!

“因为中国人比美国人、苏联人聪明?”我怀疑。

“不,不是的。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外国人聪明。”他一点也没有显示欲用平平的语调说:“美国人第一个搞核动力潜艇,第一个改常规线型为水滴线型,根本不知道这条路能否走通,人家分三步跳是合乎道理的,科学的,稳妥的。我们搞时,已经知道了核动力水滴型是可行的,何必还要分三步跳?一位侦察兵,走了许多弯路,找到了欲到的目的地,回来给你画了一条最近的路,你为什么偏要按侦察兵走过的原路去走?聪明的大脑不在于自己脑袋有多大,有比别人多多少脑细胞,而在于会不会与别人的脑组成一个头脑公司或头脑网络。倘若把智力用在这个地方,就事半功倍!”

就这么简单!一个“思维软件”,魔术般地变三级跳为一步跳,一步跳得和三步跳得一样远!

他马上又补上一句听起来是老生常谈的套话:“当然,我下决心将三步作一步走,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靠大家。”

不,不是谦谦君子的套话。当我向他的同事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后,这套话也是个新型的“思维软件”呢。

每次开会,他提出个问题,象篮球教练裁判一样,把球往上一抛,挑起两队激烈交锋。

但是,他不像篮球裁判,老在那里吹哨,惩罚犯规者,判定得分;不,他不“吹哨”,在创造性思维领域里,无规则就是规则,无犯规一说。他希望双方争得越激烈越好,这样,双方的智能就能发挥到高峰值。他不判谁的这个意见对和那个意见错,因为他只要一判得分,就一锤定音,争不下去了。他只是听着,象他平常听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样,凝视听着。不,不是凝神,而是激越地听着。他的脸上,保持着永恒的微笑,严守中立,内心却处在高能激发态,自始至终投入激烈但又无声的论战。

——这就是他与同事们组成的头脑网络的一种模式。凭这,他的大脑成为决策的终端输出。他最后拍板,制定出一个又一个的设计方案。他的拍板不是用“我的意见如何如何”来表达,而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式”表达。他总把自己的意见与尽可能多的意见衔接起来,成了这样的独出心裁的表述式:

“根据某某的意见的启示,我这样想……”

“我赞成某某意见的某一提法,发展成了这样的想法……”

“某某的批评意见告诉了我们不能做什么,或者说告诉我们能够做什么的分寸……”

呵,每个人输出的信息都与他的信息形成了网络,每个人都在他拍板的定案中找到了自我,这就会激发出大家更多的热情和更大的智慧。

每次拍板之后,他还要加几句独具个性的补白:“在没有决定之前,大家说什么我都欢迎,骂几声都无妨。但是,一旦定了,我请求大家不要再动摇我的决心。科学上的问题可以几十年几百年争下去,决不会争出个水落石出。只有争一段,然后横下心来干一段,才会真相渐明。干对了,没有说的;干错了,我当总师的承担责任。”

他给同事们的印象很复杂,即可亲又可畏。他象核潜艇,浮上水面,是大海中一滴温柔的水滴,有说有笑,晚会上还为大家吹口琴,甚至还唱一首《月朦胧,鸟朦胧》的流行歌曲,可亲可近;一旦潜到工作中,那就是核动力前进,不允许有偏航角,并向一切障碍发射鱼雷和导弹,威严可怕。

他这个总设计师太有意思了,不断在变换着角色;一会儿象个篮球裁判,抛出问题之“球”,挑起双反激战;一会儿又同所有人合开“头脑公司”当董事长;一会儿当起可亲歌星;一会儿又是说一不二的“铁血宰相”……这是赫赫之业逼出来的领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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