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见俊辅的挽歌

2015年7月24日，鹤见俊辅殁后第四天，日本万余名民众到国会前抗议最近的修宪活动，手中高举“维护宪法”、“不准杀任何人”等标语。这可以说是他们对鹤见的挽歌。

7月20日，日本哲学家、思想家鹤见俊辅辞世。作为战后日本思想界并驾齐驱的巨人，继竹内好（1910-1977）、丸山真男（1914-1996）、吉本隆明（1924-2012）之后，鹤见的离去首先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执战后日本思想与言论牛耳的“战前派”与“战中派”（分别指在战争前与战争期间形成人格的两代人）知识分子就此谢幕。由于独特的战争体验，这些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展开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在日本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所展现的思想与行动，已然决定了他们作为巨人不朽的一面；他们自身就是战争留给日本以及世界的遗产。

然而，如何看待这份遗产，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人们仍在摸索，甚至在苦斗中。在现代日本的思想与言论空间中，如何认识此前的战争一直是当然的主题。不过，这一主题因必然关涉历史、国家、政治、人性、文明，并非为日本所独有。那么，作为世界大战主要当事者与责任者的日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怎样无可替代的经验、认识与教训？鹤见的逝去或许将再次激发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世人思考这些问题。鹤见独特的思想与人生轨迹，正是引领人们进入问题的一把钥匙。

鹤见俊辅战前、战时的人生肖像

鹤见俊辅出生于1922年，家族背景显赫：父亲鹤见祐辅曾任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并出任过众议院议员、厚生大臣等，在战前有着亲英美派自由主义政治家与作家的名声；外祖父为大名鼎鼎的后藤新平（1857-1929），曾出任过台湾都督府民政长官和满铁初代总裁，其后相继担任过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要职，于1928年获封伯爵。因这种贵族出身，鹤见的母亲对他极为严格，导致了他过早的叛逆——偷书、考试故意交白卷、逃课、出入花街柳巷、多次自杀未遂，并最终不得不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小学勉强毕业后，他进入初中，但第一学期即被开除；随后，母亲安排他转学，但两个学期后又被开除。见此情形，父亲将他送至美国。另一方面，鹤见又是一位智力异常早熟的少年：他在小学毕业前读的书即超过了一万册（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新曜社，2002年， 717-718页）；据说，他还有着超凡的记忆能力。

1938年9月，他来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一所中学。环境的变化让他洗心革面，开始异常专注学习。翌年，他考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实用主义；在其授业老师中，有卡尔纳普、蒯因等当时第一流的哲学家。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翌年2月，他被怀疑为间谍，遭到美国联邦警察逮捕，被关进收容所。在随后的审问公听会上，哈佛大学的教授出任特别辩护人为其进行了辩护。由于无法继续学习，他趴在收容所内的马桶上完成了毕业论文《论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尽管修学年限不足，哈佛大学的教授会还是同意授予他毕业文凭。

从日美开战时起，鹤见就认为正义在美国一侧，日本必败。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回国，理由仅仅是“想在日本人当中迎接战败”。1942年8月，他乘坐日美交换船返回日本，并随即接受了征兵体检。因患有肺结核，他每天长跑，希望通过咯血来免除兵役，但未成功。迫不得已，他主动选择从事海军文职工作。1943年2月，鹤见被送到南方战线，进入爪哇雅加达的海军武官府，负责监听盟军的英语短波电台。他的上司是一个叫前田精的大佐，他认为前田是个“即使战败也相信大东亚解放理念的人”（《战争留下了什么》， 25页）。1944年12月，因胸部骨疡恶化，他被遣返回国内修养，最终迎来了日本的战败。

在近两年的军队生活中，鹤见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透彻的观察。在爪哇前线，他看到的是日军从事毒品交易、吸食鸦片、出入慰安所、残杀俘虏等罪恶、堕落、残酷的行为。由于确信日本必然战败，他一方面紧张地掩饰这种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因“不想跟敌人战斗、不想杀人”，他一点一点地偷取鸦片私藏起来，准备随时自杀。

尽管如此，他所知的一起杀害平民俘虏的事件，还是让他恐惧不已。当时“第二十水雷战队”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澳大利亚货船，并说船上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秘密，不能留有活口。被扣押的平民俘虏中，有一个来自果阿的黑人患病。军方于是命令一位文职人员携带毒药和手枪，将其带到指定地点杀害。那位俘虏以为是去看病，很感谢地跟随而去，并被骗吃下了毒药。“但他没有死。于是就把人活着扔到坑里填上土，他还是没有死，呜呜地呻吟着，说是后来就用手枪乱打，直到土里的呻吟声停止了才回去。”（同上，31页）执行杀人命令的那位文职人员，就住在鹤见的隔壁。

文职人员的另外一项工作是负责组建爪哇的慰安所，并“上街去找能满足要求的女性”。鹤见回忆说，日本军官喜欢白人女性，但因荷兰人都被关进了收容所，他就到街上找白人和当地人的混血儿。被带入慰安所的女性“主要是当地良家女性”，但那些混血儿中“也有平时就做这一行的”。慰安所里也有从台湾及朝鲜被强制拉来的女性。另外，日本的慰安妇则主要住在为士兵服务的慰安所。从佐官到高级别军官，再到文职人员，都是慰安所的常客。鹤见出于“不良少年的骄傲”，并未同流合污，为此而屡遭嘲笑。因自认比杀人好，他对从事慰安所的各种诸如“拿套子”、“准备早饭”等杂事逆来顺受（同上，28-39页）。由于这些独特的经历，19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后，鹤见积极推动了日本的相关赔偿措施，尽管以失败告终。

海军文职人员的薪水颇丰。鹤见将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二寄回家，余下的三分之一用于购书。据他说，德语的康德全集、叔本华全集等，都购于当地。另外，爪哇有很好的图书馆，这成了一种救赎。他回忆说，他在图书馆里借阅并读完了霭理士（H. H. Ellis）的六卷本《性心理学》，因为他关注的问题正是“国家-性”关系：他“要用自己性的欲望跟国家准备的慰安所对立”（同上，126页）。这种战时体验，导致了其后他对大众欲望的重视。

鹤见对自己的上述战时体验，有过多次重现。显然，这种口述史自身就构成了战争留给日本的遗产。对于鹤见自身而言，这种战时经验一方面让他“对日本人很绝望”，另一方面加深了他对国家、人性、政治的理解。思考这些根本性的战时体验，诚实地面对自己与他人的人生，这成为鹤见此后人生的主题。

《思想的科学》与“转向”研究

1946年5月，鹤见与其姐姐和子（1918-2006）、丸山真男等七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并创办同人刊物《思想的科学》。创办刊物最直接的动机，源于和子的提议，即为治疗俊辅的抑郁症；最初的资金是他们自掏腰包。当然，刊物有正式的宗旨，即探索战败的含义、吸取教训。不管怎样，到1996年3月停刊为止，这个刊物正好持续了半个世纪，共发行五百三十六期，成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在这一过程中，鹤见等人还以杂志为中心组建了各种研究小组和读书会。在卓有成效的小组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后来活跃在日本学术、思想与评论等领域的知识分子；鹤见的这个团队因此也获得了“鹤见学校”一说。就人才培养与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而言，战后日本社会尚无出其右者。

关于刊名，有日本思想史学者推测说，《思想的科学》源于在战后日本思想界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从空想到科学”等说法。但事实上，“科学”二字源于一位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经济思想的日本学者，亦即源于中世纪神学。鹤见回忆说，刊名寓意是，知识分子要用“根本性的思考的方式”，应对战败问题。战前日本知识分子无力进行根本性思考，鹤见认为这是致命的缺陷。在最初发表的论文《日本为何冲进了太平洋战争？》中，鹤见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护身符语言”的说法，揭示了问题的一种生成机制。在他看来，弥漫社会的“鬼畜美英”、“国体”、“大东亚共荣圈”等说法，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护身符，避免触犯当局设定的禁区；但另一方面，这些说法最终将日本国民悉数绕了进去，人们信以为真，最终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后，1948年11月，鹤见受聘为京都大学的非正式讲师；翌年4月，正式出任该校人文研究院的副教授。1951年，斯坦福大学聘任他为副教授，但因他参与反核运动，美国领事馆拒发签证。1954年，他转任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直至1960年。这一期间（1954-1962），鹤见组织了三十余人的研究会，完成了主题为“转向”的研究，最终出版了三卷本研究成果《转向》。鹤见是一位极其高产的思想家，终其一生，出版有七十余册的单行本，另有编著、合著近百本，但他自认为这部共同编辑的《转向》是其代表作，会留名历史，可见其志向所在。

“转向”一词最初源于1920年代的日本共产党，是“方向转换”（即路线变更）的缩略语；在1930年代，这个词逐渐用于指称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变节”，成为一种轻蔑的说法。不过，鹤见认为“转向”是一个普遍现象：战前那些为自由、和平摇旗呐喊的大量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后几乎都摇身一变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战败后，这些知识分子，甚至是右翼知识分子又迅速转向拥抱“民主主义”。因此，鹤见认为“转向”的本质是指“在国家的强制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21页）。

这种普遍的“转向”除了国家权力的强制之外，还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有关——他们扮演了性命攸关的角色。鹤见认为，在以“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急速现代化进程中，明治政府高度依赖知识分子，从而造成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英、美、德、俄等国家不同。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自身使命感高度重合，进一步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精英意识；鹤见称之为“优等生意识”。他进一步分析道：“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的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这样一来，能否成为国家领导者就以能否写出“标准答案”为条件；包括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军国主义、民主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一时都成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标准答案。

鹤见认为，这种体制最终完成于日俄战争（1904-1905）时期。这一期间，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这是成败的转换点（《战争留下了什么》，135页）。这些“被造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擅长学习；他们适于和平时期的建设，却无法应对变局。因此，鹤见要求日本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坦言道：“我自己是享受了各种特权的。所以对那些跟我一样享受着特权的人们，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多负起点责任来，但对于没有特权的人们我就不会去说同样的话。”（同上，102页）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鹤见时刻进行的是自我批判。

不同于其他战后思想家，鹤见并未对大众展开批评。他认为自己不是那种进行居高临下教导式的启蒙者；除了在承担责任这一点外，鹤见认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思想的科学》并不关注作者的身份，并大量刊登关于大众小说、电影、漫画、流行歌曲的分析与评论的原因。鹤见主导的这种对大众的关注与分析，开创了日本此后的大众文化研究。

“60年安保斗争”与“越平联”

日本战败后，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1950年代末，围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问题，日本各界发起反对运动。1960年5月9日，国会预定强行表决通过改定的条约。当时的文化团体参加请愿活动，面见首相岸信介，其中有竹内好。当岸信介在当日夜里强行通过条约后，竹内好立即辞去他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进行抗议，表明无法在岸信介的政府中做公务员。其后，反对运动达到高峰，数万人连日包围国会，成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运动。

鹤见在电视上看到竹内辞职后，随即宣布辞去他在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职。他回忆说，他当时没有时间思考什么“大义”问题，但觉得“如果是跟竹内在一起，就算最后吃亏倒霉也没问题”（同上，243页）。他自嘲说，支撑他这种行为的准则就是“黑社会道义”——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这个说法，一方面反映了他豪爽的性格，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立场与框架，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富有行动能力的特征。翌年，他受聘于同志社大学，这是一所位于京都的著名私立大学。

日美新安保条约通过后，抗议运动继续发酵。6月15日，抗议运动达到巅峰，鹤见、竹内好等人都加入了冲击国会的游行活动，但遭到了警察的镇压。面对镇压，竹内好发表了题为《四个提案》的演讲，其中有“与其糟糕地胜利，不如漂亮地失败”一句。鹤见对此极为赞同，在他看来，“败得漂亮的失败是为下一次的浪潮做准备的”（同上，197页）。如何做到光荣失败以保存并积蓄势能，这对于任何反体制运动而言皆至关重要。

安保斗争停歇不久，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日本国内掀起了反战运动。组建“越平联”（即“还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的简称），正是鹤见为迎接新浪潮的行动。1965年4月，他与当时年轻的畅销书作家小田实（1932-2007）发起了这一组织，直至1974年解散。该组织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小田也一跃成为“战后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越平联”展开的诸多活动中，有一项是策动美国士兵叛逃，并提供保护。1967年秋，“越平联”迎来了首批来自美军航母无畏号上的四名逃兵。鹤见等人随即展开了紧张的救援与宣传活动。鹤见先将逃兵藏匿在父亲家里，随后又藏到自己家中，并最终通过苏联，将逃兵送到了瑞典。此后，“越平联”成为美国的眼中钉，鹤见等人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从1968年5月起，日本大学生与学校管理当局矛盾激化，再次引发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上百所大学组建了以新左翼、无党派学生为主体的“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主张以暴力方式与学校对抗，日本社会运动由此进入武斗时期；其中，尤以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全共斗”闻名。比如在1969年1月，日本政府出动八千五百人的警察机动队，试图夺回学生占据的东京大学礼堂，双方为此展开了数日激烈的攻防战。

由于“全共斗”的对象是大学，大学教授自然被学生视为敌人。不过，当学校讨论引入警察机动队驱散学生时，鹤见站到了学生一侧。鹤见回忆说，当时“全共斗”占领了同志社大学的校园，并损毁了教授们的研究室，但只有他自己的研究室完好无损，因为学生知道鹤见支持他们。这件事发生后，他觉得无法与其他教授保持从前的关系，便提出了辞呈。1970年3月，鹤见彻底告别了大学体制。当然，进入体制或“在野”活动，对鹤见而言无可无不可。当代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悼文中说“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为他准备的”，可谓恰如其分。

护宪运动：给鹤见的挽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4年，面对日本政治家一再推动的修改宪法潮流，鹤见挺身而出，与大江健三郎、小田实等牵头组织“九条会”，维护现行宪法。这一运动很快得到响应。据统计，2011年各种自称“九条会”的团体达到了七千五百多个。这是战争留给日本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遗产。不过，鹤见并不认为开展护宪运动就能维护宪法；在他看来，只有不断回归到宪法的根本精神，才能真正维护宪法。

在修改宪法的呼声中，认为该宪法不是日本自主制定的理由一再被提及。鹤见对此有另外的看法。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弄假成真》的文章中，鹤见写道：“战后日本公布了新的和平宪法，但这是一个谎言。这部宪法由美国强加给日本，却佯装是基于日本人自由意志制定的，因此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发布当时是谎言，现在依然是谎言。然而，试图从这个谎言中引导出真实的运动，我却是支持的。”

鹤见认为，既然宪法不是出自日本国民之手，那么就只能通过重读的方式激活其精神。他对这种“精神”做了如下阐述：“日本宪法打破了国家主权与军事力量难以分开的常识，禁止国家保持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日本以低于国家的准国家身份进入世界，强烈希望自己成为不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在努力实现这个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展开全体国民规模的国家批判运动；这是一个由宪法保护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制作这部宪法”（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739、751-752页）。暮年再次出马，发起“九条会”，正是他基于这一信念的行动，即维护和平宪法的行动正是日本国民的主体制宪意志的表达。

无须说，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设计，源于美国最初永久解除日本威胁的政治意图。然而，由此被命名为“和平宪法”的这部宪法超乎当事者的预期，在日本的思想空间中正逐步被建构为通向人类永久和平的宪法。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宪法得以维持至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2015年7月24日，鹤见殁后第四天，日本万余名民众到国会前抗议最近的修宪活动，手中高举“维护宪法”、“不准杀任何人”等标语。这可以说是他们对鹤见的挽歌。 ■

本文作者李永晶，文载2015年8月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