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寺中的路易威登：给LV写小小说是怎样的体验

本文原载2016年12月11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佛事、路易威登、物质主义》，欢迎点击上方蓝字“上海书评”关注我们。

路易威登集团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封面呈现为一个大写字母V中的两行法文：Volez Voguez Voyagez ： Louis Vuitton，或许可译成《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顾名思义，应该与路易威登的旅游产品有关，但这本书到底该称为路易威登旅游箱包产品史，还是路易威登旅游箱包产品目录，我还真说不上来。有一点却可以肯定，这不是一本能让你捧在手中随意翻阅的书——分量太沉了，足有十多磅，其中有七百多种不同设计规格的箱包的图片、照片、具体说明、工艺介绍，历史资料以及一些与产品有关的轶闻趣事。书外面更套着一个盒子，看上去就像手提旅行箱，几可乱真。

这一类书在国外出版界中通常称咖啡桌图书，大都印刷精美，配有许多图片，加上一些精短文字，让人们在客厅里捧一杯咖啡，随手翻上几页，有时也更像是客厅中的装饰品。但就是按此标准，《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也精美得太奢侈了。至少我自己在翻阅这本书时，会格外小心翼翼，手上绝不会去捧一杯咖啡，万一打翻，沾污了书页，那就太可惜了。

这本书自然也会有读者：路易威登品牌的消费者或崇拜者，在这个全球化的物质主义的年代，客厅放一本关于路易威登品牌的图书，或许可以多少炫耀一下，展示出那读《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的人对这奢侈名牌的热爱。不过，这品牌与我其实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无论在中国或美国，我都从未用过其任何产品，也不感兴趣（好多年前，陪妻子去过襄阳路商品市场，尽“上海男人”的义务，这大概是想得起来的唯一例外）。不过，在这越来越变得莫名其妙的全球化年代，什么都是可能的。去年年初，路易威登集团委托法国Flammarion出版社突然来向我约稿，要我为他们正在编纂中的《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写一篇稿子，我婉拒了。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更对任何有商业广告之嫌的文字避之不及。但Flammarion的编辑柯莱特却不放弃，继续发来电子邮件，还附上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图片供我参考，答应可让我自由发挥，不一定要刻意为路易威登产品宣传、背书。这真让我感到为难了。我的陈探长系列在法国还算畅销，却不足以让路易威登要籍此做宣传。柯莱特自称是陈探长系列的粉丝，这样诚心诚意地约稿，我一定要坚拒，似乎也讲不过去。

那一阵子我正客居旧金山。晚间与我朋友李黎夫妇外出聚餐，聊起这两难处境。在他们看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很可能涉及挤满巴黎香榭丽墅大街的中国旅客 / 顾客。他们成群结队地购买像路易威登这样的名牌包箱，对法国的旅游业和商业还真是做出了惊人贡献。说到底，在中国国内层出不穷的造假和丑闻后，在什么都再难以相信的现实中，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时，路易威登毕竟还代表着一种让人认可的质量与象征，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中国消费者趋之若鹜，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于是我这个来自中国的作家，也想当然地成了路易威登集团的征稿对象。

李黎夫妇倒是觉得我多虑了，说国内路易威登的消费者要买总会买，我写不写，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无关紧要，压根儿不用担心。他们还建议说，如果我能另辟蹊径，不去为广告立意，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也未尝不可一试。李黎更开玩笑说，稿酬可以给我妻子买好几个真正的路易威登包了。她说服了我。

我回家开始重新再读柯莱特给我寄来的有关历史资料，其中有一篇居然提到了一桩真实绑架案中的路易威登旅行箱，或许她脑海里是异想天开地把陈探长与路易威登想到一起了。于是我试着写了起来，字里行间也似乎鬼使神差，不由自主地荒谬、挖苦得厉害，结果还真写成了一篇像小小说的东西，标题是“龙华寺中的路易威登”。匆匆写完，我估计柯莱特很可能不会用，但也并不怎么担心。至少我能对她说我已尽力。

柯莱特看了，第二天就出人意料地发来电子邮件，说她与编辑部的同事一致认为文章角度新颖，立意更是匪夷所思地恰到好处。接下来就是签约，然后很快就寄来的文字清样中几乎没作改动。年初的时候，那本厚沉沉的《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就挂号寄到了。

书既然到了，总要翻一翻。书确实编得像奢侈品牌的艺术品，精美的插图、插页、装帧让人目不暇给，文字内容也包罗万象，概括了路易威登箱包产品的各个方面。不过，诚如我不是为这样一本书撰稿的合适人选，我同样也不合适写《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书评。但话说回来，这本书居然收了我这篇甚至可以说是“反宣传”的文字，也够另类了。将“龙华寺中的路易威登”翻译出来，再加上一些背景介绍或诠释，也可以是一种另类的书评，或者有点像我朋友，澳大利亚批评家史迪芬·缪克 （Stephen Muecke）擅长写的虚构书评（fictocritical review）。

龙华寺中的路易威登

在龙华寺的佛堂里，某公安局的陈超探长，一边对供桌上香烟萦绕、框黑框的照片鞠着躬，一边尴尬地发现自己成了人们的注意中心。今天，他助手俞警官的妻子佩庆在这里为她去世的父母举行佛事仪式，特地也邀请他来。按照通俗的迷信说法，逝者满百岁时，就要投胎转世，而寺庙里僧侣的念经祭奠，会使这跨越阴阳的旅程畅通无阻。作为一个仕途看涨的党员干部， 他“莅临”这一场合，无疑可以为佩庆和她的亲属“挣脸”；在他们的想象中，同样也为逝者挣脸。佩庆这些年对他们的探案工作一直全力支持，他不得不来。

鞠完躬，他退入佛堂的一个角落，看几位中年妇女在另一端忙着把冥纸折成金银元宝，放入几个深棕色大箱子，堆在供桌旁，样子有点像人们出门携带的旅行箱。几年前他参加过一次类似的佛事，还记得那时候各色金银元宝装在红封袋里。眼前的箱子大约却是用纸板做成的，但看上去相当结实，档次也高，箱子表面有精致的花纹，似曾相识。诸如此类的升级换代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体现出“美丽新世界”中世故、体贴的考虑，要让另外一个世界中的搬运方便一些。

接着，涟萍也到了。她手中相机闪光灯一阵噼噼啪啪，让他的思路也眼花缭乱了。年轻、漂亮、时髦，她身穿低开领的黑连衣裙，胸前是一小块《××报》记者铭牌，红丝绳悬挂着，更衬托出领口开衩处露出的霜雪肌肤。

她脚步轻盈地走向陈超，再一次让他成了注意力的中心。她张开双臂，亲热地拥抱他，尽管他们才认识了一两个星期。佛堂里顿时又漾起了一圈激动的窃窃低语。

“陈总探长要我来，我怎么能说不呢?”她对佩庆狡黠地一笑说。“我正在为我们报纸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今天在这里的照片会与文章一起刊发，下面会加个小注：‘陈总探长与他的助手在寺庙里磕头——充分体现当干部的人性的一面。’”

她是不是会这么做，他还真说不上来。他们先前从未讨论过这样一篇特写文章，更不要说照片了。不过，龙华寺中的照片出现在党报上的可能性，对这里的人来说显然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身旁的窃窃低语似乎又激动起来。他于是不置可否。

随后，在两列和尚的一片念经声和木鱼声中，佩庆父母的百年往生佛事进入了高潮。

陈超、涟萍与其他人一起神情肃穆地随僧人走出佛堂，踏进外面院子。大伙儿伫立在一只大铜焚烧炉四周，捧起装满冥金银元宝的箱子，一只只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路易威登！”

他终于认出来了——颜色、花纹、格调。昂贵无比的世界名牌“路易威登” 的广告，他在报刊与电视中多次见过。先前在佛堂里，他也觉得箱子依稀有点面熟，原因即在此。

“像你这样的党员高官，更不要说还是有名的现代派诗人、春风得意的社会精英，自然不需要名牌之类的玩意儿来支撑自己。”涟萍在他眼睛中读到困惑，继续往下说。“可其他的人怎么办？在今天中国社会里，物质主义的衡量标准是唯一得到认可的标准。那么，他们又怎样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你有没有在我们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段消息？中国旅游者现在像潮水似地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巴黎，但他们只是名义上的旅游者，在凯旋门下其实更像蝗虫一样抢夺、吞噬各种顶级名牌产品。”

“可这些假箱子在这里是要奉献烧掉的。”

“可不是吗？自然或超自然的想象投射。在阴间里，死者也可以享用在人世间不可能的顶级奢侈品牌，因此身价百倍。”

她目光还真是犀利。说到底，他自己来龙华寺参加佛事，不也是多少出于相同的考虑？就仿佛是要把他探长的奢侈身份或品牌“出借”给这个场合。

也许，也因为类似的考虑——哪怕只是在潜意识中一闪而过——他把今天的龙华寺佛事安排“顺口”告诉了她。于是她也来了，一个青春靓丽、光彩照人的党报记者陪着他，在龙华寺里“采访”。

“更何况，中国当下有这么多可怕的假货。这品牌箱子至少会让人联想到悠久的传统，可靠的质量……”

在一大堆混乱的联想中，陈超想起他多年前曾读过的一个案例。上世纪初，美国两个罪犯在芝加哥企图绑架一位富有的出版商，阴谋把他塞进路易威登大旅行箱中潜出旅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件奢侈的行李绝不会让人起疑。不过，那出版商还是意外地逃脱了。罪犯就擒，其中一个不走运的后来在狱中上吊自尽，案子所涉及的人与旅行箱的照片因此都登上了报纸。

涟萍的手轻轻触及他的手，火焰在路易威登箱子上纵情狂舞。他们在一旁默默注视。刚才，她的评论听上去冷冰冰的尖刻，但此刻，她的指尖温暖、柔软，在一瞬间又把他带回美丽的新世界。

“在路易威登旅行箱里装满金银元宝，死也值了。”

（龙华寺）

《空中与海上的旅行：路易威登》一书出版后，还真是巧或不巧，年初我真得去上海龙华寺，为我前些日子去世的哥哥哓伟做一场佛事。那里我见到了我朋友——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Deborah Davis（中文名字戴慧思）教授。她是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风俗习惯的权威，我们先前曾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一场研讨会中讨论过有关问题。我妹妹定下做佛事的那个日子，戴慧思也在上海，我知道她的研究兴趣，就请她到龙华寺来做一番“实地调查”，顺便转给她《龙华寺中的路易威登》一文。她果然来了，还入乡随俗地带着传统的祭品（当然，这也给佛堂中我的亲戚朋友带来一阵窃窃私语）。佛事开始前，我妹妹给和尚发红包，觉得有必要对远道而来的美国教授解释说：“如果不给红包，就像一句老话中说的那样，‘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佛事的功效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在她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戴慧思或许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在一旁跟着鞠躬如也。但是那天晚上，她看完那篇关于路易威登的短篇小说后，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编辑那路易威登集子的出版社会选用你的文章，我丝毫不感到惊讶，惊讶的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社会里已膨胀、泛滥到了如此地步。”戴慧思是个有洞察力的学者，一语中的，因为我那篇文章侧重点正是对物质主义的嘲讽、批判。自然，什么事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从路易威登集团的角度看，这小小说也可以证明这名牌怎样在中国广受欢迎，甚至在这样一个难以想象的场合，因此理所当然地收到书中。

紧接着，4月初（“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我又赶去宁波，为也是刚去世的姆妈朱菊青，在那里的寺院做场佛事。也许是因为不久前才与戴慧思讨论过中国物质主义的问题，我特别留意到山坡上的寺院显得相对简陋一些，寺院周遭不见富丽堂皇的配套服务餐馆或店家，少了商业化的氛围感。姆妈乡下亲属装冥币的箱子倒还看上去质地相当高，但没有路易威登的花纹。庙堂中的僧侣也没有堂而皇之地索要红包，虽然并不推辞。我向年轻的主持问起当天要念的经，据他说是《地藏经》，听上去是一个经过考虑的选择，因为在诸多的佛经中，《地藏经》与母亲身后救度的主题有关。我感到些许安慰。

佛事在木鱼声中开始，这里的佛门子弟似乎也显得更虔诚一些，大半时间是跪着诵经。大约三个小时后，仪式进入高潮，主持要我们捧着香依次磕头，和尚们则在两旁钟鼓齐鸣，高声诵唱。

也许，《地藏经》或其他的经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听懂，我目瞪口呆之余，所能分辨出的也就是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只见僧侣身穿黄色袈裟，宽大的袍袖摆动，诵之咏之，还颇有当年在天安门前载歌载舞的韵味。但在这一霎那，我又想到姆妈在“文革”中，在听到这激情的颂歌时脸色惨白，像寒风中哆嗦的一片叶子。顿时我的腿也开始打颤了。人间何世，“哟嘿哟，巴扎嘿！”

不管怎样解释，这样的佛事仪式与宗教信仰恐怕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整个社会的物质主义泛滥却肯定与此有关联。妹妹曾告诉我说，佛堂的面积、僧侣的人数以及做一场佛事的时间长度，都是明码标价的，出钱操办佛事者的身价故而得以体现（我自然哀悼姆妈的身世，但这样办佛事，自己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免俗呢？）。而对僧侣来说，既然有这样的市场，他们自然是要勤做佛事仪式来赚钱，这只是商业行为，至于口中究竟念诵什么，就无关紧要了。这许多年来，我们的哲学（政治）教科书里讲的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一啄一饮，莫非前定。或许，物质主义的一个可能定义是：当人们的信仰发生危机时，他们能攥在手里的，他们相信，是他们唯一能把握住的，哪怕只是一霎那幻象，哪怕只是纸糊的路易威登旅行箱。

我从宁波回来没多久，李黎又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就一句话：“多半是你那篇太有创意的小说引发的。”下面附了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篇文章的连接，标题是《对人们在中国葬仪中使用纸制古驰（Gucci）品牌产品，古驰集团提出警告》。文章大意说，意大利的古驰集团注意到中国一些商店出售其品牌产品，虽然这些产品都是纸制的，在丧葬仪式中烧给死者在阴间使用（文章附了带古驰标记的手提包和皮鞋的照片）。古驰集团警告这些商店，要他们停止出售，因为这侵犯了品牌专利。

说这一警告是我那篇小小说引发的，李黎是太夸张了，从时间上来说也不可能，不过，却足以证明我小说中写的情形并非一味虚构。

确实，真实与虚构的界线在今天越来越模糊，这也使我越来越倾向于写虚构批评或虚构书评。倒不是说内容一定要有什么虚构的地方，而是说真实的批评也可以当作虚构作品来写。“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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