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丨居庸关外长城长——罗新走向金莲川③（附朗读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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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出健德门，暮宿居庸关

计划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象。按照计划，我应该每天走六小时，平均每小时五公里。早上六点起床，不到七点出发，那么中午以后不久，就完成了一天的行走任务。这样，下午住店，洗澡放松，读书写笔记各两个小时，天一黑就睡。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完美节奏从未出现。平时轻身快走当然可以每小时五公里，背包长途连四公里都达不到，更不用说山路上下的困难。早晨虽然醒得早，可要无视腰背四肢的酸痛一骨碌起身，却不那么容易。所以很自然地，6月26日，也就是第三天，本计划早七点出发，其实七点多才醒，吃了饭，请店家开车送我到居庸关时，已经是上午九点了。

今天我不会是一个人，同伴已在云台下等着我。潘隽，一位经营教育和游学业务的年轻企业家，一个多月前在和我商量8月的中亚游学时，知道了我前往上都的计划，当即表示要利用周末加入。作为户外健身活动爱好者，潘隽在我面前是专业和教练级别的。她一大早开车到居庸关，停好车，就在云台西南侧的一棵大树下做起了拉伸。我虽运动有年，却从未认真做过拉伸，得她指导，掌握了几个拉伸动作的基本要领。做完拉伸，已过九点半，我们背上包出发。和前两天不同，我把一直携带却未用过的登山杖拿了出来。吸取前一天的教训，我们避开公路，走沟底小河边的小路，这样不仅更接近古人的路线，而且也可以避开公路上洪水般轰轰不息的汽车和卡车。

从居庸关城向东进入关沟，沟里流着一条小河，就是著名的温榆河的上游。河边有一条乡村公路，沿着河沟南北伸展。这条小路在峡谷收窄的地方，常常西斜与京张公路汇合，我们则在没有路的河滩上继续向北上山。尽管是夏天，河水还是又浅又窄，河滩长满了高低不齐的野草，茂盛蓬勃，甚至掩盖了河水的存在。幸亏用了登山杖，既可以拨草寻路，也能在踩着石头过河时帮助保持平衡。去年夏天在湖北老家徒步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失去了沙滩，我所熟悉的那种在月光下白花花一片的河滩已不复存在。建筑用沙的巨量需求，使得大多数宽阔的河滩被挖得千疮百孔。河流水量的急剧下降，以及夏日洪水的不规则发生，使得河滩里的砂石与腐殖质混合起来，形成厚厚的黑泥，生长出高而密的芦苇等水草，而黑藻、水鳖和浮萍几乎塞满了水体。这种物理和生态变化可能普遍发生在中国的所有河流里。就连这里，八达岭峡谷里的这条小河，也进行着同样的过程。这么小的一条河，有的河段还被人筑坝蓄水，养殖鱼虾，水体发散着腐烂的气味。

河两岸的灌木丛和野草则贡献着美丽的小花。只有在野外行走，你才会注意到一年生植物更多是在夏天开花，夏日原野上的百花之绚烂真是无可比拟。也只有在这样慢速的行走中，你才会被那些随处可见的小小花朵所打动，被那种淡淡的、甜甜的香味所吸引，也才会注意那些飞旋在花朵与绿叶之间的蜂蝶。花瓣变化多样的几何形态与色彩搭配，是我走路时最喜欢想的问题之一，因为明知没有答案，不必使劲想，所以轻松又有趣——就和走路时思考为什么某种树叶是那个形状一样，那时候，你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正变得急促，甚至不会注意到你已经随着河床的抬升而走到很高的地方了。

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自南向北者，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风物一变，不免心神震荡，所谓“心洞神竦”，忍不住要诉诸笔墨。吴师道的诗“神京望西北，连山郁崔嵬；百里达关下，两崖忽中开”，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柳贯有诗云：“我来山水窟，爱此不能忘。”胡助的诗句“天险限南北，乱石如城陴”，感慨关塞天险，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类似的感慨也常见于其他人笔下，“惟天设限蔽，万古何雄哉”，“居庸关外阴漫漫”、“居庸关外草连天”，都是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自上都南返者，到了居庸关，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即将回到温暖的大都，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胡助的诗句“居庸山水新霁色，左右清景轩须眉”，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因此，江南文士在居庸关留下特多诗作，或至少明显多于他处，就不难理解了。

元代蒙古人对居庸关有自己的名称。《蒙古秘史》写作“察卜赤牙剌”，即Chabchiyal，这个词的意思是陡峭的峡谷或深沟，与Dabaan（意思是山口或关口）结合，就是居庸关。《析津志》说居庸关“古今夷夏之所共由定，天所以限南北也”，元帝北巡上都，居庸关是必经之路，“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途，率以夜度关”。所谓“以夜度关”，是指很早从龙虎台出发，到居庸关时天还没有亮，需要“笼烛夹驰道而趋”，目的是一日过山，到山北的棒棰店宿顿。杨允孚《滦京杂咏》有云：“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就是写天不亮从昌平（其实是龙虎台）出发，沿路列队夹道高举火烛照明，到居庸关时还是很早，但已经听得见早起的黄莺鸟嘤嘤而鸣了。虽然《析津志》有“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的记录，但一般来说，元帝似乎不愿在居庸关住宿，也许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所谓“驻跸于寺”，只是路上临时休息一下，并非过夜。

元代陈秀民赴上都路上，曾在居庸关投宿：“晨出健德门，暮宿居庸关。风鸣何萧萧，月出何团团。”那恰好是一个月圆之夜，对月思乡，不免感慨身世：“我本吴越人，二年客幽燕。幽燕非我乡，而复适乌桓。”然而，壮丽峭绝的燕山景色似乎不仅没有给他带来惊喜，反倒平添了些凄寒之气，让他觉得“寓形天壤内，忽如水上船”，把不能自我支配的人生比喻为水上随波飘摇的舟船。我在居庸关下的关沟里沿河上行的时候，既没有留意风景的壮丽，也常常会忘记地势的险要，因为我的东边山腰有火车奔驰，西边有高速公路如丝带般飘过，哪里还有“折冲险道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的感觉呢？

翎赤王侯部落多

路易吉·巴兹尼所加入的意大利赛车车队，1907年6月11日晨离开南口时，热心的南口人燃放鞭炮给他们送行。他们沿着温榆河岸边古老的驿路北行，穿过居庸关，翻过八达岭，直至岔道古城。巴兹尼的《北京到巴黎》中最宝贵的部分是他诚实地记录了中国“苦力”如何以他们的血肉之躯，硬生生把那辆意大利车拖拽推扛，以非常快的速度“运送”到了山北的平坦道路上。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赘述他对苦力们艰难工作的记录，我注意的是他如何观察、以及如何描述关沟与燕山。据说，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人对同样的自然景观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达，我们也已知道中国古人和我们今人是如何描写居庸关一带风景的，那么巴兹尼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周围的景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头顶上是持续延展的山脊，起伏波动，光秃秃的，陌生而怪异；黑云笼罩，白雾升腾，使得那些山脊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大、更远、更可怖。下面是一道河流，同样变化不定，这会儿看上去如小溪般安静而无辜，在路侧蜿蜒出没，掩映于绿色灌木丛和柳丛中，我们都不敢从路边向下仔细观看。沿路时时可见成列的烽火台，从山巅向下直至深谷，复由深谷上升，渐高渐远，慢慢消失。这些有锯齿状箭垛的烽火台，是为了防卫外侧的攻击者；这是第二层防卫设施，依附于那巨型的壁垒——长城。

两侧烽火台长列向下交会之处，是一个大村子——居庸关。我们进入那高而阴郁的城墙，就看见一座奇妙的大理石穹拱，从远处看你会想到罗马，有精致的浮雕，描绘着花草和人物。这座巨大的穹拱在村内贫穷低矮的房舍间巍然而立，庄严雄伟，这是那个懂得何为伟大何为壮丽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最后文物。在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居庸关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那时，那些伟大的军队的满大人，和罗马执政官一样，浸润于富丽堂皇之中，轻松地打发掉他们懒散的时光。

巴兹尼提到的穹拱，就是只剩下台基的过街塔（云台）。尽管他发了这么多感慨，但车队并未在此停留，而是继续向上赶路。那时京张铁路正在关沟施工，但似乎还没有影响到沟底的旧路。随着工程的展开，关沟东侧开掘路基所挖出的的石头和泥土被推到河谷里，对河床与道路形成直接的破坏。巴兹尼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却提到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欧洲工程师，是中国人请来帮助开隧道的。很显然，巴兹尼知道京张铁路是清廷独资自建，不用外资，不用外国工程师。非常有意思的是，几天后走在前往张家口的路上时，巴兹尼他们遇见了一个说流利英语的中国铁路工程师： 

“你们要去哪里？”
就在我们刚刚过了一座废弃的小庙时，耳边响起了这个提问，说的是英语。我们惊讶地转过身，只见一个中国人坐在树荫下，看着我们。是他在跟我们说话吗？是的。
“你们要去哪里？”
“张家口。你呢？你是谁？”
“我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研究。”
“研究什么呢？”
“京张铁路。”
“希望你觉得有意思。”
“等一下。”
“为什么？”
“我想说 How do you do。”于是这个工程师停下他看起来更像是在休憩的研究，郑重其事地走过来显示他懂得欧洲礼仪。他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不停地说：“再见，再见。”然后返回他的树荫下面。

我第一次读到这里，就想：巴兹尼他们遇到的是不是詹天佑？那时詹天佑已升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位高权重，似乎不大可能孤身一人出现在路线调研的野外。如果不是詹天佑，那就是詹天佑的手下、同样在美国学习过的其他工程师。总之这是一次有趣的相逢。这个工程师显然比巴兹尼他们在关沟遇到的那个帮中国人炸隧道的欧洲工程师更热情，那个被中国人敬称为“开山的老先生”的工程师坐在撑着凉棚的轿子里，抬轿子的是情绪饱满的中国轿夫。与车队相遇的时候，他只是用英语说了句“早上好”，继续下山，一刻也没有停留。

巴兹尼提到沿路众多的村庄和居民，在今天已十分罕见。在京张铁路通车以前，关沟作为北京前往张家口、包头等地商旅交通的必经路段，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从而滋养了关沟内的服务业。这种情况很可能自古已然。元代杨允孚的诗：“翎赤王侯部落多，香风簇簇锦盘陀。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写的就是关沟内的居民，只不过他的目光是紧紧盯在那些突厥等部落的年轻女性身上。“翎赤王侯部落”，是指那些被迁到关沟一带司职守卫的各部族人员，比如原来居住在西域的哈儿鲁（即唐代的葛逻禄，Qarluk）。元人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收有一篇他为柏铁木尔所写的家传，提到柏铁木尔“其先出于西域哈儿鲁氏，世居海牙里”，柏铁木尔的高祖塔不台跟随本部的阿尔思兰汗（Arslan Khan）归附成吉思汗，参与征金战事，“从太祖攻居庸关有功，遂以所统哈儿鲁军世守居庸之北口”，从此就在关沟一带住了下来。

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元大汗们又把钦察、唐兀、贵赤等部落兵分配到居庸关一带，就形成了“翎赤王侯部落多”的形势。这些人世代在此，担纲守卫，家属自然参与一些可以盈利的服务业。周伯琦的诗句“市阛云聚散，关岭斗低昂”，写到关沟内的“市阛”。胡助的《居庸关》有“民居亦棋布，机硙临山陲”，柳贯《度居庸关》则说“岂唯遂生聚，列廛参雁行”，表明那时四十里关沟内有相当繁荣的服务业，为往来商旅提供住宿、饮食和交通等服务。这种繁盛景象，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就不复存在了。商务旅行都坐火车，还在地上一步一步走的人一定都享受不起服务，于是关沟的服务业迅速过剩，不久人口锐减，市廛萧条。巴兹尼他们经过时，大概没有人会知道，关沟的荣耀这时已到了黄昏时分。

白石似琴身，流水似琴弦

从三桥子往北，河谷迅速收紧，走在谷底乱石耸动的河床上时，只需要从东侧的铁路和西侧的公路越来越近、似乎紧紧挨在一起，就知道河谷已非常狭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说居庸关“崇墉峻壁”、“林障邃险”，指的应该就是这种地貌。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记录居庸关的军事地理形势，特别强调“两山夹峙，一水旁流”，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居庸）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险要”。越来越窄的河谷对防卫者固然是一大便利，对行旅交通却极为不便，怪不得古人以军都陉为太行八陉之首。军都陉就是居庸关，燕山与太行山相接的这一段叫军都山，所以古时称居庸关为军都关，在此设军都县。

不远处汽车的轰鸣，使得周遭的自然风光被压制在感受的边缘。郦道元《水经注》有这么一段话，描述走在关沟时的情感波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尚思矣。”今天走在关沟，很难有这样的体验，即使偶尔鸟鸣啾啾，也被淹没于雄浑如海潮的汽车马达声中。不过，我在河道里拨开芦苇和乱草寻路而进时，理解了郦道元说这一段“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最窄的地方“路才容轨”，只够一辆车通过。南宋程大昌《北边备对》也说这里“中间通行之地才阔五步”。那么，元代皇帝们骑着大象从这里经过时，断断乎不可能四象并行。《马可·波罗游记》说：“大汗行猎所经之处，有些地方的关口非常狭小，他就只能乘坐在两头象身上，有时甚至乘在一头象上。”在“路才容轨”、“阔五步”的关沟北段，元帝的象辇当然就只能使用一头大象了。

弹琴峡石刻（本文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中午时分，我们走过三堡村，到了村西北的弹琴峡。西边山脚石壁上刻着“弹琴峡”和“五贵头”两行字，落款是“邑人王福照书”，刻写时间大概是清末。五贵头指的是石壁对面的山。据说“五贵头”原作“五鬼头”，在京张铁路开通后又改名“五桂头”，那么王福照写这几个字，当在1909年铁路开通之前。南侧石壁有一篇刻写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居庸关重修关帝庙创建魁星阁碑记》。据各种资料介绍，附近摩崖刻铭甚多，可以略略想见当年这一带的热闹景象。杨允孚的诗句有“题名石壁辽金字，宿雨残风半灭磨”，说明元人所见的关沟摩崖题铭主要是辽金两代所留下的，只是不知道“辽金字”是指辽人和金人所写的汉字呢，还是契丹字与女真字，我猜前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已废弃的五桂头山洞

元代每年从驾往返两都的文臣如此之多，当然会有更多的题壁文字了。《析津志》说“两京扈从大驾，春秋往复，多所题咏，今古名流并载于是”。这种盛况，正如耶律抑溪所说“两京巡幸多题咏，百代兴亡要主张”（据刘晓考证，耶律抑溪是耶律柳溪之误，耶律柳溪即耶律希逸，是耶律楚材的孙子）。大概路由关沟的文学之士，目睹道旁石壁到处是字，见猎心喜，没话也要找出话来写几句。胡助说关沟一带“从官多名儒，山石遍题名”，方便写字的石壁上想必早就写得满满是字。不知道这些题咏、题名仅仅是墨书呢，还是会雇人镌刻。此后的明清两代，刻写不断，覆盖前人的必定不少。1907年巴兹尼他们经过时，还见到石崖上到处是刻铭、题记。可惜如今都已难得看到，明以前的题记更是基本无存。

弹琴峡一带，峡谷收紧且急剧抬升，谷底花岗岩大石交错叠压，河水时潜时见，水流冲击岩石，发出悦耳的声音，如同琴声，在两岸悬崖间回荡，所谓“水流石罅，声若弹琴”。柳贯的诗句“水声与石斗，风飘韵清商”，就是写这一精致。弹琴峡见于历代题咏之频繁，仅次于居庸关，其中颇有名篇名句，如纳兰性德的“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写”。元代陈孚《弹琴峡》云：“月作金微风作弦，清声岂待指中弹。伯牙别有高山调，写在松风乱石间。”前面提到过的耶律希逸也有“风清时听琴三弄，人世知音问有无”之句。然而，今人到此，恐怕已无从想象当年的弹琴峡，因为修铁路和公路把两边山崖的土石砍削下来，填充到谷底石溪间，河道完全改观，溪水冲击乱石所发出的琴声，早成绝响。胡助当初写“阿谁弹此曲，遗音千万年”的时候，哪里知道要不了六百年，“白石似琴身，流水似琴弦”的弹琴峡就会消失，说什么“千万年”呢。

已废弃的石佛寺隧道

弹琴峡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年前修建高速公路时“重新发现”的元代小型石窟，窟内有弥勒像一区，石券门上刻有“弥勒听音”四字。元代及后来的佛教造像，这一带还有石佛寺、五郎像等等。关沟商旅繁盛之时，寺观香火也是很旺的。巴兹尼在《北京到巴黎》里写过沿途的寺庙和佛像崇拜，他们在关沟内也见到很多磕长头的朝圣者，这些朝圣者的生活形态还使巴兹尼把他们自己的汽车拉力赛也升华成了一场朝圣之行。京张铁路开通后，商旅锐减，关沟经济萧条，清末民初当地人士试图发展旅游重振经济，把古来名胜编联成“关沟七十二景”，各取雅名，这就是今日“关沟七十二景”的前身。

八达岭水关

从石佛寺往北，谷地渐渐开朗，距离山顶越来越近。我们偶在树荫下歇息，会有成群的蚊子在身边飞舞，制造某种恐怖气氛。好在很快就走到水关长城，眼前游客花花绿绿一片。从水关长城向上，就没有谷底河道可行了，只好在公路上靠边走，小心地避让一切对面和背后的来车。再走一个多小时，中午一点半，到达八达岭。这里就是元代居庸关的北口。我们走过那些出售“好汉证书”的商店，穿过乱糟糟拥挤着要购买“好汉证书”的游客人群，走向八达岭关门。胡助有诗句“过者但知今北口，居人不识古长城”，因为那时古长城的遗迹已黯淡沉灭，明长城的建立还有待时日。

好汉证书签发中心

从长城以北看八达岭关门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长城被视为暴政与边荒的象征，孟姜女哭倒的岂止是一段土城而已。可是一百多年来，长城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达岭一段的长城不仅是万里长城的象征，也不仅是中国旅游的象征，甚至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象征。这个变化，在林霨（Arthur Waldron）的名著《长城：从历史到神话》（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里，有生动、深入的探讨。该书的副标题“从历史到神话”算得上是单刀直入，简洁明快。从许多方面看，如今这个神话还在进一步地塑造之中。

一百多年前的八达岭长城什么样？

巴兹尼《北京到巴黎》记录了他们在1907年6月11日所看到八达岭长城，并借此机会大发议论——

刚过八达岭村，一条令人震惊的长线盘旋于我们前后的山脊之上，遥遥在望。这条长线时隐时现，微露齿状，有如一个带牙的东西，靠近我们时，渐渐显现出数不清的、串在长链上的烽火台，如同守卫在岗位上的巨人。这就是长城。
从远处看，紧紧贴附在山脊和山侧上、与高山的轮廓协调一致的长城，完全不像是人类的作品。它是如此巨大，无论从哪个位置去观察，所见者远不到它真实长度的千分之一。这个东西似乎是地球上的离奇怪物，是被某种伟大的、未知的自然力所抛掷出来的，是一场大变异的产物，只不过这场变异并非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性的。

越靠越近的时候，长城逐渐掩藏于一丛丛云朵般的山峰之后，我们只在道路最后一个大拐弯的地方才再次看到它，就在我们即将进入它那仍可使用的城堡覆压之下的、厚重的双层关门之时。通向关门的道路至多可说是一条在山石间凿开的通道，越往上越陡峭难行。在毫不间断的雨水中，我们已经走了八个小时了。我们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每分钟都得停下，清理开路上的石块，以容纳车轮，并保护调速轮（fly-wheel）不为路面突出的石块所伤害。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阴郁的、荒凉的。

我们紧贴着一道陡削的深谷，忽然，两条电报线从深谷冒出来，掠过道路和长城。如同看到了熟悉的面容，这些电话线是我们的朋友，会把我们的消息带给外面的世界。可怜的古城墙啊，三个皇朝和数百万人的辛劳与骄傲，并非只有大炮让你变得毫无用处，一根线就足够了。最遥远的人们可以静静地彼此交流，经由长城的头顶，而完全无视其存在！

从近处看时，长城并不那么雄伟，有点像一般城镇的城墙。而对刚刚见过北京高大城墙的人来说，长城就更加经不起比较了。然而，当我们过了八达岭，在通往岔道城的路上回过头再看长城时，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一线白色的长城直奔目力所不及的远方，起起伏伏，随山势而升降，时而跃入林谷，时而昂扬而起，时而侧向拐弯，时而径直前行，以各种方式引领着烽火台。一会儿在我们面前徐徐展示其城垛，过一会儿又在远处成群结队。像是一个古怪的东西，时而招摇，时而谦退，如此交替反复，直至两边的天尽头，直至最高之处，直至变成难以察觉的一个小小线头。而这只是直隶省内的五百英里而已，在这段长城的外面，才是遍布危险的边疆。这只是内长城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我们即将在张家口看到的“万里长城”，沿着中国本部的边界伸展，长达一千五百英里。长城可不止是两重城墙而已，在岔道城之后的平川旷野上，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烽火台、更多的城堡，一如我们在南口河谷之所见。

中国人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西方，这种劳作直到三百年前才停下来，直到中国的皇位被鞑靼人所占据，而恰恰是为了对付这些鞑靼人，才出现了这种砖头加灰浆的建筑。

以我们现代人的心智去理解，长城更像是表现中国人恐惧的纪念碑，巨大而又毫无意义，壮丽而又荒唐可笑：我们欣赏它，又嘲弄它。可是我们忘记了，罗马也在大不列颠岛上修筑了双层城墙，以对抗不屈不挠的喀里多尼亚人。而且，历史上有很多时期的生活条件使得人们认为，在相邻的国家与种族之间，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筑建起巨大的障碍物，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要的。即便是今天，那种巨型工程，比如在地球上铺设成千上万英里长的铁轨，为此要砍掉那么多的森林，要在大山的心脏里开出一条路，等等，我们现在认为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可是，说不定将来也会被认为比修建长城更不可思议、更荒唐可笑、更中国。

路从此分，四通八达

从八达岭关门往前，就是一路缓坡下山。中午两点整，我们到达岔道城东门。古代道路至此分岔，所谓“路从此分，四通八达”，向西北经怀来、鸡鸣驿前往张家口，向东北则经延庆进入黑谷峪，后者就是元代辇路所在，辇路正是在这里与驿路分开，各奔一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岔道城“逼临山险，为居庸之外卫”，岔道城的意义由此可见。元代过八达岭后的第一个捺钵棒棰店，应该就在明代修筑的岔道城一带。明代的岔道城，属于宣府镇庞大又复杂的防卫体系的一部分。经十几年来的修复，现在岔道城在形制上大致可以略见明清旧观，特别是东、西两个城门颇有气势。不过到长城的游客通常停留在八达岭一带，不会来岔道，所以这里几乎没有游客，只有东门门洞内呆立着两个年轻的保安。出奇的安静，新修的仿古民居反倒增添了破败和寂寞的气息。然而，夏蝉怒鸣中，城内主街上的三棵古槐，有如灰色画布上的三大团绿彩，给似乎已被岁月遗弃的古城注入了些许生命。

岔道城东门

岔道城只有东门和西门，分别题为“岔东雄关”和“岔西雄关”。我们从东门进城，沿街西行，经过清真寺，到一家名为“铁锅王”的客栈休息、午餐。非常意外的是，客栈里住有几个青年，正傍着西窗读书，完全没有长城游客那种慌急忙火的紧张劲儿。主人领我们到空无一人的上房，摆开桌椅，先切了个西瓜，再陆续上菜。从外面绝对看不出，这个小院轻漾着舒适和静谧的气氛。如此凉爽，连头顶上的太阳都不再那么令人畏惧。明代有条谚语：“过了八达岭，征衣加一领。”就我自己的体感，山南山北的气温差距应该超过五度。其实岂止是气温上的差距，空气质量的差异更是巨大。一过八达岭，天空明丽，一切都显得好看了，哪怕是灰暗的房舍和远处山头上的黄土墩台。空气不仅不再呛人，甚至还略有甜意，使得你不由自主地深深呼吸。

岔道城西门城门洞内

军都山南北气温的差距，古人在旅行中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来从京北平原地带进入居庸关，气温已显著降低。胡助的诗句“清泉白石幽深处，暑气绝无寒气生”，就是对关沟里气温的体察。但过了八达岭，更有季节转换的感觉。王恽《中堂事记》就说：“出北口，午憩棒棰店。天容日气，与山南绝异，以暄凉较之，争逾月矣。”他觉得山南山北的差异几乎是一个月那么大。清代有一句诗，描述春天自居庸关出八达岭的“气候之异”：“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在弹琴峡与榆林驿之间，也就是今日的岔道城一带，有一首诗写早晨向往来行人叫卖豆粥的女店家：“狼山山下晓风酸，掩面佳人半怯寒；倚户殷勤唤尝粥，正宜倦客宿征鞍。”初夏天气，山南已是暑气蒸腾，山北却是“晓风酸”、“半怯寒”，诗人把自己的感受加在了那个倚门唤客的佳人身上。

在计划这次前往金莲川之行时，一再有人提醒我中暑的危险，特别是从北京到八达岭这一段。我也认为只要过了八达岭，就不必担心气温了。虽然后来证明这种想法并不全对，但基本上一进延庆，就舒服得多。因此，很自然的，坐在岔道城那家客栈里吃午饭时，我对完成这个计划似乎信心大增。从早晨离开居庸关到现在，我们走了不到五个小时，但连续上山造成的疲劳还是比较明显的。脱去鞋袜，检查一下两脚的水泡，发现一直疼痛的右脚食指指甲周边出现肿胀，大概是甲沟炎。十年前我参加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中西部旅行时，右手食指得了甲沟炎，指头肿得比大拇指还粗，相当不好受，直到回新疆后在吐鲁番做了个小手术。对长途步行者来说，脚上的甲沟炎可比脚上那两个水泡严重得多，好在接下来的两天会有时间去找医生解决。

岔道城里的城隍庙

下午三点，我们离开客栈，继续沿街西行，经过官井、把总署和城隍庙到西门，顺内墙台阶上了西城门。从城门上俯瞰全城，四围城墙、城内外街道格局都一清二楚。原来岔道城是一个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内主街也在东侧呈明显的弧形，现今岔道村除了包含原岔道城以外，主要是在西关外发展起来的，这很可能与城外的客栈、商铺等非官方服务业有关。南望燕山，深绿色的山峦层层叠叠，山脊上盘旋着细如长线的银色长城。想起巴兹尼《北京到巴黎》里对这一段长城景色的描述，不由得好奇，那么，中国传统文学的笔法会如何描述这一景象呢？

岔道城里的古槐树

明代徐渭（1521-1593）在他五十六岁那一年，即万历五年（1577），应时任宣大总督的老同学吴兑之招，前往宣府，在明朝的北部边疆生活了大半年。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他游历边境，增益见闻，到过我此行要经过的某些地方，写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诗文。但他此前的大病和入狱，似乎对他的健康破坏很深，所以经受不起宣府那个冬天的严寒，只好在第二年春天返回北京。他往返走居庸关，都是乘坐一种小轿子，所谓“一肩舆坐度居庸”。什么样的“肩舆”呢？徐渭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描述，说是“坐小兜，冒以红毡”，即双人肩扛的小轿，上面覆盖着红色毡子。他返程经过八达岭时，写了一首诗，长长的诗题对眼前景色有所描写：“自岔道走居庸，雪连峰百仞，横嶂百折，银色晃晃，故来扑人。”连峰与横嶂，让人一下子就想到古代中国的山水画。当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种观察和表达的传统，也已越来越远了。

巴兹尼他们那个意大利车队并没有进入岔道城，而是继续向西，前往如今已沉没在官厅水库里的怀来县城。两个月以后，即1907年8月10日，他们率先抵达巴黎，赢得了那瓶作为奖品的玛姆香槟（Mumm champagne）。作为一个纪念，整整一百年后，也就是2007年，同样路线的洲际汽车挑战赛再次举行。然而，这时到处都是高速公路了，巴兹尼描述的那种艰难行程几乎不复存在。穿越关沟、翻越八达岭，成了一瞬间的事情。高山、深谷、悬崖、绿野和长城，都不过是车窗外飞速闪过的一抹颜色而已，巴兹尼那样的记录已成绝响。移动速度对观察者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正是在这种比较之下，才能理解，步行之于高速飞驶的汽车，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

所以我们就在岔道城与巴兹尼分手了。

从小泥河村到大泥河村

告别岔道城，我们沿西门外向北的路走上一座小山，那里有一条不能通车的沙土路直指小泥河村。从地形分析，元代辇路应该是在稍西一些向北，基本上就是沿今日的西新路，在簸箕营折入今八达岭路，再往北就到了延庆（元代的龙庆州）。但是我不想与汽车拥挤在一起，特意选择山边的小路，从岔道城经小泥河村、大泥河村到大榆树镇，以大榆树镇为今日的目的地。这个略微偏离辇路的线路穿行于玉米地和山林间，除了偶尔遇到几个村民，再没有别人出现，更听不到汽车声了。右手边是静默的燕山，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散布在山脊上的长城墩台。微风吹拂，凉爽宜人。只有路侧草丛和树林里的虫声，提示着这是夏天。

本文作者行走在延庆县境内的山路上

我的同伴潘隽有比我丰富得多的户外经验，身轻体健，一拔腿就走到我前面去了。我读过的徒步指南这类书上说，多人一起行走，每人要找到自己的速度和节奏，不可追人，亦不可等人，如此才能持久。我们就是这样各走各的，但每过一小时她会停下来等我一下，因此才没有走出我的视线之外。聊天中，她经常提到中欧和戈壁挑战赛，这两个关键词都是我非常陌生的。中欧是指中欧商学院，潘隽对她就读过的中欧商学院认同度非常高，我通过她而认识的其他中欧同学也无不如此。对我来说这是很新鲜的，因为我一直把这类商学院看作职业培训，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而一所职业培训机构能够使学员具有这么高的情感和思想的认同度，不能不说是相当成功的。

戈壁挑战赛的全称是“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创始于2006年，由多所商学院组队参赛，比赛内容是在河西走廊西端瓜州与敦煌间的戈壁上，用四天时间徒步穿越一百一十二公里的无人戈壁滩。研究者认为这片戈壁就是古代的莫贺延碛。唐代玄奘法师西行的全程中，以这一段最为艰难，既绝了水，又迷了路，“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被迫决定掉头，回到第四烽去，已经走了十几里，忽然想起自己发过誓愿“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于是下了决心，说“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这么想清楚了，拨转马头，朝不可知的危险而去，即所谓“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戈壁挑战赛在玄奘走过的这段路上进行，所标举的就是这种“从坚持到超越”的精神。

对商学院学员来说，戈壁挑战赛名声响亮，他们只用简称“戈六”、“戈七”等来说那些他们参与过或很熟悉的赛事，参加过戈壁挑战赛的则都是“戈友”。参赛者分成争取名次的A队和不计成绩的B队，能够进入A队的当然都是千挑百选的强者，而进入B队的也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潘隽很谦虚地说，她参加的是B队，而她的好朋友赵欣是获得过名次的A队成员。赵欣也计划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走向金莲川”，所以我会有机会认识她。从潘隽的介绍，知道戈壁挑战赛的赛前训练非常系统和严格，有专家指导，经过这番训练的戈友都或多或少积累了户外运动的经验。比如，每天徒步之前和结束之后的拉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延庆大泥河村的古戏楼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小泥河村时，天越来越阴。再走不到半小时，就到大泥河村了。大泥河村南北向的主街上有一棵粗大而苍老的槐树，似乎在表明这个村子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只是树腰上环绕了一条标语牌，显得有些唐突。村中还有一座戏楼，看起来像是清代至民国的建筑，似乎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登记为文物的，无墙敞透的地方都围上了金属网，算是保护起来了。这时黑云翻腾，天暗了下来，马上要下大雨的样子。离大榆树镇还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决定就到这里，结束第三天的行程。于是向村头老乡打听有谁开出租车送我们到居庸关，老乡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几分钟后，开始有零星雨点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开着轰轰响的小车赶过来了。车过八达岭，雨意全无，阴云都隔在山北了。回到居庸关停车场，游客正在散去，我们还有时间做几组拉伸，才开着潘隽的车南返。再过一小时多一点，天还大亮，就回到中关村了。

我接下来有差不多两天的休息时间。此前的十多天里，王抒正在中欧多国进行他的“启蒙之旅”，从微信里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德国、捷克等地非常有趣的旅行。他定于6月27日返回北京，然后和我一起完成从延庆到正蓝旗的全部行程。我们计划28日夜赶到延庆，29日从延庆出发，所以留给他休息的时间只有一天。我呢，根据这三天的试探，要做一些新的准备，特别是要解决脚趾头甲沟炎的问题。虽说走了三天微微有些疲累，但比起三天之前来，信心大大提高了，这才真的是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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