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战争不仅是近代欧洲的主调，也是文明发展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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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恩：《宗教战争时代》

十几年前，笔者对近代欧洲早期史一度兴趣盎然，还请搞欧洲史的朋友荐书。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地推荐了杜恩（Richard S. Dunn）的《宗教战争时代》（The Age of Religious Wars, 1559-1715）。许多年过去了，这本书虽时读时停，但算下来也读了不下十几遍。

前不久，有朋友要我推荐一本西方人写的入门级别的欧洲史，特别是近代早期欧洲史的出版物。我就顺手把朋友推荐的这本书转推了一遍。不过在此之前，我自己又花了一周时间，把杜恩全书认真复习了一遍。读完之后，我仍然觉得这是我读过的有限几本欧洲史入门书中最好的一本。

最重要的是，在西方史学日益追后现代，讲文化，注重老少边穷、强调表述玄妙深奥的时代，这本欧洲史会告诉我们时尚家看不上却讲不出，但又是理解我们境遇的过去和现实维度不可或缺的洞见。

杜恩

杜恩这本书是诺顿欧洲史的一卷。其讨论的范围是1559-1715年，人类历史上不多的几个关键时期之一。人类历史虽然漫长，关键时段其实就几个。一个是中国春秋战国，一个是古代希腊罗马，再一个就是近代早期欧洲。看看二十世纪乃至这个新世纪的文明变迁，其实并没有超出这几个时段某些哲人巨匠给定的思想模式和政治框架多少。这也是这个时代让人心醉神往的魅力所在。

当然，这个人类创造力前所未有地迸发的时代，也是政治上军事上空前血腥的时代。这个时代欧洲的几乎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战争和冲突，最著名的有法国胡格诺和天主教之间的内战、英国清教革命、英国西班牙战争、三十年战争、十二年战争、两奥（奥斯曼和奥地利）战争，北方战争。

战争，如同著名历史学家蒂利所言，不仅是这时代欧洲历史的主调，也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要推手。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冲突都和宗教纷争瓜葛重迭。杜恩用宗教战争概括这个时代的欧洲历史可谓一词中的，足见作者在写作前已是全局在胸。

欧洲本来就是一个大小国家林立的世界，不用说十六世纪的欧洲，就是把今日欧洲国家名称记明白，也是一件难事。再加上一场接一场的战争，更不说其他方面变革。其历史复杂性让任何不熟悉者，都有走入迷宫之感。 但是，著者仅用六章篇幅，就将这两个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家庭、宗教科学等历史性的变化，要言不烦地展示于读者面前。全书正文仅仅三百零一页，具体字数不知，但不会超过十二万字。这在动辄几十万字多卷本大部头国内出版物体量面前，真是小不点。不过，要说论述之精到详实，文笔之精练雅致，解释之富有启发性，则是那些靠网络搜索装博学、堆证据的大部头所望尘莫及的。 

写通史最难的是写出自己的味道。更不用说近代早期欧洲这样一个总是吸引史家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好题目。杜恩写这本书，难的不是材料甚至观点，而是如何用有自己个性的方式，把人们已经讲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再讲述一遍。不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吓退著者。相反，通观全书，作者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把过去发生过再认真思索一番，以一种清晰明快而又启人深思语言娓娓道来。许多地方，往往是举重若轻，寥寥数语，便将历史中风云际会分析得一清二楚。下面，就在这里摘录几段，供读者欣赏。先看引言第一段：

在1559到1715的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段中，整个欧洲处在持续不断战争之中。各式各样的和平凑到一起，时间不超过三十多年，但各种战争加到一起，肯定超过了一百年。战争席卷了欧洲所有的大国。战争固然是欧洲历史的常发性疾病，但是，这个时代的战争有其鲜明的特性。在1559到1648近九十年中，欧洲战争的主要推手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抗。战争的每一方都激荡着似火的宗教热情，斗志昂扬。但是，在1648年之后，战争逐步变成一场场中规中矩、让世俗欲望操控的功利争夺。本书讨论的时段，正是欧洲宗教战争由极盛而转衰的时代。（第1页，文中所引段落，非特别注明者，均系自译） 

开篇第一段，短短几句话，就将这个时代欧洲历史的特色、宗教战争的来历及其未来走向，交代得一清二楚，可谓非大手笔不能办。

书中谈到荷兰独立战争领袖奥兰治的威廉王子时，就说：

威廉王子其实是一位出手阔绰、生活奢靡的公子哥。作为独立战争的领袖，他自身的缺陷明显得着实让人心惊。他将才平平，债台高筑。他借钱不还，以致他的贷款人时常威胁他，不再给他新的资助。宗教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只要形势需要，他会从新教徒变成保守的天主教徒，再摇身一变，成为激进的加尔文信徒。在1560年代，他窥测风云，摇摆不定。但是，当他挺身而出，号召那些种郁金香的庄稼汉奋起反抗西班牙专制君主的暴政时，他展示了无畏的气概和赤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那些金融寡头和他出身所在的贵族群体相比，普通民众更对他有吸引力。他也因此小心谨慎，避免滑向独裁者的泥潭。他虽然有点一厢情愿，却总是竭尽全力，弥合荷兰内部的政治、宗教、阶级歧异，力图把荷兰十七个自治省份打造成一个统一国家。由于他的竭心尽力，独立战争才得以顺利进行。（44页）

这段话，区区三百字，不仅谈及威廉王子的为人、个性、生活，还涵盖他的政治立场、他对荷兰共和国建立中的贡献，无处不照顾到。若用顾炎武的话，这显然是在吃透那段荷兰史之后才能铸造出的上好铜钱。

威廉王子

书中在谈及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绝对专制主义时，则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分析，指出：

路易十四的治国手段，无论何等强横，比之现代极权独裁者，也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权威虽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是，那个社会的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有特定的身份和功能。国王为了得到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合作，必须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特权。他的活动范围，很少超出凡尔赛宫的宫墙。至于大多数无权无势的农民，仍然是贵族恣意处置的臣属。国王并没有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控制和利用他们。（186页）

我们从八十年代就谈封建专制如何，但是，直到今日，除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绪性发泄，有多少这样一语中的的冷静分析。其实，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天子，不也存在同样的困境吗？有朋友嫌弃这本书老旧，但是，看看那些时髦读物，除了晦涩的术语、堆砌的材料，有多少这样清晰明了，但又启人心智的分析和讨论？

路易十四

这部书的又一吸引力就是对欧洲内部历史之异的强调。近百年，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一讨论欧洲历史，都是谈西方如何，把西方看成一个整体，这种观点就欧洲现代乃至当代发展和整合而言，自有其无可厚非之处。

但是，要把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方，也简单说成一个西方的崛起，其实就掉入时代错置的学术陷阱。远的不说，就拿英国和西班牙来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西班牙妄图用无敌舰队一举征服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当英国成为世界性霸主时，西班牙也沦为二流国家，任由英国占领其直布罗陀要塞而徒唤奈何。简单的西方兴衰分析，是无法回答这是为什么的。因为宗教战争时代的西方内部，差别简直太悬殊了。

当然，差别越大，给历史学者，特别是写通史的学者出的难题也越棘手。因为说“同”易，说“异”就不容易了。说不好，还会越说越乱。但是，杜恩此书给人感觉是，就是要强调“异”，还要把这个“异”说得清楚明白，说得不漏痕迹，让读者在其优雅流畅的叙述中，自动感受到欧洲历史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理解其内部不同国家不同走向的历史起源。其中有关西班牙帝国的讨论就是一例。

伊莎贝拉一世和斐迪南二世会见哥伦布

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在新航路开启大航海探险中占的先机，首先建立起全球性殖民帝国，在十六世纪成为欧洲军事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帝国。中外史家也常把它看作西方崛起的开始。但是，史家有意无意漏掉的一个细节是，这个在西方海外扩张中占尽先机、夺得金银无数的帝国，为何在后来一落千丈，成为欧洲近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后进生呢？

看了杜恩书中有关西班牙的一章，就不难发现，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在其十六世纪的黄金时代，业已埋下来日失败的种子。按照杜恩的论述，西班牙本土就是在王权极盛的十六世纪后半期，仍然存在强大的地方势力，有三个语言、文化、风俗、体制、经济千差万别的邦国组成。为了拉拢地方贵族，国王在西班牙本土只能对贵族势力放任自流。在某些地区，国王干脆放弃税收，避免和地方贵族经济冲突，以保障他们在政治上的效忠。国王对新大陆殖民地的控制，远比本土牢固。

十六世纪中叶后，美洲发现白银后，自然就成为西班牙国王东征西伐、实现个人野心的物质保障。西班牙国王因国内手工业不发达，没有使用美洲白银从国内商人那里采购物资，而是转向荷兰等制造业发达国家购买军需和工业品。而且，为了保障国王对美洲及其白银的绝对控制，甚至严格限制西班牙本土商人和美洲的贸易往来。西班牙商人被捆住手脚，荷兰、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商人却竞相涌向新大陆，大发走私财。这些政策把新大陆和西班牙本土经济发展割裂开来。西班牙商人眼睁睁看着国王用美洲白银从其他国家购买军资，自身却不能有分毫获利。

顺着杜恩的分析，不难推出下面的结论，美洲白银可以推动整个欧洲经济的改变，却没有对西班牙的早期工业化提供急需的资金，更不用说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荷兰有着巨大的差异，才让这些国家有机可乘，把美洲白银转化为自身现代化的物质动力。杜恩并没有摆出解决大问题的架势，但是，他深入浅出的分析，水到渠成地让读者对西班牙历史有别于同时代其他欧洲国家有一个清楚理解。

笔者曾看过一些有关西班牙和英国比较的研究，包括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其中用的理论虽然时尚玄奥，但得出的结论却牵强附会，难以让人信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对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体制，缺乏杜恩这样清楚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杜恩对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讨论，也有类似精彩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杜恩书中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就是他对欧洲悠久的议会传统的讨论，这一点，对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天子的集权制和西方的绝对王权的差别至关重要。应该说，杜恩主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近代早期欧洲政治的核心王权的发展。但是，欧洲王权是在和地方势力的冲突中发展壮大的，地方势力堡垒之一就是中古贵族民主议会体制。

因此，杜恩谈王权演化势必就谈及后者，他在谈及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波兰立陶宛国家、俄罗斯沙皇集权体制发展历程时，都谈到立法机构和国王的冲突。读完全书，就会发现：我们常用所谓中央集权的王权或皇权体制，来同时解释中国天子的集权体制和西方近代早期的绝对王权（absolutist monarchy） 和 中央集权化（centralization）趋势，其实，二者存在巨大的，甚至本质上的差别。

在欧洲，就是在绝对王权达到鼎盛的十八世纪，独立于国王的宪法法院、三级会议，以及地方代议机构也是存在的。国王们虽然厌憎这些机构，但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取消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贵族内部冲突削弱、减少立法机构对自己的约束。而当国家处于危机状态，政府往往会召集议会，依靠它的威信和号召力，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

这在代议制传统非常贫弱的俄国也不例外。十六世纪，素以暴蛮著称的伊凡四世虽采取一切措施强化自己权力，也没有把贵族代议制根除。相反，十七世纪最初十年，当俄国进入动荡时代，议会就成为稳定国家的基石，其运行如此有力，以至于选出新的沙皇。后来统治俄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开始就是由贵族会议选举的。不论这种选举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如何不同，能由议会选举出一个家族，和平授以国家最高权力，接受其统治，这在秦以来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类似先例的。

波兰贵族

当然，议会权力过大，也会成为贵族遏制王权和集权化过程的武器，甚至对国家发展带来毁灭性后果。杜恩在波兰历史一节中特意讨论了这个问题。

十六世纪，波兰贵族为了限制皇权，干脆选举其他国家的国君为波兰的君主。获选的外国君主，既无能力、时间，又不懂波兰语言，根本无法参与国事，权力便落入贵族手中。

到了十七世纪，波兰贵族为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竟然实行议会一票否决制度。议会任何决议，只要有一名议员反对，就属废案，在这种制度下，行政机构几乎瘫痪。

波兰某些学者对这种所谓民主制度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杜恩认为，恰是这种制度，使得波兰在十七世纪后期面对俄国、普鲁士、奥匈三大强邻的入侵，失去抵抗能力。不过，过度民主固然是问题，但是没有这样的民主，恐怕更是问题。如果中国存在类似俄罗斯那样的权威性受到尊重的贵族会议，它或许可以在国家遇到危机时排忧解难。中国过去两千年中的很多血腥争斗恐怕也不会如此惨烈。可惜，在秦以来的专制体制中，别说贵族代议的实质性制约，就是这种形式又何曾存在过一丝一缕。

近年来，笔者也翻过不少新出的欧洲史或世界史出版物。其中与后现代、小人物、吃喝拉撒睡、认同、族群等时尚话题有关的内容越来越多，而传统历史著作中的大人物、大事件、政治、经济、军事之间复杂错综的关系互动很少为人注意和提及。

当然，前者的这些题目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是，让这些东西占据历史入门级别读物的全部空间，是否合适呢？在理解过去时，著名史学家金兹伯格的经典著作《奶酪和蠕虫》中的那个磨工真就能比拿破仑提供更多我们赖以生存的洞见吗？答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在这个时代，要从欧洲最动荡的时代寻求人生启迪，最好的入门书不是充斥着你我未必看得懂的认同、族群等时尚辞藻的新货色，而是像杜恩这样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有明晰讨论和洞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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