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叶扬谈古诗文教育的“桐城家法”（附吟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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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吟诵中英文诗的叶扬教授。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刘嘉炜 刘筝

编者按：叶扬先生出身诗书世家，叶家是桐城“七大家”（张、姚、方、马、左、吴、叶）之一，他的祖父叶玉麟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外祖父郑孝胥为晚清诗坛“同光体”领袖、书法大家；父亲叶葱奇精研唐诗，著有《李商隐诗集注疏》《李贺诗集注疏》，母亲郑文渊系大家闺秀，雅擅英文。到了叶扬先生这一辈，家风得继，长兄叶治（笔名主万）从事英美文学翻译，译著等身，叶扬先生获哈佛比较文学博士后，于加州大学执教；其他兄弟姐妹，也都从事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工作。叶扬先生说，叶家有home-schooling的“家学”传统，包括他的大哥在内，兄弟姐妹小时候都没有在外面上过学，都是家里自己教。从此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读书人家教育子弟的方法。

（叶扬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想先从您小时候谈起。我们都知道，您是桐城“七大家”叶家的后人，祖父是桐城古文大家，父亲也是古典文学专家。您小时候学习古诗文，是否按照桐城派传统来讲授的呢？

叶扬：小时候知道家里原籍是桐城，因为户口本上“籍贯”项写着“安徽桐城”，但我其实是在上海出生长大。小时候在家里念书，从没有刻意地说是桐城派的家法。不过，这里面也还是有渊源的，因为祖父（讳玉麟）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家马通伯（其昶）先生的大弟子，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里面讲桐城派，最后就讲到马通伯和祖父。

此外，我们家里习惯叫姚永朴为姚二先生、姚永概为姚三先生，这两位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姚惜抱（鼐）先生的后人，马通伯是他们的姐夫（他们的大姐嫁给了马先生）。我父亲（讳葱奇）小时候也得过姚二先生的指教。父亲是在南京出生的，离安徽比较近，我的曾祖父就是南京治下的江宁县的县太爷。父亲教我的方法，正是他自己童年时代受教育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这是“桐城家法”，但我们很少把“桐城”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当然，慢慢地我也会知道，比如经常从我父亲那里听到，“《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些村学陋籍怎么能用”，这也许就体现出壁垒森严的“桐城家法”来了。

您还记得父亲教您读古诗文，用的是哪些课本吗？

叶扬：我们讲古文，用的总是姚惜抱先生的《古文辞类纂》。我的中文启蒙过程，在以前刊发的《同等学历的岁月》那篇文章中写得比较详细。我在认字之后，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这本书除了各类人文基本知识之外，还涉及一点历史和历代名人，父亲教我的时候就像讲故事。

叶扬的父亲叶葱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三字经》读完之后，就是《四书》，从《论语》开始。我还记得我以前用的那本《论语》，读的时候要在书上用红笔去圈点，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也讲过，还拿一张书签形状的长的白纸条夹在书里，纸条由上往下有从一到十共十个数字，先把十露在外面，读一遍之后抽出来，再读九，再读八……一篇课文要读十遍。我小时候脑子还算灵活，一般到五六遍就背下来了。《论语》《孟子》就是这样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的。之后再读《大学》和《中庸》，坦白讲，当时觉得很无趣，尤其是《中庸》，因为不懂，父亲给我讲了，还是不怎么懂。不像《论语》，有一章是讲孔子的日常生活，他怎么走路、怎么吃东西，这一章我觉得特别好玩。《孟子》也很有意思，这里面的孟子，给我小时候的印象特别深，觉得是个山东好汉，大丈夫。

然后，我父亲给我用了一部书，外面很少见，叫《读史论略》，是从《纲鉴》里面抽取出的精华，薄薄的一本，基本上把中国历史讲了一遍。这本书读完之后，就是《左传》和《礼记》，没有全部读，尤其是《礼记》，后面有些章节讲到繁琐的丧葬制度，父亲就跳过去了。

除了《左传》《礼记》之外，还要念古文。父亲从《古文辞类纂》里面选了一百篇短文，韩昌黎的《马说》是第一篇，柳子厚（宗元）的《永州八记》也全选进去了。念这些短篇古文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理解力上去了，读得就比较深入，有些片段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比如柳子厚在《袁家渴记》中写大风，说“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去年我在上海图书馆讲《牡丹亭》，说到字的搭配，“姹紫嫣红”，“姹”与“紫”、 “嫣”与“红”怎么会搭配到一起呢，其实前人早有这种用法，举的就是“纷红骇绿”这个例子。除了柳子厚，没人这样搭配过。那段时间，我读古文收益最大。

前面说的是古文，父亲是怎么教您学诗的呢？

叶扬：实际上，诗，父亲教得很少，桐城的老规矩还是以文为主，《四书》是纲领。在我读了《左传》《礼记》之后，好像意思是学文有余力，然后才去学诗。诗并没有放在首位，父亲连《诗经》都没有教，他让我自己去看，“风雅颂”的“颂”不必看，“风”可以看看，“雅”也可以选几首看看。但是父亲给我讲过一些汉乐府，乐府诗有个好处：故事很多。比如《陌上桑》，父亲给我讲，你看，罗敷长得好看，但是诗里一句也不直接描写她怎么好看，都是从路人的神态见出她的好看。父亲讲书，的确跟我上中学之后受到的语文教育很不一样，中学的语文教育都是讲“中心思想”，围绕思想性，父亲总是从艺术性入手，讲《孟子》的章法，讲文章里面的波澜。

叶扬的母亲早年随他的外祖父读诗时自己手抄的《海藏楼选诗》，上有她的图章；中间上面和右边两册是七律，其他两册是七古，全誊抄在当时的老式“作文簿”上

基本上，诗都是我自己看的。家里有一部我外祖父郑海藏先生（讳孝胥）教我母亲（讳文渊）的诗集，是外祖父选的，先选了他自己的七律，大约三十首，里面有很多重九诗，外祖父每逢重阳节必作诗，人称“郑重九”。后来父亲讲，为什么外祖父教我母亲，从自己的诗入手呢，因为外祖父的生活经历，母亲很熟悉，从身边人的作品入手，更容易学进去。这以后，就是杜少陵（甫）和陆放翁（游）的七律。父亲以前批评《唐诗三百首》，说：《秋兴》八首是一个整体，怎么能割裂开来，从中间选两首呢？这什么选法，乱七八糟！外祖父的选本里面，《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都是全部收录的。

这些读过之后，就是王摩诘（维）、李太白、杜少陵、苏东坡（轼）的七言古诗。他选得很特别，五言古诗一首不选，我至今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七古以谁为主呢？杜少陵非常多，苏东坡也非常多，当中不少是题画诗。我最早的对诗与画的关系的认识，就是从外祖父这个选本里面来的。

叶扬的父亲叶葱奇与母亲郑文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这些书教完之后，我也快要上中学了。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所以我很幸运，街道里弄没有发现还有我这么一个一直没上学的小孩，我在家里待到十四岁才去上学。我的小姐姐叶逢当时正在市三女中读高中，父亲跟她说，给你讲一讲苏诗。当然，东坡的诗我在外祖父的选本里已经读过不少了，但是父亲这次专讲五言古诗。他也不刻意教我们作诗，用文言作文是教过的，比方说，有一次，全家一起去中山公园，回来父亲就让我写了一篇《兆丰园游记》，还有一次全家去南翔郊游，回来父亲又让我写了一篇《南翔远足记》。

虽然父亲对我们作诗没有什么要求，但他一再讲，作诗要从五言入手，先把句子写平顺了，然后再去考虑其他；律诗先不要作。父亲讲的苏东坡的五言诗我是旁听的，也动手把这些诗一首一首抄下来照背。这些是到中学为止我自学的经历。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读书的，从没有明说是按照桐城派的传统来，但是桐城派的规矩还是在那儿。

您的诗文吟诵与一般人所熟悉的普通话吟诵截然不同，富于音乐之美，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您的父亲是如何教您学习诗文吟诵的？

叶扬：父亲从未刻意教过，但是自幼耳熟能详，大哥的三个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家人（譬如我大姐）哄襁褓之中的他们入睡，也在用父亲的腔调吟东坡诗。1949年之后父亲就没有在外面工作，教我的时间最长，听也听熟了。

那么，您父亲的吟诵之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叶扬：可惜我已经不能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而只能猜想了。是童年时代在南京，跟祖父、跟姚二先生所学？有没有结合主办“丽泽文社”、“晦明文社”的唐元素先生（即瓜尔佳氏震钧震在廷先生）的吟诵之法？（详见《百年斯文》150、153-154页，父亲去文社上课时，年仅十三岁）这些，如今都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次父亲给我模仿外祖父吟词，外祖父用的是福建腔的官话，那调门儿跟我们家里的确实不太一样。

当时您自己喜欢的古诗文有哪些，还回忆得起来吗？

叶扬：父亲教过我的诗文里面，《孟子》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这可能跟我本人的性情有关。我总觉得，夫子这个人温柔敦厚，很少发脾气，但是孟子不一样，他的人格非常突出，非常有原则。也正因为孟子的关系，我后来偏好阳刚一类的古文。曾文正公有“古文四象”之说，将古文分为阳刚、阴柔两类，阳刚的代表人物就是韩昌黎（愈），阴柔则是欧阳文忠（修）。所以我特别喜欢韩昌黎的诗文。记得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位同学一起去拜访杨岂深先生，那时候杨先生还是外文系系主任，住在万体馆对面的一幢高楼里面。他见到我们，让我们坐下以后，劈头问我的一句就是：中国诗你喜欢谁的？我是英文专业的学生，他却不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我答说韩昌黎。杨先生很奇怪：为什么是韩昌黎？我就跟他讲了一通如何欣赏阳刚云云。

当然，也不能一味地阳刚，所谓有“百炼钢”，还要有“绕指柔”。我家里词是不教的，完全让我们自己看。我很喜欢苏辛词，苏东坡能写“大江东去”那样豪放的东西，但是“似花还似非花”这样阴柔的句子，他也能写；辛稼轩（弃疾）能写“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曾是经纶手”，但是到了“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百炼钢”一下就能化为“绕指柔”。李易安（清照）也是如此，“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她能写，“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她也能写。所以，阴阳刚柔也是要相兼的。

一开始我是不大要读词的，嫌它大多过于阴柔，后来慢慢才转变了观念。意大利歌剧有个术语叫falsetto，意思是假嗓，实际上词这个文类一开始就是falsetto，男人要模仿女人的声音，写了给歌女唱的，《花间集》里收的温飞卿等人的词就是这样的。到了苏东坡，才把词变成自己抒发胸臆的工具，所以李易安才会说，“词之坏自东坡始”。但是在东坡之前，李后主已是如此，前半生做帝王的时候，词写得不怎么样，因为是写给宫女唱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后半生成了阶下囚，没宫女给他写词唱了，全是他自己的东西，词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文革”时期正值您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您还会随着父亲读古诗文吗？

叶扬：我1962年进五四中学读书。那时候的功课负担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这样重。五四中学是重点中学，每天有六节课，第六节总是自修课，学校的作业，自修课上都可以做完。回家之后，要么打球，要么和弄堂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时间很多。我就和父亲讲，小时候四书囫囵背了一遍，好多都没懂，我要再看一遍，尤其是《大学》《中庸》。初中时代，重读一遍《四书》，收获非常大，不懂就随时去问父亲。

到了“文革”，外部的环境当然很乱，但是家里面还算好。红卫兵第一次来抄家，把父亲收藏的邮票拿出去撕了，因为有几枚是民国邮票，上面有蒋中正的肖像，但是书都没动。到了我小姐姐在复旦出事的时候，复旦的红卫兵又来抄家，但是非常幸运，他们是跟着复旦外文系的王老师一起来的，都听王老师的话。王老师打开父亲和大哥的书橱，看了一眼，说，这都是他们专业的东西，没什么，又把橱门合上，保住了家里的藏书，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上世纪六十年代，叶扬与父亲在一起

“文革”时期，关起门来，我还是跟着父亲继续读古文。以前他给我选的一百篇短的读完了，还想读点长的。从1968年到1971年我离开上海去江西这三年之间，父亲就把《古文辞类纂》中那些长篇的古文——比方三苏的策论，《三国论》《留侯论》《高祖论》等——挑出来教我读。桐城派当然是讲古文，不讲骈文的，不过父亲倒没这个门户之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不算古文，他教了；庾信《哀江南赋》是骈文，典故非常多，他很仔细地教我读。他说，江淹的《恨赋》《别赋》都是好文章，《文选》里面有，你自己去看。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赋。

小时候还读过一本《龙文鞭影》，里面全是典故，记得父亲有一次说，赋其实比古文容易写，它有一个公式，把那些典故弄熟了，套进公式就可以了；可是古文要写好，那就难了。《古文辞类纂》之外，他还用过王先谦编的《续古文辞类纂》，读桐城派的古文家的作品，从桐城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一直到梅伯言（曾亮）等人。我一开始读桐城派的古文，譬如姚惜抱先生的《登泰山记》，没看出好在哪里，只觉得干枯，其实那种文章是非常精练的。

记得当时家里有一部《聊斋志异》，父亲告诉我说：你读过《史记》，那是太史公书，《聊斋》是异史氏记，一定要读，蒲留仙的文章棒极了！《聊斋》读起来就挺有意思，偶尔用些典故，也不难懂。其中有一篇《婴宁》，说婴宁爱笑，总有二十来处写她笑，没有两处是相同的，就好像《兰亭序》中的“之”字，没有两个是写得一样的。

当时您读的诗有哪些？

叶扬：诗，父亲让我自己去看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姚惜抱的《近体诗钞》。我家藏有一部方回的《瀛奎律髓》，版本非常好，上面有纪晓岚（昀）的批注。

我觉得纪晓岚这个人非常了不起，我有位中学同学叫王镇远，后来在复旦中文系师从王运熙先生读研究生，他发表过研究纪晓岚的文学批评的论文。现在一般人所熟悉的纪晓岚，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那个形象，其实他是有清一代的大批评家。而且他有文学史的观念，这是别人所没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简明目录》许多内容都出自他的手笔。拿西方文学来举个例子，在贺拉斯之前，荷马一直被奉为神明，直到贺拉斯才直言无讳地说，荷马有时候也打瞌睡；纪晓岚也是这样，不管你是杜少陵还是苏东坡，写得不好的，他都要批评。纪晓岚的批评，对我是启发最大的。所以，有一次我也讲，现在中文系、外文系的学生，不懂得如何去“品”了：好的，好在哪里，坏的，坏在哪里，如今都不知道了。中国文化里面这个“品”字非常重要，“品”者三口，两三个人凑在一块儿，一张口就要开始品评了。父亲跟我说，要知道诗的好与不好，去看《红楼梦》里香菱学诗那一回，看看黛玉怎么教香菱的，那也是一种“品”。

等您逐渐成长之后，您对早年读过的诗文的理解，与最初有什么不同吗？

叶扬：年纪渐长以后，我也在跟着大哥学英文。在家里是先学中文，然后随着母亲学英文，学了半年之后，母亲去世了，就跟着大哥继续学英文。进中学之前，已经读了狄更斯《双城记》的原文。

“文革”之中，父亲、大哥都在挨斗，父亲拿着扫帚打扫完弄堂，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就读喜欢的书，自有一番乐趣。我向大哥提出来，中学四五年，英文没再往下读了，都是自己读书，比如司各特的小说，请大哥继续教我。大哥教我，是按照的正统的英国散文传统来讲的。他让我先从《旁观者》上爱迪生和斯梯尔的散文开始，随后读兰姆、黑兹利特，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比尔博姆、切斯特顿，一家家读过来。大哥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之后，后来到了光华大学任教，周煦良先生是系主任，徐燕谋先生是教授，我大哥从助教做到讲师，他喜欢英国散文，跟徐先生是一个路子的。“文革”前的高校英语课本《大学英语》第七、第八册是徐先生编的，其中也选了好多英国散文。这些年跟着我大哥读英国散文，对我进一步理解中国古文，是很有帮助的，将中西文章章法两相比较，很有进益。

大哥还教我念了一部史蒂文森的《赶驴旅行记》，其中的风景描写漂亮极了。正因为读了西洋的游记之后，到了美国，我才知道，若是要把《登泰山记》用英文讲给洋人听，除了研究古罗马文学的专家，没人能够欣赏。

上世纪五十年代叶扬与大哥主万在一起

拉丁文文学与桐城派古文在简洁这一点上是相近的，贺拉斯的《诗艺》，很短的一行，译成中文就要花费很大的篇幅。《赶驴旅行记》里那种非常漂亮的描写，只有张岱、王思任笔下的晚明小品才差堪比拟。所以我后来翻译了一本《晚明小品》。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书出来之后，我在心中默祷，请父亲不要骂我，因为他要是看到我把归熙甫（有光）的《项脊轩志》当作晚明小品，放在第一篇，肯定要不高兴的：归熙甫明明是古文大家，怎么能把他的文章放在小品里面呢？但是，归熙甫的文章，的确和后来的晚明小品有相通之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为张岱作英文传记，受过英美文学传统熏陶的读者就比较容易感兴趣。我在UCLA有位好友，中文名字叫石听泉（Richard E. Strassberg），他翻译了一部Inscribed Landscapes，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一直到明清小品。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西方是比较能够被欣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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