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库尔德民族主义是怎么来的？︱评《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
《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
文︱陈功
近年来，随着“阿拉伯之春”、所谓“伊斯兰国”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中东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革。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库尔德人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土耳其库尔德政党崛起；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在打击所谓“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日益壮大，甚至实现自治并通过“宪法”；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一直在谋求更大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库尔德人——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没有独立国家的民族——是否有机会建国的讨论成为了中东局势分析中的新热点。要谈论库尔德人的独立梦，就不能不先了解在支撑其建国运动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教授哈坎·厄兹奥卢（Hakan Ozoglu）博士的著作《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Empire）就是一本了解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必读书。
哈坎·厄兹奥卢教授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作者简单介绍了全书内容，全书的研究目标是探究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奥斯曼-土耳其领土范围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随后作者简单介绍了民族主义的相关理论，民族主义分为原生论（primordialist，强调民族的固有属性）和建构论（constructionist，强调民族是建构的产物），建构论又分为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前者强调民族主义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后者强调民族主义是非物质因素建构的结果。本书更多使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主义理论，但也承认共有的“族群特性”（ethnicity）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作者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以语言、血缘等族群特性为基础的、以族群的“历史家园”（historical homeland）的独立或自治为目标的运动。作者指出，库尔德民族主义有两点基础主张：一是库尔德身份的连续性，即库尔德人是古老的民族，历史上在库尔德斯坦居住的居民是现代库尔德人的祖先；二是库尔德斯坦的自决权。之后作者介绍了奥斯曼的地方贵族“阿扬”阶层（ayan），库尔德斯坦的大部分阿扬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纳克什班迪教团（苏非派，即Sufism，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强调超自然的体验以及人与真主的直接交流，苏非派信徒经常组织成教团，纳克什班迪[Naqshibandi]教团是土耳其、中亚最有影响力的教团之一）的领袖、库尔德部落领袖以及世代为官的家族。作者的主要路径方法是社会史和政治史。
《想象的共同体》
哈坎·厄兹奥卢博士在随后几章中具体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二、三章主要分析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第二章的标题为“群体身份的进化：历史文本中的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Evolution of Group Identity: the Kurds and Kurdistan in Historical Texts），作者主要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中的两个核心词汇“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在历史文献中含义的发展变化，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首先，在二十世纪前，“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不是库尔德斯坦本地居民自称的政治术语，而是外人对他们的称呼，许多“库尔德人”在二十世纪之前并不承认自己是库尔德人；第二，“库尔德人”从来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群体（与民族主义的神话不符），中东政治局势的变化经常导致库尔德斯坦边界的变动，因此，“库尔德人”涵盖的范围也在变化，总的来说“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都不是固定的概念。第三章标题为“国家-部落关系：十六世纪以来的奥斯曼帝国和库尔德部落制度”（State-Tribe Relations: Ottoman Empire and Kurdish Tribalism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作者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如何塑造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蒙古入侵破坏了库尔德斯坦的政治结构，在黑羊王朝和萨法维王朝（黑羊王朝, Kara Koyunlu, 1375-1468, 是控制两河流域、库尔德斯坦、阿塞拜疆等地的土库曼人王朝，萨法维王朝, Safavid Danasty，1501-1736，是伊朗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与奥斯曼帝国曾长期争夺库尔德斯坦和伊拉克）统治时期，库尔德斯坦政治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存在着许多部落，但是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体能将库尔德斯坦统一起来。奥斯曼帝国采取“合而治之”（unify and rule）的政策，将为数众多的库尔德部落整合成几个大的单元，并任用当地的某个家族持续进行统治，并把奥斯曼的军事分封体制渗透到库尔德斯坦内。1847年贝迪尔汗（Bedirhan）家族起义被镇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加强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试图削弱当地贵族的权力，但由于俄土战争（历史上有多次俄土战争，作者指的应该是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后割让了高加索的卡尔斯Kars、阿尔达汉Ardahan和巴统Batum，从此奥斯曼帝国东北门户大开，战争对库尔德斯坦局势、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原因，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被打断，库尔德斯坦出现了政治真空，教团领袖等新精英趁机填补了这一真空，崛起的新精英领导了二十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总的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整合了库尔德斯坦，创造了强大的领导阶层和政治机器，为之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库尔德战士
作者在接下来两章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全书的重点部分。第四章标题为“库尔德‘原民族主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Kurdish ‘Protonationalism’?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作者主要描述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活动。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将1847年的贝迪尔汗起义和1880年的赛义德·欧贝杜拉（Sayyid Ubeydullah）起义认定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而作者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两次起义都是传统的叛乱，不是民族主义运动，贝迪尔汗起义的原因是不满奥斯曼的集权改革以及把其领地划给仇敌穆罕默德帕夏（Mehmed Paşa）执政的摩苏尔省，欧贝杜拉起义虽然要求“统一的库尔德斯坦”，使用“库尔德民族”一词，但是他愿意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只是希望扩大自己家族对库尔德斯坦的控制力。在这两次起义之后，许多库尔德精英被强制迁移到伊斯坦布尔，这些库尔德精英在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时期（1908-1918）开始创立库尔德人的组织，这些组织是贵族的文化俱乐部，不是民族主义组织。1918年土耳其退出战争后两个月，赛义德·欧贝杜拉之子赛义德·阿卜杜·卡迪尔（Sayyid Abdulkadir）创建“库尔德斯坦进步协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urdistan，SAK），SAK划定了库尔德斯坦的边界，要求库尔德斯坦独立，作者认为这是第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
第五章标题为“已有联系和贵族在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中的作用”（The Role of Preexisting Ties and Notables i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这是全书最长的一章，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者详细分析了SAK活跃成员的生平以及思想。大部分活跃成员都来自于库尔德贵族，互相之间有血缘或是纳克什班迪教团的联系，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官职，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SAK内部就库尔德斯坦的前途分为自治派和独立派，两派的冲突最终导致SAK在1920年分裂，自治派的代表是欧贝杜拉之子阿卜杜·卡迪尔所在的谢姆迪南（Şemdinan）家族，这一派的追随者大多有浓厚的宗教背景，独立派的代表是贝迪尔汗家族，这一派成员大多接受西式教育。通过分析SAK成员在一战前后的活动及思想变化，作者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在一战后兴起的意识形态，它是当时库尔德人面对帝国解体的唯一选择，库尔德民族主义不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原因（这是它与巴尔干各民族、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之处），而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结果。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独立派和自治派的冲突来自于家族矛盾和教育背景不同，这两派的冲突是中东库尔德问题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一章是作者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库尔德人至今还是在信仰、语言上不统一的群体，所以地域因素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尤其重要，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以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既有的忠诚（如家族忠诚）和教育背景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展现方式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对一战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最后作者思考了未来库尔德民族主义可能的研究方向，作者提出可以将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行对比，也可以在中东史、世界史等更宏观的角度下分析库尔德民族主义。
虽然《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是一本正文只有一百三十页的小书，但是却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在分析书的具体内容之前必须注意，库尔德民族主义是199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西部大城市库尔德人中发动民族分离运动，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海湾战争后逐步实现事实上的自治之后才得到人们的关注的，作者在世纪之交（本书出版于2004年）就能在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都相对缺乏（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的情况下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库尔德骑兵
本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作者的研究说到底是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解构，这或许是对任何意识形态和运动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必然结果。民族主义需要建构古老的族源，“发明”民族传统，塑造民族英雄，用一系列的“神话”构建出“想象的共同体”，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想象自己是古代中东居民的后代（比如许多库尔德人认为自己是米底人的后裔），将十九世纪库尔德部落领袖起兵反对奥斯曼帝国说成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而作者在书中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历史分析，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建构性特质，还原了民族主义叙事之外的库尔德民族运动史，让我们认识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背后复杂的历史进程。
此外，这本书也超出了中东研究的范畴，对思考民族主义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作者的研究提醒我们，反思已有的民族主义理论，对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进行更多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民族主义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范式，对某个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的意义往往是增添个案的数量而鲜有对既存理论的反思，而《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一书则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已有的民族主义理论。比如作者指出，库尔德人内部语言、信仰至今没有统一，所以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库尔德斯坦的疆域变化又导致库尔德人身份的转变；民族主义需要塑造民族特性，无论是人们的常识还是以往的民族主义研究，一般都更强调民族主义对统一信仰、语言的重视，而基于共同地域上形成的民族主义或许更像是英法模式的国族建构的一部分，或是斯大林模式的民族识别的一个条件。建构论的代表人物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也只是用了一个小标题来介绍地图（确认地域范围的工具）对泰国、印尼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与安德森强调的印刷资本主义等因素相比，纯粹的地域因素对民族主义兴起的作用似乎不值一提。另外，安德森著名的“朝圣之路”理论提到了地域内精英流动对认同产生的影响，但根据安德森的理论，流动到伊斯坦布尔（虽然他们的“朝圣”不是自愿的）的库尔德精英应该更加认同土耳其，但事实是内部分裂，几乎不存在内部“朝圣之路”的库尔德斯坦在没有统一的语言、信仰的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到，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有相当的市场，库尔德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等都是在语言、信仰不统一的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当今国际社会许多的冲突就与这种民族主义有关。
以往的民族主义研究理论似乎或多或少暗含着一种进步主义的观念，要么强调民族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有关，比如盖尔纳认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兴起是为了创造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市场，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要么强调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应对西方殖民侵略的结果。但是，这两种观点似乎都不符合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落后的库尔德斯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在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时期，西方的侵略并没有给库尔德斯坦带来什么直接的伤害，相反，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一战之后积极谋求英国（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和希腊（侵入安纳托利亚）的帮助。作者告诉我们，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多半是奥斯曼帝国的高官，他们虽然有作为库尔德人的认同，但是把自己的民族看成帝国的一部分，试图强化库尔德人与国家政权间的联系。直到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时，这些库尔德精英才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库尔德民族主义是面对政治局势突然改变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被动的反应。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库尔德民族主义产生中有什么进步主义因素（当然这不意味着库尔德民族主义本身不是进步的），这种现象是之前的民族主义理论难以解释的。
库尔德贵族
当然，全书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提到民族身份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中形成的，对话分为三个阶段，辩证（dialectical）、对话（dialogic）和独白（monolithic），这让人很自然地认为作者也要分析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互动（正是本书的标题）的过程是否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互动的过程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多大影响。但很遗憾的是，作者在后文中几乎就没有提到这个身份形成三阶段理论，显得全书的内容没有那么契合标题。此外，似乎前半部分对“库尔德”、“库尔德斯坦”概念的分析多了一些，另外对民族主义兴起过程的分析也可以更详细一些（如果史料足够的话）。
尽管如此，这本正文只有一百三十页的小书已经提供了足够多且重要的信息，作者在史料和研究成果缺乏的情况下，成功解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实质，清晰地描绘了在奥斯曼帝国衰落解体的大背景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分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内部派别冲突背后的因素，也让人重新思考流行的民族主义理论。可以说，厄兹奥卢博士的《库尔德贵族与奥斯曼帝国》库尔德研究乃至中东研究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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