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长财读《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丨地方政治和平民主义
生祠的理论与实践
本书作者施珊珊，现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她的研究领域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重点关注明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她的第一本专著《明代的社学与国家》（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 State in Ming China）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讨论的是明代的社学作为由中央授权的地方机构，在明代的国家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社学作为一种话语场域，朝廷、地方、士绅、百姓等围绕它所展开的竞争。《小天命》一书延续了她前一本书的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同样是在明代广泛存在，而今却鲜有人注意的地方性制度——生祠，该书希望通过这一制度透视明代地方社会的运作，讨论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观点。
提起生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当“九千岁”权势熏天的时候，各地纷纷为他广建生祠，极尽溜须拍马、无耻奉承之能事。人们对生祠的一般印象，往往是“反常、荒谬和悖理的存在”，“象征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专制和个人崇拜”（11页）。同时，魏忠贤的对立面东林党人也十分重视生祠的建设。所以一般的关于生祠叙事往往和明末的党争紧密相连，本书的导言也的确由这一点引入了研究。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重新讲述一个关于晚明的士人和宦官进行权力斗争的老套故事，而是将生祠视为一种长久存续的制度，一种范围广泛的建设，一种可以反映明代政治运作图景的存在，对明代的生祠做了全面而富有新意的考察。
除了导言和结语之外，本书共有九章，恰好每三章构成一个单元。作者将著作比拟为祠庙，分别将这三部分命名为“基础和地面”“立柱和横梁”“墙壁和屋顶”，大致对应为关涉生祠的历史概况、围绕生祠的政治实践和关于生祠的理论探讨，展现了一条“由地窖到阁楼”式的逐渐深入的论证线索。
第一章“一种常见的制度”对明代生祠的历史发展做了概括性的描述。本章旨在回答围绕生祠的一系列问题，分别讨论了生祠的形制和数量、资金来源、存续时间等问题，描述了在生祠中举行的仪式活动，并考察了明代律法关于生祠的规定。这一章初步将生祠和祀主死后建立的遗祠、祭祀历任地方官的名宦祠做了对比，指出民众对祀主的衷心感戴赋予了生祠独特的合法性。第二章“父母之官”则将目光聚焦于大多数生祠的祀主——地方官，讨论了府县官员所应担负的职责和民众对他们的期待。作者着重指出了“父母官”这一比喻所蕴含的“家长式”（paternalist）意涵，地方民众通过建造生祠来表彰他们所认可的父母官，“是下面的地方要求和塑造的，而不是上面的朝廷和中央官僚机构强加的”（101-102页）。第三章“崇祀”聚焦的则是围绕生祠的纪念和崇祀活动。作者认为，在明人的观念中，生死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两者之间的界限可以轻易跨越。所以生祠的祀主和那些已经去世的遗祠的祀主一样，能够回应祈祷、影响现实、发挥作用，成为了“半人半神”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传统的官僚式隐喻反转过来，“国家及其官员就像神灵一样，必须通过不断地建立功德来赢得人们的拥护”（134页）。这一思路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地方官员的立场和普通民众的作用。
第四到六章所组成的全书第二部分“立柱和横梁”，实际上正是对第三章所提出问题的深化与展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围绕生祠所展开的政治实践。概括言之，作者认为，“包括生祠和去思碑在内的纪念行为，赋予了地方臣民批评朝廷的权利”（169页）。他们通过建立生祠来为到本地任职的官员树立楷模，引导他们施行有利于地方的政策，乃至于在祠记中对历任官员进行褒贬。这些言论汇聚成一种“公论”，使生祠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从而在地方政治的运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对生祠记的文本分析中，作者发现，“为了证明官员政绩的真实性，碑文作者往往强调广泛的民意认可”（196页）。这样一种叙述策略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种态度倾向，即重视民众的声音，将之作为评判官员的重要标准。这或许意味着明代“平民主义”（populism）的发展。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分析生祠碑的题名、祠记中不同人群话语所占的比重等，试图描绘出生祠政治图景中的平民形象。她认为，“平民自身完全可以拥有政治上的思考和发言权，这种合法的权利不仅在明代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碑文中也有明确反映”（227页）。也就是说，平民百姓通过生祠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地方政治的运作。
全书的最后三章讨论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并试着就生祠这一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归纳。第七章“政治投资”是对沙河县的个案研究。作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县治，沙河因为承担了繁重的劳役负担而陷于贫困。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百姓愚昧、文教不彰的县城中，却有着专门奉祀历任官员的生祠，和数量更多的碑刻。这些祠宇和碑刻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支出，对沙河百姓来讲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为已经离任的官员立祠树碑呢？施珊珊解释说，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投资，希望“与历任的官员建立一种持续性的联系，以冀换取他们的忠诚，施行有利于地方的政策”（233页）。沙河的百姓通过生祠实现了政治言论的制度化表达。第八章讨论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在奉祀地方官的生祠之外，明代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类型的生祠，比如为师长、高官甚至太监建造的祠堂，还有为祝寿而建的生祠，“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援引了民众的声音”（259页）。这些复杂的情况表明，生祠不仅仅是一种祠祀制度，更是一种联系广泛的政治实践。在这一政治参与中，“民众的声音”是生祠得以建立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作者将这一理论概括为“小天命”（Minor Mandate），在最后一章中进行了集中阐述。施珊珊指出，地方官员相对于皇帝是“臣”，而相对于百姓是“君”。在这二重的君臣关系中，“州县官的中间地位和民众认可的言辞产生了一种理论，即他们可以在辖区内赢得一种自主的合法性”（297页）。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治理论被她命名为“小天命”，描述了明代地方的治理模式。在本章中，作者对小天命和天命的十点相似与不同之处进行讨论，试图说明，这一政治模式使地方和民众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自主权，表现出一种相互重叠的政治秩序。
全书通过扎实的个案研究、细致的文本解读系统描绘了关于生祠的方方面面，既回顾了生祠发展的历史，也关注到生祠政治的实践，更试图对生祠这一明代普遍存在的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抽绎与概括，对生祠做了引人深思的解读。
“小天命”的政治模式
本书原作名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s，直译为《明代政治宇宙中的生祠》。在翻译为中文版的过程中，作者希望强调全书的核心概念以利于读者的把握，于是选定了《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这一书名。“小天命”的政治模式是对明代生祠制度的理论概括，也是作者全部论述的关键所在。
“天命”政治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五德终始到天人感应，天命思想成为传统中国皇权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皇帝，往往被称作“天子”，职责是上承天命，下抚万民，代表上天的意志来施行统治的责任。王朝的兴衰迭代，被认为是天命的转移。在日常统治中，官员们也往往将天象变化、灾异祥瑞视作天意，以此来劝谏君主，对政策施加影响。这一套政治话语为古人所熟知并运用，深刻影响着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但是以往关于“天命”的讨论往往集中在高层政治，谈论的是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施珊珊却通过生祠的研究，将天命的政治思想扩展至地方重新加以解读，称为“小天命”。她所关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而是与普通民众联系更为密切的地方。
在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中，明代中国施行自上而下的统治。朝廷发布政令，由其委任的各级官员予以执行。施珊珊的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在其辖区内并不完全是朝廷施行统治的“绳索”（294页），而是具有相当的自主性。“父母官”的比喻暗示了地方官的权威，民众的认可则赋予了他们执政的合法性，而生祠则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重要途径。当朝廷的政令和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官员们需要做出选择，是贯彻政令以剥削民众，还是顺应民意来赢得赞誉，施珊珊认为生祠中所记载的大多是后者。她在书中着重申说了地方官的双重地位，他们对于皇帝来说是“臣”，对治下的百姓来说则是“君”。
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延续长久的争论——在地方施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自秦王朝实现统一以来，这一问题长久困扰着统治者。郡县制下的官员是朝廷统治的工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封建制下的官员则是地方治理的主君，代表着地方分权的意志。对于明代，人们普遍认为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已经发展成熟，朝廷通过任免各地官吏对辽阔的疆域施行有效统治，在地方上所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府县制（这里是针对传统的汉地中国而言，不包括边疆地区。明代虽有分封的藩王，但成祖之后皆不治民）。但是施珊珊的研究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明代中国的地方治理。府州县官虽由朝廷委任，但同样需要关注地方的需求。他们倾听民众的声音，维护地方的利益，“民生”问题是评价他们工作的重要标准，而生祠则是表达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她认为，生祠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理想境界。
在对生祠的讨论中，施珊珊尤其关注普通民众的声音。她认为明代社会存在一种广泛性的政治参与，“社会流动、学社林立、哲学运动、廉价书籍、参与性宗教和阶级斗争都促成了‘平民主义’的标签在明代，尤其是晚明的流行”（25页）。而普通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便是生祠。他们通过建立生祠来表彰自己认可的官员，在碑文中批评那些无所作为的庸碌官僚，试图引导到任的官员实行有利于地方的政策。攀辕卧辙、立祠树碑等仪式化的行为，蕴含着关乎现实的政治目的。尽管显得颇为曲折，但民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生祠因此也成为一种“公共空间”，汇聚了民众的意见，对地方政治发生影响。
无论是平民主义的标签，还是公共空间的概念，都颇具现代性的色彩。这些源于社会科学的话语，最初被运用于近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具体而言指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但作者在书中做了重要的推进，她尝试运用这些概念对明代的地方政治和平民参与做出新的解读，带给我们深刻启发。当然，书中的讨论并不暗示着某种必然的政治走向，而只是对以往历史图景的重新描述。
《小天命》一书中关于地方政治和平民主义的讨论引人深思，让读者注意到别具一格的明代政治运行图景。不过我想，作者的这些论述，或许无意于完全颠覆现存的关于明代政治的主流论述，而只是指出了我们先前不曾注意的历史面向。历史是复杂的，历史叙事也是复线的。任何清晰明了而路径单一的历史叙事都是值得警惕的。《小天命》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复线的历史叙事，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相关讨论与展望
《小天命》一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明代政治的思考，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有待更加深入的讨论。梳理全书的论述脉络，作者把生祠看作明代地方政治中的一种“公共空间”。我们要思考的是，生祠作为一种祠祀制度，它在明代整个国家祠祀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国家大事，在祀与戎”，传统中国时代，祠祀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突出地位。各式各样的祠宇充当着连接政治和信仰的纽带，从皇帝到官员、从士绅到平民，每个人都十分重视对各类神灵的奉祀。“明代政治宇宙中的生祠”旨在探寻政治性祠祀下的生祠制度，那么生祠与其他祠祀制度的区别何在？它在整个祠祀体系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虽然第一章就把生祠和遗祠、名宦祠等做了比较，但这种比较似乎还不够深入。书中也反复提到了《大明律》对生祠的规定，但这仅仅是律法规定的一个方面。整部著作似乎缺少了对明代国家祠祀体系的整体关照，没有将生祠置于制度体系的背景下展开充分诠释。同时，在明人的观念中，生祠和遗祠并没有那么显著的区别。作者在书中谈到，明人认为，生与死的界限可以轻易跨越，很多生祠在祀主去世之后也自动转变为遗祠，这前后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研究和写作的方便，作者将生祠从整体的国家祠祀制度中抽离出来进行分析，这样突出了重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能将生祠制度还原到明代国家祠祀体系之下，从当时人的观念出发考察相关祠祀制度，对生祠的理解当会更加深入。
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明代“平民主义”的流行。作者在对各种祠记的分析中努力区分士人和平民，强调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祠记中的记载往往是格套化的表述，“农献力，商献赀，贾献材，陶献埴”（174页），“衡人献材，陶人献甓，匠输宫，壮趋事”（176页），这样的语句太过笼统，很难判定实际参与其事的普通民众所起的作用。即使是那些列出了详细赞助者名单的生祠或碑刻，目前留下的材料也不足以充分证明没有功名的平民所产生的影响。历史学家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于，我们所能读到的材料都经过了文人的加工。碑文的撰作者一般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人，就算是那些尚未取得功名的作者，也都是接受了经典教育的“准士绅”。华美的文辞掩盖了现实的粗糙，也隐蔽了部分历史的真实。正如贺萧（Gail Hershatter）所指出的，当历史学家面对“消失的下属群体”时，下属群体一旦开口说话，便自然失去下属群体的地位（《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27页）。如何从这些格套化叙事中解读出真正平民的声音，分析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细加考量的。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生祠的政治功用，实际上如果从大众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考察，生祠仍具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对于那些下层的社会民众而言，祠记的作用反而并不那么重要。生祠、碑刻等建筑本身的存在，就构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景观（Socio-Cultural Landscape）。普罗大众来此瞻拜、祈祷、供奉，它们因而成为地方性宗教信仰的重要一环。在这个意义上讲，生祠和遗祠，乃至于寺庙、道观、城隍庙、山神庙等祠庙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吸引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的，并非祠记中所蕴含的政治意涵，而是围绕生祠所产生的动人故事和灵验传说。仍旧在世的祀主让生祠与其他祠庙有何区别？普通民众在生祠中寄托了什么样的期望？关于生祠的传说有着怎样的流传路径？宗教信仰视角下的生祠又有何特点？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回到历史的场景之中，抛开后设概念的干预，我们或许可以从新的角度对生祠做出更全面的解读。
总的来说，《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是一部内容详实、论证独到、观点新颖、叙事流畅的学术著作。它挑战了有关明代中国的传统叙事，在生祠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在重新理解明代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平民主义的发展、儒家政治理念的演变等多个方面都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代表着美国汉学界的前沿进展。本书的译介和出版，也希望引起中文世界的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邵长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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