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中国新乡村建设理论创新的新收获----读邱建生《互助型社会》

        本书的作者邱建生是我关注志愿者运动和新乡村建设时结识的年轻朋友。他2006年参与在海南儋州创办大陆第一个“农村社区大学”，我好像就被应聘为顾问，但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2007年，他从海南回到家乡福建厦门创建“国仁工友之家”，我也是支持者，后来在其成立三周年时，还发去了祝词。2010年，他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参加筹建福建培田社区大学，2011年应邀成立汀塘社区大学，我得知后都非常高兴。最近几年他回人大追随温铁军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经常在北京，我们就有了更多接触，还应他的约请主持编写了《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在我的心目中，邱建生是一位将新乡村建设作为理想与事业的执着的实践者，并且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最近，他将根据博士论文整理准备出版的这本书稿发给我，希望我说几句话。我读了以后，又发现了一个有着自觉的理论建设意识的邱建生，特别高兴。原来他和他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开展新时期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的目标（见邱建生执笔的《培田客家社区大学发展计划书》），这是极有远见的。抓住实践与理论这两个环节，就抓住了推动新乡村建设健全发展的关键。

 新乡村建设，首先是一个全新的实践课题；但同时也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但理论并不能凭空产生。因此，几乎在发动新农村运动一开始，人们就十分关心理论资源的发掘。除了引进西方可以借鉴的理论，吸取海外（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经验（如本书提到的，最初的“社区大学”的思路就是从台湾引进的）外，兴起于本世纪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着更多的继承。这都构成了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但理论的借鉴并不能代替自身的创造：不仅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开拓，而且还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说，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也面临着许多的困惑，极需理论总结、提升与指导。今天我们应该把“理论创新”置于新乡村建设的重要位置，予以高度重视。邱建生在此时将他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思考，写出了专著，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更是正当其时。

在我看来，理论创新问题的提出与突显，还有更深刻的时代背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在观察当今的世界时，发现“全世界都病了”，也就是说，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都出现了问题和危机，需要进行全面检讨和反省。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问题、危机和变革，我们就不能固守于原先已经习以为常的经验和理论，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纳入已有、固有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正呼唤着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突破。要永远记住，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是一个实践出真知时代，是一个尊重实践的创造，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理论创新的时代。（《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收《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需要，反省既定的文明形态的产物，是对中国农民和改革者探讨自己的农村发展道路的新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正是其特殊价值之所在。在这一点上，作者也是高度自觉的。本书讨论的起点，就是当面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时，人们猛然发现，在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农村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出现了严重危机，乡村社会的凋敝已经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这就引发了对我们选择的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目标的现代化道路的反省。首先质疑的就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进化过程：前者代表落后，后者代表先进，前者消亡，被后者取代，是历史的必然”的历史观，我们曾经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规律，现在却发现了其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作者所说，面对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我们终于认识到了“生态文明”的意义；而且要立足于生态文明，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重新认识与检讨：它们绝不是必须“一个取代、消灭一个”的绝不相容的文明形态，而是有各自优势与问题，应该相互补充，在平衡与协调中求得发展；而在当下，最迫切的任务，则是“站在工业文明的肩膀上，回望农业文明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寻找可以培育生态文明的土壤”。由此引发的是新乡村建设的新思路，新方向，新实践。邱建生和他的朋友这些年所做的，就是在寻找一条以显示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生态（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文明为核心的，能够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明相衔接的，新农村发展道路。他的理论总结也集中在这个方面。

其主要收获，就是“互助型社会”和“在地化知识”两大概念的提出，以及“社区大学”新理念的提出。这三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这里仅对其中的理论要点和创新，略作点评。

一，关于“互助型社会”的理念

    “社会”、“自主”与“互助”是其中三个关键词。

    其一，作者强调，“社会”是“国家权力”与“资本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抓住了当代中国改革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历来都是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导的，以后恐怕还会这样发展，但其极端化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前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弊端与权力、市场决定一切的改革模式是存在着内在关联的。因此，人们在反省工业化道路时，也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问题，强调要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壮大，发展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治程度，以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近年还提出了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目的是建立“权力——市场——社会”的相互制约，协调与平衡。这在新乡村建设中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民间参与才有了可能，才能真正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

其二，这样的“社会”参与必须是有“组织”，并且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这就是作者一再强调的“农村自组织”，“农民的主体地位”，在新乡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问题。农村社会发展必须调动全体农村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方面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我在总结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延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时就指出，每一次推动农村社会变动的努力，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始终是“雨过地皮湿”，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面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在地的农民并没有成为乡村建设的真正主人，外来力量一旦撤离就一切照旧。（《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收《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本书在回顾福建培田乡村建设的历史时，谈到最初也是完全由政府强势主导，村民获利甚微，自然采取“与己无关”的旁观态度，政府也有“吃力不讨好”的怨言。坦白地说，我对现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扶贫工程”的隐忧也在于此：如果不充分发挥在地农民的自组织的主体作用，最终就会变成与农民无关，或农民并不能真正获益的的纯粹“政绩工程”，其宣传效应也必然大于实际效果。

其三，这样的社会必须是“互助型”的。在这方面同样存在深刻的历史教训。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建设，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生死搏斗，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破坏了农村社会的和谐；以后又引入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残酷竞争，极大地的毒化了农村的人文生态环境，导致农村社会的根本性的溃败。不是强调阶级斗争，就是突出生存竞争，恰恰抛弃和背离了强调互助、和谐的中国文明的自身传统，这应该是中国农村变革在很多方面都越变越坏的基本原因。其实，梁漱溟这些先驱早就提出，乡村建设绝不能“走分化斗争之路”，而要走“调整协和之路”(《答乡村建设批判》，收《梁漱溟全集》第2 卷)。本书作者一再强调要“保育乡土社会的互助传统”，建设“以互助为其核心要素的社区形态，区别于以利益为核心的竞争型社区”，其本质就是追求“人在‘三大关系’中的互助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互助共存，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以及人与自身的本真和谐：这应该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总结，将开辟一条全新而又联接传统的新乡村建设之路。

二，关于“在地化知识”的理念

    这也有三个要点。

    其一，“在地化知识”的核心是“乡土知识”。作者强调，他的研究是着重于“从知识异化这一角度”来反省工业文明的。于是就有了对与工业文明紧密相关的“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质疑与反省。作者并没有否认全球化知识生产的积极意义，但他更为重视与强调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迄今为止，这样全球化知识生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它具有某种排他性，以致垄断性，形成了一种知识权力。这首先就是对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的遮蔽与排斥。而乡土知识的重新发掘，乡土文化的恢复与重建，正是重新发现农业文明的价值的一个具有迫切性的基础工作。

本书作者对乡土文化的内涵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即“敬畏自然，天人合一”、“质朴无华，率直求实”、“守望相助，平等友爱”、“明辨是非，良心未泯”、“勤俭节约，自食其力”、“不以物喜，乐天知命”。这样的概括未必全面准确，还有深入研究的余地。但作者的意图却很值得关注：他显然是要为前文说到的新乡村建设中重建“人和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伦理基础。因此，“乡土文化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在他看来，这些来自中国农业文明的价值、伦理、文化观念，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坏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的破坏，正是一个历史的纠正。

应该说，作者的这些设计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读了以后，就联想起了我最近研究的赵树理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伦理性法律”。赵树理显然希望在现代法律与乡村伦理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既“有法可依”，又“有情有义”，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新秩序。这其实也是梁漱溟的乡村设想。在他看来，中国乡村社会就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伦理本位的社会，因此他主张要“把法律问题放在德教范围内”。（参看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剧作讲习班的讲话》，收《赵树理全集》第6 卷；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收《梁漱溟全集》第2 卷；钱理群：《1951——1970：赵树理的处境、心境与命运》，收《岁月沧桑》）。这些思考都可以为新乡村建设中重建农村秩序提供新的思路。

其二，作者并不回避他所倡导的“在地化知识”的“阶级性”，即对“劳动者”的倾斜。在他看来，所谓“全球化知识”更是一种精英知识，其对乡土知识的排斥，其实是对创造乡土知识的劳动者的贬抑。强调“在地化知识”也就是对“在地居民”即乡土养育的父老乡亲

的尊重和历史地位的恢复。所以他要倡导知识的“大众生产，大众享有，为大众服务”，要把“田间老农”的“经验知识”与“大学教授”的“书本知识”置于乡村建设的同一平台。  

读到作者的这些论述，我又想起了赵树理。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直接生产者”。在他看来，乡村建设的关键，是能否真正把“直接劳动者”即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者作为依靠对象，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他们以尊严，并使他们真正获得利益。这是包含着一种隐忧的，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将逐渐边缘化。而赵树理始终坚持一个信念：“生产劳动”而且首先是体力劳动，才是基本的人生意义和快乐的源泉，他特意指出：“一个体力健全的人，有发挥体力的机会也是一大快快”，“一个脑力劳动者要是体力还好的话，也应该找些发挥体力作用的地方，而且要把两种劳动平等看待”。（《“出路”杂谈》，收《赵树理全集》第5 卷）这其实也是本书作者（以及一切真正与农村和农民建立了血肉联系的乡村建设者）的共同信念。

作者在本书里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现代世界问题丛生的症结之一，是人类在追求舒适生活的过程中轻视了体力劳动。而劳动正是人之成为人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新乡村建设设计里，“劳动原则”是一个基本原则，“参加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也是一个基本要求；所要追寻与恢复的乡土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激活社区传统经济”，主要是指几乎已经失传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经济”，“包括通称的农村‘七艺’：陶艺、泥艺、木艺、竹艺、铁艺、蚕艺、塑艺，以及与人们饮食相关的酿酒、米粉（面粉）、豆腐制作、茶叶制作等”。这不仅关乎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与状态。

其三，这就谈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地化知识的中心是“人的建设”。检讨工业化文明和全球化知识的弊端，最终都会归结到人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恶化。于是，就有培育“四力”的人的建设目标的提出，即“公共力”、“合作力”、“生态力”和“包容力”，这显然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同时也都是能从乡土文化传统里吸取养料，并且和现代文化也是相通的。

三，关于“社区大学”的理念

    作者一再强调，他的新乡村建设理念与实践里，有两个关键词：“组”与“教育”。他对工业文明和全球化知识的反省，也集中在教育的异化：教育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对农村教育的消解。因此，对于新乡村建设的参与，也选择了从创办“社区大学”入手。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更有乡村建设全局的设想。本书特意引述了培田的一位老人给县教育局的信里提出的一个观点：“学校和教育是一个村庄的价值、社会文明、活力的象征。教育是村庄的命脉。学校是村庄的精神文化中心。学校和教育的好坏，对于一个村庄的文明进步、移风易俗起着显而易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位老人所表达的，其实正是中国乡土传统的教育观，中国农村精神建设从来都是以学校为中心的，历代，尤其是近现代对农村的改造无不从“兴学”开始，这绝非偶然。在我们一再提及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设计里，村学、乡学试验就是一个中心环节。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本书作者和他的伙伴关于“社区大学”的理念与设计，与梁漱溟的村学、乡学设想是直接相通的，其要点有二。

        其一，梁漱溟宣称，他所作的村学、乡学试验的目的，就是要创建一个“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合一”的全新的社会结构（《朝话. 中国文化本位宣言》，《梁漱溟全集》第1 卷）。作者和他的朋友对社区大学的设计，同样也是要求对互助型社区建设的全面深度参与。不仅以传承在地化知识，发展社区互助教育为其中心任务，尽可能对城市取向的现行教育进行纠偏，引进外部教育资源，更要为促进社区互助型经济和互助型农业的发展作贡献，包括推动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发展传统手工业经济，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等等，是一种集社会、经济、教育为一体新型的教育。

其二，梁漱溟的乡学教育结构里，由三种人组成，即“学众”（全体乡村居民），“学董”、“学长”（有文化的乡绅）与“教员”（城里的志愿者），村民、乡民是主要依靠对象，外来和本土知识分子则是领导（《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1 卷）。本书作者总结在培田、汀塘办社区大学经验时，也归结为要依靠在地关心教育的“乡贤”，热心公益、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村民（农村能人），要选用和培养好外来的，尤其是在地的志愿者。这实际上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城市、农村知识分子与乡民的新结合，让他们都在社区大学的平台上，各自自由施展，又相互补充，其影响是更为深远的。

当然，一切都还在开始。本书的许多论述，既是对已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包含着对未来发展的新设计，这都有待于在以后的实践里得到检验和不断深化。本书所涉及的，都是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例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的关系，全球化知识与在地化知识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资本市场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城市与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这些关系——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相互制约和补充，协调、平衡，不仅在理论上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更周密的论证，在实践上更会遇到许多十分复杂的难题，都需要一一认真地实际解决。这里的关键，还是要有大胆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自觉，在这方面作者邱建生和他的乡村建设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本书即是一个证明。我愿意借此向他们及坚持在第一线的朋友们，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支持。

                                                                                       2016年8月12—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