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香港七年之恋

1971年初秋里的一天，我和男朋友阿荣 “非法探亲” 抵达香港。

当警车戴着衣衫破烂、身无分文的我们经过市区，向着位于尖沙咀的香港水警总部驶去时，己夜幕降临。

我从车窗里向外张望，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布满了眼前每一座建筑物的外墙，耀眼生辉，如一堆堆火钻，难道这就是我们在国内时传说的天堂？

我们在水警总部住了一晚，我被关在女子扣留室里，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把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年轻吧女。

晚餐是卤水五花肉片外加一碟油菜，我吃得津津有味，而其中一个吧女把饭菜往墙上扔去，大叫：

“呢种垃圾边度系比人食呀！”

早上起床吃过牛油多士和一只水煮鸡蛋后，就被警员带到一间房间里。

阿荣已经坐在那里了，我俩分别由穿着文职制服的警官询问，并在一些表格上写下我说的每一句话。

询问完毕，等了一段时间后，他交给我一张入境证明，然后告诉我，现在可以打电话叫亲人接我们出去了。

两年前，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到故乡探望父亲时，遇到从香港返乡探亲的同乡松哥，我悄悄对他说，希望有一天能到香港探望他。

他立即明白了，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把这个号码牢牢地记住。

我拨了松哥家的电话，刚好是松哥接电话，当他知道是我时，可以听到他惊喜的声音。

约一小时后，松哥来到，把我带到他位于香港湾仔的家中。阿荣亦被他的亲人带走。

松哥是一间公司的会计，但已在两年前退休，他住的是有三个睡房的新式大厦，居住面积约一千平方英尺（约92平米），两个女儿都己出嫁，只有读中文大学的小儿子和俩老同住。

松嫂带我到理发店洗头剪发后，再到附近的店铺里让我挑选了一些合身的衣服。

我叫松嫂带我到电报局，用约定的暗语打了一封电报给父母报平安。

我的到来，立刻在亲戚群里引起了轰动，我的一个堂姨得到消息后，联系上松哥和我，要把我接到她家里去。

堂姨在母亲的家族中，是一个传奇人物。

堂姨住在跑马地半山比雅道，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曾只身远赴重庆，在盟军司令部里任秘书。

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任职于香港警务署为高级秘书，她一直保持单身。

堂姨退休已有两年，和一位服侍了她十几年的女佣玉姐，住在一个四房两厅，二千多平方英尺的单位里。

这是香港政府平价卖给高级公务员的居所。

堂姨退休在香港警署总部的最后一天。左二是堂姨，上司把她在四十年代使用的第一部打字机交还给她。

最近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松哥说尽快带我到她家。

第二天，告别了松嫂，拿上装着私人物品的大手提袋，跟着松歌坐电车到跑马地总站，再转乘19号巴士。

巴士在成和道从黄泥涌道交汇处开始蜿蜒上升，山坡上满布着风格各异的洋楼。

洋楼里的居民大多是香港的精英，例如医生、律师、高级公务员等。

啊，原来知识在香港是值钱的，只要你努力，有出类拔萃的学问专长，在这儿，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松哥把我送到堂姨家，坐了一会后，就离去了。堂姨把一间陈设很体面的、连着洗澡间的睡房给我住，我开始了在堂姨家的生活。

我陪伴着堂姨，讲述一些中国大陆的奇闻轶事给她听，逗得她好开心，她亦把她的“威水史”点点滴滴告诉我，因为难得有我这样的忠诚听众。

她对我说，要在香港立足或将来走向世界，必须学好英语。她每天教我单词和语法，还强迫我和她进行简单的英语会话。

那时，堂姨的行动已经越来越不能自理，我在她的身边，事事都给予她适当的帮助。

堂姨处事行为是“英美作风”，她认为我是为她工作，所以每星期给我50元港币工资。

我的到来，为玉姐分担了一部分工作，她亦处处表达出对我的善意和关怀。

玉姐是顺德人，五十多岁，煮得一手好餸菜; 丈夫早逝，乡下还有她儿子一家四口。

玉姐的人工是每月五百元，但她很少花钱，大部分的钱都定期寄回乡下给她儿子作家用。

每天早上起床，服侍堂姨吃完早餐后，我便跟着玉姐走成和道下山买餸。到达山脚后，会先到“妈姐街”逛逛。

妈姐街与街市相对，是一条短短的、只有几户人家的崛头巷，有那么一小群人，在这里专门做妈姐们的生意，提供适合她们的商品和服务。

跑马地的居民都叫小巷做“妈姐街”，而忘了它原本的街名了。

一位老先生放了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在街口，桌子上的小木板上工整地写着 “家书五元” 。

约十多个摊位在小巷里排开，货物都摆放在马路上的大幅帆布上。

有卖发油、木梳、髻网、针线的，有卖各种豆类和花生的，有卖各种尺码黑布长裤的……

我和玉姐最喜欢帮衬那个卖便宜布头布尾的摊贩。

玉姐教我把买回来的一幅布折叠起来，缝成一个布袋，内里放上两斤眉豆或花生之类食品，寄给大陆的亲人。

他们被允许每月免税收一个这样的包裹，缝成布袋的布可做一件衬衣。

玉姐和街上的妈姐们都很熟络，大家互相交谈，说说家乡事。

然后我俩到街市买齐当天的菜蔬鱼肉，便坐19路巴士上山，返回堂姨家。

我和玉姐摄于堂姨家的骑楼上

容易日子过得快，当玉姐叫我帮忙，在大厅里把一棵塑料圣诞树安装起来时，我才惊觉，圣诞节快来了。

在香港，这是一个万民同乐，亲朋间相互问候祝福，小孩都会得到礼物的节日。

我突然想起了伍德元医生夫妇，他们是父母的好友、是我家的大救星，我应该当面向他俩致谢并代父母向他们问好。

伍德元医生是广东台山人，七岁时跟着叔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凭着他不凡的天赋和毅力，半工半读，终于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以荣誉生毕业，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伍医生后来返回香港，在中环金融中心开设诊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广州执业行医的父亲，带着全家到了香港。经朋友推荐，父亲在伍医生的诊所工作。

1941年香港沦陷，伍医生安顿好家人后，只身远赴重庆，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力。临行，他把诊所托付给父亲管理。

日本投降后，伍医生返回香港，父亲把诊所交还给他。

1949年底，广州有关大员和伍医生接洽，让他以很优惠的条件买到一间医院开业。

他和我父亲商量后，便决定一同回大陆。

父亲是老广州，抗战前开设在和平东路的肺科诊所虽己停业，但整幢四层洋房仍完好无损，父亲决定重新开业，并打算助伍医生一臂之力。

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于同年十二月返回广州，当时我一岁，伍医生则带着全家在1950年抵达广州，医院的筹备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

第二年的某一天，伍医生夫妇突然来向父母辞行，说此地不宜久居，他们全家决定放弃一切立即返回香港，原因是伍太太的一个至亲在故乡的土改运动中被活活打死了。

而父亲则选择了留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爸爸是私人开业医生，被多次批斗后遣送回乡，全家亦被扫地出门，生活顿时陷入绝境。

伍医生那时已是香港有名的肺科医生，他们夫妇得知我家的遭遇后，立刻按月汇钱给我父母。

我把要向伍医生夫妇面谢的想法告诉堂姨，她十分赞成，立即在黄页分类上找到伍医生肺科诊所的电话号码。

我拨了电话号码，接线生询问时，我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并告诉她，我是张乃棠医生的女儿，她叫我等一下。

一刻钟后，电话里传来了一个浑厚有力的、略带台山口音、操粤语的男人声音，第一句就问：

“你父母好吗？你宜家系边度住？” 

我简要地作了回答。

他叫我和堂姨明天中午到他位于中环华人行的诊所，届时伍太也会来，大家去饮茶时再慢慢讲。

我告诉他，堂姨行动不便，无法接受他的邀请，我会准时到达。

第二天中午12点，当我推开伍德元肺科诊所的大门时，看到一位雍容华贵、五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候诊厅里，她见到我，立即站起来向我迎面走来，拉着我的手惊喜地说：

“长得真像妈妈，你系凤群？我见你时，你刚会走路……”

我母亲年轻时的相片，伍太说我很像妈妈。

谈话间，一位中等身高、体形健硕、浓眉大眼的长者，踏着稳健的步伐从诊疗室走岀来，一见到我就呵呵呵大笑，拉着我的手说：

“凤群，我哋先到楼上的酒楼食哋点心，再慢慢讲。”

伍医生给我的第一感觉，使我想到了圣诞老人。

坐升降机到了位于大厦顶层的酒楼，酒楼装修华丽，食客已坐得七七八八，我们在预订的桌子旁座下。

他俩叫了虾饺、烧卖、肠粉、鲜竹卷、蛋挞等，要我尽量吃。

问起父母近况，我首先代父母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感激，并把家中的遭遇简要地向他们讲述了。

他们听着我讲，不停地叹息。

七年后要离开香港时，我和阿荣去向伍德元医生夫妇道别，他俩和他们刚从美国加州回来的女儿（中）一起，和我俩到华人行顶楼的酒楼饮茶。

伍医生说，他在铜锣湾法国圣保䘵医院还有一个诊疗室，他的住院病人都是送到该医院留医的，他每星期会有三个下午在那儿。

以我的情况，较为适合在妇产科的新生婴儿房里工作，他问我是否愿意去。这真是天降的好机会，我立刻说愿意。

伍太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堂姨家的电话号码，并拿出三百元港币，塞到我的手里，说先留着零花，估计很快就会找到工作了。

伍太向侍者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侍者拿着一个很精美的盒子放到桌子上，伍太说，这是让我带回去给堂姨的各式点心。

向他俩道谢告辞时，伍太说她一得到医院的消息，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我。

见到堂姨，让她和玉姐吃了一些点心后，我便把伍医生介绍我到医院工作的事告诉了她俩。

虽然她们很舍不得我离开，但都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会让我走进香港社会，见识不同的人与事，况且这是一间天主教的医院，环境单纯又安全，她们亦放心。

堂姨还很感慨地说：

“即使你跟着我，时日亦无多的了。”

一个月后，我接到伍太打来的电话，她叫我隔天下午三点整到达圣保禄医院找伍医生。

我准时到达伍医生位于医院的诊疗室，他呵呵呵地笑着，拉着我的手，走进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是一个很苍老、背有点驼的瘦小修女，她用略带口音的流利粤语和我交谈，她是法国人，叫玛利亚。

她把秘书叫来，一个年轻的香港女孩，帮助我填写好了一张印有英文的表格，她把表格看过一遍后说，明天九点再来这儿找她，开始在妇产部婴儿房的工作。

回去告诉了堂姨和玉姐，虽然千万个不舍，她俩亦为我高兴。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餐，拿着简单的行李离开时，她俩各自给了我一封大利是。

九点整走进院长办公室，玛利亚旁边还站着一个约四十岁的中国修女，玛利亚向我介绍，这位是妇产部的主管徐姑娘。

跟着她对我说，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月薪400港元。

医院还提供免费的职工宿舍，饭堂供应三餐，每餐只收象征性的一元。

我先跟徐姑娘到职工宿舍把行李放下，我和另一位女孩共住一个房间，我有属于自己的床和一个衣柜。

走进婴儿房前，她先帮我换上合身的蓝色工作服，婴儿房很大，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张婴儿床。

几个穿白制服的护士和约十个穿蓝制服的女孩忙碌地工作着，她们好奇而友善地看着我，徐姑娘叫我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开始了在圣保禄医院的工作。

婴儿房的工作分三班制，我被安排在早上七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每隔三周轮值夜班一周，夜班是晩上十一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上夜班时，每天天刚朦朦亮，院长玛利亚就会拿着一个装了零钞的大鸡皮纸袋走进来，笑咪咪的分给每人两元港币作为宵夜费，不停地说：“辛苦了……”

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孩，部分是来自天主教孤儿院的孤儿，其余多是贫穷天主教教友家庭的女儿。

其中几个有上进心的女孩，都到医院对面的圣玛利堂中学夜间部进修。晩上我跟着她们到学校里一看，到处灯火通明，不少课室里坐满了人。

我找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我想报名读英语班，办事员拿出几张英语试卷，吩咐我尽能力回答上面的问题。

我中学时是学俄语的，就凭父亲和堂姨教过我的一点点英语单词和语法，就所知的完成了测验。

办事员把试卷看过后，说我可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读。

夜校采用的是和日校英语课程同等教材，每天晩上七点上课，十点下课，每晚三节课；

每半年升一级，由于有教会的补助，每半年的学费是五十元港币。我又返回了学校学习了。

堂姨在我进入圣保禄医院工作后不久，就去世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伍太，她很欣慰我工作胜任，并上夜校读英语。

我告诉她，我每月有工资，有能力负担父母的生活费用了，她以后不用再寄钱给我父母了。

我能自食其力及能继续到学校里上课，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使我有一种如进了天堂的满足感。

有时睡梦中回到了下放的农村，还会惊醒冒出一身冷汗。

阿荣亦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观塘苹果牌牛仔裤厂做装箱工作，月薪有800港元。

他和一位朋友在土瓜湾合租一间房。星期天，我俩会相约一块儿去饮茶、看电影和吃晚饭。

为了加强自己的英语听力，我们多半到明珠电影院看荷李活大片。

看过的电影，我最喜欢“仙乐飘飘处处闻”、“飘”、“绿野仙踪”、“简爱”等。

晚餐多数到位于铜锣湾街市里的潮州大排档“打冷”，老板把预先烹好的约二十样食物，放在大排档前。

有卤水鹅、卤水墨鱼、卤水猪肉、卤水豆腐干；腌制虾菇、腌制蚬、腌制河蟹；还有肉碎拌炒大豆芽菜、虾米炒豆角等。

我们先看看菜式打个转，选择心仪食物，然后落单；餸菜被放在一个小碟子里，价钱由两元到五元不等。

白饭和例汤都是五毫子一碗。我们吃四小碟外加白饭和例汤，消费不会超过二十港元。

过年了，阿荣带我在年初二去见他舅舅一家。

舅舅一家住在北角新邨，年初二我俩都放假，下午在医院门口会面后，坐电车才几个站，就到达北角新邨。

电车不像平时那样挤迫，乘客无论男女老少都穿戴漂亮，小孩都穿着崭新、鲜艳的缎面小棉袄，有些小女童头发上还夹着别致的塑胶发夹。

我们在北角码头站下了电车，北角渡轮码头的旁边，耸立着十几幢大楼，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万家灯火，蔚为壮观。

我们在士多店里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盒瑞士水果糖，老板用花纸包好，放到印刷精美的纸袋里。

我们拿着礼物，走进了阿荣舅舅的家，他们一家六口立刻迎上来，我赶紧向他们拜年：“贺喜发财，身壮力健。” 

阿荣舅父和舅母把利是放到我手里。

舅舅是香港公立小学的老师，属于皇家工，待遇很好，住上了二房一厅的政府廉租屋，更是知足常乐。

大女儿在浸会大学读最后一年，儿子刚进入香港理工学院，两个小女儿仍是中学生，我很羡慕他们。

闲谈一会后，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共进晚餐。

先喝有“好市发财”谐音的莲藕蚝䜴发菜猪骨老火汤，还有象征“吉”的白斩鸡，“年年有余”的清蒸桂鱼，接着是“哈哈大笑”的干煎大虾，与一大蝶生菜和大葱大蒜垫底、上面堆满斋菜的开年菜，取其“生财、聪明、精打细算”的持家之道。

我吃着这些寓意吉祥的菜肴，心中充满了欢悦和希望。

饭后告辞，舅舅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常来吃晚饭，大表妹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我一看，是琼瑶的《几度夕阳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琼瑶的名字。

大表妹说：“这本书我好中意，借比你睇，睇完同荣表哥一起来我家时还给我。”

我看见她和阿荣四目交投，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

假期过去了，返回工作与学习的日常。有一天在婴儿房里和同事们聊起来，谈到我从小就习钢琴，刚巧修女徐姑娘也在场，她说她一直梦想能用钢琴弹圣歌。

我问她能否找到钢琴，她说修道院里有一台，但无人会弹。

我自我推荐，说能教她，她开心极了，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下班后，带我到修道院里。

当天下班后，我到附近的通利琴行买了几本初学钢琴谱。教徐姑娘弹琴的课程开始了，每周一次，每次半小时。

我知道学习的目标是会弹圣歌，所以教授方法有异于教小孩，我会循序渐进地穿插一些简易的圣歌进去。

两个和徐姑娘年龄相仿的修女知道了，走来恳求我教她俩，我亦一一答应。一年后，她们仨都能弹好几首圣歌了。

圣诞节又到了，三位修女和院长玛利亚都给了我圣诞礼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尊重的滋味。

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子忙碌又充实，在婴儿房工作已快有两年了，我已升读夜校英语班初中二年级了。

1973年里的一天，徐姑娘对我说，物理治疗部有一个助理的空缺，院长玛利亚和徐姑娘商量后，决定调我去补这个空位。

物理治疗部助理是边接受培训边工作，除了学得一技之长外，还能接触社会上各种人，开拓眼界，月薪要比在婴儿房工作高。

新进物理助理都是香港中五毕业生，而我在广州的高中学历，在香港是不被承认的。

但她俩认为，我英语既有中二程度，而从我教修女们弹琴的成绩，就足以证明我好醒目，完全可以应付物理治疗助理的工作。

在物理治疗室里的我

我开始了在物理治疗室的工作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病人Daniel ，同事们都叫他“钉仔”。

钉仔是一个英国人，五十出头，颈背骨弯曲，使他的头向前伸出，看起来像一只鹅；操一口标准的牛津口音，看上去像七十岁。

钉仔极有绅士风度，如果他正使用的运动器材有人要用，他必先让给别人。他对所有病友都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低着头，保持沉默；

但当我帮助他时，说上几句鼓励的话，他必说 “Thank You！” ，并露出一种纯真如婴儿般的微笑。

从医院同事们的口中，我勉强拼凑出一幅钉仔生平：钉仔的父亲是英国商人，从二十世纪初就一直居住在上海。

钉仔在英国出生，但在中国成长、结婚、工作，妻子是上海人。有人说他在大学教书，有人说他在某个机构工作。

钉仔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刺激，神经错乱，妻子离他而去。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把他送到香港。

他在法国医院已住了好几年，院方把他安排在住院部近骑楼处的房间，并把房间布置得像普通居家一样。

最显眼的是一张特大号桌子，上面放满了画笔、水彩油墨，房间里到处是他的画作，都是些迪斯尼里的卡通人物，色彩鲜艳夺目。

他的财产、生活，全由一位中年女社工处理，每星期带他外出三次，一次去上绘画课，其余两次则带他逛街和吃饭。

我知道钉仔的身世后，顿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自然对他多了一份同情与关怀，他也觉察到，开始送他的画作给我。

每当我经过他的房间时，他都坐在画桌旁作画，并会把我叫住，用他那沾满油彩的手，掰下一块巧克力给我，且一定要看着我把巧克力放到嘴里，他才会露出他那婴儿般的笑容。

有一天，我看到他站在骑楼，手扶着栏杆仰天长啸：“Red Guard！（红卫兵）” 三声后，颤抖着双手返回他的房间。

第二天，病房看护告诉我，钉仔把画笔和油彩都扔到花园里，但不要紧，那位社工会帮他买新的。

物理治疗部主任香先生发现钉仔信任我，便问我：

“你想不想每天早上提早半小时上班，带钉仔散步？这样对你和他都有好处，这是难得的机会去学习英语。但你要记住，切不可提及他的往事。”

我同意了，这就展开了我和钉仔长达五年的早晨散步。当钉仔得知此消息后，开心极了。

每天早上八点半，当我到达物理治疗部的大门前，他必定已站在那儿，风雨不改。

我和钉仔摄于圣保䘵医院后花园

有一天，钉仔拿了一张相片给我看，背景是一间花园洋房，大花园里十几个中国仆人站成一排，中间是一个牵着狗约十岁的英国小绅士。

钉仔指着那小男孩告诉我，那就是他。我立刻把话题转移，谈论他最喜欢的卡通漫画。

分别的时刻到了，1979年初，我移民美国。当我告诉钉仔后，他变得郁郁寡欢，临行前，他送了一幅个人特写相片给我。

相片已经变黄，那是一个十三、四岁，贵气逼人的美少年。

钉仔送给我的个人相片，相片上加上的字，是他在相片背后的签名。

时间返回1975年的物理治疗室，有一天，同事江姑娘拿着一则报纸广告走来，内容是位于北角的 “南方音乐社” 创立，老师都是来自国内著名音乐学院。

教学的种类多样，有钢琴、小提琴、各种民族乐器、声乐、乐理等，学费亦不贵，每月只需六十港元，每周上一堂课。

江姑娘想学琵琶，而我从小学过钢琴，如果找名师再进修，通过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八级钢琴考试，那么在工余时间，就可以收几个小孩教授，增添一些收入。

想想可以到医院对面的粤华琴行租琴来弹，便和她一起来到了 “南方音乐社”。

这是北角一间很普通的单位，约一千多平方英尺，一厅三房。

卢老板是一个爱好音乐的香港中年人，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认识了这群才华横溢、刚到香港不久的音乐界人士，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们空有一身技艺，为了糊口而用非所学。

所以卢老板开设了这个音乐社，介绍他们给香港人认识。

江姑娘跟了一个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来的老师学琵琶，而我则跟武汉中南音乐学院的黄庆云老师学钢琴。

黄老师是一个琴技高超、教学经验丰富的音乐学院老师，在她的严格指导下，我改正了小时候弹琴的不少坏习惯，第二年就通过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六级钢琴试，我继续努力……

我和黄庆云老师在她家中

我对南方音乐社的老师们，亦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在六零年代初印度尼西亚政府排华时返回中国。

印度尼西亚独特的歌舞文化，使从小在那儿长大的华人亦充满艺术细胞，所以他们回国后多进入音乐学院和舞蹈学校。

文革期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受到冲击伤害，1974年，中国政府突然批准他们返回印度尼西亚，但印度尼西亚政府不接纳他们，他们亦不想返回印度尼西亚，就都留在香港。

我在南方音乐社跟黄老师学了两年琴后，她就在医院对面的湾景楼供了一个单位，自立门户，但她仍收我每月六十元。

医院花园里的花儿在四季里轮换着开了落、落了开，已是1976年的盛夏了。我完成了中五的英语课程，参加了香港中学英文会考，刚刚获得合格通知书。

阿荣和我啇量，是结婚的时候了。

当时阿荣在汇丰银行当警卫，常加班，月入过千元；而我的月薪亦已加到八百元。父母不在身边，我决定把自己嫁出去。

我们在北角清华街的旧洋楼里找到一个连着厅的房间，月租四百元；整个单位约一千平方英尺，包租婆住头房，我们租的房间因为连着厅，她让厅归我们所用；还有两个房间，分别租给另外两户家庭。

十一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俩在亲友的见证下，在香港中环婚姻注册处领了结婚证，晚上在铜锣湾红宝石酒楼摆了十围酒席宴请亲朋，每桌酒席收费四百港元。

我没有像香港新娘那样穿上圣洁的白色婚纱和华丽的龙凤裙褂，整个婚礼就只穿着一袭式样简单、才花了一百元港币买的粉红色晚礼服。

我和阿荣的结婚照

亲朋好友都很谅解我们，从他们的眼睛中，可以读到他们赞许的目光。

亲友们为我俩在香港自立自强、以一个人的尊严活着而欣慰；每个宾客都给我们大利是，有些亲戚还给我金链、金戒指之类金器。

宴席结束后，我们连小费酒水，共付酒楼五千元港币，这几乎花光了我俩所有的积蓄。

新婚第一天起床的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点数收到的利是。

我把所有红包从塞得胀鼓鼓的手袋里倒到床上，然后坐在床上逐一查点，出乎意料，总数竟有七千多元，另加一小堆金器！

我高兴得跳起来，在床上不停地跳着说：“发达啰，发达啰，今次摆酒有赚啦……”

阿荣立刻制止我又跳又叫，说：“唔好咁大声，隔墙有耳。”

婚后不久，我买了一部只用了几年的Yamaha 二手钢琴，付了新琴的半价三千港元，放到我们的房间里。

工余时我加紧练琴，不久就通过了七级钢琴考试。

那时，和我们背景相同的几个同学朋友，已陆续移民美国。

当时联合国把逃港者定义为难民，只要有美国公民做经济担保人，无需有亲属关系都可以移民美国。

我俩都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能在美国接受好的教育，能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成长，即使还未找到担保人，还是到联合国香港难民事务处递了申请表格。

1977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来信说，她认识的戈德斯坦夫妇将跟旅行团到香港和东南亚旅游，在香港会逗留几天。

我们安排了两天时间陪他们：第一天在港岛坐登山缆车上山顶，然后坐有轨电车到处逛，夕阳西下时，到香港仔海鲜舫吃晚饭。

第二天到沙田郊游，中午食乳鸽 …… 交谈中，我俩讲起已递了移民美国的申请表，但还未找到担保人，他们立刻承诺做我俩的担保人。

在美国加州定居后，戈德斯坦夫妇来探望我们，相片摄于旧金山金门桥旁。

1978年初，香港房屋事务处招聘新职员，阿荣去应聘，由于他在汇丰银行的工作获得好评，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这份皇家工。

我们在九龙李郑屋村得到了一个二百多英尺的独立单位，阿荣在那儿当房屋管理员，所以连房租都免费。

我把钢琴放到厅里，为考八级钢琴加紧练习时，门口会有不少好奇的邻居在张望。

1978年底，我们移民美国的申请获批，必须在三个月内抵达美国，当时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很安定和满足，一时间还在犹豫不决。

香港的亲友们大部分不赞成我俩去美国，但黄老师是少数鼓励我们移民美国的香港人之一，她说她无论多艰难，亦要把她的女儿送到美国的音乐学院就读。

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决定到美国去，临行前，黄老师买下了我的钢琴，给了我买入钢琴的价钱：港币三千元。

我想到我们常去逛的大笪地买些翻版中文歌曲录音带，拿到美国慢慢听，在医院工作的最后一天，阿荣带着相机来接我下班。

他给我和物理治疗部的同事们一起拍了些相片，大家依依不舍地分手后，已近黄昏了，我俩坐上开往上环的电车，到达港澳码头的大笪地。

上环大笪地人潮喧闹，在大光灯下，有各式各样的摊档：有风味炒蚬、有十元八块的衣物、华洋杂货、还有脱鸡眼的江湖郎中。

十元三盒的盗版录音带档摊，大声地播放着齐豫略带忧伤的歌声：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我买了一大堆录音带。

附近大排档食肆飘来阵阵香味 …… 打边炉的档口占了很大一片地方，大小桌子有几十张，食客已坐得七七八八，我们在一张小圆桌旁坐下。

伙计把石油汽炉点着，放上一锅滚汤，再端来一大碟两人份的打边炉食材，内有牛肉片、鱿鱼、鱼滑、鹅肠、豆腐、还有四只虾，生菜和塘蒿放在另一个盘子里。

白饭五角钱一碗。滚烫的汤锅冒着腾腾的白色蒸气，我俩饱餐一顿，才花了二十元。

饭后沿着海边漫步，岸边建筑物的灯光和星火在海水中相互辉映。

我俩谈论憧憬着将在美国的生活，遥望着灯光闪烁的维多利亚港，一幅宏大的画卷仿佛在眼前展开。

1979年初，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我们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由香港至西雅图、再转机到纽约的班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慢慢升空，眼下的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岸线上，各种形状、美轮美奂的建筑依山而建，香港这座城，和大自然是如此和谐相融，这是好几代港人的努力！

再见了，香港、东方之珠，我的青春、爱情、梦想，曾在你的怀抱里逗留。祝福你永远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