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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4年雏妓,终生不孕。她是美术上的奇女子,影视剧里的画魂,一生穷困潦倒,客死异乡,死后声名鹊起

2017-07-19 女子必读的 女神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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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女神书馆 民国女子39期文章



艺术的殉道者

文| 香蕉鱼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一件事:

 

长时间坐在一幅名画面前,仔细凝视其中的色彩、结构、线条,然后一个下午过去,一夜过去,你眼角泪光闪闪,甚至泪流满面。

 

如果你感受到了,也就真切地触碰到了艺术的力量。

 

19世纪的西方艺术,是充满幻想、激情的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庄重、典雅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伤怀、复古相得益彰。可到了19世纪下半叶,艺术开始疲倦,开始不知所措 39 38384 39 15275 0 0 2807 0 0:00:13 0:00:05 0:00:08 2915

 

许多艺术家开始寻求真正的出路。工业革命让城市、乡村、甚至边远的山区都受到了商业气息的熏陶,审美的眼光与视角开始转变。有人说正是艺术的停滞不前才导致了后来的咆哮与革命。

 

正是唯美画派的堕落,引起了19世纪末期最负盛名的三位画家塞尚、高更、梵高成为真正的新时代艺术的代表。


客观的观察世界,真诚的描述所见,将自己的一生经历与内心情感挥洒在画作中,使每一个看到画的人,都能感受到画家的痛苦与激情。

 

改变的动机,不过是为了抵御城市兴起,建设完备,几乎每个人都迫不得已的被异化,成为集体的,没有个性的一份子。

 

那时一个叫做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生自费出版一本叫做《梦的解析》的书,尚无人问津。


要再等上十年,它才会风靡全球,影响艺术与生活领域。这时的画家们得不予余力地用非精神分析的方法来保存自我。


 

1905年巴黎的秋季沙龙诞生了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野兽派。

 

在哀歌中开出的璀璨花朵,以明丽的色彩,绚烂的笔触,动人心魄的阐述,敲开了属于20世纪艺术殿堂的大门。

 

1922年,潘玉良从上海出发,坐船抵达了法国巴黎。

 

那里人才济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都在。毕加索刚刚完成了他的《海滩上奔跑的女人》,沉醉在他的古典主义思潮里。

 

这幅画上的两个女人,是圆柱状的,非常立体,但也古怪荒诞,带有一股子不可思议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潘玉良是来学习的,她想成为一名画家。远离祖国的她此刻是一个全新的人了。她凄苦的生世,她四年雏妓的身份,都已不被人知。

 

她可以重新开始,以画家的身份开始。

 

她在里昂美专学习,一年后,转入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在那里,她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徐悲鸿、邱代明,还与林风眠做过校友。巴黎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几个人会约着一起参观,一起在夕阳西下的塞纳河畔散步。

 

这是她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无忧无虑,为画而生,为画而活。

 

她没有收入来源,只是个穷学生,资助全来自国内的丈夫潘赞化。他按时给她寄钱,一寄就是六年。

 

这六年是欧洲近代史上相对平静的六年,一战已经结束,二战还相距甚远;离世界经济大衰退也还有一段时间。

 

潘玉良知道自己的好运来之不易,每天下了课她便散散步,与友人聚一聚,然后就躲进画室里工作去了。


 

1925年,她转学到罗马国立学院学习,短期内也做过学校教员。

 

油画的训练完成后,她开始学习雕塑。

 

正当她想要在艺术上闯出一片天的时候,潘赞化丢掉了官职,一连四个月没有寄钱来。

 

顷刻间,潘玉良一贫如洗。她经常挨饿,走在上学路上时也两眼发晕,看不清路,有时竟饿得连画笔都拿不起来。

 

在她年轻时最穷苦的那段日子里,常有朋友接济。而真正帮了大忙的,是她自己的画。她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委员会的汇款。她的《裸女》获奖了,奖金5000里尔。

 

第一次留学的后期,她便靠着这5000里尔,省吃俭用一直撑到了毕业。

 

她的穷苦,也正好映衬了20世纪西方艺术的辉煌。然而,潘玉良并不是那场艺术革命最顶尖的弄潮儿。

 

巴黎的艺术圈正值风格多变的时期。毕加索把他的婚姻危机表现在了画作上,达利也开始尝试非常怪诞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欧洲的前卫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各种风格与流派交错、纷乱。

 

那时期,最有名的画是毕加索的《浴女》,这幅画怎么看都像是个女怪物坐在海边休息,如梦境一般,充满了恐怖又失控的气息。

 

潘玉良一方面接受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一方面又抗拒绘画风格猛烈变化带来的冲击。毕竟她想画的只是她自己的东西而已。


 

她觉得,回国或许能保住个人绘画上的独立性。

 

另外,她也想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感受,说给自己的同胞听,说给丈夫潘赞化听。

 

她也想尽快报答丈夫的知遇之恩——要不是资助自己留学,他也不会落得失去工作,钱财减半。

 

回国后,她去了上海立即找到了工作,出任上海美专担任绘画系主任。

 

象牙塔内的生活并不安稳,她的作品经常遭到同行的诋毁和奚落。为了证明自己,她举办了画展。名字就叫做“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第一次,她的高产与勤奋,她的才华与幻想,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两百多件展品,诉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够吗?

 

她觉得,足够了。

 

她与潘赞化又在一起了。这令她非常高兴。哪怕只是以妾室的身份。她想为他生儿育女,可数年前被老鸨灌下了汤药,导致了她终生不孕。她想,或许可以用绘画来补偿这一缺憾。

 

她陆续办了四场画展。这期间抗战爆发,多数画作并没有为她筹得必要的物质保障,都拿去义卖了。


不过,她觉得无所谓。如果她想要的是钱,当初就老老实实呆在堂子里,一辈子靠身体赚钱,还画什么画,做什么画家?


 

潘玉良用办画展和义卖来支持国内的抗战。1936年,她举办了自己的第五次画展。而这一次却惹来了祸端。

 

在这次画展中,她展示了她对艺术的终极探索,展品中有一幅巨型的油画《大力壮士》,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个裸体壮士。

 

画展闭幕的那天,这幅画被人划破了。做这件事的人还不忘在旁边贴了字条,来表达愤慨。


“妓女对嫖客的歌颂!”在美术专科的这几年里,她没少收到这样的指责,她只当是别人,是不相干的陌生人做的事,与她无关。可这次,她有所耳闻,据说是潘赞化的原配安排的。

 

究竟是不是,她不知道。她只觉得,她并没有像别人那样用艺术来美化自己,任意篡改自己的生世。

 

有人说,有些事业是赋予女人再造自我的工具。把艺术或时尚当做事业的女人,并不是喜欢说实话,而是不断地重新涂抹自己的人生经历,出生高低,泼出去的水可以回收再造,说过的话可以抹去重来。

 

但她没有。

 

她并不美貌,老了病了之后用一个丑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她并不是那种活泼开朗,人见人爱的淘气包。她沉稳、忧郁,这一点也能从自画像里看出来。

 

画是她生存的洞穴,并不是反抗的武器。尽管受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革命的冲击,她也始终没有大操大办地把自己的画改成纯正的感情宣泄。她始终徘徊在国画与油画之间。

 

然而,艺术的探索或许还需更大的代价。

 

别人的闲言碎语,无法将她击垮,但她的心是慢慢碎掉的。第五次画展后,她再次远走高飞,远离是非之地。


 

1937年,潘玉良离开中国。

 

而之前的1936年里,毕加索完成了他最著名的画作《格尔尼卡》,这幅日后反复出现在教科书里的名画,只由三种颜色勾勒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阴森恐怖,像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梦魇。它描绘的是西班牙内战。

 

这幅画超越了时代,成为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的标志之一。巴黎,成了全球艺术家顶礼膜拜的精神圣地。

 

第二次与巴黎相遇。潘玉良有了个绰号“三不女士”。不加入外国国籍,不谈恋爱,不与任何画商合作。

 

不过这一次,她依然没有接受激进绘画风格的转变。她不参与流行,只画自己想画的。

 

她决定独自生活。

 

她很少卖画,没有收入。渐渐别人也就不买她的画了。

 

吴冠中说,她用宣纸画裸体,有点庸俗。不过,好在她人很豪爽,说话声音有点粗,有时候还真觉得像个男人。


她住在一个贫民区的五楼。那时候自来水只供到四楼,朋友去找她玩儿,还得干点苦力活,帮她把水从四楼提到五楼。

 

当年父母去世,她刚满十三岁就被狠心的舅舅卖给芜湖妓院做雏妓。

 

四年里,她逃跑、叫骂、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给冻病了,她想出去,想在外头的大天地里赢得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她可曾预料到如今客居异国,一贫如洗的状况?

 

18岁时,她遇见潘赞化。潘赞化帮她赎身,纳为妾室,结婚时还请了陈独秀做证婚人。她为了感恩,也为了洗心革面,从此改姓潘。


那时,她是否料到对绘画的激情,既给了她自由,也给了她一生的枷锁?


 

她第二次来到巴黎后,再也没离开过。这时期的她没了画家的张扬,也没了融入新式画派的动力。


她所居住的地方常年漏雨,于是她便喜欢在外头与人交谈、喝酒、逛街。她喜欢在塞纳河边和一群艺术家把酒言欢。

 

可她的画还在屋子里嗷嗷待哺,等着她来完成。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坐在屋里,形影相吊,一笔一划地画着,想象着。

 

孤寂是每个艺术家每天的必修课。

 

在一个被墙壁包裹起来的屋子里,一排窗户会让街边的喧嚣传到你耳边,或许你只有一扇窗户,光亮被遮盖了一半。


你坐在其中,像个囚犯。每当下雨的时候,天色阴暗,只会越发增加内心的孤寂。

 

可是,她为什么要选择再次离开中国?当时欧洲时局并不稳定,希特勒已经上台,并已专政数年。

 

奥地利被占领后,一年不到,二战全开。

 

两年的时间并不是算长,总共不过700多天。可对她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站稳脚跟,恐怕很难,何况终点不是和平,而是战火。

 

不久,马奇诺防线被攻破,一百五十万士兵被俘,百万巴黎市民背井离乡。

 

她是否曾沦落为难民,退居乡下?未可知。从画作上也看不出任何更换居住地的蛛丝马迹。

 

这段时期,成了她生命中的迷。

 

直到1959年,她的人生轨迹才又出现在公众眼里。

 

这一年,她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多尔烈奖。

 

她写信说想回国,却换来了潘赞化逝世的消息传来。

 

她说想回去探望,也未能成行。据说是她又收到潘赞化迟来的信,劝告她先不要回国。


 

1977年,她病逝于巴黎。她嘱咐好友要好好保管她的画,于是那位好友就将近七大箱遗作和物品交给了驻法使馆。多年以来,这些作品一直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和车库里保存着。

 

她生前出售的画作寥寥无几,生活上更没有什么质量可言。

 

她的名声当然抵不过毕加索、梵高等名画家,画得又多是人物裸体与自画像,家人曾让人运回,可大使馆方面觉得这些画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家属想要,可以挑选几幅花花草草的运回。

 

直到1984年,她的所有画作才运回了国内。

 

整整七年的时间,艺术品被束之高阁。这时候,世界已经迎来了后现代主义,弗洛伊德也被奉为精神分析的圣人,人们对裸体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了,她的画是否能赢得新一代的喜爱呢?

 

时间还在推移。

 

后来,《画魂》横空出世。

 

这时,人们才认识了潘玉良,知道了她凄惨的生世以及独自奋斗,成为一代名画家的人生历程。

 

电影上出现了她的身影。巩俐演她,李嘉欣也演她。

 

她的故事,成为一个真正的神话。

 

一生穷困潦倒的真实的潘玉良,被影视剧上的幻影代替,成为那个具有画之灵魂的女子。她就是那画的精髓,画的灵魂。

 

她成了一个完美的幻影。

 

她成了“民国十大新女性画家”中的一员。


 

潘玉良是否也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去过乡下小住,享受过绘画之外的生活?

 

她是否也逃离过画室,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做一个艺术上的殉道者?

 

她一生的画,一说是四千多幅,一说有两千多幅。无论是哪个数字,对于一个女画家来说,都算是高产。

 

她的探索,并不是向外的,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以那个居住半生的陋室和附近的小街为中心,从未偏离方向。

 

或许她曾探索过,可那些画作很少公开,只做私人收藏。

 

到现在为止,她的一生也像是被色彩涂抹过的画卷,浸透了影视剧创作的想象,也融入了很多崇拜者的着色。

 

而她自己的生活,画家的真实生活又是如何呢?

 

高更曾到乡下生活,过着与农民一样简朴的生活,希望通过农民的带有迷信和巫术的思想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方向。

 

或许神话背后的她也有这样片刻的自由,也有这样畅快生活的时刻,只是她没说。

 

画就是她的语言,她已经说尽了一生。

 

死后的辉煌,终究还是让人们记住了她。

 

或许,这就是追求绘画的意义所在吧。




馆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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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的传奇,一个接一个地复活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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