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沈从文的“三三”，张家四姐妹老三，与沈师生恋，风言风语，未曾阻止二人相恋，终成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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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女神书馆 民国女子的47期文章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文｜ 香蕉鱼
1929年，沈从文在上海，日子过得坏极了。他是多愁伤感的诗人。他经常愁钱、愁晚饭没人做，愁自己的文章还没写出来。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坏。
“近月来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发生兴味，乃不知如何重新来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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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1930年，他抱怨说，“我只是一天比一天瘦，像吃烟君子，今天是坐在桌边打盹的，生自己的气，找不出做人的根据，所以很容易生气。”
他开始了教书生涯。有一天，他在球场上看人玩篮球，与张兆和相遇。她回眸一笑，让他心动。但那天，他在写给友人的信里却说，“腰痛想哭。”之后的去信里又说，“这信到你手边，我或者死了，或者又在做事了。”
七月的时候，他便忍不住在一封信中开始向别人打听张兆和。
她同谁好过没有？
有谁爱着她没有？
他解释说，问这些事的理由是，我爱她。
这件事苦恼了半年，整个人痛苦又幸福。他告诉朋友，他只想打听，没别的意思。因为他要离开了，他要去别的地方教书了，免得每次见到张兆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并不迫使她爱我，但我想她处置这事稍好一点，是告我一点她的意见。”
年长沈从文11岁的胡适，当时为中国公学校长，已答应帮忙，为沈从文出面解决一切。
沈从文非常坦诚，“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把生活全毁了。我还想当真去打一战死了，省得永远纠葛不清。”
张兆和去找胡适，希望胡适这个校长能出面阻止老师狂热而盲目追求——哪怕这种追求仅仅停留在信中。
之后，胡适复信给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她太年轻了，没经历过多少事。
“爱情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千万要挣扎度过，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沈从文心底千层浪，张兆和这边对“碎心”这件事却毫无知觉。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乐益女中上课时，大姐元和认真学习，考了好成绩，升学走了。她与二姐允和因为贪玩，期末考试多科不及格被留了级，到上海读大学就晚了一年。那一年，原校长何鲁突然下台，由胡适接任。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得意门生，当时已是名声显赫，一上任便立马改造大学教育，聘请了多位新潮老师，沈从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兆和本来读的是英文专业，因为喜欢文学，选修了沈从文的课。在学校里她很出名，皮肤黑，婴儿肥，男生们为她取名“黑牡丹”。
她经常收到情书，对于这些情书，她不看但也不扔，只是拿回家，编上号，收藏起来。
当初的留级遭遇还历历在目，被她称作“乐极生悲”，于是到了大学里，她就决心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不理会其他。她想以优异成绩毕业。在运动上，她也不落后，她是中国公学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更获得资格参加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的五十米短跑。
有一天，她收到了沈从文的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没有编号。
无数信件纷至沓来，弄得她不知所措。
她去找胡适说明情况，回家就对二姐允和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
他笑笑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
他非常郑重地对张兆和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着你！”
胡适这边是说不通了，他已经站在了沈从文这边。
1932年，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她在家里复习，准备去北平读研究生。沈从文此时远在青岛教书，两年了，他还是放不下张兆和。
他不懂英文，可兆和则是英文专业毕业。为此，他学日语，也学英语，还托人送了她一大包礼物。这套礼物巴金帮他挑选过，全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名家的英译作品。他为筹备这个礼物，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后来，他送过更贵重的：一套契诃夫全集。
可是，这时的他并不是如表面看上去坚强。两三年前，他朋友如云，徐志摩、梁林夫妇，金岳霖，萧乾，丁玲与胡也频夫妇等等都在。但1932年，“满洲国”在东北成立，日军进攻上海，各种爱国组织纷纷成立，很多左翼作家都加了进去。然而，也就是这种时候，沈从文先是失去了徐志摩，后来又失去了胡也频。
他心急如焚，再不能凭空等下去了。他需要爱别人，也需要那挚爱之人来填充空旷而孤寂的心。他冒着酷热去了苏州。
早上十点种左右，太阳刚刚露出它炙热的梢头，九如巷的半边道路被阳光晒得大亮。沈从文来到在石库门外，看起来依旧弱不禁风，文绉绉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他自报家门：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
张家的看门吉老头答道，“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
沈从文没有进门，反而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大太阳下面发愣。
吉老头赶紧抱歉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一听呼唤，允和咚咚咚地下楼，冲到大门口。一看是沈从文，赶紧请他进屋。沈从文只吞吞吐吐地说三个字，“我走吧！”
他像是在要求自己赶快拿定注意，又像是在对允和说。允和请了好几次，他依然站在太阳底下没动。允和只好说，“那，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说住处是个旅馆。说完，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那条被太阳晒得发亮的半边街上走着，离开了九如巷。
兆和回来吃午饭，允和责怪妹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
她催着妹妹吃完饭，赶紧去见见自己的老师。还说，“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
见妹妹没应声。允和拿出“来而不往非礼也”教育她。兆和问她，那见了他该怎么说？
你去见他，就这么说，“家里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一个小时后沈从文与兆和一起回到家里。
几天后，沈从文回青岛教书。次年，兆和经他介绍去了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
初春时，兆和与允和同住苏州，她给二姐看了沈从文的信。信中很婉转地说，想让这位促成好事的二姐替他向张家父母提亲。
允和想都没想就告诉了爸妈，结果一说即成。
她给沈从文去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字：允。这是同意，也是她的名字。
兆和得知此事，心里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懂呢？
当时电报局离张家所在地很远，坐人力车要七拐八弯地走好长的路。兆和自己重新跑了一趟电报局，把她觉得看得懂的电报，递给电报员。“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怪怪的。当时大家都用文言文写电报，字少，明了，节省费用。报务员觉得这肯定是密码，不收。他让兆和改用文言文，可是她不肯。好说歹说，最后说这是喜事电报，报务员才收下。
这是他们定情的一刻，张家姐妹们记得清清楚楚。
（沈从文与张兆和）
从此，“三三”成了兆和的昵称。她成了他一生最美的童话，写作中最激荡的灵感来源，她成了他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刻的女人。
而她依然惦记着考研究生。她不想附属于男人生活。
然而，他们生活上并不宽裕。此时，母亲陆英已经去世，家里来了一个愁眉苦脸的继母韦均一，她是上官云珠的堂姐。允和结婚时，由大姐元和出面，向继母争取了两千元。
到了沈从文与张兆和新婚时，沈从文放弃了张家嫁妆。“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仍旧什么也不需要。”
（张氏一家）
对于当时已经家道中落的张家来说，放弃无疑是大松一口气的。
但是，父母那边松了一口气，夫妇俩的生活便陷入拮据与动荡。兆和更说，“结婚后，我就从来没胖过。”
新婚四个月后，沈从文因母亲病危，赶回家乡湖南。他在家里呆了四天，但走了半个多月。因为与丁玲有接触，所以他自己也成了“危险人物”。
兆和写信给他，他当然也以信为回复。这时候的他虽然穷，但一直在坚持创作，《边城》就是这时期的佳品。
婚后的7年，他有二十多本作品出版。张兆和做他的编辑。她要求很高，改得又认真。她是他的作品的首席审查者，有时太过严厉，沈从文竟不敢拿给她看。有时，她一次性要帮他改掉好几个错字。
沈从文的志趣就是买古董，买了送，送了再买。张兆和很无奈。她没有少女时活泼了。
抗战开始，多位学者退居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他帮学生批改作业，甚至贴上自己的钱，把作品寄出去发表。他也经常流鼻血，有时候累倒在书桌前，早上醒来，只见自己脸靠在血泊中。
兆和就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他。
（沈从文张兆和一家）
1946年9月，日本投降多日，昆明陷入一片胜利的气息里。他邀请了十几位朋友聚餐，准备把小说《主妇》和一束蓝色野花送给兆和，感谢她对家庭的付出。他知道，兆和一生最喜欢的花是蓝色勿忘我。
可是，到了1948年，他突然停笔，再也不写了，一股脑地钻进文物研究中。很多人都劝他提笔，但他都没有同意。只是在博物馆里，穿着那身寒碜的布衣为前来参观的人讲解历史。讲得倒是非常好，但是钱少，才华也荒废了。别人看着心痛。
张兆和觉得他应该再次书写，不为自己，也至少要为家里着想。
但胡适说中了。她确实没有理解他这个人，也没有理解他的感情。
他对汪曾祺说，我希望那些人不要骂我，错也骂，对也骂，把人给骂倒了，到底是谁的损失？
1949年，写作上的困境，让他彻底绝望，精神崩溃。郭沫若撰文说他是“桃红色”。因为他写的《翠翠》里的农村没有革命气息，写的都是乡野美好。农村怎么可能有美好生活？北大也出现了打倒他的标语。
他去了清华疗养。张兆和写了无数封信给他，鼓励他，让他振作精神，甚至把他的好友徐志摩搬出来，鼓励他多学习徐志摩身上青春盎然的气息。
可是，沈从文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是“桃红色”的，他看到的农村本来就很美好，为何一定要写成混乱不堪的呢？
他试图自杀。他用剃刀割破了颈部和手腕动脉，喝了煤油。因为送医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兆和赶来看他，他以为自己处在牢房里，直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兆和听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1980年，他写了一篇小文，其中有一句话，“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与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
这时，其实没人能真正理解他。连他的妻子也无法捕捉到他的焦躁与惶恐。
36年后，他早已停笔，将自己一腔热情挥洒在历史博物馆中。他与兆和一起被下放湖北丹江口文化部“五七干校”。兆和先走，沈从文要晚好几个月才去。允和前去探望，一进门，四处都是书，乱糟糟的，堪比猪窝。
两人说了会儿话，便回忆起过往。
沈从文说起当年的九如巷，兆和去旅馆找他。“我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背在后面。”
他还让允和看三三写给他的第一封信，那封信就揣在他怀里，揉得皱巴巴的。这时，他这个快70岁的老头抽泣了起来，像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允和见他沉浸在自己甜蜜回忆里，不好打扰，就悄悄退了出去。
（晚年沈从文与张兆和）
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兆和一直在他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兆和则说，“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他看不见她，就喊她的名字。看见了，就心安了。
1988年，沈从文去世。下午5点多钟，他觉得气闷和心绞痛，兆和扶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他不让兆和离开，又说要送他上医院。
兆和带领全家回到二哥家乡湘西，把他的骨灰一半洒入江水，一半埋入泥土。她着手整理他的文稿，这是她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2002年，沈从文百年诞辰，她编辑的沈从文全集出版。
最艰巨的工作完成，她的生命也走到尽头，次年她以93岁高龄走完一生。
全集处，她写下这样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过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她也不是完人，年轻时她不懂爱情，却保留了他所有的信，无人时偷偷阅读。要是沈从文不那么热烈的追求了，她反倒高兴不起来。
她用了一辈子去等，去懂，去观察，究竟该如何爱一个人。一个像沈从文这样的人。一个就叫沈从文的人。
如今，她做到了。
她曾问他为什么爱她？
他说，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馆长说
这里没有鸡汤，
没有空话与大话，
只有文艺的语言，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叙述。
在文字的流淌间，
多年以前的传奇，一个接一个地复活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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