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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成就非凡,却出轨英国情人 ; 一生浮华,一生争议

2017-08-04 女子必读的 女神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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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女神书馆的54期文章


三餐与四季

文| 香蕉鱼

1938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

 

我多么希望能帮你一点忙,我知道你们比起我们来有更多的理由不快活,所以由我来给你任何的意见与指点,都是愚不可及的。我唯一可以给你的指点与忠告——那也是我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就是工作。怎样可以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上。

 

伍尔夫想鼓励凌叔华用英文写作。“别人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可以替你修改。”

 

此时的伍尔夫精神上已经安慰下来,早年的呓语与狂躁已经远去,她与丈夫定居在伦敦郊外,去伦敦的次数已经很少。她已经完成生命中最顶尖的小说作品。抑郁的《达洛维夫人》、充满灰色气息的《到灯塔去》与《海浪》,都使她光芒万丈。另外,她还与丈夫一起开设了荷盖斯出版社,专门出版自己的与其他投稿者的作品。

 

凌叔华收到来信,还会看到伍尔夫建议她写作要看的书目(如果有必要伍尔夫会亲自寄给她),还有这句话:你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头?

 

凌叔华写完一章就给伍尔夫寄去,伍尔夫看了写下写作建议,用书信方式寄给凌叔华。两人从未见过面,一生只用书信往来。真的拉近凌叔华与伍尔夫关系的,反倒是她与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那场闹得满城风雨的婚外恋。

 


这段异国恋曲,开始于1935年。

 

凌叔华会写作,也会画画,而且两件事她都做的非常好。只是有一点,她喜欢古朴沉静的文风,常常显露出对古代山水的旷达思念,与当下的如火如荼的革命现实不搭调。


很多人认为她写的太过生活、太过女性化,而她自己又是个事事都藏在心里,窝在手里,不喜欢与人争的人,自然就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1935年,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来到中国。他受家族所在的贵族文化圈的影响,思想过于开明,感情过于奔放,他来中国是想让自己死在肆虐的战火中,还随身备了氰化钾。


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生命还暂时不由自己掌控。他恋爱了,他的心属于另一个人了。那就是凌叔华——院长夫人凌叔华。

 

贝尔对自己与有夫之妇的来往丝毫不忌讳。他经常写信给母亲与姨母,通报自己的恋爱进程,同时也向姨母引荐了这位总是才貌双全却抑郁寡欢的女作家。

 

贝尔比凌叔华小八岁。初来乍到时,他只会讲英文,学校里会讲英文的不多,照顾他的事就全交到了凌叔华身上。

 

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自由,愉快,来自英国最著名的文艺圈。虽然这个文艺圈子在30年代已经落寞了,但他还是像一个最终的继承者那样,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他的见闻,他的成长经历,他与各种艺术家的交往。

 

她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理想之境。在武大,自己的丈夫任文学院院长后,严格遵循西方的职场规则,坚决不聘用自己的妻子到校任职,这已经让凌叔华很不满了。


可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找了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拼命地阅读,用笔勾勒那些反驳的话语。

 

凌叔华爱上了伍尔夫的描述。她自己也有一间书房,保存很多珍贵的字画和涉及个人隐私的一些信件,谁都不能进去,包括自己丈夫在内。


她去世后,女儿帮她整理遗物,发现书房早已被她收拾干净,只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母亲一生都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这是女儿陈小滢给她的评语。

 

贝尔喜欢凌叔华的才气,他那种能掀起真正波浪,帮助她在文学道路上更近一步的鼓励,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毕竟,她跟着丈夫南下,一是因为战火纷飞,二是因为丈夫与鲁迅的骂战持续不断,最终因胡适调解而结束。


结束了骂战,结束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文坛大佬的攻击,也断送了文化圈的交往。从此,凌叔华只能呆在丈夫这一个文人身边,而不是去亲近那些她真正喜欢的文人骚客。

 

难道她真的要从新派女作家,堕落成某个人的太太?她知道,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夫人》里的达洛维就是这么一个郁闷的人,她早上起来想去买束花,结果只能想想,因为女人是不能单独上街的,更何况女仆已经把花给买回来了。

 

连自己买花的权利都没有。

 

朱利安的猛烈追求中,一种誓死的决心,这让凌叔华非常着迷,毕竟她在学校里也不快乐。

 

(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照)


纸包不住火,婚外恋事很快传到了丈夫陈西滢耳朵里。他很痛苦。他是旧时知识分子,对妻子又有着崇敬之情,只是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要怎么爱她。他没有当面指责,而是写了很多信给贝尔,要求他不要再与自己的妻子见面。

 

当他得知凌叔华与贝尔还是一直偷偷幽会,而且每次地点都不一样。不是在香港就是在广州。他愤怒至极,写信怒骂贝尔,说他不是个君子。

 

最后,贝尔压力过大,只好离开中国。走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觉得贝尔是个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陈西滢太保守了,所以才把贝尔给赶走。陈西滢什么都没说,他心里苦,但还是考虑到了妻子的名誉。闹起来,不知又要闹到什么地步。

 

贝尔回到英国后,心情非常低落,决心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战争。他志愿参加“国际纵队”。1937年7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他驾驶的救护车被炸飞了,去世时年仅29岁。

 

此后,凌叔华与丈夫的关系一落千丈。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躲避与丈夫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没有离婚,但没有和好,只是相敬如宾。

 

凌叔华有很多想法也就此埋葬在心里,她不说,谁也不知道。只有在教导女儿时,才能零星地听到她思考人生时的声响。

 

她曾无数次的对女儿说,“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

 

大人们经常与陈小滢开玩笑说,她想不想再要个弟弟,陈小滢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楞楞地看着母亲。这时,凌叔华总是坚决地摇头。自始至终,她的想法都是:生孩子太痛苦,做女人太倒霉。

 

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古韵》的写作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


十多年来,她对贝尔的事绝口不提,就像她当年与陈西滢谈恋爱一样,总是默不作声,瞒了家里整整两年,连好友徐志摩完全不知。

 

(凌叔华与陈西滢)


1938年,抗战形势恶化。武汉大学要内迁到重庆乐山。陈西滢先走,带领着一批老师去勘察地址,之后凌叔华再带着女儿与丈夫会合。


凌叔华依然没有在学校里教书,生活圈子更窄了,大家提到她时,只礼貌地叫她陈太太。仿佛这是她唯一的头衔,没人能看懂她的内心,当然她也从未向别人袒露心事。

 

如果不结这婚,成就会更大么?或许她当年结婚,不是为了幸福,是为了父亲送给自己的那28间房的后花园?可是如今战火燎原,她那美丽的后花园在哪里?她所渴望的“宁静致远,悠然写意”在什么地方?

 

她把怀念写进了《古韵》里,而整个写作过程,与她的信中挚友伍尔夫也如出一辙:不让人看,不谈论,只管写。

 

她的大家庭里有四房太太,她1900年生,一生下来,就像个旁观者那样,不得已立在一边,看姨娘们永不停歇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她的母亲生了四个女儿,总受其他女人欺负,她当时就想,要是自己是个男孩儿就好了,总能给母亲增点光。

 

她的曾祖父是广东的国画大家,父亲也总盼着有人能继承这个衣钵。凌叔华决定走这一条路让母亲扬眉吐气。她七岁拜师学艺,先向王竹林学了山水兰竹,后来又拜在宫廷画师缪素筠和郝漱玉的门下。

 

她最喜欢的心境,就是远离尘嚣的。她渴望有自己的清澈明净的天空,于是写下:早晨生灶下米烧粥,偶然望到外面朝雾笼着远近山头,篱笆外的竹丛不知何时长出不少高高低低的新枝,已高出我们的房檐了。

 

心里装着整个庞大童话地宫的女人,面对现实总是愤愤然又无能无力。

 

以前,她与丈夫回无锡老家,就很顺心。按照旧时习惯,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给他们端茶、倒水。凌叔华早就看不惯这些,做起来总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干脆装病躺在屋里。

 

她自己痛苦时,就冲着女儿愤愤几句: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她还经常“告诫”女儿: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如今,她越发乖僻。活脱脱一个超越旧时代50年的现代新女性,却活在了旧时习俗还没完全褪去的20世纪初,她怎么能活得不别扭?

 

1939年,凌叔华无法忍受乐山文化生活的匮乏,找了个借口说母亲去世要回去奔丧,就独自带着女儿离开了。女儿后来回忆说,一点奔丧的气息都没有,母女两从香港转到上海,再从天津绕道一路回到了北平。

 

多年后,当凌叔华再次逃避与丈夫共处一室时,已经是在外国。陈西滢出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凌叔华嫌巴黎物价水平太高,带着女儿住在伦敦。

 

妻子与丈夫本就稀少的交流,就更少了。

 

(凌叔华一家在伦敦公园)


为了缓解自己的苦闷,凌叔华再次埋头写书绘画。在英国,她遇到了诗人韦斯特,两人曾约着一起去古堡顶楼的书斋喝茶。


韦斯特不知道她已经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问她有没有要试一下的意思。她便说起了与伍尔夫书信往来的事。

 

伍尔夫建议她写自传,但她觉得还是写成小说的形式比较好。

 

韦斯特很惊讶,她自己就是伍尔夫的好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她鼓励凌叔华一定要出版自己的书。凌叔华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自己写好一章就寄过去,没有存底稿,恐怕是很难。

 

韦斯特没有气馁,她找到了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然后大费周章地在夫妇两苏萨克斯郡的旧居找到了《古韵》的底稿——它被收纳在了伍尔夫的遗物中。

 

1953年,全英文的《古韵》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韦斯特还亲自帮忙写序,提升销量。他们感兴趣的当然是东方女人的家庭与成长方式,而并非这个东方女人的西式思想。

 

这一点,凌叔华自己也明白。

 

不过,她也从畅销书广阔的影响力中受益,成为洋人眼中的书画才女。她渴望的各种文艺式的交际也纷至沓来。


1956年,去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文学,一去就是四年。之后,她留在马拉西亚教书为生。到了六十年代末,她又跑到了加拿大任教。

 

终究,她获得了自己的理想型生活,与丈夫也越离越远了。陈西滢变得越发不爱说话,只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汉学家,凌叔华要么觉得丈夫太老派,要么想报复一下当年他不让自己教书,就拦着没让陈西滢见那几个人。陈西滢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涨红了脸,跑到女儿面前抱怨了几句,连脏字都没带。

 

生活最后几年,陈西滢一直孤独地守在办公桌旁。中华民国的使馆被迫关闭时,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孤零零地坐了很久,最后被人强行遣走。他悲痛又生气,中风了,后来又经历了多次中风,健康尽毁,1970年去世。

 


这时候,凌叔华是否守在他身边?

 

他们一家人在1964年底团聚过,之后又分开了。

 

她远在加拿大,依旧逃避着与丈夫共同生活。她辗转各大国际城市,办个人画作。巴黎东方博物馆为纪念已故馆长逝世十周年,还特邀她举办了个人的画展。此次画展包括她自己的画作,还有她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的藏品。在当年的巴黎轰动一时。

 

最终他们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没有离婚,也不愿离婚。或许陈西滢始终是喜欢凌叔华的,他不同意。如果他同意了,可能是出于无奈。

 

陈西滢去世九年后,凌叔华得了乳腺癌,最终治愈。疾病加深了她对家乡的思念,游走各国多年,她开始有了回国定居的想法。

 

1984年,她重遇旧友萧乾,说想回家。然而直到1989年不慎摔伤腰骨之后,她才突然觉得自己来日不多,得尽快回国看看。

 

1990年,她刚过了90岁生日,医院就诊断出她乳腺癌复发了。

 

昏迷数日后,她决定要去看看北海的白塔与史家胡同的故居。

 

她躺在担架上,由十多位医护人员护送着,来到了北海公园。

 

她望着微蓝天空里,徐徐漂浮的白云,微风在她周身晃动,仿佛催着她要去做一些要紧的事。她忘了是什么。北海的树是那么高,天也很高,像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都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集市,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

 

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

 

在《古韵》的最后,她说,“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



馆长说


这里没有鸡汤,

没有空话与大话,

只有文艺的语言,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叙述。

在文字的流淌间,

多年以前的传奇,一个接一个地复活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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