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徐志摩最隐秘的女闺蜜，首位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东方女性，因受迫害，无名而终
沉静的读书人
做一个
在喧嚣的世界里
优雅 品位 教养 尊严 见识 独立
灵魂的高贵
在于阅读
主播：留声
（中央电视台配音员）
这是女神书馆的55期文章
山居散墨
by
香蕉鱼
回首往事，既喜且忧。
1973年4月，袁昌英在故园骆家坳去世，身边只有一位原籍湖南醴陵农村的远亲。
骆家坳里，没人把她当做知识分子，也没有人读懂了波澜壮阔的内心。她去世了，却无人知晓。
三年后，被平反。
她自然不知道三年后应该发生什么，她躺在破旧的床上，望着因潮湿的冒着一股子的枯草气的屋檐，身边是她心爱的书。她为这个山村里的小屋取了个名字叫做“陋园”。
她不再是教授，不再是莎翁的簇拥，只是个“五类分子”，每个月就靠女儿杨静远寄来的20元钱度日。她想，丈夫杨端六去世时，也是没有人陪在身旁。
如今她也是孤独一人。
她想起过去改编的三幕剧《孔雀东南飞》。
如今君已去，她这纤弱老迈的蒲苇，还能坚持多久？
她想起五十年前在英国留学。爱开玩笑的洋人踢翻了她的椅子，让她一个踉跄翻到在地。洋人乐呵呵的笑着，用不顺口的法文赔罪。晚上她与他一起出门散步，把此情此景玩笑式地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那天，他坚持要陪她吃饭，黄昏了也坚持要送她回去。他住的地方，距离相当远。
平时散步总不过黄昏，他就要作别了。为的是怕摸着黑路回家。可自从她说了那件事后，他一连两三天，总是要陪她走过黄昏，天完全黑了，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第三天，那伙爱玩爱闹的洋人到城里去捉弄别人了。她与他的散步便不能延长了，到了黄昏便要告别。
黄昏还没到，他就支支吾吾地准备告别了。“今夜，你可安心做梦了。”他立在路边说，眼睛望着别处。
“哦，你也免得摸黑路回家了。”她感激地说，然后等着他赶紧接话。
他却只是杵着手杖，眼里泛着微笑，望着近处的青翠田园，像是回味着一个什么情景。
“你在想什么？”她问。
“没有想什么！”
他想逃避她的追究，淘气的袁昌英怎么能让他就这么轻易逃走。
在她逼迫下，他终于开口说，“你这两夜临睡以前，总立在窗前许久，是什么意思？难道看见天使在那黑夜里朝你挥棒吗？”
袁昌英想了一下，立即明白其中意思。“你真太好，太周到！那你半夜怎么摸回家的呢？”
他答：“心安了，什么事不好做呢？”
从此之后，杨端六对她总是爱护，怜惜。而她呢，也总是信赖、敬爱。她会写作，文笔了得，谈论起爱情也直截了当。
（袁昌英一家）
在她眼里，恋爱的最高层次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追求的理想型恋爱形式。她坚信这种恋爱模式肯定是有的，只是不多。在那些洒脱自由的岁月里，她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要是命运让你得到这种恋爱，那么，你是人中骄子，上帝眼下的幸运儿。”
这种恋爱美好，但也有缺点，就是太过亲密。她想起那年与三个朋友一起徒步森林，翻过一座又一座巍峨山峰后，眼前出现一个约三丈宽的瀑布。瀑布藏在交错的树叶后，几个人分别站在滑溜溜的石头上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不料，她脚一滑，险些落水，杨端六赶紧伸手拉了她一把。被救起后，她半抱怨半玩笑地说，“真可恨！看不见他（瀑布）的真面目！你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是多难过的呀！”
杨端六的眸子里神采奕奕，唇边多了一抹微笑。“好处就在看它不透，美也在这里，神秘也在这里。若是一眼看透了，那还有什么意味？”
袁昌英心头的忧郁被驱散，立即欢快起来。她说，自己的一辈子有过很多友谊，明的暗的，这些情感总是孜孜不倦地滋润着她的心灵。而她与杨端六则是友谊中最纯净的。“一见倾心，从此结成生死之交”。
从此，她也知道了，她应该如何维持一份情感。她要做的即使找到一种最适合最真实的姿态，学会与别人在一起，学会让自己充实的心灵与另一颗同样充盈的心灵交织契合。
学会爱别人，从来都是个大工程。她该从哪里入手呢？
或许可以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去观察，将生命中每一次新鲜体验与内省结合起来，并且自始至终保持沸腾的热情。
袁昌英是家里的长女。父亲袁雪庵过去在家乡湖南当过教书先生，由于自身条件优越，私下里博览群书，又写得一手好诗，民国初年便开始从政。
思想开明的他，把袁昌英从乡下接到上海，送入中西女塾读书。这所学校享誉上海滩，最著名的校友就是当年的“宋家三姐妹”。
两年后，他又支持袁昌英自费去英国留学。她先到伦敦的黑希斯中学就读，一年后，转入苏格兰最高学府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从决定留学到她最后拿下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期间不过五年。袁昌英成了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妇女。她的研究方向是戏剧，硕士论文写的是《哈姆雷特》。
这些成就，未来将会被无数次的超越，袁昌英知道，所以不在意成就。她最喜欢的是与朋友一起到处玩儿。玩够了，就回来写她私人的散文。
她的散文不是中国式那种写景写意的“散文”，而是国外研究生级别的“essay”，也就是话题文、议论文、杂文、散记的混合体。
留学英国的第四年，她与朋友跑到巴黎去玩儿，途中她突发奇想，觉得一定要赶紧写一篇叫做《论女子留学的必要》的文章，好好给那些还没有留学念头的女孩子们洗洗脑。
她奋笔疾书，提出了几个观点：
到西洋读书，可得一种活泼精神，一种合法合理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如今中国的女子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过于书面化，她觉得应该到实地来体验一下。这样才能知道，忽然开放，闺房之门突然打开后，该做那些事，不该做那些事。该成什么样的人，不该成什么样的人。
她自己刚来伦敦时，坐船两个月，把整个船舱都考察了一遍。头等舱太贵，不适宜学生旅行，一等舱规定要穿晚礼服，也没必要破费。
她建议学生最好坐二等舱，三等舱事事都不齐备，于女子很不相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去要坐。
她说自己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衣服，多是丝质。穿着中国衣服的姑娘多得很，也不用顾忌别人的眼光。
书写时心潮澎湃，她还记下了最最关键的建议：外国衣服现在真是伸不得手，一伸手就是十几磅，买不了几次就破产了。她劝中国的姐妹们，多带些成衣过来，未做成的也要尽量带。
英国读书比法国多一件好处，就是学生可以住在中等或劳动的人家。住在别人家，可以观察别人的家庭习惯和社会上的交际情况。
她字里行间，总是苦口婆心，仿佛真有人会看到她的论述，立马坐船抵达似的。
她观察到洋人很少有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所以告诫女同胞们，到了英国，要坚决放弃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坏习惯，多出去走走，到乡下、郊外都可以。一是对自己健康有益，二是主人打扫卫生的时候也方便。
当然了，留学生最最重要的学业。她说，来异国，一定要入大学，不入大学就没意思了。入了大学，才有思想，才会思考国家的安危问题。
她写完，落款，记下时间，又跟着朋友出门闲逛去了。
她最好的朋友是海伦·布莱克。海伦是苏格兰人，学医的。两人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在乡间旅行，到农家借住。
英国之外的旅行，就由杨端六承包，这位未来中国现代货币学金融学的奠基人，此时正处在热恋当中，带着他那漂亮又烂漫的未婚妻，四处游历，一会儿晃到了法国，一会儿又去了瑞士。
1921年，她学成归国，两人准备结婚。
此时的杨端六不再是个不经世事的留学生了。他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知识分子。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实行了改革，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盈利。
他像是那种欧美大学最受欢迎的企业家导师，一边在大学里教授，一边还有自己的企业研究所。
1919年，他代表中国公学、北京大学等四个团体陪同哲学家约翰·杜威四处演讲。
1920年，兰伯特·罗素到中国时，他随行并担任翻译。
杨端六年长袁昌英十岁，但袁昌英的父亲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杨端六以前做过他的学生，他有多上进，他是知道的，本就器重，如今眼瞧着女儿心向着他，越发的信赖。
结婚五年后，袁昌英再次出国，她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把孩子安置给父亲与继母后，她只身前往法国，在巴黎大学潜心研究法国文学和欧美戏剧。
期间，她实现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1927年，一批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抵达法国，她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援助。
回国后，她在中国公学任教，教外国文学与戏剧，而另一位作家谢冰莹教西洋文学史。
但她一生最幸福的教学时光，是武汉大学那整整40载春夏。
当时武大没有教材，多数是老师手抄，学生记笔记。而杨端六亲自编写了一本《货币与银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教材。
而闲来无事，他就爱她写的东西，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妻子的文字总是有种谐虐之美，读来总会让他噗嗤一笑。
（珞珈三女杰）
在武大，她是珞珈三杰之一。
可就算是才女，也有各自的烦恼。
凌叔华长期以院长太太自居，没有教职，总是郁郁寡欢。苏雪林自学成才，有时会念错字，遭学生抱怨。袁昌英的教学倒是顺畅，但她不愿显摆自己的成就，她最爱做的事，是写游记、花样吐槽、超高水准的自黑。
她吐槽男女地位不公平，从丈夫最熟悉的银行下手。
说女性“总不免要结婚，结了婚要就不免要生育，生育时不免要请假，一请就是两三个月，怎么能长久嘛。”提起开会，她直接了当地说，“不知开会只是仪式，资料是给别人参观，像这种漂亮人物，本可以开几年的会而不一张金口的呀。”
而她最欣赏的女性，则是那种辛勤地各自耕耘着那种眼前不易见到收获的学术园地的人。
这种人的日常又是如何呢？
她写了一篇《忙》来解释，用自己作例子。
开头第一句：忙！像我这么一个身兼数职的大员，怎么会不忙呢？
我是个主妇。
跑厨房、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接宾客，都是我的本分。一会儿，“太太，油没有了。”一会儿，“太太，洗衣皂没有了。”一会儿，“太太，挑水的要钱。”一会儿，这个那个，叫你脑袋儿叫个昏。
我又是个母亲。
其他就不说了，最可怕是鞋袜，破了补，补了又破，终年补破袜，做新鞋，一辈子也闹不清楚。
我又是个教授。
还是个挺认真的老教授。教课之余，还要去参加各种讲座，出墙报，开音乐会，忙死了。
但是，我又那个什么——这一点要悄悄地说——是个作家。
自命的作家。别人请我编著什么书，我一口就答应了，十万字。写了很久都写不完。“糊涂虫的我，贪了一笔稿费的我，像个黑奴，在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兼便房的屋子里，实行埋头苦干。”
结果还是没干完，还有一堆朋友的信要回。
而如今，这一切都逝去了。越来越远。她躺在“陋室”里的病床上，奄奄一息，身边再也没有欢声笑语。她一生追逐的性灵与生命力都消失了。她抓住的，只有失落。
如今，她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了。
曾经如此丰盛的生命与内在的精神，都因为不符合人们对女性的特定印象而抹去了。
她确实不是那种传统的女性，她幽默、快活、热情，智慧，这些似乎都太过了。她终究成了自己所说的那种，在学术园地默默耕耘的人，始终不如最花哨的胡蝶那样众星捧月。
《挪威的森林》里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 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她的人生就是一片森林，一片被多数人遗忘而让少数人感动落泪的森林。
而最适合她的，或许是另一句，直子说的那句：希望你可以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
请你，一定要记住袁昌英，记住她这样活过。
馆长说
这里没有鸡汤，
没有空话与大话，
只有文艺的语言，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叙述。
在文字的流淌间，
多年以前的传奇，一个接一个地复活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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