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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通缉令"疑犯郭文贵丨项俊波涉盘古大观32亿元骗贷案

2017-04-20 金融圈

昨日,外交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在胡润百富榜上,郭文贵家族排74位,他所牵头的“盘古会”一度聚拢了多名高官巨贾,交织了一副令人难以想象的利益之网。


来源:新京报

郭文贵(左二)。图片来自网络


项俊波落马后,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以及“盘古会”再度浮出水面。


2017年4月9日,中纪委通报,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随后,《财新》援引知情人士透露,2010年下半年,在时任农行董事长项俊波的支持下,资金极度困难的郭文贵,获得了北京农行亚运村支行32亿元的开发性贷款。


据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从盘古公司多名员工处了解,郭文贵涉嫌通过虚构盘古项目后续工程建设和装修手续,利用假合同和工商税务假财务报表在农行换来的32亿元贷款,其中6亿元通过地下钱庄转往香港,7千万用于购买香港南湾别墅。


而这仅是郭文贵圈钱王国的冰山一角。


今日,外交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


郭文贵。图片来自网络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郭文贵及其相关人员涉嫌多宗犯罪,包括挪用资金、骗取贷款、骗购外汇、非法拘禁、销毁账目和会计凭证、侵犯隐私等,其中所攫取的巨额资金部分通过地下钱庄转往境外。


他所牵头的“盘古会”一度聚拢了多名高官巨贾,包括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等,交织了一副令人难以想象的利益之网。


在北京商界,郭文贵拥有“战神”、“加勒比海盗”的称号。在2014年郭文贵身价达到顶峰,打造了貌似强大的盘古帝国,在胡润百富榜上,郭文贵家族排74位,财富总值为155亿元。


权力的庇护如同驱逐舰为郭文贵在商海里保驾护航,让其成为那个游荡在灰暗地带无所不能的“战神”。


距离50岁的郭文贵第四次海外逃亡至今已两年八个月了,他再未涉足盘古大观。


盘古大观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这座毗邻国家体育场鸟巢和水立方的龙形建筑,过去几年里,因郭文贵的神秘性以及其牵头的盘古会而知名度陡升,成为郭文贵鏖战京华商业扭曲的缩影。


他从一个农民,成为福布斯胡润百富榜上有名的资本大鳄,在关于他的传闻里,却包涵了资本市场里未尝败绩的郭氏并购和资本转移案例,动辄数以亿元计的造富能力,从结盟到反目的高官围猎能手,利用色诱、偷拍获取寻租权力的香艳故事。


在这些暗黑交易中,他就是那个躲在权力的霾影里的幻影,一个性格多面,难以捉摸的操控者。在盘古公司多位前任高管眼里,郭文贵是“人情味很浓”,又会随时翻脸的“独裁者”;既是虔诚的佛教徒,又曾性侵女员工;“恩人”马建则如此评价他没有道德底线,对有帮助的人员挥金如土,讲义气;曾经的合作伙伴认为郭文贵巧取豪夺,“心狠手辣,谎话连篇”,“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


多次,郭文贵将帮助他的人送进监狱,完成对巨额资本的抢夺,尔虞我诈,形如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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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发布的起底郭文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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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家子弟到郑州大老板

 

据此前《财新》、《财经》杂志报道,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莘县人。该县古城镇西曹营村,一座矮墙上书有三个较粗糙的红字“郭大院”,这是郭文贵的旧居。和周围的民居相比,郭大院显得气派。


村民们说,成为富豪后,2006年郭文贵建起这座大院,平时很少回来,雇了一名保安看门。


资料显示,出生于1967年2月的郭文贵,也是“香港居民郭浩云”。他在八个弟兄中排行老七,初中学历。家境原本并不富裕,其父亲郭金福年轻时到东北谋生,他自幼随父母在吉林省磐石县红旗岭镇赵家沟生活,并在此地读完了小学。上世纪80年代,在十几岁的年纪,郭文贵随已经工作的五哥郭文印回到祖籍所在地山东莘县,就读当地初中,所以郭文贵能讲一口东北话。


据郭文贵当年的老师介绍,郭文贵绝不是一个好学生,逃学时间比上课时间多,他带着一帮人打架,赌博,追小姑娘。


1985年,年仅18岁的郭文贵与17岁的邻村女子岳庆芝结婚,并于次年生子郭强。


结合工商资料的履历,在1987年到1989年,郭文贵为黑龙江政府职员,之后,在黑龙江一位亲戚的帮助下,郭文贵成为黑龙江经济实业总公司驻河南省濮阳办事处的合同工,并在此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场“官司”。


1989年4月,经郭文贵父亲郭金福介绍,湖北省武汉市刘某、王某到中原油田联系购买汽油,找到郭文贵。郭文贵以送礼、办“三证”为由,骗取刘某等共计7150元,后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判决书显示,当时在刑警拘传郭文贵时,郭文贵用手卡住刑警宁某的脖子,并指使其妻岳庆芝外出喊人,其八弟郭文宾手持菜刀冲入室内,砍伤刑警宁某。宁某掏出手枪将郭文宾击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河南濮阳经历了一场“官司”之后,郭文贵来到郑州,并由此开始逐渐做起了“大买卖”。


到郑州后,郭文贵先是在黑龙江林药公司驻郑州办事处工作,随即成立河南大老板家具厂,他是董事长,这是核工业部郑州干休所下属的集体企业。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93年的大老板家具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530万元,法人代表正是郭文贵。


郭文贵。图片来自网络


但这些都未能给他带来多少财富。转折点出现在一位香港女商人身上。


1992年,25岁的郭文贵与时年60多岁的女港商夏平相识,这也是他日后常常提起的四位“好大姐”之一。次年,在夏平资助下,两人合作在郑州成立裕达公司,进入房地产领域,先后开发了裕达花园、裕达别墅、裕达国贸大厦等地产。


郭文贵也摇身一变,成为很多人眼里阔绰的“大老板”。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经过一些列安排,整个公司主要归属郭文贵,由其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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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达系20亿元贷款之谜


▲2015年9月7日,郑州,郑州裕达国贸酒店外景。图片来自网络


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资公司的背景,裕达公司成立第二年,就拿下了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以此新建裕达国贸大厦,至1999年建成,毗邻郑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优越,高202.1米,共45层,是当时郑州第一高楼,郑州市地标式建筑,郭文贵成为突然崛起的新贵。


值得注意的是,裕达国贸竣工后,夏平将其所持的裕达置业股份全部转让给郭文贵。据知情人透露,夏平是被迫退出裕达项目的,没有夏平郭文贵根本做不成裕达,事成后却将夏平一脚踢开。


对于当时年轻帅气的新贵郭文贵这段神秘发家史,几乎所有与他有接触的人都认为“离奇”“诡异”,没有人说得清,而郭文贵自己也从来不愿提及。


虽然资产规模在迅速增长,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郑州房地产市场并未火热起来,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让郭文贵常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


裕达国贸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中总投资达到26亿元,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为14亿元。


在此期间,郭文贵的开发资金来源于以裕达国贸大厦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欠下了巨额债务,很多至今仍未还清。


一笔来自工商银行约6亿元的贷款后来成为坏账,让银行损失巨大。


因受贿被判处死缓,目前正在服刑,保外就医的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向记者透露,他还清晰记得当年的交易:经过他打招呼,郭文贵从工商银行获得6亿元贷款,后成为不良资产被划到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长城资产挂牌出售这笔债权,当时本息合计7.16亿元,长城资产给出的转让底价是2.73亿元,却一直无人问津。最终,这笔贷款本息合计约10亿元,由郭文贵出资1亿元回购,造成巨额银行资产损失。


这一事实得到了多方人士的印证。


“当时银行来收房子收不了,因为其他地方都质押了,但郭文贵把控了电梯、水、电等,房子不通水不通电,是鬼楼。而且郭在当地公检法的势力很大,也没人敢收,当时裕达的保安配了冲锋枪,人不敢惹他,谁也不敢来接手,拖到最后成了不良资产,他1个亿买下来了。”郭文贵曾经的密切合作伙伴曲龙说。


接近办案人员的权威消息人士透露,2008年5月至2015年7月间,郭文贵控制的“裕达系”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44次从原开封银行、原周口银行、广发银行和兴业银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14.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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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贷骗汇经地下钱庄出境


从郑州到北京,摊子越铺越大,郭文贵经常处于缺钱状态,多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


今年4月9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据《财新》报道,项俊波落马或跟其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支持郭文贵骗取农行32亿元开发性贷款有关。


据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杨英介绍,当时郭文贵刚刚开发了金泉广场,盘古地产正在施工。郭文贵与每家施工公司都有经济纠纷,在打债务官司。


“我用郭文贵的公司在银行贷款,银行都审批不下来。”杨英说,“郭文贵说要用盘古大观项目抵押从农行贷款50亿元,我觉得不可行,郭文贵说我让你去做,你照做就行了。”


盘古大观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据介绍,郭文贵通过盘古公司申请的农行开发贷款,名义上用于盘古项目的装修,包括商场、公寓、四合院、写字楼四个区域。实际上,当时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已基本完工,而另一个区域则至今也未开工。


“所以就需要虚构出一套盘古项目后续的工程建设和装修手续。”时任盘古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根据郭文贵的指令,盘古公司员工伪造了四个区域的施工合同,施工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监理公司印章及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印章。


有了假合同,但盘古公司令人担忧的高负债状况仍然使其难以通过银行的贷款评审。


“我向郭文贵汇报说向农行申请贷款时需要提供财务报表,且是连续三年盈利,但提供给工商税务的财务报表是亏损的,无法申请到贷款。”杨英说,“郭文贵就让我去做一套资产负债率低、利润高,能够体现公司盈利的假财务报表。”


于是,盘古公司就向农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提供了一份与真实状况截然不同的财务报表。


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2007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盘古公司提交给银行的负债分别为3.8亿元、2.96亿元、8.02亿元,比工商年检报表上少25.9亿元、44.39亿元、49.25亿元。


也就是说,在这关键三年的财务报表中,盘古公司“抹掉”了近九成的负债。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凭空而造的利润。上述鉴定意见书显示,2008年和2009年盘古公司报给银行的年度利润分别为2987.8万元和4397万元。而工商年检报表和公司留存报表都显示,公司在两个年度都处于亏损状态。


一堆假材料就这样换来了农行32亿元贷款。这些钱最终流向何方?


在农行分三次把32亿元放款到施工公司账户之后,在放款当日或者次日,这些钱如数转到盘古公司账上,变成郭文贵囊中之物,由其随意支配。


对于这笔钱的用途,杨英称,按照郭文贵的安排,有6亿元左右通过地下钱庄转往香港,有4亿元转往郑州用于归还借款,有7000万元以内保外贷方式用于郭文贵购买香港南湾别墅。


按照约定,32亿元贷款要在2018年还清。然而,2013年一次对农行的审计让骗贷案露出了马脚。


“一方面害怕查出更多问题,另一方面郭文贵觉得这笔钱质押率较低,他认为可以贷出更多的钱,所以让筹钱还款。”杨英说。


截至2014年底,盘古公司已经全部还清此笔贷款。不过,用于还款的资金大部分仍是来自其他机构的借贷。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骗购外汇案中,为了获得购买第二架私人飞机的贷款,郭文贵指使其公司员工“造”租赁合同、“编”飞机注册证、“PS”外汇审批证明,从境内筹资,左右腾挪,借道12家壳公司,最终从交通银行北京一家支行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转往香港。


这1350万美元仅是郭文贵在香港获取贷款的收入凭证,贷款评审通过后这笔钱的任务就已完成。转到香港之后,这笔钱很快就分四笔直接转入了新川发展有限公司,一家由郭文贵实际控制的香港空壳公司。


“这个账户的资金从来没有过经营往来,只是按照郭文贵的意思支付相关费用。”原盘古公司员工解洪淋说,主要包括:第一架飞机的还款,每月在20万美元左右,香港南湾别墅装修和贷款费用,贷款每半年1200万港币左右;第二架飞机的装修费用,北京后海四合院装修费用及家具的购买,购买游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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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证券成为郭文贵的“提款机”


记者调查发现,郭文贵以裕达、政泉、盘古三大地产板块为依托,在境内、香港和维京群岛等地成立了一百多家公司,其中40多家为空壳公司,仅用于资本运作。


这些公司的工商资料上很难见到他的名字,但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郭文贵,不少涉及资金的涉嫌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这些壳公司实施的。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将目光锁定了现金流充裕的金融机构,进军证券业,从拥有优先认购权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手中夺走民族证劵。


在2011年获得民族证券控制权之后,郭文贵涉嫌多次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已查明金额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挪用20.5亿元,至今仍有17.4亿元未归还。


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2014年8月左右,郭文贵向民族证券高管下达了融资任务,要求融资越多越好。当时,郭文贵已经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融到资金。


“当时公司融资额加在一起有至少150亿元,付息还款压力很大,需要阶段性的大额资金用于还款,如果不及时还款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时任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后来,郭文贵亲自给赵大建打电话,要直接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出了问题他会负责,“我没有同意,跟他说直接挪用将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不久,郭文贵的亲信、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兼民族证券财务总监杨英找到赵大建,表示民族证券刚发完次级债,加上之前增资扩股的资金,账上有几十个亿,为了民族证券资金的流动性,建议与恒丰银行签一个同业存款协议,利息8.3%。


赵大建说,签字之后,杨英告诉他郭文贵的资金问题由恒丰银行解决,他听了觉得这笔钱可能会有问题,感觉同业存款协议达到了郭文贵挪用民族证券资金的目的。


此次挪用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表面上,民族证券以“同业存款”形式将20.5亿元存入恒丰银行;


第二步,私底下,双方签署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即“抽屉协议”,恒丰银行把这笔钱按照民族证券的指令转到四川信托;


第三步,由四川信托办理信托贷款,根据民族证券指令将资金以贷款形式分别发放给郭文贵联系的光明石业公司及郭文贵实际控制的三家壳公司;


第四步,除光明实业留用1亿元之外,其余资金均转入盘古公司、政泉公司等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


据介绍,这些钱主要用于偿还盘古、政泉、裕达板块相关公司贷款及个人借款等。


在郭文贵掌控之后,民族证券已然成为郭的“提款机”,资金被挪用犹如家常便饭。


2011年6月8日买入民族证券,取得牌照;2011年9月、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10亿元,用于偿还个人及公司债务,2013年1月偿还;2013年3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8亿元,主要用于河南裕达的经营,2014年初偿还;2014年9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8亿元,给盘古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014年12月用再次挪用的钱偿还;2014年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0.5亿元,其中17.4亿元至今未还。


在赵大建等人看来,对债台高筑的郭文贵而言,民族证券就是他的“钱袋子”,其购买民族证券的主要目的为了更便利地获得资金,随时缺钱随时取用,毫无底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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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贵人


郭文贵在资本市场纵横驰骋,离不开两个大贵人马建和张越,分别为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郭文贵在“国家安全”和政法权力的幌子下总能逢凶化险,屡屡有斩获。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独家获得马建一段长达28分钟的供述视频,马建表示,他和郭文贵在2006年左右经工作结识,从2008年到2014年,他多次为郭文贵给与帮助。郭给他行贿总价值大概6000万左右人民币。


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   图片来自网络


马建称,2008年左右,郭文贵在建设金泉广场写字楼时增加容积率,北京市规委要对违规建筑处罚。按照处罚最高的规定可以拆除这些建筑,郭文贵因此会面临几个亿的损失,他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北京市规委发函,希望北京市规委,在不严重影响郭文贵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依法作出处理,北京市规委将情况报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经批准,最后只对郭进行了罚款处罚,为郭文贵挽回了数亿元的损失。


2010年前后,郭文贵向安全部门反映其公司一名叫曲龙的高管曾帮其代持了一些资产,但曲龙之后不但不归还这些资产还敲诈郭文贵,马建派员到河北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口头汇报,很快张越决定由承德公安立案,为了让河北更加名正言顺的立案,马建派员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说明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为国家安全工作作出过贡献,后正式立案,对曲龙抓捕,最终曲龙被承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  图片来自网络


2012年左右,河南商人谢建生以曲龙和郭文贵诈骗他为由报案,被焦作立案调查,马建又以国家安全部名义,跟河南经侦总队沟通,之后焦作公安确实没再找郭文贵的麻烦。为了掌握谢建生的动向,马建违规派员对谢建生短信、话单进行调取,监听一年。


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为了获得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前去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先派了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去谈,首都机场的张志忠态度很冷淡。过了一段时间,听郭文贵说把张志忠抓了,就是高辉抓的,他说‘跟我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


最终,郭文贵如愿以偿,逼退各方竞争对手,让民族证券落入囊中。


此外,马建还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道,威胁报道记者,调查对立公司的账目情况。


在政商资源的兑换中,马建也得多了好处。


马建透露,2010年左右,他与二姐购买郭文贵开发的金泉家园6套房产,以借的名义拿了600万元。


2011年左右,他与二姐购买了金泉广场10套写字楼房产进行投资,总面积大概1000平米,总价值2000多万元。2013年,郭文贵以每平米4万元的价格回购,马建与二姐在这场倒转中净赚了22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郭文贵为马建在香港太古城买了两套房产,总面积200平米,花了3000多万元港币,马建说,为规避风险,房产落在了他一个外甥名下,“但实际拥有者是我本人”。


2010年到2013年过年,郭文贵以给马建孙字辈压岁钱的名义,陆陆续续给了现金大概300万元,每次最少二三十万,最多的时候70万元。


此外,郭文贵为马建买古董、工艺品、茶几、沙发、西装、皮鞋。为马建在纽约上大学的女儿租房,安排马建家人旅游等。


“郭文贵从商人本质上讲是很自私很逐利的人,也没有道德底线,他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从他同肖建华、车峰、李友合作的事情上都能看出来,但是对郭文贵有帮助的人员,比如对我,他都是言听计从,并且可以为我挥金如土,给人感觉他很有亲和力,很讲义气。”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评价说。


“对张越,郭文贵总是破口大骂,张越总是对他唯唯诺诺。”马建说。


郭文贵与张越在2006年左右认识,郭文贵因公司员工酒驾肇事找张越帮过忙,郭文贵出手阔绰,张越对他颇有好感,此后,两人经常往来。一段时间,传闻张越被查,郭文贵知悉后称自己可以帮忙找关系解决问题,张越此后对郭文贵言听计从。


郭文贵又给张越安排了色情服务,将张越牢牢控制。


目前,马建被最高检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张越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涉嫌受贿罪。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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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伙伴到仇人


而在面对有芥蒂的企业时,郭文贵的斗法充满谋划和算计。


2014年7月,在民族证券和方正证券合并后,为了争夺对方正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和原方正证券CEO李友从亲密的合作伙伴变成仇人,互相举报、暗算。


为了搞倒李友,在郭文贵的授意下,四名盘古七星酒店的员工被安排到李友居住、办公的北大博雅酒店,应聘客房主管、客房服务员等,在李友房间安放录音笔,对李友进行全方位监控。


2015年1月4号,因郭文贵举报,李友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警方抓获并批捕。据办案人员转述,李友评价说,与郭文贵的较量好比是下象棋,他下不过你了,就干脆把棋盘踢了。


在另一起天津华泰公司的案件中,郭文贵展现了他巧取豪夺的一面。


据原天津华泰公司控制人赵云安讲述,2008年他由于经济纠纷被天津警方拘留,其同学虞晓峰是郭文贵盘古公司的高管,说可以试着找郭文贵帮忙捞人。随后,郭文贵答应帮忙,但提出先借他 3个亿。在赵云安释放回家后,郭文贵就以各种方式威胁借钱。


“事实上,我出来跟郭文贵本身没有关系,郭是看到我公司账上有10个亿,就开始打主意了。”刚从看守所出来的赵云安如惊弓之鸟,对郭文贵更是充满恐惧,迫于压力,同意将公司中自己的股份作价3亿元卖给郭文贵。


到最终签协议时,赵云安却发现协议上连要支付的对价3亿元都删去了。“我印象中第一稿协议中有3亿,后来就没写3个亿了。当时有很多保安,我很害怕。我悄悄问了一下,郭的律师说,到时候给你钱就行了,写上去干嘛。”


一个在常人眼中不可思议的协议就这样签署了。


“一方面当时有各种传说,我知道招惹了他会有很大麻烦;第二,郭通过各种方式来威胁我,比如说你怎么出来的怎么进去等,不寒而栗。”赵云安说,每次到盘古去见郭文贵,都是穿一袭黑衣的保安,用步话机层层通报上去,让人感觉很害怕。


就这样,北大经济学院博士毕业的赵云安就在恐惧中把公司“卖”给了郭文贵,至今未从郭处收到任何钱款。


虞晓峰表示,2004年进入盘古公司的时候,郭文贵许诺给他年薪100万,后来一分钱也没给,“那个时候他确实资金紧张,我就没有说什么。”


虞晓峰离职时,找郭文贵要钱,郭文贵给了他一辆开了7、8年的奥迪A8抵账,虞晓峰说,“相当于一个月5000块钱,实际上现金一年6万,我以为最起码工资会给我,没想到这些都没给。”


据赵云安和郭文贵当时的合作伙伴曲龙讲述,在转让公司股份的时候,郭文贵曾让曲龙帮忙代持,后从华泰转出资金约4亿元供郭文贵支配。


曲龙说,由于华泰公司陷入官司纠纷,郭文贵请他全部接手,曲龙从代持变为真正控制,此后,郭文贵与他关系逐渐恶化,并不断索要华泰的股权。在遭到拒绝后,郭文贵威胁说“你要是不给,我就找人弄死你。”


曲龙多次实名举报郭文贵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并接受媒体采访。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车在北京遭多车围堵,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曲龙申诉材料称,抓捕他的是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承德警方及郭文贵手下,一共10余人。


2011年4月1日,曲龙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承德市公安局拘留。2011年5月6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经承德人民检察院批捕。2012年4月18日,河北围场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曲龙有期徒刑15年。


“我的案件完全是郭文贵与原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和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共同策划的一起冤假错案。”曲龙认为,郭文贵的目的就是从自己手中抢走华泰公司。


据曲龙说,近两年他一直在提出申诉,但是申诉材料出不了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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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领导于股掌之间”


王有杰、石发亮、马建,张越,这些与郭文贵交从甚密的官员相继落马;李友、曲龙这些郭文贵曾经的生意密友因其而深陷囹圄。


在加拿大定居,跟郭文贵认识多年的谢建生分析,郭文贵最擅长的就是偷拍、录音和抓小辫子,管你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先偷拍录音再说。


“他历来只有新伙计,没有老朋友,喜欢装慈善,但是你的小辫子只要被他抓住了他就会下手。”谢建生说。


原北京政泉公司执行董事曲龙说,有一次,郭文贵让他把金泉广场的地库腾出来打隔断,说是领导要用来布控东西,是涉密的。实际上地下室就是个大的监控房,监控这些领导的不轨行为,录下来作为备用。在裕达、政泉和盘古,这些手法已经用得很成熟了。


“我觉得郭文贵比较阴险狡诈,他在跟一些领导干部的接触中,不惜利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抓住领导干部的把柄,比如安排色情服务和安插眼线等方式,并利用这些把柄迫使这些领导干部为他服务。”马建说。


据《财经》报道,1999年10月,石发亮开始主持河南省交通厅全面工作,2000年5月左右,石被任命为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知情人士称,2001年,石发亮被做局,受美色诱惑,而房间里被安装了摄像头。


事后,石发亮指令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裕达国贸大厦西塔16、17、18层,而且价格为裕达置业确定的每平方1.4万元,不许还价。


2002年,石发亮落马,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此案未牵涉郭文贵。


同样被举报的还有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郭文贵动用特殊手段偷拍了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举报刘志华权色交易,收受巨额贿赂,插手重点工程,刘志华被顺利扳倒。


除了偷拍,一些熟知郭文贵的人,认为他善于吹嘘。


一位与郭文贵接触过的厅级官员表示,郭文贵喜欢吹嘘与高层的关系,说话毫无遮挡,后来证明都是假的,比如,他会说高官给他削苹果,去他的私家影院看电影。


“他的假话给人一种神秘感,”该厅级官员说,“他背后好像有很深的背景,你不信但又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怎么会走这么快,裕达还未经营好,在北京怎么又盖了大楼?还有一些省市领导经常去他那儿。”


在其母亲做寿,生日的时候,有领导主动去磕头。


此外,郭文贵坑过最早帮他发家的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


早在1995年,郭文贵就是王有杰的座上宾,1999年裕达国贸建成后,香港兆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裕达置业,王有杰的儿子王锴被任命为公司董事,而该公司的老板郭浩云,就是郭文贵香港身份证的新名字。


▲2015年9月7日,郑州,郑州裕达国贸酒店外景。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王有杰判决书显示,他与郑州多位房产商交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揽工程,征用土地。消息人士透露,王有杰要与郭文贵联合投资的时候,郭文贵想都没想,直接上交了长期搜罗的证据,以“贪污和索贿罪”举报了王有杰。


对自己的保护伞马建,郭文贵也处处提防。


《棱镜》报道,郭文贵曾要求马建帮忙解决一起经济纠纷,事成之后,少给了3亿元的好处费。到了2014年夏天,马建的遥控指挥就不灵了,马建手下的电话郭文贵说挂就挂。


“郭文贵是个怪胎,从人格来讲,没有诚信可言,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敛财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玩弄领导干部于股掌之间。”王有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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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与佛教徒


在盘古公司多位前高管的眼中,郭文贵具有多面性,既有“人情味很浓”的一面,又会随时翻脸,威胁恐吓员工,暴力性侵女员工,是“独裁者”。


一方面,郭“孝敬父母”,“家庭责任感很强”,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对待下属,有时十分和善,会嘘寒问暖,还常常以人生导师自居,加之郭文贵外形俊朗,非常健谈,“员工们看他都像看神一样”。


多位受访者都谈到,郭文贵只要在北京中午都会尽量回家陪父母吃饭,在公司和家里都设有佛堂,每天拜佛。


原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称,郭文贵情商极高,非常善于拉拢自己用得上的人。比如,在郭文贵安排下,吕涛及家人能在很好的位置上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更让吕涛感动的是,“我母亲身体不好,他会让酒店把汤做好,让司机直接送我家去。”“让你觉得不这么卖命好像就是背叛他,有愧于他对你的好。”


马建在视频中供述,郭文贵文化程度不高,言谈举止经常用错成语,词不达意,写作能力也比较低,他的内心应该有很强的自卑感,但又极力掩饰,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他对公司的经营理念比较混乱。


据马建的供述,郭文贵追求享乐奢靡生活,从他购买私人飞机,并对飞机进行豪华装修,他也很注意自身仪表等方面看,实际上就是图慕虚荣。


原盘古公司财务总监杨英认为,郭文贵胆大,正常人不敢干的事情他就敢,口才好,能够第一次见面,把一个人说得对他很佩服,这是他具备成功的因素。


在杨英看来,郭文贵为人也很霸道,因为整个公司是家族企业,但是家里其他人没有话语权。


杨英说,郭文贵作风十分粗暴,公司氛围十分压抑,内部经常传闻有人因说郭文贵的坏话而被打了,有人因不忠而被郭送进了监狱。杨英一度想辞职,但郭文贵放下狠话,“只许我辞退你,不许你辞职。”公司也有离开的员工,但要提前偷偷更换住处,转移社保,然后某天手机关机,人就再也找不着了。


谈到自己为何不辞职时,杨英不禁抽泣起来:“我真的是很害怕,郭文贵知道我住哪儿,我有家庭,有孩子。”


结合员工的说法,以及记者调查,2014年3月9日,因怀疑公司员工许照辉侵占郭文贵财务,在郭文贵的授意下,原盘古酒店保安部经理赵广东指使人员在济南机场将许照辉强行控制后,驾车将其带至盘古酒店,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50多小时,后将其送公安机关处理。


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利于郭文贵的帖子后,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


在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看来,郭文贵“心毒手辣,有时候他让人感觉老板挺好,但经常又威胁,不讲信义。”


另外,据接近办案人员的消息,郭文贵曾多次强奸身边女下属,多数下属选择了屈从,少数不从的,要么被调到边缘岗位,要么只能离开公司。


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


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此后,陈某将此事反映给公司多名领导未果,2011年陈某辞职。


2012年7月,盘古董办秘书张某在找郭文贵签字时,郭文贵多次对其进行言语威胁,要求发生性关系。张某不从,称如果再对其进行强迫,就从办公室跳下去。后郭文贵提出更过分要求,张被迫屈从。


据知情人透露,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他喜欢张冠李戴,将这个人的话接到那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性格扭曲的人,生活在扭曲当中,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好演员;他没有老朋友,只有新朋友;就是两种手段,一种是利益输送,另一种就是抓住你负面的东西来要挟;求人的时候特别能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给人舔鞋都行,但是一旦得手就翻脸不认人。”郭文贵曾经的合作伙伴曲龙评价说。


延伸阅读:郭文贵盘古公司两员工被批捕丨项俊波涉盘古公司32亿元骗贷案

郭文贵及其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其中一桩,与近日落马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有关。

▲郭文贵   图片来自网络


4月20日,新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发展部总监徐昂扬、法务部总监马楠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帮助伪造证据犯罪,今日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资料显示,郭文贵及其实际控制的盘古、政泉等公司涉嫌十多项犯罪,大批公司高管和员工在郭文贵指挥和操控下参与涉罪活动。


郭文贵与多名高官巨贾结成盟友,包括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等,通过政商勾结,以多种涉嫌非法手段巧取豪夺 ,在商界无往不胜、无所不能,被称为“战神”、“加勒比海盗”。


▲郭文贵   图片来自网络


新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郭文贵及其相关人员涉嫌犯罪包括挪用资金、骗取贷款、骗购外汇、非法拘禁、销毁账目和会计凭证、侵犯隐私等,其中所攫取的巨额资金部分通过地下钱庄转往境外。


其中一桩与近日落马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有关。2010年下半年,资金极度困难的郭文贵,通过虚构盘古项目后续工程建设和装修手续,利用假合同和工商税务假财务报表,在时任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支持下,获得了北京农行亚运村支行32亿元的开发性贷款。其中6亿元通过地下钱庄转往香港,7千万用于购买香港南湾别墅。


▲项俊波   图片来自网络


在骗购外汇案中,为了获得购买第二架私人飞机的贷款,郭文贵指使其公司员工“造”租赁合同、“编”飞机注册证、“PS”外汇审批证明,从境内筹资,左右腾挪,借道12家壳公司,最终从交通银行北京一家支行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转往香港。


在2011年获得民族证券控制权之后,郭文贵涉嫌多次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已查明金额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挪用20.5亿元,至今仍有17.4亿元未归还。


据盘古公司多名高管介绍,这些钱主要用于偿还盘古、政泉、裕达板块相关公司贷款及个人借款,或者用于郭文贵本人购买飞机、装修别墅,装修北京后海四合院,购买家具,购买游艇等。


▲盘古大观酒店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昨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报”,也就是俗称的红色通缉令。


【延伸阅读】“河北王”张越沉浮录:凭妻子攀附周永康  助郭文贵鲸吞百亿国资

来源:网易新闻

作者:冯存健


2016年4月16日,中纪委官网宣布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藏身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二环某招待所的豪华游泳馆,也就此再也难见到它的主人了。这座由张越指示拨款建造的游泳馆,服务员均按空姐级别招聘。酷爱游泳的张越为此设置了准入门槛,只有河北公安系统副厅级以上领导才有资格进馆。一位曾去过一次的干部不敢再去,“太奢靡了,心里不踏实。”


在一位河北官场内部人士看来,张越的落马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拉锯战”,“张越从2014年就多次被中央纪委人员带走问话,中间还缺席了几次重要的会议,但一般隔段时间张越就回来了。有几位官场人士曾私下说,和张越见面时很尴尬。”



张越(资料图)


同样尴尬的还有京畿重地河北官场。在张越被查之前,河北已有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原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斌三位常委被查,共计四位常委落马。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张越与上级周本顺、山东老乡景春华私交甚密。


回顾张越的政治仕途,在北京公安系统二十多年的历练,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影响其日后发展的“朋友圈”在此形成。


网易《路标》调查获悉,2001年任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后,张越通过任职中央电视台的妻子攀附了上司周永康,随后实现了从副厅级干部跨至副省级高官的快速升迁。调任河北任政法委书记后,张越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轰动全国的聂树斌案之所以十年未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张越干涉的痕迹。


也是在京期间,张越先后结识了权贵资本家车峰、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北京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实际拥有者郭文贵。


因共同利益驱使,郭文贵与马建、张越迅速结盟,加之车峰的暗中助力,以低价拿下市值百亿的民族证券股权、推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601901.SH)合并为标志性事件,张越联手马建动用公检法部门、安全部门的力量,逼退对手低价收购民族证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郭文贵野心的扩张,也使得这一并不牢固的利益联盟在合并完成后被打破,最终分崩离析。


网易《路标》获知,郭文贵实名举报方正集团CEO李友后,也连锁误伤了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马建——预感不祥的李友被有关部门带走协查前曾留下实名举报信,披露马建向其索取巨额贿赂之事,因此在李友被带走的短短12天后,马建也接受组织调查。


接近中央纪委的人士向网易《路标》透露,张越的问题“一箩筐”,但此番被调查与其参与非法收购民族证券直接相关,其他事情还待官方公布。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及李友、马建、车峰、赵大建,因郭文贵牵连入狱或协查的众多高官巨贾名单中,张越成为最新的那一名。


攀附周永康


公开简历显示,张越1961年出生,现年54岁,山东广饶人。即便不再升职,按照一般副省级干部60岁退休的年龄标准,在官场上本可仍有一番作为。


张越仕途起于北京公安系统。按照官方简介,1979年10月到1980年8月,张越在北京市公安学校(现北京市警察学院)学习,毕业后从北京市公安局一名普通民警做起,后在负责政治侦查、维护政治稳定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工作多年,历任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副处长、处长,局长助理、国内安全保卫处处长、国内安全保卫总队队长(副厅级)。一名曾与张越有过接触的北京公安内部人士不愿多谈,只表示张越“很机警”。


2001年4月至2003年11月,张越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两个独立信源向网易《路标》透露,在此期间,张越通过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孟莉结识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获得了日后快速升职的重要资本。



央视官网上刊登的早期孟莉照片


仅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孟莉曾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曾主持一套《人民子弟兵》、二套《商务电视》、二套《经济与法》栏目。网易《路标》获悉,孟莉曾转型为央视二套制片人,管理主持人团队,平常上班开着挂了军牌的奥迪车。搜索发现,2014年6月,孟莉在央视理论刊物《电视研究》上发表了名为《浅谈专业频道主持人队伍建设——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为例》的文章。


央视内部人士向网易《路标》透露,孟莉和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晓烨曾是中央财经频道的同事,关系非常要好。2001年周永康与贾晓烨结婚之后,张越便通过引荐结识了周永康。


权贵“朋友圈”


除了周永康外,在京期间,还有三位重量级人物进入了张越的“朋友圈”,按照先后顺序为投资界大佬车峰、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北京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的实际拥有者郭文贵。



从左至右依次为车峰、马建、郭文贵。


接近上述圈子的一位商人向网易《路标》透露,在上述三人中,张越与车峰相识最早,时间不晚于2003年。彼时,车峰经营着一家与卫生部合作的全国卫技人员远程医疗培训公司——北京沃和赛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黄光裕旗下鹏润大厦租了半层楼办公。


上述人士透露,车峰和黄光裕一度产生了纠纷,起因是有一天鹏润大厦的玻璃突然掉落,将车峰的车给砸了。车峰找到黄光裕索赔,黄光裕认为车峰不应该找他,而是走保险公司程序,二人均不肯让步,最后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越出面调停,最后仍由保险公司理赔。直到2008年黄光裕被捕,车峰也未与其和好。


而说起马建、张越的交情,香港护照不得不提。与马建、张越均有接触的一位人士告诉网易《路标》,由于马建、张越二人均在相对特殊的部门工作,二人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香港护照的审批权,经由特殊渠道办理。该人士称,二人常年通过半公开地卖护照牟利。据该人士了解的市场行情价,一个护照一般在150万-200万港元,但“也不是有钱就能拿到,要有很硬的关系才行。”


网易《路标》获悉。也是在北京期间,张越通过车峰介绍与郭文贵结识,郭文贵也将马建介绍给了车峰。郭文贵拥有的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成为据点,郭文贵、马建、张越经常在此聚会,车峰也在盘古大观拥有并未过户的房产。另外,周本顺、张越到北京开会也经常下榻于此。


河北“政法王”


攀附周永康、结交权贵后,张越得到快速升迁,仅用5年时间实现从副厅级干部跃至副部级高官的越级升职。


2003年11月,张越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调至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直接管辖的公安部二十六局(反邪教局)局长;2007年12月,张越调任京畿重地河北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2008年1月任河北省省长助理、省委政法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08年6月任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08年12月,张越进入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同时身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13年8月不再担任省公安厅厅长,2015年3月不再担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统揽公检法系统大权于一身。


接近张越的知情人士向网易《路标》表示,刚来河北时,张越自觉“上头有人”,到河北只是镀层金,用不了多久就会重返北京高升,所以自视甚高,脾气很大,经常在工作中爆粗口,一般领导私下找他办事连门都进不去。


对张越更大的非难来自于公检法系统。网易《路标》接触到的几位法院系统中层干部表示,张越做事很独断,不按章法,法院重要案件的判决往往受到河北政法委干预;张越到河北不到一年就引起了法院系统的不满。“如果遇到向我们私下质疑的案件当事人或律师,我们通常会说管不了,想翻案找张越去吧。”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位曾办理河北案件的律师的证实。


在2014年12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指导的第二次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直接批评,“张越同志也要检查在政法部门是否有一言堂的问题,这样也容易滋生个人说了算的倾向。”


而轰动全国的河北“聂树斌案”至今未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张越干预的痕迹。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1995年被判死刑的聂树斌案的真凶,当时的河北省政法委因“一案两凶”组成工作组,对聂树斌案进行重新调查,承诺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在2008年张越接管河北政法委后也未能兑现。同时,2013年9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河北省高院)二审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网易《路标》,在2013年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的一个工作组非法接入该案核查,将王书金非法外提,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如果照办会给王书金被抓前的同居女友和孩子办低保。在遭到拒绝后,工作组人员进行了刑讯逼供,“在卫生间用木板抽打王书金的脚心,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让王书金坐了半个月之久”。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山东省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2015年9月16日,山东省高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河北省政法系统个别人士在配合复查时依然态度强硬,称“这个案子就别想翻”。


不仅如此,网易《路标》调查获悉,张越在河北公检法系统打造了一只听命于自己的“张家军”,动用国家机器为私人服务。在合谋低价收购民族证券的过程中,“张家军”表现卖力,手段狠辣。


低价收购民族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8年,郭文贵、马建、张越即制定了进军金融业的计划,民族证券成为他们看中的“猎物”。而过程正如此前媒体所言,“颇为诡异”。



民族证券


民族证券前身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民信),2002年4月,中民信整体转制为中国民族证券,成为证监会直接管理、任命的三大券商之一。


经股权变更,2007年12月,大型国企首都机场集团以8.54亿出资额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占股61.25%;石家庄市商业银行(现更名为河北银行)9500万元入股,占股6.81%,为第四大股东;东方集团(600811,SH)占股15%,为第二大股东。


2009年12月,石家庄市商业银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挂牌出让其所持股权,挂牌价2.91亿元,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挂牌通告明确提到了有3家民族证券股东没有放弃优先受让权。但直至时隔半年后的2010年6月,证监会批复郭文贵控制的北京证泉控股有限公司(时名政泉置业,下称证泉控股)受让股权,民族证券其它股东期间未见动静。


熟悉河北银行界的相关人士告诉网易《路标》,当时民族证券处于上升态势,石家庄商业银行本无意转让股权,但张越出面与河北银监局交涉,并威胁该行某主要领导,称掌握有足让该领导入狱的证据,逼其强行出让给证泉控股。


更受质疑的则是首都机场的股权转让。2010年12月,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对外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


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转让是不得已的结果。起初首都机场方面对郭文贵收购股权并不买账。按照证监会“一参一控”(同一机构不能同时控股或参股两家证券公司)的政策要求,2010年初,时任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还发起了由首都机场旗下另一控股证券公司金元证券合并民族证券的要求。不过,合并方案遭到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健否决。


2010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张志忠已辞去董事长职务。两个月后,张志忠被刑拘。2011年12月7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对张志忠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网易《路标》获悉,马建、中纪委相关人员曾向首都机场派工作人员劝说转让股权,并出具国家安全部公函,称证泉控股为安全部重点保护企业,希望“转让价格低些,以后绝不亏待。”


2011年1月13日,首都机场正式于北交所挂牌转让民族证券股权,挂牌价为16亿元。这一价格因明显低于公允价格,在当时引起广泛质疑。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按2009年证泉控股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股权时2.75倍的市净率计算,此次转让与原有估值34亿相差18亿元。


另外,首都机场还设置了苛刻的转让条件,即须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最终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证泉控股提交了受让申请,2011年6月3日获证监会批复。


经过上述转让,证泉控股出资不到19亿,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面宴请北交所相关人员,仍表示证泉控股为国家安全部重点保护的特殊企业,任何人不得干涉,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条件。


北京砸车抓捕举报收购者


然而,2011年初,在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行将收尾之际,郭文贵曾经的好兄弟、得力助手曲龙向中央纪委举报股权转让疑点,并将情况告知包括《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几家媒体,引起外界对证泉控及郭文贵本人的广泛质疑。


曲龙系黑龙江商人,1998年即与郭文贵相识,关系一度十分密切。2005年曲龙帮助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文贵迟迟未能还款,曲龙被债主逼债,3月被湖南公安刑拘,6月被逮捕后,后经曲龙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一定款项后,曲龙于9月取保候审。2008年,扳倒刘志华后自觉不方便露面的郭文贵请求曲龙帮忙管理公司,当年6月曲龙被任命为证泉控股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不过,2008年,郭文贵介入了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成为日后与曲龙闹翻的导火索,也是马建、张越不得不为郭文贵不断“擦屁股”的重要原因。


据财新网报道,2006年,时任天津环渤海旗集团董事赵云安瞒过董事会,通过私刻公章、伪造签字等手段,最终将天津环渤海旗下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70%股权转为个人所有,由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控制。世纪泰和为天津环渤海另一家下属公司—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大股东,占股61.5%。而天津华泰最重要的资产持有“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实际上,为了借款缓急,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已将持有世纪泰和60%股份的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焦作凯莱大酒店董事长谢建升。换句话说,郑介甫已将大部分“津滨发展”的股票质押。2008年6月,发现银邦伟业被掏空的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


随后,赵云安妻子找到郭文贵,请求帮忙“捞人”。郭文贵成功将赵云安救出后,赵为表示感谢答应借郭文贵3亿元。此后郭赵合计,通过达成一笔并购:政泉控股以不超过3亿元的价格,收购赵云安持旗下达和创新全部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


作为郭文贵的重要合作伙伴,北京中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董事长曲龙成为郭文贵执行上述计划的主要操盘手,郭文贵顺利拿到4亿元“借款”。


但关于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的归属,二人产生严重冲突。此前的媒体报道称,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划拨中垠公司名下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到了2011年,曲龙、郭文贵的关系已势同水火,便有了上述曲龙对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的举报。据网易《路标》拿到的曲龙日后在狱中所写的另一封举报信所述,曲龙2011年初的举报信在交给有关部门后,很快被郭文贵得知。郭文贵电话威胁曲龙,“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行动很快到来。2011年3月31日下午5时许,马建下属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相关警官、郭文贵保镖赵广东等十几人乘坐四辆车,将曲龙围堵到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酒店院内,用院内石头、酒店桌椅将前置挡风玻璃砸破,并用铁棍撬开车门将曲龙强行带走。期间,曲龙及周边围观群众均拨打110报警,但电话一直无法拨通。据曲龙律师后来赴承德了解,曲龙被抓走的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


曲龙家属及中垠公司员工向网易《路标》透露,曲龙被带走的几天后,承德公安局刑侦部门一领导赴曲龙的中垠公司,冻结公司及曲龙本人、妻子的账户,将公司的5辆车全部开走。


举报者的入狱噩梦


而对于被带到河北的曲龙来说,噩梦刚刚开始。从北京被抓走的第二天,即2011年4月1日,高辉以及承德市公安局相关警官将曲龙带至承德市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随后开始频繁外提审问。网易《路标》了解到,曲龙曾告知探监的家属,其曾被外提到承德市北京军区疗养院7天,当时的状态是“坐铁椅戴手铐,连续7天几乎没有睡觉。”


不甘心的曲龙在承德市看守所期间给承德市检察院出具了一封质疑材料,指出承德市公安局并没有案件管辖权,持枪罪也无证据。时任承德市公安局一位领导知道此事后上报张越。5月6日,承德市检察院更换罪名,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批捕曲龙,并将曲龙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承德县看守所。


据曲龙一封狱中举报信中的自述,在5月中旬去承德县看守所的车上,押解者将黑塑料袋戴在曲龙的头上,威胁要闷死曲龙。并在承德县看守所期间,对曲龙进行了一次长达10小时的逼供,致曲龙身体多部位受伤,昏死数次。当时押解者亲口告诉曲龙,民族证券涉及河北重大利益,由上头交办,董事长(张越)亲自盯办,要求曲龙对民族证券的事闭嘴。


2011年9月,曲龙再次被转移到承德市下辖的围场县看守所。2012年1月,围场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4月,围场县人民法院判决曲龙15年,这是职务侵占罪类别的最高年限。曲龙不服判决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承德中院)在一周内作出维持原判决的判决。


网易《路标》通过河北法院系统获悉,当时张越直接打电话给时任承德市中院某主要领导,要求将曲龙按照职务侵占罪最高限15年量刑,并指令其逐级开会交代。尽管曲龙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北高院,但案件未获受理。曲龙被判刑后,被临时押送到承德市上板城监狱,一天后转到承德市第五监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为张越效力的承德市公安局某领导、承德市公安局刑侦部门某领导、承德中院某领导,在曲龙被判刑后均获得升迁。其中,其中一位现为河北某地级市副市长。


河南河北公安“抢人大战”


更为夸张的是,曲龙这样一个小人物,在河北服刑期间,引发了河南、河北公安系统以及国家安全部的旷日持久的“抢人大战”。双方你来我往多次,最终以河北“胜利”告终。


谢建升告诉网易《路标》,其发现郑介甫借款所质押的银邦伟业主要资产被掏空后,于2012年8月,以赵云安、郑介甫、郭文贵、曲龙等人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


网易《路标》拿到的焦作市公安局内部资料显示,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3月11日,焦作市公安局为了对曲龙涉案情况取证,两次赴围场县调案件卷宗,两次赴承德市监狱交涉,但遭到刁难。围场县法院两次均称卷宗被承德市公安局借走;承德市公安局第一次称卷宗已归还法院,第二次称需经领导同意才能调卷,之后不再接焦作公安方面的电话。


知情人士称,在焦作市公安局仅有的一次对曲龙的提审中,房间被安装有多个摄像头,桌子底下安装有录音机,曲龙要求将其押往河南,才敢讲实情。


不过,据谢建升供述他本人所做的调查:案件在马建的直接干预下,通过河南政法系领导的批示,很快终止。


2014年6月,在谢建升向河南政法委的施压下,案件重新启动。此时的郭文贵已避往海外数月,曲龙也被张越从承德市监狱秘密转至河北保定监狱。


焦作市公安局内部材料显示,8月12日,焦作市公安局持有公安部、司法部手续,赴保定要求押解曲龙。并不清楚个中内情的时任河北司法厅许姓领导、监狱局管理局宋姓领导同意放人,张越并不知情。


在焦作市公安局,曲龙将华泰股权纷争及民族证券转让的事情和盘托出。很快,焦作市公安局对已远逃海外的郭文贵立案,并赴盘古大观将传票送至郭文贵律师手中。据许宋二人后来对焦作市公安局的讲述,张越得知曲龙已被押往河南后,对许姓领导、宋姓领导破口大骂,并称“谁把人放了,谁把人要回来。”


2014年9月6日,宋姓领导持有河北司法厅手续赴焦作要人。宋对焦作市公安局表示,目前发现曲龙还有余案,要带其回河北审问,“过几天就送回来”。但河南焦作方面要求其出具合法押解文书,并拒绝放人。


网易《路标》多方了解得知,2014年9月12日,许姓领导、宋姓领导持有国家安全部十七局函件和张越的手谕,再赴焦作。函件中称,曲龙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需要国家安全部及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加之张越托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给当时河南省某主要领导打电话求情。在该领导的直接过问下,9月13日凌晨,曲龙重新被押至河北。


此时正值中央巡视组巡视河北期间(2014年7月30日-9月29日),为避免闪失,曲龙被从焦作秘密直接押送河北邯郸监狱,期间一直关禁闭,不允许与任何人联系,后被转至张越亲信王某更方便控制的张家口监狱。


而后,焦作方面也发生戏剧性逆转。2014年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以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郭文贵“反水”下的民族证券合并


在举报满天飞的同时,已成民族证券大股东(占股84.41%)的郭文贵与马建、张越盘算了最后一步资本运作:推动民族证券上市,尽快将利益变现。


知情者透露,大约在2013年春,郭文贵找到北大方正集团CEO李友,双方决定将民族证券与李友执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证券合并。此前的媒体报道显示,李友起家于河南,上世纪90年代即与郭文贵相识。另外,李友被曝与令计划关系匪浅。


但关于合并一事,一位接近车峰的人士对网易《路标》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在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合并过程中,真正的幕后主导者的正是在金融领域有广泛人脉的车峰。方正证券合并一事单靠李友无法决定,必须报告北京大学校委会通过;且合并要经过证监会、教育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等多项审查,仅靠郭文贵与马建、张越也无法完成,车峰的作用此时完全体现出来。


该人士称,其实在推动合并前,有关民族证券上市后利益分配已被划定,相较而言车峰占有最大比例股权收益,站在前台的郭文贵大概占有15%-20%的收益,马建、张越等权力帮手都分得一杯羹。


无论如何,2013年8月方正证券首次对外宣布将收购合并民族证券,随后公告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民族证券100%股权,民族证券成为方正证券子公司。2014年8月证监会批复合并交易,前后历时一年。合并后,方正证券第一大股东北大方正占股下降至30.55%,第二大股东政泉控股占股21.86%。按照当年12月31日方正证券的收盘价计算,郭文贵持股市值近253亿元。


合并后不久,郭文贵、李友就因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决裂,郭文贵威胁曝出李友的“把柄”。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郭文贵的做法出乎马建、张越意料,李友找到马建居中调和。打包票称可以搞定郭文贵的马建,在2014年8月通过身边人分两次从李友处拿走上亿元现金。网易《路标》无法联系上事件当事人核实此细节。


居中调和的还有张越。上述知情人士称,2014年9月,马越持有化名香港护照,与北大方正集团CEO李友同天赶赴香港,试图劝和。不过,此时的郭文贵已经不受控制,当面拒绝和解。不想卷入斗争的马建、张越曾询问郭文贵是否可以拿到他们该得的利益,也被一口回绝。至此,利益联盟崩塌。


郭文贵的行动很快到来。2014年11月,证泉控股连发5份爆炸性公告,举报方正集团CEO李友在操作北大医药(000788.SH)股票时涉嫌内幕交易。2015年1月4日,包括CEO李友在内的多位方正集团领导被带走接受协助调查。紧接着的1月16日,中央纪委通报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网易《路标》多方核实获知,李友在被带走调查前夕曾写过一封针对马建的举报信,将马建向其索贿的情况反映给中央纪委,这成为马建落马的直接原因。针对此说法,网易《路标》未能联系上当事人核实。与此相关的一个细节是,2015年1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时间点是在李友被带走协查的12天以后。


上述与车峰有交情的人士如此分析郭文贵的做法,“郭文贵是‘能挣一千亿让他赚一百亿就不舒服’的人,其对合并前商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满,要求重新划分,甚至不惜与马建、张越反目;选择与李友对抗也是想给李友背后更高层的大人物看。但这次郭文贵低估了中央反腐能力,误以为马建不会倒台,最终把自己也拖下水。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2015年8月31日,方正证券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证泉控股所持近18亿股票被全部冻结,冻结期限至2017年8月10日。而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央政法系统高层在2015年9月访美时,曾要求美国遣返郭文贵。9月27日晚间,方正证券公告称,被称为北大方正、政泉控股之争背后的“关键人”、民族证券名誉董事长赵大建失联。


如果算上2014年7月落马的老上司周永康,2015年6月被抓的好友车峰,张越的“朋友圈”在其被调查之前,几乎被一网打尽。


执掌河北政法委系统逾7年的张越,曾在一次公开露面讲话中,强调要让“法治成为普遍的公民信仰,成为基本的治理方式,扫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环境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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