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的真正发源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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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锁定严家闸。

严家闸既是闸名，又是地名。位于孔垅、塘穴之交。闸因严姓得名，地因闸闻名。“地隶属孔（垅）、塘（穴）二镇，而宗乘惟以迁者称塘，以明代塘穴疆域广上”（《严氏宗谱·历史引》)。

据《黄梅县志》（光绪二年版）记载：“严家闸在塘穴镇驿路堤上，其西南为德化封、郭二洲。缘梅邑筑驿路堤以防湖患，于是化邑二洲水无所泄，岁苦淹没，万历三十五年（即公元1608年）化邑知县孙同伦相地形势，惟梅邑塘穴驿路堤建闸，俾水北出感湖为便，因具文详两省督抚会题允行。

梅庠生严复所慨，将田地一段予化邑开河建闸，其水宽五丈，长十五里。化民运土载板，以时建筑。”因闸建于严姓之地，故名严家闸。自此，严大墩部分房户隔居闸西(后属孔垅管辖）。1955年闸毁。垦建龙感湖农场后，严家闸亦泛指严家闸分场或龙感湖总场。

笔者这里所说的严家闸，除龙感湖总场外，还包括原塘穴镇和孔垅东面与龙感湖交界的毗邻之地。

严家闸的老年人都知道，严家闸全部用青石砌筑，长约二十丈，宽四丈有余，中间石板桥可并行四辆汽车，闸身石雕装饰物有四只狮子，四头象，六个和尚头，八个乒哩乓（石矶）。整个桥闸气势雄伟，蔚为壮观，闻名遐迩，成为鄂皖赣三省当时一个地标性建筑。

修建严家闸的初衷虽然只是排水防渍，结果却一举多得。既连通了黄梅孔垅到德化小池的驿路堤上陆路交通，又打通了龙感湖和东港的水路交通。使严家闸一跃成为黄梅乃至湖北的东大门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严家闸建成后，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聚的水陆码头。严家闸东西两岸形成了一条繁华的集镇小街。至今严家闸西街的石板路保存完好。

据老年人讲，严家闸过去是很热闹的地方。在明清的时候，安徽华阳河没有闸（华阳河闸1936年开始动工），下江（南京、安庆）的船只到九江，主要走内湖。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当时华阳河没有建闸，行船没有障碍；二是没有动力机械，下江船只到九江，走长江，逆流而行，既耗费人力，又很不安全。三是兵荒马乱，长江沿线很不安全。货物走湖路，湖水平静，湖风好借力，无论是荡桨，扯帆，还是拉纤，安全、省力。

在明清时期，沿湖几个县（黄冈的蕲春、黄梅、广济，安庆的宿松、太湖、望江、怀宁）的土特产——大米、红苕、土豆、茶叶、棉花.....都在严家闸装卸出港，南京、安庆上来的木耳、墨鱼、食盐、海带等日常用品都通过内湖到九江，有的就在严家闸落脚。严家闸成为中国明清时期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和小百货一级批发市场。

范定生在《村边那条河》一文中写道：五十多年前，我家就住在河的东边。村里的人每天去河里挑水、洗菜、洗衣服、打鱼摸虾，来回不知多少趟。翻过一道堤，就看到涓涓不断、清澈见底的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一片繁忙景象……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走湖路相对来说比走旱路安全，下南京、上武汉，过南昌，从华阳河进出，经过龙感湖，绕道几百里，虽然路程远了许多，但增加了一份安全感。湖的周围六县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大多要靠这条水路补给。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那条河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2008年7月9日《黄冈日报》）

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说：“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社会出现经济繁荣;而哪里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就更快地向那里转移。”

严家闸的居民大多是黄梅山区的移民，后又受劳动力融合的浸染，已经有采茶歌的底蕴，自然唱采茶歌是看家的本领。严家闸在解放后有一个农民作家——严亚楚（原为唱戏艺人），写了一本章回小说《龙感湖》，里面就有很多仿采茶歌创作的民歌，像“北风哪有南风鲜，江水哪有湖水甜，井底蛤蟆井底好，我爱湖乡一片天，又打鱼来又插田”。

范定生在《村边那条河》一文中还写道：湖区人民更离不开这条河……两岸群众相互唱黄梅山歌。内容有谈情说爱的，生活艰辛的，互相激励的，有对唱，有联唱，有对赛，热闹非凡。有些青年，通过唱山歌，找到意中人。那时湖区人民生活虽然困难，但非常乐观。例如唱：“天上星星笑眯眯，莫笑穷人穿破衣；山上树木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穷人也有富人时。”

这些文字，虽然只是流风遗韵，但依然可以想见往昔的歌风盛行。

也许人们会说这都是现在人的记述，不足为凭。

那么我们看看当时的情景：《逃水荒》中“二八女”，名叫邱金莲（也有叫兰香），就住在濒临感湖的严家闸。《逃水荒》小戏这样介绍：邱金莲在逃荒中遇到蔡屠户，蔡屠户得知她住在黄梅县严家闸，就要她唱曲子。下面是蔡屠户与邱金莲的一段对话：

蔡：你严家闸的姐都会唱，你可会唱？/莲：我不晓得唱。/蔡：你不晓得唱，你那篮子里哪来两块板？/莲：是我嫂嫂唱的两块板。/蔡：那你嫂嫂总要教会你唱？/莲：我稍微晓得几个小曲子，今天嫂嫂与我分了伴，无人与我帮腔。/蔡：你黄梅的姐来到我店里唱得多，我听得多，也学会了一点，我来与你帮腔好吧

……

这段对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一是乾隆二十九年，在安徽人眼里，严家闸的姐都会唱采茶歌。

二是经常有黄梅灾民逃往安徽要饭。以致安徽的屠夫对采茶歌都耳熟能详了。

三是灾民逃水荒的时候，带着两块板子（唱采茶戏的“云板”或简板），再不是清唱采茶歌了。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还可以看出这是妯娌两个（两小或三小的雏形），嫂嫂到严家闸时间长一点，就会唱采茶歌，而“二八女”娘家姓邱，婆家姓严，从年龄来看，还是个小媳妇，可能刚到夫家不久，就不大会唱，由此想见当时严家闸的采茶戏之盛。

通过她与该剧中另一角色的对话,还介绍了黄梅灾民用牙板或金钱板打拍清唱小曲的形式,而且是有唱有和。应该说，这是形成黄梅戏的第一步。因为“道情”、“连厢”、“花鼓”等民间演唱艺术,或以原貌保存在黄梅戏中,或影响到黄梅戏的歌唱与表演。

从《逃水荒》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黄梅灾民作为谋生手段的演唱形式：有“道情”、“花鼓”、“连厢”、“清唱”等等。实际上,他们用的演唱形式,除上述者外,还有“罗汉桩”、“送傩神”、“莲花落”等多种多样。黄梅采茶歌与黄梅灾民所演唱的“道情”等其它民间艺术形式,后来都成了黄梅戏的组成部分，成为黄梅戏孕育的基础。

种种迹象表明：严家闸是黄梅戏的摇篮。从某种意义上讲，严家闸就是黄梅戏最早的中心发源地。

这样说，可能有人会问：黄梅北部早期也盛行采茶戏，怎样解释这种现象？我认为这很好解释，采茶歌在湖区形成采茶戏后，因为茶农和山区剩余劳力返乡，自然而然也把采茶戏带回了山区。

严家闸饱经沧桑，曾经的繁华和罹难落寞，不正好反证了黄梅戏起源地的扑朔迷离吗？如果黄梅戏在黄梅北部山区就已经形成雏形，在历史上，又没有任何大的自然灾害，应该可以找到很多明证，不致引起如此长久的争论。

这或许就是黄梅戏发源地之争的玄机所在吧。

（五）

据“黄梅戏词条”和一些黄梅戏知名老艺人介绍，黄梅戏从发源到发展，经历了道情和独角戏、两小和三小戏、三打七唱、管弦伴奏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在黄梅县完成的，后者是在安庆地区实现的。

许多老艺人如丁永泉、翟乔松等都言之凿凿，但鲜有论者探讨黄梅戏在黄梅的三个阶段是怎样形成的。笔者在探究黄梅戏发源时，意外发现这种说法是有根有据的，而且大致脉络还很清晰。

有理由相信，大约在明朝中期到清初，经过一、两百多年的磨合，在严家闸这个地方，采茶歌至少已经完成从道情、独角到两小和三小的飞跃，并开始尝试向三打七唱进步，初步形成了采茶戏的艺术雏形，开始散发艺术的醇香。

由于黄梅戏这种来自民间的地方小戏，既不载入史册，又缺少文字记录可资查考，只好从后来的一些迹象来复原过去的情景。据严家闸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讲，解放前，严家闸这个地方，严大墩有采茶剧社，严大墩、黄太墩唱戏班子多，严细墩玩杂耍的多，严家闸周围唱山歌的多。由此不难看出，在明清时期，严家闸既移民杂居，又交通便利，还经济繁荣，完全具备酿造一种地方戏曲的氛围和条件。

严家闸人会唱采茶戏，后来为什么西移到以孔垅为中心的地区呢？

严家闸人逃水荒，用唱改良后的采茶歌的形式，总比其他灾民多化些钱物，令周边灾民羡慕，很快被周边灾民仿效。加上周边孔垅、刘佐等地村民本来就有在龙感湖垦荒的，同时也年复一年地参与修筑堤坝，多少也受到采茶歌的浸润，具备了演唱采茶戏的基础。

更直接的原因是，严家闸在当时是富实的地方（湖田较多），这一带有“十年九不收，一收狗都不吃锅巴粥”的俚语。加上严家闸附近一带居民农渔兼营，私户多有木船，平时运输，灾年就全家跑到船上，除房屋受损、田地绝收外，生命财产基本不受损失。灾年逃荒是没有办法，常年和丰年很少逃荒讨饭。

请戏看戏，说到底是一个文化消费。严家闸在不是灾年的时候，成了演戏的地方。《宿松县志》说：“梅俗好演采茶戏。”一个“演”字，极为精准。2009年，《严氏宗谱》续修，演黄梅戏一个多月，这在其他地方恐怕也不多见。现在龙感湖黄梅戏迷协会据说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也算有其深层次的根由吧。

而周边地区即便不是灾年，也经常外出逃荒，尤其是秋冬农闲时候，全家乃至全村人外出逃荒要饭，都不稀见，类似于现在的职业乞丐。主要原因还是人均土地少，产量低。孔垅镇在民国时，孔东一万八千人，土地一万零七百亩，人均六、七分土地（汤用彬《筹建富民圩说略》）。我小时，在老家，每近过年，便有“程家墩，没有法，月大月小二十八；汤家墩，不怕丑，月大月小二十九”的童谣入耳。

意思是，程家墩每年二十八吃年饭。汤家墩二十九吃年饭。我当时艳羡得不得了，早点过年多好。汤家墩没有考证，程家墩就在老家附近，能听见吃年饭的鞭炮声。后来才知道，程家墩过去早一两天吃年饭，门口挂个竹篮，便举家举村外出讨饭。直到第二年春耕才回来收种庄稼。这个风俗一直沿袭到现在，只是不再讨饭，并吃两餐年饭罢了。

很多逃荒的民众在乞讨中，通过跑旱船，打连厢，玩狮子，唱采子，勉强能养家糊口，渐渐觉得唱戏也是一条生存之道，于是黄梅经常遭受水灾地方的一些有演艺才华的灾民，便形成了半职业或专业的草台班子，在黄梅，孔垅、蔡山、濯港、新开分布最多。

大约在乾隆中晚期，邢绣娘的黄梅戏成堂班社成为第一个正式的黄梅戏班，兼有为艺术而艺术和为生活而艺术的双重性质。我想，这或许就是黄梅戏早期艺人多分布在孔垅、濯港、下新、蔡山等地的原因。自此，黄梅戏发源地由严家闸位移到以孔垅为中心的周边乡镇，正式完成“三打七唱”。

他们在采茶歌与本土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基础上，又吸纳异乡姊妹艺术的营养成分。突出的是江西的“江西调”，安徽的“凤阳花鼓调”。这是因为：在采茶歌走到湖区平原后，与原地“渔歌”融合的同时，这些姊妹艺术已经在黄梅深深植根。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据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江西水战十八年，旱战十八年），江西有不少人逃到湖北黄梅。江西乐平县民间有“荷花出水三千里，发到黄梅百万家”的说法，指的就是江西居民迁移到湖北黄梅县子孙繁衍的情况。这些为躲避战乱的江西人自然把江西调也带到了黄梅。同时，由于黄梅与江西在两晋时期，同属江西浔阳县，县郡设在黄梅故城，黄梅与江西毗邻，只长江一江之隔，江西调也容易进入黄梅。

在黄梅戏的传统唱腔中有一种“花腔”(所谓“花腔”，就是保存在黄梅戏中的民歌小调)，即《卖杂货》中的唱腔，老艺人就称它为“江西调”。

出于元末的战乱和明初连年遭受灾荒的原因，安徽凤阳灾民大量外流，形成了一种不事产业，轻去乡土的风气，他们借秧歌花鼓卖唱活口成为一种穿州走府的流浪歌人。其中有一部分人逃到黄梅。

清嘉庆时，黄梅县喻文鏊曾写了一篇《流民叹》，描绘凤阳灾民到黄梅逃荒的情景：“携妻挈子一路哭，狗声狺狺鸡飞屋。千村万落遮道来，去者未已来者续。夜则露栖日乞粮，成群数百逃灾荒。自六月尾至九月，结队渐多渐分张，问渠来自何处所？庐凤一带罹灾殃”。

这样大批的凤阳灾民一批又一批来到黄梅县，同时也把凤阳花鼓带到了黄梅。以致有了“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就有九年荒……”的唱词，黄梅人“耳熟能详”，并能为我所用了。凤阳灾民以秧歌花鼓为谋生手段，为黄梅人熟悉，当黄梅人也遭受灾害，而且是遭受不得不逃离家园、背井离乡的水灾时，他们很自然地会借鉴凤阳灾民的谋生手段，以卖唱来逃荒要饭，乞讨糊口。

他们唱黄梅的灾情，他们唱熟悉的老歌，把“江西调”，“凤阳歌”，这些艺术舶来品迅速移植到黄梅戏里，以致在黄梅戏传统剧目中，仍旧保存着江西和凤阳灾民生活的内容及“歌”，如《挑牙虫》所描写的凤阳大嫂挑牙虫谋生，《瞧相》中所描写的凤阳女子外出瞧相活口，《卖杂货》又称《江西佬卖杂货》。

正是采茶歌，渔歌、江西调、凤阳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民间艺术形式，经过一些黄梅戏早期艺人的吸纳、改造和一段时间的孕育、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初步形成了黄梅戏的艺术雏形。

（六）

很多人一听黄梅戏，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即便是伟人毛泽东，同样也有这样的疑问（198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毛泽东看黄梅戏》，作者：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

很多专家、学者，安徽老艺人是这样说的：湖北的黄梅县常闹水灾，难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无法生活，部分灾民乃以云板(即牙板)、小锣或渔鼓、简板为节拍，沿家卖唱，换些谷物。这种曲调渐渐形成戏曲，在安徽生根并得到发展，因为来自湖北黄梅，故称为“黄梅调”，又称为“化谷调”,因为是化募谷物时所唱，又称为“花鼓调”。【王兆乾《黄梅戏音乐》】

黄梅戏发源于鄂东黄梅的民间小调,名“黄梅采茶调”或“黄梅调”。黄梅采茶调在清代乾隆年间随黄梅受水灾的灾民来到安庆地区,以后就发展成为一种戏剧的艺术形式。

黄梅民歌虽然很早就流到外地,但产生较大的影响,却是从黄梅地区的灾民以唱采茶歌作为谋生的手段开始。明、清以来,黄梅县发生的水灾中,以清乾隆年间大水冲破严家闸的一次,最为严重——淹掉18畈,又加上是大旱以后,于是灾民就纷纷外逃。【陆洪非《黄梅戏早期史探》】

黄梅戏传播到安徽的一个原因，便是由于天灾人祸而引起的人民的大迁徙。【王兆乾《黄梅戏音乐》】

肖宪说：我是1953年参加望江县黄梅戏剧团搞音乐的。所接触的一些老艺人都说,黄梅戏由黄梅传到望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黄梅县经常发水灾,到望江逃水荒的人唱道情,打连厢将黄梅戏带来了；二是……

《黄梅戏回娘家》的报告文学中说，龙感湖这一带几乎是年年闹水荒，水灾一来，灾民们都携儿带女外出逃荒。我们的黄梅戏也就随着灾民的足迹流落到了江西、安徽等地。（作者章华荣）

毛主席说黄梅戏是大水冲到安徽的。（引自2011年11月12日，黄冈市市长刘雪荣同志《千年黄州》的演讲）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梅戏是被大水冲到安徽去的。

我们不妨复原一下当时的情景。

第一，黄梅北部山区没有水灾。黄梅在过去有十八旱镇，十八水镇。旱镇都在丘陵和山区，水镇都在平畈和湖区。从黄梅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来看，虽然不排除北部山区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山洪灾害（史料记载仅2次），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黄梅水灾多发生在中南部沿江依湖地区。也就是说，黄梅北部山区（海拔高）很少遭受洪涝灾害。

长江在黄广大堤段现在警戒水位是19米，设防水位是19.5米，确保水位是21.09米。明清时期肯定不高于现今。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明清之际，长江水位在20米到22米左右，鲜有不溃堤决口的。

而过了龙感湖，濯港、白湖往上，海拔都在25米以上。即使长江干堤决堤溃口，不要说北部山区不会遭受水灾，就是丘陵地带也安全无虞。如果说黄梅戏起源于北部山区，又说黄梅戏是被逃水荒的灾民传到安徽的，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黄梅饱受长江水祸。历史上，黄梅多发水灾。据《黄梅县志》载：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共发生自然灾害103次，其中大水灾65次。查《黄梅县志·灾害》，明清两代，大雨、洪水泛溢，堤坝尽溃的记载随处可见，可以说是不绝于史。

《黄州府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朝廷为黄梅灾害，主要是水灾发了十次《圣谕》，在《圣谕》中反映了受灾惨状：“因江水冲溢，民田庐舍无不漫浸。”、“江水暴涨，居民田庐猝被水淹。”、“黄梅等县据荆楚下游，内湖外江，易致淹浸。”

正像明代石昆玉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季春朔所撰的《桂公堤碑记》中描述的那样：“黄梅背山面湖，民田尽薮泽中，江汉直注，彭蠡旁射，水患岁有。(明)永乐中，筑堤障之。江行屋上，民处泊中，以堤为命……”。

黄梅丙子《县志》告诉我们：黄梅县堤分内、外堤，外堤即现在的长江干堤。内堤即驿路堤。“破坝”、“破堤”都是指江堤、湖堤。

先来说说江堤。现在的黄广大堤是湖北与安徽相连的一道堤防，全长86.84公里，其中，黄梅县境内长58.86公里，与江西九江隔江相望，与安徽同马大堤相连。明初，开国大将、蕲春人康茂才司都水营田使职责，开始督修，形成雏形；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差部臣再次监筑，基本形成。当时称为青林堤。（见《黄梅长江堤防“口”的变迁》，2011年11月27日，湖北省河道管理局·黄发晖）

明清时期，堤防刚刚形成，极不牢固，一遇洪水，时有溃决。万历年间，黄广大堤就多次发生溃决。时任朝廷兵科给事中的吴亮嗣在给皇帝的《论荆楚水灾疏》中描述了当时广济、黄梅堤防溃决的惨状。“广济、黄梅在荆楚下游，江身既高，百姓如在釜底，数百里赤子命所系惟一堤耳。彼时洪水骤泛，比如崩山倒海从天而下;百里之民聚集在一堤之上，比如群蚁失巢附一叶于冲风急浪之中。”

但是，在明清之际乃至到民国25年以前，黄广大堤大部分归江西德化管辖。一到汛期，江西抢险救堤鞭长莫及（隔着长江天堑），由于江西抢险救灾组织乏力，所以德化堤段明清以降直至民国，经常溃口，一遇大水，德化就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政府决定将江西德化划归湖北黄梅。（详情见百度·百科《江西德化的前世今生》，作者：西湖剑客。）

不论德化划归黄梅是利是弊，仅从防汛抗洪的角度来讲，确实不失为一项英明决策。

江堤一溃口，江西德化自然首当其冲，湖北黄梅亦深受其害，唇亡齿寒。由于黄梅滨湖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是有名的“水袋子”，可以说，湖区的居民是长江水灾的最大受害者。

远的不说，1931年，长江洪水并不是很大，但小池口堤段溃口，导致黄梅“腹内湖堤决口，大者七十余处”。（汤用彬《致省县当局及合邑绅耆老书》）

1949年破坝的情景如出一辙。

1954年，很多亲身经历者还健在。当时破坝口在二套口，原德化的村民大都逃往江西九江，或往长江上游逃往阳新，现在黄梅名叫阳生的人都是1954年在阳新出生的。而汹涌的洪水直落龙感湖，驿路堤抵挡了一天，严家闸以及周边的居民简单收拾一些衣物后，有船只的就上自家的船只，等于有个简易的流动的家，没有渔船的就聚集在驿路堤和其它圩堤上，等待救援和逃荒。他们大都搭乘民船顺水而下，逃往安徽。

再看驿路堤，驿路堤虽然主要是防湖患，但长江发大水，湖水一般情况是并涨的。长江干堤一旦溃口，驿路堤必破无疑。历史的悲剧就这样反复重演。

第三，龙感湖区水灾更为频繁。龙感湖西南部平原，“夫筑堤悍水，自汉唐迄今久矣。”“七年淹六水，十有九灾年”固然有点夸张，但由于圩堤单薄，加上基础不牢，一遇大水年份，往往江堤未破，湖堤已决，却是事实。现在龙感湖农场自1956年垦建后，圩堤逐年加固，高程在16.5米至17米。1969年，1976年，1983年，1996年，1998年，1999年夏秋之交，黄广大堤没有溃口，而龙感湖部分小圩却溃口淹没，庄稼绝收。

从黄梅戏传统剧目《逃水荒》的唱词中，不难看出，逃水荒的灾民主要是现今龙感湖西南以严家闸为中心的一十八畈的居民。历史上，黄梅多次发生水灾，以乾隆年间大水冲毁严家闸十八畈最严重。《逃水荒》唱词纪实性地描述了这次发生大水的情况：“二八女坐茅棚悲声长叹，叹只叹黄梅县太不周全。

(乾隆)甲辰年遭荒旱一连三载，树无枝草无芽龙井也干。戒五荤吃长斋把经来念，惊动了玉帝爷龙心下凡。(丙午年)上半年好大雨下过几遍，插了田种了地人人喜欢。实指望到下年五谷仓满，有谁知发洪水五月十三。淹掉我黄梅县(严家闸)一十八畈……”(见《逃水荒》唱词)。

黄梅戏传统剧目《告坝费》在谈到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黄梅受水灾情况时说：“五月初八发龙水，平地陡起数丈深。打破官堤无其数，四十八圩破干净，又破潘兴圩一个……”，指明受灾地区为依湖的驿路堤内、民圩内平原地区。

也就是说，不论是破江堤，还是破湖堤，就黄梅来说，遭灾的大都是驿路堤脚下居民，尤以孔垅、塘穴（严家闸）的居民为最，这些灾民不是说逃往江西绝对没有，但东至甘露（现王埠乡所属）、西至孔垅的绝大多数灾民是经东港、严家闸或者直接从龙感湖逃往黄梅上乡或顺流逃向安徽。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黄广大堤江段北岸，只有横渡，没有直航，灾民是难以从长江顺流而下逃往安徽的。

（七）

（一）从黄梅戏早期艺人分布地区来看

据统计，黄梅采茶戏名艺人大多居住在黄梅县沿江依湖的平原地区。其中，又以孔垅、濯港人为最。并且早期名艺人像邢绣娘、龚三齐、罗运保等都是现龙感湖边上人。

邢绣娘是孔垅镇邢大墩人，龚三齐是濯港镇龚上头人，罗运保是小池万家村人。《黄梅采茶戏志·传记》中立传的黄梅采茶戏名艺人53人，未立传的艺人名录28人，共81人，居住在濒临太白湖、感湖及长江沿岸的孔垅镇、濯港镇、下新镇、蔡山镇、新开镇、黄花镇、分路区的艺人占绝大部分。

孔垅镇人：邢绣娘、粱松贵、梅重喜、邓花子、方七奀、吴家齐、郭正木、江六奀、翟丙林、梅少堂、郭求风、张冬枝、杨德炎、汤淮保、沈萦福

濯港镇人：龚三齐、胡焱生、许连喜、余海先、桂三元、叶能九、徐丙炎、张树老、徐金发、曾早香、蔡树生、黄金海

下新人：潘花子

小源湖边人：汪玉奀

小池人：罗运保、徐长林

新开镇人：帅师信、帅登明（帅毛丛）、徐志贵、李水炎

蔡山区人：罗花子、刘金清、周番林、黄金春

周家浪人：齐志才

黄花镇人：柯火英

独山区人：黎六得、黎化民、黎三颠、黎万龙、胡海舟

分路区人：桂友林、冯龙伢、冯太火、王艺修、芦毛奀

这还不算师承关系，像熊利华虽然是五祖区人，但却是师从许连喜，在孔垅铺堂拜师学艺的。五祖区的陈秋香是黎六得的徒弟。

真正居住在黄梅北部山区演唱采茶戏的只有为数不多的2—3人。

（二）从黄梅采茶戏传统剧目提供的史料来看：

黄梅采茶戏传统剧目，习称“36大本，72小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移植兄弟剧种的剧目或大胆摘取一些大本戏的“戏胆”，另一类是在民间叙事长歌基础上或以黄梅及附近宿松、广济等地区的真人真事为骨架，经过当地文人和采茶戏老艺人改编而成的。

据老艺人说：黄梅采茶戏是先有小戏，后有大本戏的产生。我想，这也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可信的。而黄梅采茶戏“72小折”戏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太白湖、感湖周边地区的地名和人物以及生活习性。

如：《毛子才滚烛》是毛子才串戏中的一出小戏。毛子才是清康熙年间黄梅县孔垅镇人，原在西街燕子街居住，后迁到东街筷子街。他的出场独白“父老兄弟们：你们认识我吗?我叫毛子才。家就住在谷坝头，三间茅屋，大门向外，老祖宗间壁就是我的屋。诸位上孔垅来，请到我家吃烟、喝茶，没得凳坐，你就坐在门坎上，也可以呀!……”

《打纸牌》中毛子才其人，黄梅采茶戏是这样介绍的：“家住孔垅筷子街，我名叫做毛子才，田地生活我能干，夜晚抽空抹纸牌”。这种纸牌不是扑克，不是“撮牌”（黄梅人称作“刮儿胡”），不是牌九，也不是“三集子”(流行于湘鄂渝一带），而是近似于“麻将”黄梅人俗称“糕孬”（从形状上看，与云片糕相似）的一种赌博工具。

这种赌博，黄梅盛行，现在很多老年人仍热衷。在网上搜索，仅河南郑州有老年人玩。想必是河南新蔡迁到黄梅后流传下来的。从现在几个经安徽黄梅戏剧团编排的《打纸牌》（改名《怕老婆》）版本看，安徽人是不会打这种纸牌的，里面道具、唱词漏洞百出。

《卖棉纱》中寡妇蔡金花，家住在黄梅县五里闸（孔垅附近，现在龙感湖连接黄小公路处)金家凉亭，到孔垅镇卖棉纱，巧遇鳏汉织布匠陈百顺。

《逃水荒》中的“二八”女是严家闸的媳妇。《打猪草》的故事是发生在龙感湖东北宿松陈汉区崔家坪的一件真人真事。其中“郎对花，姐对花”深深打上龙感湖的烙印。在龙感湖里，虽然黄梅面积比宿松小，却荷花满湖，而黄梅与宿松分界线往安徽以下，就没有荷花，现在仍然是这样。

《告经承》是清咸、同时期黄梅县名艺人罗运保与广济县郑公塔(与黄梅蔡山毗邻)的一位私塾先生根据弹词抄本《七乡员》改编的。主人公张朝宗是现武穴市(原广济县)大金镇张二村人，属太白湖水系地区人氏。

还有像《闹官棚》串戏中的许多正反面人物，像瞿学富、石代价、黎明五等人都是黄梅乡绅，而且都是因为灾后复堤发生矛盾斗争真人真事。

（三）从黄梅戏传统剧目中的唱词方言来看：

黄梅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向黄孝片过渡的地带。以东港为界，港南为“下乡话”，港北为“上乡话”，这也是德化县与黄梅县的县界。所谓上乡话，就是黄梅的本土话，所谓下乡话，则是“陪嫁”而来的“德化”（九江）话。虽然一港之隔，却泾渭分明。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中秋月饼，上乡叫“麻鼓”，下乡叫“感酥”。站起来，上乡叫“集倒（音）”，下乡叫“站倒”。

在黄梅戏传统剧目中，一些唱词保留了灾区的方言，尤其是龙感湖边的方言。1959年11月，《安徽戏剧》发表了著名老艺人丁永泉口述、车明（王冠亚）整理的《丁老纵谈黄梅戏》说：“黄梅戏是从湖北传到我们安庆地区来的。老黄梅调还是按湖北音咬字，曲调跟语言走，也是湖北乡音。”《逃水荒》中有一段蔡屠户与邱金莲的对话，保留了严家闸的方言：

“……

莲：如此唱起来！

（唱）叫我唱歌我就唱（呀嗬呀)，唱一个小调你听着(呀嗬呀，依吆呀，依哟嗬嗨)，唱不周全莫怪女娇娥。(嗬啥，依呀嗬啥)，休怪女娇娥，(嗬啥，依嗬啥)……

蔡：好，好，伢子搬西瓜，你连滚带爬！我是叫你唱曲，那叫你骂人，你以为我不懂你的话，我这个老店新开张。你骂我‘火烧火烧又火烧’，我这个店烧掉了，你就开了心？！

莲：老板你听错了，我是这么个调：‘嗬啥嗬啥依嗬啥’，那里骂你火烧呀？”

从上面这段对话看，当时塘穴镇严家闸的方言，蔡屠户是听不懂的。

而《打猪草》、《夫妻观灯》、《点大麦》等传统小戏中，都有类似的衬字，是不是可以由此推论，这些小戏都是由黄梅人创作的呢？

当然在黄梅戏传统小戏中，保留这些方言的远不止这些。王冠亚在《严凤英》一书中，陆洪非在其《黄梅戏渊源》一书都指出了其中很多的鄂东方言。但仅此也足以看到黄梅戏与环湖地区千丝万缕关系的明证。

现在，一些黄梅戏传统剧目经过安徽编导多次改编，明显出现去黄梅化、去严家闸化的倾向，不管怎样改，只能是欲盖弥彰。

（八）

黄梅平原湖区肥沃的土地上养育了一代代勤劳的黄梅人民，同时，长江、内湖不断发生的水灾又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灾难。当水灾发生时，他们不得不外出逃荒。这些逃水荒的灾民，除一小部分出卖劳动力，做一些手艺活以糊口外，大部分都是靠乞讨为生。

为维护平民的低微尊严（遮丑），为能多讨得一点饭、米，他们只好通过演唱家乡的“采茶调”及其他演唱形式（像打花鼓、连厢、跑旱船、唱道情、驱傩神）等来讨钱化米。所以说，水灾不仅催生了黄梅戏的形成，而且也促进了黄梅采茶戏外传。正是这些大量逃水荒的灾民年复一年的演唱，才使“黄梅调”，迅速传播，终于长成一棵参天的艺术之树。可以说，如果不是黄梅经常发水灾，“黄梅戏”艺术之花就难以散发出今天的芬芳。

（1）灾民是传播黄梅戏的主体。不能将汗水浇在故乡的土地上，只有将泪水浇在异乡的土地上。在当时，一遇水灾，灾民只好纷纷外逃谋生。这些离乡背井、外出乞讨的灾民，向江西方面，多逃往九江、湖口、瑞昌、武宁等地；向安徽方面，多逃往宿松、望江、怀宁一带。还说具体一点，靠近龙感湖西南周边地区的灾民，一般都是逃往安徽以至更远的地方，只有一小部分逃往江西。

随着黄梅灾民流浪的足迹，黄梅调应在江西、安徽两地形成较大的影响，但为什么最终却只在安徽安庆地区演变成“黄梅戏”，成为广为群众喜爱的地方剧种呢？

黄梅调对江西是有影响的。清朝江西乐平县人何元炳，曾任石棣（今石台)、东流、繁昌等三县的知县，在他的《焦桐别墅诗稿》中，有一首《下河调（黄梅腔)》的“七绝”。写了黄梅采茶戏传到鄱阳湖两岸的历史盛况：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黄梅采茶戏对江西采茶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上文所述的种种原因，黄梅灾民更多的是逃往安徽安庆六县。随着年复一年、周期性的灾民大迁徙，黄梅采茶戏在环龙感湖周边地区形成之后，最容易流传到安庆地区。

（2）邢绣娘功不可没。邢绣娘，本名秀莲，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1年），孔垅镇邢大墩人（邢圩），乾隆年间鄂赣皖三省黄梅戏代表人物，也是黄梅戏从民间小戏发展成高台大戏的奠基人，被誉为黄梅戏一代宗师，如果说严凤英是黄梅戏的皇后，那么邢绣娘便是黄梅戏的皇太后。

乾隆二十九年，黄梅发大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期间，由安徽徽州、客居江苏扬州的大盐商，号称“两淮八大总商”之首的江春斡旋，在苏州第一次为乾隆献艺，后同样在大盐商江春的运作下，分别于乾隆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乾隆第五次、第六次下江南期间，邢绣娘两次到扬州为皇帝演出。

乾隆皇帝对于邢绣娘的艺术，给予的评价是“空谷足音，隔林人语，不知其所来，也不知其所往”，不是“隔水问樵夫”的人籁，而是“疏雨滴梧桐”的天籁。御赐“黄梅（采茶）名伶”。为了发展黄梅戏，邢绣娘睿智地结识了在徽商中号称“两淮总商之冠”的大盐商江春（徽班进京的运作人），找到了适合黄梅戏发展的经济营养，推动了黄梅的戏曲文化与徽商文化的对接，推动了黄梅戏的入世和与时俱进。

邢绣娘到了安徽后，充分借助徽商的经济实力，吸取徽商与朝廷、官府打交道的入世智慧，使黄梅戏有了长足的发展。

（3）黄梅戏改革逐渐安庆化。一是黄梅方言的变革。丁永泉先生说,“解放前黄梅戏在安庆府六县叫黄梅调,因它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最初安徽艺人唱黄梅戏,其唱腔、道白,都用湖北的原腔、土语,有的地方因黄梅的语言太俗,又难听懂,就用汉话演出。

我在《荞麦记》、《告经承》、《私情记》戏中就是用汉话和黄梅话演唱的。大约光绪年间（可能还要早些）黄梅戏传到石牌之后,怀宁、望江、桐城唱黄梅戏的人多了,在道白就改用怀宁话,因此在安庆地区黄梅戏又叫怀腔。”二是管弦伴唱。清乾隆、道光年间，黄梅戏主要经龙感湖水路流向安徽后，一直沿袭着“三打七唱”形式。

到1925年，在怀宁县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和徽剧名老艺人王云甫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尝试管弦伴唱，他们大量地吸收安庆语言、民歌小调来发展黄梅戏的唱腔，借鉴徽剧表演艺术来丰富黄梅戏表演程式，使黄梅戏具有安庆地方特色。三是剧本的改编。

解放前，安徽和江西的黄梅戏艺人，都可以与黄梅的采茶戏艺人同台演出，剧本都是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尤其是解放后，安徽黄梅戏艺人和戏剧工作者，在剧目、唱腔、表演、舞美、编剧、导演等方面实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将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原名《董永卖身》）、《女驸马》（原名《双救主》）改编后，搬上舞台银幕，造就了严凤英、王少舫等一批为黄梅戏作出卓越贡献的表演艺术家，推动了黄梅戏的大发展、大提高、大普及。

（4）关键人物助推黄梅戏闻名全国。黄梅戏在安庆唱出名，桂林栖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桂林栖是黄梅杉木乡人，1938年，任中共地下黄梅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安庆地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卫工作。

他在安庆当地委书记时，因为对黄梅戏太熟悉，太爱好，所以大力培养人才，积极组建剧团，给黄梅戏极大的支持。在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时，力主拍摄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大江南北引起轰动，黄梅戏一下子闻名于全中国、全世界。有一位老艺术家深情地说：没有桂林栖的重视和关怀，就不会有今天的黄梅戏。此是后话，与黄梅戏起源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但与黄梅戏在安徽、在安庆唱响全国，却举足轻重。

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形成，看似偶然，但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发展并形成于安庆，在安徽安庆形成一大地方剧种，同样逃不出这样的窠臼。

（九）

并非多余的话。

黄梅戏发源地之争，经过几次PK，尘埃尚未落定，随着《黄梅戏宗师传奇》在央视热播，又引起新一轮口水大战。这固然有地方利益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的论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没有给质疑者一个强有力的、让人信服的解释。

以往很多论者都一直认为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北部山区。基于这一论点，根本无法解释黄梅戏发源、发展、形成过程中，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诸多现象。最为突出的几个问题，像黄梅戏是怎样通过逃水荒的灾民带到安徽的？黄梅戏早期艺人为什么多分布在以孔垅为中心的周边乡镇？黄梅戏在黄梅三个阶段是怎样形成的？

黄梅戏一代宗师邢绣娘为什么会诞生在孔垅？如此等等，要探索黄梅戏发源，就不可回避。很多论者也试图予以回答，但由于立论的错误，所有的解释就自然显得含含糊糊，牵强附会，难以说中要害。

我相信权威，更相信史实。事实胜于雄辩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考证黄梅戏发源地，对于我这个人微言轻、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来说，只有更尊重史料，更尊重史实，更尊重客观，论证更合情理，才会让人信服和接受。由于种种机缘，我对于黄梅戏的真正发源地，与其说是考证，倒不如说是发现，颇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意味。本文只不过说出了黄梅戏发源的真相罢了，不知方家、网民、读者以为然否？

相关链接：真正的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