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沁河古堡古村落群之三：湘峪古城

从窦庄沿沁河南下二十里，再逆湘峪河东进，座落着上半峪、下半峪和湘峪三个古村落。

湘峪村的城墙是沁河古堡群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所以人们提到湘峪，往往不由自主的要把它与古城二字连在一起。湘峪古城竣工于崇祯七年，由孙居相、孙鼎相兄弟主持修建。关于湘峪之名，传说这里过去名为相谷，因为村周山环水绕，故而在村名中加入了“山”和“水”，是谓湘峪，湘峪古城现在也被称做三都古城，不过，当地关于这一名称的争论仍在继续中。

山环水绕的湘峪古城

湘峪古城内的明清民居建筑

古城里的街巷为“五纵三横”的棋盘式格局，不过，这些街巷大多并不是笔直延伸、相互垂直，而是顺应地势的走向有意弯曲成一定的弧度，有些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两个九十度的拐弯，其军事防御目的非常明显。

从建筑形式与建筑风格上说，湘峪古城的民居建筑与其它沁河古村落相似，但其正房更为高大、高层建筑更为集中、气势更为恢宏，同时，它还拥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西合壁的建筑装饰形式。湘峪民居的窗户多采用拱券式窗孔，窗孔外墙饰以“眉檐垂柱”式砖雕，这是一种已经汉民族化但仍然带有浓郁西式风格的装饰形式。

湘峪民居最富特色的建筑是“双插花”院落。北方民居的正房一般高度一致或是中间高、两侧低，但这座竣工于崇祯十一年的“双插花”院却打破传统，标新立异，形成中间低、两侧高的奇特外观，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教堂。这种外观因为与中国古代的双插花官帽形似，寄寓官运亨通之意，而被称为“双插花”院，这是对西方建筑风格的中式文化铨释。

湘峪的双插花民居

湘峪的南城墙沿湘峪河河岸伸展，内部全部被掏空建成了窑洞式藏兵洞，每个藏兵洞设拱形窗孔一个，众多窗孔在南城墙外侧一字排开，成为守卫者了望与防御的工事。藏兵洞均为砖石结构的窑洞式建筑，洞体宽大，洞洞相连，建筑形式分为“串珠式”与“后廊式”两种。在“串珠式”藏兵洞中，只需守住或堵死一门，便可断绝藏兵洞的东西交通，敌军一旦攻入藏兵洞，每一道门都可以成为抵御进攻的关口。“后廊式”藏兵洞各个相对独立，既可以各自为战，又可以通过后廊相互协防。

湘峪藏兵洞，将防御工事、兵营、军需仓库的功能合为一体，洞体坚固，它既节省了城墙的建筑材料，缩短了建设周期，同时又增强了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藏兵洞内还设有通道与城墙顶部和“帅府院”相连，便于指挥和增援。湘峪古城藏兵洞，以其极富创造力的设计与优良的建筑质量而成为冷兵器时代防御工事的杰出典范，更是民间军事工程的顶峰之作。

湘峪古城的城墙及藏兵洞

这里是孙鼎相的故居，“文武衡鉴”与“四部都司”的匾额下，镌刻着孙鼎相的历任官职。这座气势逼人的五层高楼，虽然面宽只有三间，但二十五米的高度依然使它显得鹤立鸡群、雄伟壮阔，它既是气度大方的官宅，又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事实上，孙居相的故居更为宏大，我们仅从残存的月台和柱础上就可以想象当年的规模和气势。湘峪废毁的建筑并不仅仅是这一处院落，村里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几根石柱来历，它们是万历皇帝为孙氏兄弟赐建的“三世少宰”和“二世清乡”两座石牌坊，它们记载着一个家族曾经的兴盛与荣耀，如今，我们只能抚摸着冰冷的石柱感慨岁月的无情。

孙鼎相故居“四部首司”匾额与五层砖楼

最后，我们将目光移向湘峪古城的建设者们。湘峪河南侧，是樊山，登上樊山，可以纵览古城全貌，翻过樊山，就是阳城县的皇城村和郭峪村。据说，樊山的十条山脉无论走向如何，最终都会朝向湘峪，当地民谚谓之：“十山九扭头，辈辈出诸侯”。湘峪村在明清之际产生了七位进士，孙居相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孙氏兄弟的父亲孙辰，曾担任过县令一类的小职。孙氏兄弟四人，分别为居相、可相、鼎相、立相，孙居相与孙鼎相《明史》有传，孙可相也走入仕途，兄弟三人同朝为官，孙立相则留在了村中，据孙氏后人推测，他可能没有考取功名，而在村中开设私塾从事文化教育。

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在明朝走到了它的尽头，明末朝政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官场充斥着腐朽末落的气味，大小官员从上至下集体性的人格变异。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孙居相以其直言敢谏、清正廉洁的形象特立独行于明末险恶的仕途之中。

湘峪古城内与孙氏兄弟有关的石牌坊残余构件

在万历二十年考取进士后，孙居相长期担任御史职务，被他弹劾、惩处的贪劣官员和不法豪强多达百余人。做为一名普通官员，孙居相清醒地看到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危机：“当今内自宰相，外到郡守县令，没有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迟早要土崩瓦解，即便珠玉金宝亘地弥天，对于拯救危难又有何用？”在他的奏折中，不仅批评了自己的同僚，并且毫不留情地触及到万历皇帝贪财吝啬的性格缺陷。能够说出这样的警世恒言，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需要鞠躬尽瘁的责任感和逆龙鳞的惊人勇气。

崇祯年间，孙居相出任户部尚书、仓场总督。就在此时，他的同僚杨时化弹劾了一名贪官，但这个知县却手可通天，不仅依靠朝中后台企图逃避制裁，同时还对杨时化发起反击。在寄给孙居相的私人信件中，杨时化以一句“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表达了自己的愤懑之情。人们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倔犟地与官僚集团对抗了三十年的万历皇帝尚且容得下孙居相的逆耳忠言，一心想扶大厦于将倾的崇祯皇帝却没有这样的胸襟，这封书信被厂卫特务机构获得后，崇祯皇帝龙颜大怒，孙居相因为同僚的这句牢骚而株连下狱，受到贬官戍边的处分。崇祯七年，也就是湘峪城峻工的这一年，孙居相孤独地死在戍所。

孙居相故居残留的建筑构件

孙鼎相为万历二十六进士，曾担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在当地留下了“三都上殿，文武打颤”的传说。孙鼎相先后出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兵部武选司主事、礼部主客司主事、吏部三司员外郎，孙鼎相故居门匾上的“四部都司”指的就是他担任过的这些职务。

许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湘峪古城某些建筑、装饰的西式风格从何而来，事实上，当十六世纪西方文化悄然进入封闭的明王朝的时候，这些远道而来的文化使者们最早影响到的一批人很多都是朝廷大员。万历二十九年，在济宁漕署，刘东星、李贽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曾有过深入的文化、思想交流，给利玛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身为官员的刘东星远比学者李贽更为投入。我们没有看到孙氏家族与西方传教士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正是曾在工部、礼部任职的原因，使得孙鼎相精通建筑法式，并有机会接触西洋传教士从而了解西方建筑风格，所有这一切，都在湘峪古城的设计与建设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湘峪民居建筑上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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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峪古城内残破的明清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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