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后家国往事（4）个人与国家，见证八十年代与下海大潮
1.多舛的童年
2.孤独的日子
3.“滚回老家去”
4.停课闹革命
5.心理被扭曲
以上5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1）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
6.悲哀“好学生”
7.世代交替时
8.“恢复高考”冲击波
9.我为何从大学退学
以上4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2）恢复高考，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
10. 此事古难全
11. 从职场到家庭，怎一个“难”字了得
12. 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
以上3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3）父子恩怨，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
13.不坠青云之志
1983年，我从借调的刊授大学重返太原东风汽修厂后的遭遇，使我实在不愿再呆下去了，不久就调到了太原五金厂。
五金厂是太原市二轻局五金公司的下属单位，地处河西区沙沟村附近。河西区（后来被撤销）是太原市的工矿区。那时太原市的四大经济支柱——煤炭、化工、钢铁、机械中，除了钢铁外大都集中在河西，如西山矿务局（后更名为“焦煤集团”）、太原化工厂（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五金厂就毗邻太原化工集团磷肥厂，有职工四五百人，主要产品是油桶和钢锹。由于当时还生产单桶洗衣机（取名“燕鱼牌”），所以厂门上还挂着另一块牌子：太原洗衣机厂。
洗衣机进入中国早于电冰箱，与很多新产品一样，也是各地纷纷上马，然后竞争、淘汰。燕鱼牌洗衣机后来被迫下马，“太原洗衣机厂”的牌子当然也被摘掉了。
我在这个厂只待了两年时间，印象深的事情有这样几件：
一是与隶属于太原市交通局的东风汽修厂相比，五金厂的实力相差不少，但是这个厂的风气比较淳朴，许多工人甚至都有点像农民。刚去第一天，班组里的小杜师傅（名字已忘记）就主动为我制作工具箱。当然，太不见外也不好，我工具箱里的东西就被他们拿走几件；别人寄给我的信件也被拆开过几次，幸好里面没什么秘密，或者他们看不懂（有的是用英文写的，我也看不大懂）。
二是“工厂如战场”的说法，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刚进厂时，我就注意到一个人，是车间里的一名组长，姓黄（名字也忘了），四川人，年长我一岁（这些与我还有缘），个子虽只有一米六左右，但身材匀称，十分精壮，几乎像一个微型的“大卫”。他的眼睛很大，滴溜溜转得很快，做事也风风火火，很是利索。但仅仅一周后的一个下午，他所在的车间外，就像炸了锅一样，突然围拢了很多人，人们纷纷惊呼：“黄××触电了！黄××触电了！”原来，当天下午是大扫除时间，小黄安排两名女工打扫配电盘的内部。那个配电盘立在墙边，常有人进去拉拉电闸什么的，没有发生过事故。但那两个女工害怕，不敢进去。
没有发生过危险的地方，恰恰最容易让人麻痹大意，里面通过的可是380伏的工业用电啊！小黄为了证明进去是安全的，就自己走了进去，并四处拍拍，还一边拍打一边说：“这有啥事？这有啥事？”说着说着，他突然身体僵直，没了声音。那两名女工大惊失色，连忙高喊救人。待人们赶到拉下总闸后，才将小黄抬出，之后又是人工呼吸，又是打急救电话。不久从厂外开进来一辆皮卡车，车门上喷着某电力公司的字样，车上下来几个人，没有问触电的人是否还活着，而是问触电的人头上有没有汗，听到回答是“没有”后，他们掉头就走了。果然，小黄被拉到医院后，即被告知死亡。
小黄的父亲来厂里处理后事时，我见过那位老人，个子不高，戴着眼镜。人们都说老人表现得很坚强，也很通情达理。后来小黄的妹妹被安排到五金厂上班。但在这样的单位，无论是抚恤金还是工资待遇都高不了。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消失了，留给家人的，只能是永远的悲痛和无法愈合的创伤。
三是我在那里重新确定了后来十几年的生活目标。回头看，当年不得不离开刊授大学，使我的人生重又陷入低谷，或说更低的低谷。以后的路怎么走？我常常一个人陷入沉思，甚至因此而彻夜难眠，以至于第二天上班后，有时往椅子上一坐就睡着了。那时的我很悲观，烟抽得很凶，左手指被熏得又黄又黑。这种状态，很快就被周围的人察觉。我曾发出“我是一个不该出生的人”的感慨。
调离东风汽修厂后搬回家，五金厂距太原十二中宿舍接近10公里，我早晨常常吃不上一口饭，就得骑车匆忙赶去上班。一天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时，由于人多，时间长，接近窗口时又遇到滚滚热浪，尤其是急火攻心等心理原因，我突然晕倒在地。刚晕倒时，我还有意识，记的是后仰倒地的，还听到人们的两句喊声：“掐人中！掐人中！”之后就没了知觉。醒来后，厂医已经来到我的身边，她嘱咐我的同事们将我扶回车间，并说：“他是血糖低，冲一碗白糖水喝下去就好了。”
我在五金厂的两年时间里，一直在车间里当钳工。当时的厂长姓申（后提拔为太原市政府某工业局局长），曾要我去厂办。但在我参加完一个培训后找他时，他又让我去找车间主任。原来他是食言了，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对我讲，就让车间主任代他说。这件事刺激了我，遂决定离开。
█ 八十年代，从双塔上远眺太原市区。本组八十年代的太原图片，转载于高楼迷论坛，由水锅锅等人整理发布
█ 八十年代的迎泽大街
█ 八十年代的迎泽大桥，该桥建于1954年，1997年爆破拆除后原址修建了新的迎泽大桥
█ 胜利桥
█ 尖草坪立交桥
█ 太原火车站
█ 太原火车站前的不锈钢雕塑
我从幼年起就开始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反应：遇到“坎儿”时，不善于跨过或绕过，而往往采取放弃的态度。从大学退学，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也是缺乏正确教养的后果。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对自己的能力自信，二是有人在召唤我。这个人名叫王抚成，年长我5岁，相识于刊授大学时期，他对我当时的表现印象颇佳。王的活动能力很强，当时正设法去太原市量具标牌厂当厂长。他对我的文字水平和书法很欣赏，多次向别人介绍我是一个“才子”（这肯定是过奖了），想让我也调去，协助他。他先领我去了一趟量具标牌厂，见了当时的厂长李春明，但在五金公司办手续时遇到了意外。王抚成领我见了公司的秦书记，对我美言了一番，结果麻烦也由此而生。秦书记惜才，不愿放我走了，当即说：这样的人才我们不想放走，你不是嫌离家远吗（这是我当时为了调走而找的理由），那调到一个离家近的不就行了嘛！就这样，我调到了离家近的太原市汽车电器厂，又经历了一番曲折。
这个厂只有100多人，厂区面积很小，但是有一座四层楼，主要产品是汽车分电器（现在的汽油机因为是直接点火，已经不用分电器了），给波兰产的波罗乃兹轿车等配套，也就是生产“副厂零配件”，经营状况不佳。
中国的改革起步于农村，从1984年起，正式波及到企业。当年10月发布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我正在太原五金厂上班，全体职工被要求下午下班后留下来收听广播。当时，班组一个姓郭的同事忐忑不安地对我说：我的心很慌，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事呀！
1985年我调到汽车电器厂后，已经切身感受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经营困难，甚至隐约感觉到它们终将被淘汰的命运（第二年，即1986年的8月3日，就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开宣告破产的国营企业——沈阳防爆器械厂）。1986年年初，我曾随一位姓封的供销人员去晋中地区榆次市（后改称晋中市榆次区）要了一整天的外欠款，很辛苦，好话说了一箩筐。对方也在倒苦水，没有一家给了我们明确的还款承诺。当时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已经很严重。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不回钱来就发不了工资，一厂之长真不好当。虽然我被安排担任曹厂长的秘书，但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想接收我。企业里的文字工作只是敲敲边鼓，他们需要的，是能把产品大量销出去，并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不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
改革开放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特别是拜金主义的盛行等诸多原因，使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陡然上升，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严打”。公安机关人手不足，开始向辖区单位借调人员。汽车电器厂遇到这样的“摊派”后，自然将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富余人员”推荐了过去。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早已将注意力投向了其他方面。
█ 1983年严打时的太原，背景为五一广场
我给自己设置的“25岁大限”过去后，由于没能按“计划”做成什么“事业”，反倒让自己冷静、现实了一些，迫使我必须找到新的努力目标和精神寄托。在五金厂初期，我又将困扰自己多年的专业问题梳理了好多遍，曾想学习机械专业。我对机械是有感情和感觉的，当年高考时无知又刻板，不知机械与汽车等专业内在相通，故而轻率地采取了排斥态度。时过境迁，我先去太原理工大学（当时名太原工业大学）夜大学咨询了一番，并领了报名表。又经过一番考虑后，感到现在的自己已不适合再学这类专业。人无法回到过去。20岁时还能学理工，并通过了当年的高考。但物是人非，经过几年社会的摔打和磨练，社科方面的积累增加了，但技术方面的思维却迟钝了，再加上科技飞速发展，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经过一番斟酌，我觉得学习英语似乎更适合自己。
我之所以选择英语，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1980年代，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活力的时期，新事物目不暇接，新观念冲击不断。1982年，在山西省北部，就成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合资企业——中美合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有关平朔煤矿的故事：美国的技术如何先进，拉煤的自卸车多么大，一个轮胎就有3米多高等等。那时，平朔煤矿还来太原招聘过一次翻译，地点在桃园一巷郊委大院（现华宇精品商厦所在地）。报名者云集，排着好几条长队。我突击了几天英语后，也参加了应聘。当我走进一排平房中的一间后，看到一位男士，坐在桌子后面，带着一副白边眼镜，30多岁，文质彬彬。我刚坐下，他就叽里咕噜一串英语，很流利，很好听，就是基本没听懂。我当时的状态，应该是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恨不得脚底抹油，逃之夭夭。其他应聘者也大都如此。
我的英语是在文革中学的，虽然班主任陈勤敏老师就是教英语的，但那时的英语教学七零八落，没有打下像样的基础。那次应聘虽以失败而告终，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打算学英语了，自然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去那里当一名翻译什么的……
█ 八十年代的钟楼街
█ 八十年代的宽银幕电影院
█ 鼓楼街菜市场
█ 矿山机器厂
█ 省府前的彩车巡游
█ 1990年春节的街头文艺表演
█ 太原市图书馆的猜谜活动
█ 八十年代的消防车
█ 益源庆醋厂
█ 中北电影院
有了想法后，我就开始行动，先从报纸广告中寻找英语培训班或学校。当时太原市的这类机构，大都集中在侯家巷一带，也就是太原师范专科学校附近。我的心情急迫，如饥似渴，想尽快“掌握”，就一口气报了两个班：初级班和中级班。这样一周6个晚上都有课。我从远在河西区的单位下班后，匆匆吃了晚饭就赶往东面的侯家巷，单程也有十几公里。上完两节课回到家，一般都在晚上9点半以后。
那时用的教材是“许国璋英语”。初级班学一、二册，中级班学三、四册。开课不久，中级班一位有腿疾的老师（已忘记他的姓氏）发现了我的英语基础差，似乎是忍不住地在课堂上公开表示：“这还是不是中级班？”接着说：“你应该去上初级班。”当我回答我也报了初级班后，他的神态好像有点儿吃惊，说：“你要赶上其他同学，就要下更多更大的工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恶补，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黑板上做完一道汉译英之后，那位老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现在回想，我20大几岁去学英语，又没有语言环境，之所以“学得还不错”，除了下工夫以外，语文基础比较好是一大原因。我对语言文字比较有感觉，而语言都是相通的，即便是英语和汉语，虽然不属于一个语系，文字也区别甚大（一个用拉丁字母，一个是象形文字），但语法却相似，语序有很多是一致的。我后来就讲过英语语法课，听说学生们对我的课还挺认可的。
我做事认真，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既然决定去听课、学习，就不愿被其他任何事情干扰、耽搁。年轻时要处理的大事多，我先天不足，顾此失彼，不知不觉中已成为一个“剩男”。过了“25岁大限”后，一切反而都变得从容、淡定了，似乎“再过二十年”也无所谓。26岁那年，我曾下决心暂时放下其他，先去找那个比较认可的女孩，没想到人家已“鲜花有主”，嫁为人妇了。看来，即便是比较冷漠的我，也难免自作多情。我当时有点儿遗憾，但也感觉轻松，因为可以不再旁顾其他了。现在想想，不禁哑然失笑，当时都“奔三”了，我还“先去”呢！
我只谈过两个月的“恋爱”。1986年正月十六，我认识了现在的配偶，当时就意识到，应该就是她了。要说当时的内心没有一点儿兴奋和喜悦，那是假的；但要我为了谈恋爱而牺牲听课、学习，也是做不到的。我只是告诉她：我一周要听6个晚上的课。她想了想，提出了一个两不误的办法：一起去听课。就这样，她跟着我听了两个月的英语课，直至领了结婚证，之后也只办了一个很简单的婚宴。
我对没有经历过花前月下并无遗憾。一生中，内忧外患频仍，疲于应对艰难困苦，我没有眼光、勇气、条件和心情去享受甜蜜的爱情。再说，年轻时谁懂爱情？（老了也未必懂）
从26岁到37岁（1983年~1994年），我一直上了11年的夜校（不全在晚上，有时白天也上课）。期间参加过自学考试和成人高考，1994年从太原师专夜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获大专文凭。去平朔露天煤矿当翻译的初衷没能实现，美方已在1991年停止合作、撤走人员（从1980年开始，该项目谈判两年，建设5年，合作4年）。但工夫没有白下，学习不会白费。1999年大学扩招，教师人手不足时，我还曾当过几年外聘的英语老师。更重要的是，读书和学习，让我在人生的低谷中没有沉沦，伴随和帮助我走出了困境，还使我保持了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期间，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我的精神世界是充实、阳光的。
█ 参加英语翻译培训结业时，外教颁发证书
写到这里，我真的为自己感动了。那么长的时间，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啊！这股干劲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除了好学的天性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从大学退学一事，使我学习的潜能，或说学习的势能没有得到释放。如果不这样，我会被“憋死”的。
顺便说一句，我接受继续教育的经历并未完结。我又于1998年考入山西大学夜大学新闻专业（专升本），三年后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那年我已44岁。五十六七岁时，我还在太原刘伟会计学校认真地学了半年会计。
30岁左右上夜校时，不少人笑话我：“你可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到我40多岁又去上学时，反倒没有人讥笑了。可见，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14. 个人与国家，亲历1987~1992
我在太原市汽车电器厂也只呆了两年时间（1986~1988），其中的一多半时间还是借调在三桥派出所。中国的传统是，嫌疑人进了“局子”后，先遭一番“杀威棒”，我看得是心惊肉跳。借调去的纠察队员中也有人这样，够狠的。我在那里的一年多时间里，只动过一次手。那是在太原市青年宫，我被指定为警务室负责人。一个小伙子在活动场所恣意捣乱，还强行搂抱女孩子。几个女孩哭着跑到警务室告状。我们将那个小青年带回去后，他还满不在乎地强词夺理，我忍不住打了他两个耳光，这才使他老实了一些。
印象深的事情还有这么几件：
一是一个嫌疑人从我手下脱逃。一天中午，几个同事出去吃饭，将一个嫌疑人留给我看，答应饭后立即来接替我。或许是等待中的人总嫌时间过得慢，也可能是饥饿难耐，再看看那个小伙子，又瘦又小，好像挺老实的，我就将其左手铐在了桌子腿上，也吃饭去了。等我回来后，那几个同事已经返回，正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我——那个家伙真给跑了！
“贼是小人，智过君子。”我走后，那小子将桌子腿上的榫卯掰开，手铐的一端就从桌子腿下滑了出去，然后悄悄地溜出门，翻过旁边的墙，进入一个宿舍区后迅速逃走。他左手腕上还带着的手铐，后来被他的朋友锯开。这些都是他再次被抓后交代的。事后，一位副所长专门为我们开了一次会，他的一句话让我当时很尴尬：“如果他没有跑掉，我们可能再破几个案件。”
不用说我们这些业余的了，就是多年的刑警，也难免让嫌疑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嫌疑人逃跑的全过程。三桥派出所的大门北边是一个公厕，再往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宿舍院。嫌疑人要上厕所都由警察押着。那是一天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在马路对面看见公厕里出来一个年轻人，个子比较高，人挺精干，先环顾了一下四周，紧接着迅速地朝右跑进了那个宿舍院。之后从公厕里出来一个公安北城分局的刑警，不慌不忙地朝左走进了派出所大门。仅仅过了几秒钟，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返身就朝那个宿舍院追了过去。紧跟着，又从派出所里冲出几个警察，有的还提着手枪。那个院子很深，终点处是一堵墙，墙下面堆着煤炭什么的，恰恰为翻墙提供了便利。墙外是饮马河，不远处就是旱西门集贸市场，人流熙熙攘攘。待他们追到宿舍院的尽头时，嫌疑人已消失在了人海里。院子里的人告诉警察：“刚才有个人从这里跑了过去，可快了！”原来那个嫌疑人进了公厕后并未解手，而是窥视着警察的动静。当他看到警察去解手时，就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而那个警察还以为他会自投罗网呢！
二是在1987年，胡耀邦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不力”而辞去总 书记一事，在普通百姓中也引起了震动，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还问我：“四项基本原则指什么？”可见，每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次政治常识的普及。那时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一句话：我总感觉，中国将要有一场大的灾难发生。与同事们谈起这个看法时，他们大都也有同感。果不其然，两年后的198 9年，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玖风波”。
在汽车电器厂（包括三桥派出所）的两年期间，我经历了结婚生子的过程。结婚后的磨合，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看，背景不同的人要达到比较默契，总得经过很多年的时间。但孩子的出生却像“天使降临”一般。我是在女儿出生一周后才见到她的。大眼睛，双眼皮，皮肤白皙（后者像了我），爱笑，是她的特点。抱回家后，她看见人就笑，尽管在医院时，脸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见过的人都夸这孩子漂亮，有人甚至说，将来会是又一个“张莉”（当时正热播电视剧《红楼梦》，张莉是薛宝钗的扮演者）。
█ 九十年代初，作者送女儿上幼儿园，背后是当时居住的山西省体委宿舍
借调不是长久之计。一年多后，我打算回去。先去“原单位”汽车电器厂试探了一下，感到那里的经营更加困难，一个姓张的副厂长（曾在太原五金厂工作过）表示：你调走吧！我虽然经历曲折坎坷，但几十年中没有发愁过找个工作，当然，调入“好单位”，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已没多大可能。
在去了一趟母亲家后，我直奔量具标牌厂。我不善于平素就与人保持联系，只是猜测王抚成应该已经承包，当了厂长。果然，他已走马上任一段时间。我刚进厂门，就远远地看见他正蹲在地上与人说话。看见我后，他马上站了起来，结束了谈话，招呼我进了他的办公室，看出我的来意后当即表示，来吧，先去生产经营科，那里正缺人。几天后我就办完了调动手续，在那里上了班。
█ 作者在太原市量具标牌厂办公室
量具标牌厂的主要业务是制作量具、标牌、不锈钢厨具和刻章，有职工三四百人。这个厂的特点是比较“文”，可能与其传统产品是文具等因素有关。我比较善写，因此受到了超过以往几个企业的重视。标牌工段的董师傅，很看好我的素质，直到调去好几年以后，还在劝我学技术。设计室也曾要我去。但最终还是被王厂长安排到办公室，并被任命为分管文秘的副主任。我在那里一共呆了5年时间，在我的经历中，是比较长的一段稳定时期。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仍然延续着以往的“短板”，还是很不善于对付不计后果的人、包打听的人、告密的人和脸皮厚的人。我这种善良、单纯、一味回避的态度，为一次次“中箭落马”埋下了伏笔。
第二年，即198 9年的4月15日，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八玖风波”的导火索。这场风波的影响，波及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们议论纷纷，但没有要上街去声援学生的。那时工厂的经营普遍还能维持，虽说人们大都同情学生的诉求，但也不愿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这也印证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说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陆肆’这个关我们闯不过。”
我亲眼目睹的，在太原市搞得动静比较大的是在山西省委、省政府门前一带（当时山西省委也在督军府院内），包括外文书店及其对面的居民楼等处。大约是198 9年5月下旬的几天，我骑车带着两岁的女儿经过那里，看到的情景是：大学生们在省政府门前绝食静坐，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省长王森浩等在做劝说工作。对面的居民楼楼顶上挤了很多人，不停地齐声高呼“…………”等口号，兴奋异常（第二天楼顶就被武警抢先占据）。他们与外文书店楼上楼下聚集的人群相呼应，伴随着绝食学生晕倒后救护车的呼啸声，使得现场的人群越聚越多，气氛越发紧张。待我推着女儿从北向南走到解放路鼓楼街口时，人群已经稀少，但路边的草坪围栏上却坐着一群人，都是中青年男子，着装也与普通人无异，与喧闹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都默不作声。我看不出异样，但旁边有人说：他们是警察吧！
示威现场的参与者形形色色，一些人的表现很不理智，比如将过往车辆困住不让走。当时，普通桑塔纳已算好车，有的被抬了起来，有的被掀翻，车里的人只能爬出来。还有一些人公开挑衅和嘲笑警察。而警察已无平时的安全感，面对这类人，只有以十几个人一队的方式，跑步冲出省政府大门，将抓住的人夹在队伍中间，再带回省政府里面，并自始至终保持着队形。
在太原五一广场，有人轮流站上花园中心的高台上演讲。解放路、迎泽大街等主要路段上，游行队伍不少，高音喇叭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时的中国，大概只有小孩子的内心是平静的。我女儿就瞪着两只晶莹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人们，好像是在问：这大人们是咋啦？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是一出大戏演到了高潮，不知将以什么方式收场。
中国的传统体制和从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领导人，最终选择了用他们习惯的方式，解决陷入僵局的矛盾。“陆肆”之后，我周围人的反应，有的放心，认为“这下就不会再乱了”。有的高兴，幸灾乐祸地说：“这就不用搞计划生育了嘛！”有的愤怒，如当天下午，从太原理工大学就走出了一支很长的游行队伍，他们打着的标语和图案都与官方的宣传相对立。有的旁观，如在迎泽大街山西省测绘局附近，众多的旁观者中，时任山西省体委主任申维辰就很显眼，他双臂交叉在胸前，面无表情地望着游行队伍。但几天以后，还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力度大，舆论被导向了自己一边。
一位同事讲的一则故事，耐人寻味。他的一个邻居的儿子，是当时戒严部队的一员。“陆肆”前后，这个邻居的单位正在分房。他找到单位领导，说明自己的儿子是在北京“平暴”的，要求分一套住房，不久就如愿以偿。又过不久，儿子回家探了一次亲。从这次探亲以后，邻居就再也不提儿子在北京的经历了。而在那之前，他总是对此津津乐道。
虽然现在还看不到公开的评价，但我觉得，从“陆肆”到1992年年初，中国社会应该说是处于一个停滞、观望和摇摆的时期。政治上，首先是搞了一段时间的清查动乱分子，人们反应冷淡。然后发布了一篇关于敦促腐败分子主动交代问题的公告。我记得有捞到不少钱的人，比如前面那个幸灾乐祸的，就曾仔细阅读过那篇“通告”。但风头很快就过去了，这样的人也就“虚惊一场”罢了。接着，风向又转为“扫黄”，之后又是“反和平演变”，都可谓“声势浩大”。至于改革开放，只是在嘴上提提而已了。
国家的历史，“史官”在为尊者讳，而个人的历史是不能随意中断的。这期间，我仍在坚持听课，持续做着“无用功”。对我这种很少见的行为，周围人的看法也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欣赏，张丕基副厂长就说：“没想到标牌厂还有这样的人。”另一种是嘲笑，甚至认为我想找个外国老婆。这一方面反映了格调和眼界，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行为确实够另类的了。虽然在这里的工作生活还算比较稳定，但这样下去，内心怎么能够满足呢？我仍在探索着其他可能。
█ 九十年代初，作者与女儿在迎泽公园
█ 九十年代初，作者与女儿摄于山西省体育中心院内
1992年3月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通过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形式发表，一举冲破了持续近3年的沉闷、徘徊局面，其影响力之大，之深远，我觉得用语言已经难以形容。记得一天早晨，一位同事上班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改革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几乎一夜之间，太原市区的许多大街小巷两边，就站满了卖东西的人。行人经过时，不断有人从路边伸出勺子、铲子、筷子、炒瓢等等五花八门的商品让你买，以至于汽车都难以通行，或因车轮压了货品而引发争吵。人们压抑了3年的改革、经商热情，突然间迸发了出来。而那些商品似乎也存放了3年，被一股脑儿地搬到了街上。印象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以至于政府都发了通告，禁止这种随意占道的经商行为。我的心已无法再平静下来，虽然不会做买卖，但是命运也被改变了。
█ 1992年6月7日，作者一家三口与父亲合影
各地改革开放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太原市的大动作之一，是成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在北城区武装部所在地（府西街）举办了一个招聘会。我前往应聘，遇到一位名叫李建明的大姐。她考查我，用的是一张《中国日报》，而我对英译汉尤其拿手。她对此印象深刻，遂把我推荐到正在筹备的太原市高新区管委会。在那里，我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了管委会主任的好评。
管委会对聘用人员没有明确承诺，只是要求“自己找事干”，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考察。我两头兼顾，应付不了。后来，李大姐介绍我去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小企业。我为此还停薪留职3个月，但终因不擅管理工作而放弃。当时已是1992年年底，我最后只得在第二年春节后回原单位上班。但是有的同事，如几个还未正式就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最终留在了管委会。
此事再次证明了，我只适合做具体工作，对于运作和“自己找事干”的氛围不适应、不擅长。同时也与自己“身价低”有关（李建明和畅波就多次指出我的这个问题）。由于从大学退学和没有背景等原因，我早已失去了成为“国家干部”的机会。这也是重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一大障碍。体制壁垒相当坚固，门槛越来越高。我只做业务准备，顶多只能算“一手硬一手软”，是明显不够的。
一次开会，那位主任的介绍就带有揶揄的味道：“李建明，清华大学毕业。畅波，北方交大研究生。张凡伟，上海交大研究生。某某（名字我忘了，很年轻），重庆大学毕业。张炜，自学成才。”我本是77级的大学生，到了1995年，却是太原师专夜大学英语专业的“大一学生”，的确够讽刺的了。
更讽刺的还在后面。该主任后来担任了多年的山西省交通厅厅长，之后又转任山西省人大城市环境委员会主任数年。2014年4月，已经退休的他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原因是：“经查，该在担任省交通厅厅长期间，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据知情人介绍（奇怪的是，未见公开报道），其被“双规”后，拒不交代，直至其子也被抓后，才开始供述。后来，办案人员从其老家的一口棺材里，起获了巨额现金。2015年，此人被判刑7年。
虽然在1992年没能“走出去”，但《南方谈话》给我个人带来的影响，在1993年和1994年又接踵而至，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15. 在太原最大的合资企业里
1993年春节后，我重返太原市量具标牌厂，发现秘书职位已被一个新调来的人取代了。我被安排到了供销科，但后来又重回办公室，继续从事文秘工作。领导觉得还是用我顺手，我当然也驾轻就熟。
这个厂有一个很大的资源，就是厂区：地处太原市北大街新建路口附近，临街，占地约1万平方米，而且坐北朝南。据说因为这块地方，全国最大的不锈钢企业——太钢曾多次想兼并，但都被量具标牌厂的主管部门否决了。但在1993年，领导打算卖掉部分厂区，以换取建设宿舍楼的资金。此举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而支持的大都是有希望分到房子的。我只要申请，应该有资格买到，但障碍有两个，都难以克服：
一是没钱。我一直收入微薄，又不擅理财，还将其中的一大部分花在了业余培训上面。那时还没有银行房贷，先用父母的钱我虽然没有想过，但对他们还是提起过此事。两人都好像没听见一样，默不作声。很多知识分子都这样，与现实社会相当脱节，亲子关系也比较疏远。。
二是竞争太激烈。房子只有几十套，申请的人多得多。竞争达到了白热化，以至于连派出所的警察都来了好几个，就那样也压不住阵，有的人甚至被带到了派出所，差点儿酿成流血事件。看到这些，我与以往一样“知难而退”了。但毕竟心有不甘，后来离开这个厂，也与此有一点儿关系。
█ 作者在太原市量具标牌厂
这次回厂大约半年左右，“诱惑”就又来了。记忆中，我是先接到一个传呼，打通电话后，对方（一个男人）只是与我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其他什么也没说，挺神秘的。
几天后，我按时赴约，地点在山西省建筑总公司院内，来电人的家里。其爱人也在场。此人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但为尊者讳，就用J先生代替了）。J先生中等个，戴眼镜，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届毕业生，当时应聘为太原和香港合资的“太原万豪国际酒店”办公室主任，之前在山西省建机关工作，担任一个级别不高的领导。他虽然只年长我一岁，但显得深藏不露，只是说：我是从应聘表里选出你的，看你的照片，觉得你正派、坚毅。接着，他不问我的写作能力（我应聘的是“文员”岗位），而是对我的社会经验很在意：你对社会的看法如何，怎么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等等。我照实回答，他未置可否，只是让我等下一步的通知。
万豪国际酒店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太原市的“大手笔”之一，在当时的太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标志性项目。香港方面出资的是一位名叫黄华的大老板，目标是将太原的三晋大厦改造成一个五星级酒店。三晋大厦建立于改革开放初期，位于五一广场旁，虽只有10层，但却是当时太原少有的高层建筑之一。
█ 建设中的三晋大厦，1979年10月
中国社会一旦摆脱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就又出现了开放过热、发展过快的问题。1992年有两架民航客机失事，事故明显增多，就与整个社会浮躁、急切的心态有关。太原万豪国际酒店的匆忙上马与下马，也是一个例证。
三晋大厦的停业和腾空都很快，造成很多完好的设备被低价出售，即便是当时过往的行人，都有不少人看着心疼。员工除极个别的管理人员参与了万豪酒店的筹备以外，其余全员“放假”（当时还没有“下岗”这一特定用法）。合资合作过程一波三折，导致原先预计的开业时间一推再推。员工忍无可忍，多次聚集上访。当初拍板决策的太原市市长孟立正，在升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曾对上访的三晋员工做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去了万豪后，就听三晋的老员工多次说：其实三晋大厦根本就没必要全部停业，完全可以一边营业一边改造。
█ 八十年代的三晋大厦
等待几天后，J先生来了通知，让我去万豪酒店筹备处所在地——并州饭店，带我见了港方负责人叶总。叶总中等偏低的个子，西服革履，给人的印象是很敏感，总在不停地观察琢磨着人。几个月前我来应聘时，就是他面试的。当时应聘者相当踊跃，排着很长的队伍。这次见面，叶总主要和我谈了两点：一是不要把国营企业的做法带到这里来，二是这里的风气很坏（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对我说这话，是把我当“自己人”了）。之后问我对工资的要求。我说自己事先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多少合适就定多少。他说600元如何？我点头同意，心里也确实满足。因为那时去深圳的，据说月工资一般都是500元。在当时的太原市，印象中月工资多为二三百元。
J先生后来多次对我说：你对报酬的态度我很满意（他当时的月薪是1000元出头），同时转告了叶总要我注意着装的要求。长期以来我不修边幅，穿着一身老旧的运动衣就面试去了（一个多月后，我也做了一身牙签呢的西服，但不久后就压了箱底）。
回到厂里后，我再次向王抚成提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这次提的是半年）。他当然表示同意，好像也意识到，这回我可能真的要走了，因此对我做了一个评价：你虽然没有帮了我很大的忙，但也没给我找什么麻烦。他说得很对。我没有提出要房子，是帮他的最后一个大忙。他还说：就是亲兄弟也难免争吵。是的，后来我与他的冲突多了一些。现在看，主要还是由于我太简单了。在熟人领导下工作，得到的锻炼其实比较少，有点儿像在母亲任教的学校上学似的，问题容易被掩盖，被原谅，日后可能会摔更大的跤，吃更大的亏。人生的必修课，任何一门落下，都得在后来补上，只是代价会更大。
其实，如果我不走，在这里咬牙买上一套房子，比较平稳的生活也能维持下去。为什么非要走呢？歌曲《在路上》唱出了我的心声：“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我与J先生商定的上班时间是1993年9月1日，那年我36岁，正巧凑成“369”这个吉祥数字。我当时只是被“大酒店”“合资企业”“较高的收入”等光鲜的外表所吸引，“只见利而不见害，只见食而不见钩”，未曾想到那里是多么难干，多么凶险，我这种单纯、未见过大世面的人能不能适应。更不可能想到的是，那一天，竟然是我打工生涯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从那以后，我就踏上了长达20多年充满艰辛曲折，同时也丰富多彩的打工之路。
█ 位于五一广场东南侧的三晋大厦，对面是云山饭店
在万豪国际酒店筹建处上班后，我感觉到了太多与以往经验不同的地方：
一是领导与员工的距离，必须刻意地拉开，领导必须“特殊化”。比如，叶总任何时候进入员工的办公室，所有员工都必须立即起立，直到他走后才能坐下。当时的食堂在三晋大厦对面的一个巷子里，吃饭的员工只有十个左右，但餐厅却设了两个，一个专为叶总设立，大桌子，高靠背椅子，总之陈设要与员工的有明显区别；饭菜另做，不能与员工吃一样的；食堂不远，我们步行都觉得不用多长时间，对叶总当然是车接车送了……这种与内地所受教育和习惯完全不同的“领导方法与风格”，也许是香港或广东的通行做法。他在会上还多次表示：工资等差距还要拉大。双方的观念区别如此之大，合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二是面和心不和，难以看到真诚合作的迹象。我没有听到过三晋大厦方面不论是领导，还是员工对港方的不满言辞。但港方不知是因为势单力薄（港方其实只有“一个半人”，J先生虽然拿着高薪，尽心尽力地为叶总效力，但毕竟不是港方派来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好像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总要了解、打听到什么东西。
我本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岗位又是“文员”，即文秘，但J先生总是频繁地催我去三晋大厦那边“了解情况”（工程部所在地）。你没事跑过去，谁会对你说什么？而且容易招致怀疑。我感到为难，且一向讨厌“包打听”。看到我打听不来什么“情况”， J先生开始对我不满。在那之前不久，他们刚刚辞退了一个招聘来的研究生。叶总曾对我说，我当时招他，是看上了他是一个研究生（那时研究生还很少），没想到他不适应这里的工作。我感觉，叶是在敲打我。
三是由于相似度高和我的单纯实在，三晋的员工和我越来越融洽。与此同时，J先生也越来越不舒服。我是港方聘来的，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为三晋方聘来一个人。我感觉到了危险，但是看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无力改变。比如刚去时，J先生对我说：“张炜，我是真的信任你，咱们摽着干。”我回答：“我对此坚信不疑。”但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疑虑多了，对我说：“张炜，你做的和说的不一样啊！”我回答：“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这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尴尬状态，和不正常的工作内容，我从未遇到，也无法适应，到后来只能任其自然了。
从我参加过的一次会议，就可以一窥万豪酒店存在的怪现象。那是一个关于工程质量的会议，参加者有太原市有关建筑工程的多个部门，几十个人等在并州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但万豪酒店的负责人迟迟不来，也没人解释原因。人们等啊等，终于有人失去了耐心。市压力容器检验所的一位负责人愤然起身，拔腿就走，其他一些人上前劝阻。那人虽然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但身材高大，其他人难以阻拦，最后还是怒不可遏地退场了。又等了一段时间，三晋方的一个领导才到场，满腹心事地坐到那里，一言不发。会议终于开始。
█ 1983年的三晋大厦
█ 1983年10月28日，一个狂热的外国火车迷来中国拍摄火车时来到三晋大厦，在吃完午餐之后从三晋大厦向广一广场拍下了他在山西期间唯一一张市区的风光照
危险到来之前，人是有预感的。1993年11月下旬，我甚至都听到了危险的脚步声，正向我步步逼近：首先是J先生不给我派任务了，在他眼中，我好像已经可有可无。其次，叶总的暗示和影射也多了起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三晋方的负责人有一天突然问我：张炜你走呀？我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当时我才去了不到3个月，从未说过要走。后来我意识到，当时港方已决定解雇我，但要给三晋方一个说法：是张炜自己要走，而非我们让他走，以免给合作方留下频繁炒人的印象。
1993年11月30日下午，J先生把我叫到并州饭店二层大厅。彼此在沙发上坐定后，他先问了我一句：你在这儿干了三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我说还好吧。他紧接着说：你收拾收拾东西，去财务上领了工资，走吧！最重要的话他放在了最后：叶总正在他的办公室，等着和你道别呢！
虽然我对此早有预感，但当这一切真的到来时，其冲击力之大，还是让我很难自持。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涌进脑海：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如何向家人交待？他们脸上的笑容还没有退去呢！莫非再回原单位？将来不可避免地再离开？……不敢想了，也想不下去了。
当时我的脑子发懵，无法理清思路，不由自主地喊了几句：走无所谓，但你们对人也太不负责了吧？我适不适合，你们在开始时就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声音之大，连一层的工作人员都闻声上来了。万豪的职工也有人出来劝我。J先生显然没有想到，我的反应会是这样，吃惊地说：“张炜，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还不忘领导的指示：“叶总让你去！”我回答：“没有必要了！”当时面临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哪里还有心情与人闲谈？不论他是什么人。
其实，我的状态是很脆弱的：没有背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单位或家庭可以依靠，没有经济基础，更没有明晰的目标和战略，而且已年近40……靠的只是一股盲目的热情和好奇心，不断学习的精神与兴趣，就出来闯世界了。现在想想都觉得好悬！
█ 1984年的五一广场一带，右侧高层建筑为三晋大厦，左侧高层建筑为云山饭店，迎泽大街尽头为建成尚不到10年的太原火车站
离开“万豪”后不久，我曾在五一广场遇到过三晋的几个员工。他们对我依然热情，问长问短，包括“现在在哪里发财啊？”而我那时连工资都没有了。
又过了不长时间，港方就撤了资，停止了在该项目上的合作。此后工程由太原市全面接管。1997年，四星级的、更名为“三晋国际饭店”的原三晋大厦重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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