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发现01：安史之乱神秘唐军遗金，惊现平鲁屯军沟
之一 打草惊现满箱宝 是金是铜未可知
1979年4月初，平鲁县依旧透着丝丝寒意，平鲁公社屯军沟大队此刻正在忙着打春草，这可是春季的主要收入。可是，近来附近的草全都没有了，大伙决定去远一些的地方看看去。于是，一大批人向着西南方向的土沟走去……
其实，西南方向的土沟最早本是一片平川，由于后来树木减少，水土流失，才被洪水慢慢地冲刷成了沟壑。这沟壑距沟底4米有余，上面又覆盖着约4米厚的黄沙土层。大家在沟底打了草后，看见悬崖上面还有一大捧，可是爬上去太高，危险也太大，就一边看着地形，一边开起玩笑，看谁敢上去。这时，大队一位男青年黑云说话了：“没事，我上去！”便拿好工具，沿着斜坡爬了上去。
几乎没有人来过悬崖上边，大家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有啥。只见黑云利落地爬上去，仔细地看了看躲在草丛中的那个物件，原来是个木匣子，匣子部分早已腐烂，从里边露出不少青黄色的链子，还有一些金灿灿的东西。他也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先拿下去再说。众人急忙凑过来看，可谁也没法确定，有人说是金子，有人说是铜的，反正掂着足有五六十斤重。黑云也不管那么多，既然大家都看见了，就一人一根地给大家分了。
第二天，黑云拿着剩余的宝物送到公社，但信用社也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他们只好从朔州银行请人鉴定，一位40多岁的工作人员看过之后猜测道：“这可能是金子！”
与此同时，大家想起村里盛传的一个小故事，有人腰间别着根粗链子，看上去黄灿灿的，还想让人把这东西打成烟袋，可得到的答复竟是“不够长呀，没法儿打！”结果他想换两盒烟也不行，若换，也只能换一盒那种最廉价的普通烟。
奇怪，这链子从何而来，会不会也是从那批宝贝里流落出去的呢？原来，在黑云发现之前，就偶尔有羊爬上去，无意间将一个奇怪的物件扒拉了下来，便被放羊人捡起。
随即，朔州银行的人给省里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省里对这件事十分重视，从雁北行署派张畅耕同志进行鉴定，并通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对文物进行考察。此时，陶正刚正在侯马进行晋国遗址考古，接到上级电话后，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赶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之二 宝物悄然道真谛 历史零碎浮水面
来到屯军沟大队后，陶正刚首先找到黑云，看到了这批文物，确认“应该是金子！”
装有金器的木匣长40厘米、宽25厘米、高30厘米，多年的风化，木匣已腐蚀成了纤维状。西端放着扁圆形金片和金铤，金铤交替四层叠压在一起；东端放金箔三捆；在金铤、金箔之间放着金饰、金链和官服腰带上的金銙等，全部共有193件，合计总重为34810克，折合成纯金重量为33025.64克，且含金量竟在95%以上。
这么多的数量，这么好的质量，让陶正刚也为之一惊，“太有研究价值了！那它们会出自于什么年代呢？”于是，他立刻组织人手去土沟上的悬崖考证。
原来，这是一处夯土建筑台基，应该是房屋建筑遗址，出土金器的土坑则位于建筑台基的西南角。在台基南部，从洪水冲刷的沟壑中，约200米的范围内，依稀有古人居住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汉至唐时期的文化遗物。
初步考察后，陶正刚对金器进行分类，里面有铭文的金铤5件、无铭文的金铤77件、金饰15件、金链3件、金饼4件，还有小金花两件，金箔三捆，扁圆形金片、金钗和金手镯各一件。
作为考古学家，陶正刚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写有铭文的那些金铤上，对这五条金铤逐一细细查证。
甲条金铤上正面写着“×朝议郎××××御×赐紫金鱼袋臣××进”，背后有三行字，首行为“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中行不清楚，第一个字可能是“铤”，第三行为“×××官朝议郎×××司马赐×鱼袋臣张昂”，简称“乾元元年铤”。
他判断出这些可能是中唐时期的遗物。为什么呢？所谓的“乾元”，是指公元758年，唐肃宗在位期间，李辅国兼太仆卿，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改“载”为“年”，改元乾元。
乙条金铤长8.4厘米、宽4.4厘米、厚0.7厘米，长方矩形，毛重467克，成色为95%。上面有一行文字，已被敲砸，但尚有“柱国魏国功臣张通儒进”，简称“张通儒铤”。张通儒是何许人也？翻阅史料，考古人员发现，在历史上确实有此人的名字，他是安禄山手下的一位文官。
丙条是长14.7厘米、上宽1.5厘米、底宽2厘米、厚0.4厘米的梯形金铤，毛重283克，成色为97%。上面有一行字，是錾上去的，文字清晰，“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简称“员外同正铤”。“员外同正”应是“员外置同正员”的简称。这种官职据《唐代职官表·历代官职概述》称，“唐代习惯，官吏患公罪，多半是贬到远方作州县以下的官，简称左降官，虽有官名，不许任职的，名为员外置同正员”。丁条毛重126克，两端尖圆，中部宽厚，底面平，表面呈椭圆弧形，背面有个“万”字。
戊条为长方矩形，只剩半截，残长12.4厘米、宽5.9厘米、厚0.8厘米，毛重982.65克，成色96%。正面有刀刻的两行字，已模糊不清，第一行只知有个“两”字，第二行“××参军裴×”，于是，称之为“参军裴氏铤”。
第二行的“××参军裴×”中的前两个字应该为“录事”，最后一个字尚不清楚。“参军”，自南北朝以来，州刺史都有军职，其僚属也都采用参军事的名义，简称参军，主要有相当于刺史下总务长职务的“录事参军事”。而分管州内行政职务的，有司功、司仓、司田、司兵、司户、司法、司士等参军士。所以，此金铤应该是州刺史下录事参军裴×的实物，“裴”可能是某州管理钱粮的官吏。
这批金器的主要形式是铤，占全部出土物重量的90%以上。那何为“金铤”？
铸黄金为铤，是唐代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习惯，在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下“禁金玉锦绣勅”：“所有服饰金银器物，令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用法律形式规定黄金必须铸为铤。平鲁出土的铤，正和唐代制度是基本相符的。但它们的大小差距却达16倍之多，铭文虽注明了重量，也不能正确地反映实际重量，这些情况，说明唐代金铤是不能像货币那样直接作为流通手段，在市场上流通的。
唐代的黄金，据史籍记载，有用于贿赂、赠送、布施、谢礼、悬赏、赌博、赋税、进献、赏赐，以及对贵重物品的支付、远方传递运输、路费、上供和窖藏等诸多方面的价值。
之三 霓裳羽衣曲惊破 偶然必然共促成
陶正刚在“乾元元年铤”和“张通儒铤”上发现，最后面都标有一个“进”字，这是唐代中叶，官吏向天子或者上级官吏进献搜刮来的财富的一种标志。这种进献制度初见于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收复了两京以后，此风渐盛，后来逐渐泛滥成灾。
在“乾元元年铤”的两面，记有不同的进奉金铤的人名，便说明此金铤已有不同两次作为财物向上进奉，这种情况与唐代记载进奉和使用金铤频繁的事实相符。不过，性质略为不同的是，“乾元元年铤”属于唐统治地区的官吏向上进奉的，而“张通儒铤”则是叛乱分子向叛乱总头目进贡的。
除了有铭文的金铤外，考古人员还把剩余的金器全部归类分析。
无名的金铤，有77件，毛重25988.04克，是这批出土的文物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者，全部都是素面，形状基本上为矩形，少量为两头圆表面呈弧形的条形。其大小不一，最大者长18.2厘米、宽3.4厘米、厚1.1厘米，毛重为1091.22克，最小者长8厘米、宽1.1厘米、中部厚0.5厘米，毛重仅65克。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专门做鉴定工作的郝俊山讲，这批金铤大部分都是矿金，由金矿石冶炼，除去矿渣后，立即浇铸而成，因此它们的成色大部分较低，在95%—96%。而且，这批金铤的成色、重量、规格都比较混乱，和后期有一定规格要求的金铤不同。
根据金铤上的铭文得知，这批金器是中唐时期的历史文物。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是唐肃宗的第二个年号。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安史之乱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号称20万的叛军势如破竹，河北道诸州县望风而降。六月，潼关失守，李隆基仓皇向成都逃走。十四日，马嵬事变，李隆基留下太子李亨继续组织抵，李亨北上称帝，是为唐肃宗，年号乾元。
可是这批金铤怎么会在平鲁出现？是不是安史之乱还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情？
之四 安史留下遗憾言 引以为鉴方长久
这平鲁金铤中涉及到的“张通儒”到底是个啥人物呢？
此人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初见于天宝初年，在唐廷任职，为安禄山手下的重要人物，天宝十年安任河东节度使，张以大理司直为留后判官；天宝十五年，安起兵反唐，称圣武皇帝，张为右相。安占领西京、关中、洛阳等地后，由张留守西京。第二年，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安的儿子庆绪杀父篡位，张为中书令。张一直是安禄山、安庆绪部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为安军屡建战功。
到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篡位称王时，留子朝清守幽州，亦由张通儒等人辅助之，张仍执管军事，辅助政局。761年，史朝义夺帝位，派人到范阳杀太子史朝清和他的母亲辛氏，张当时是散骑常侍，范阳留守，据力保护太子朝清，同史朝义部抵抗三日，死于乱兵之中。由此可见，张通儒和史思明朝廷之间的关系，也可见其在安史之乱、唐中叶政治大动荡中的重要地位了。
金铤上记载，张通儒官至“柱国魏国公”。柱国，是唐朝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武将在战场上屡建战功而给予的荣誉称号，《唐会要》卷八十一“勋”：“旧制，勋官上柱国已下，至武骑尉为十二等，有战功者各随高下而授”。这大概就是张通儒随同安、史反唐，屡建战功后所得的勋号。而在唐史记载中，张通儒没有魏国公这类爵号，也可以说是一项补充。
“张通儒铤”应该是安、史占领地区的金铤，属于叛军方面的历史遗物。它的年代上限肯定是在公元756年安禄山反唐，张通儒为右相，并受封柱国爵位以后，向安、史进献的金铤；下限应是在公元761年张通儒死于乱兵中之前。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这金铤很可能作为叛军的财物，没入于官府；或者，当回纥人掠夺东、西二京时被抢掠而去。因此，上面的“柱国魏国公张通儒进”等字被錾去，以表示金铤已改易了主人。
可大批的金器是怎么流落到平鲁去的呢？
经考证，平鲁县屯军沟位于唐代河东朔州（唐代时设河东道辖十七州）到今内蒙古清水河一带的交通要道上。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等书记载，安禄山部队和唐军郭子仪、李光弼军队之间，在河东道大同云中郡、关内道单于都护府振武军朔方郡等地不断发生战争。而平鲁县屯军沟就位于这次军事斗争区的中心地带。
因此，金器曾流散在这个地方是可能的。金铤铭文大部分被錾去，表示都曾易了主人。最后的所有者在战乱时埋入地下，但自己却在战乱时死亡，于是这批窖藏就再无人知晓了。
又或者，安史之乱后，唐军抵挡不住安禄山的进攻，东、西二京落入安禄山之手，唐王朝不得不求助于回纥骑兵的帮助。回纥前后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叛，唐朝被迫和回纥订立条约，《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载”中就写有：“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指年轻妇女）皆归回纥”。于是，当回纥军队两次打进东、西二京时，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国库民财。张通儒等有铭文的金铤一定也被掠取了。
到会昌二年（842年），回纥内部发生争权，势力削弱，在唐朝招降下，“思忠屯保大栅”，回纥思忠部落遂移居于此地。据《山西通志》卷四“沿革”记载，“唐保大栅在鄯阳西北，会昌中为回鹘降人所居”。鄯阳，即当初发现金铤的“平鲁公社”附近。因而，当一部分回纥人定居保大栅时，很可能将这批掠夺来的金器又迁移至此，窖藏在地下了。
总之，专家得出结论，唐代金器被埋藏于此的原因，上述那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综观史书记载和出土情况，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为有据。虽然这些只是推测，但是应该离事实相差不多，金器的来源也就基本得到了“落实”，这对于研究安史之乱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最后它们又到何处“安家”了呢？当黑云知道这是文物后，全数上交，文物处的工作人员担心这批金器放在文物局不安全，于是决定全交给银行保管，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便派人乘坐吉普车从太原赶到平鲁，将这批金器押送回了银行，等到后来，又把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金物和有铭文的金铤交给了山西博物院。
很多人会好奇，最后是否给了黑云一些奖励。的确是给了，省里相关部门为了奖励黑云的行为，给黑云所属的大队买了一辆拖拉机，并安置了黑云的工作，使他成为一名拖拉机修理工人。
结语：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在揭开历史那神秘的面纱，去引古知今。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之后又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安禄山、史思明也许是个偶然，但也是个必然，社会等级分化严重、治理不力、听信谗言、贪图美色……这一切在大唐盛世的繁华下掩盖着。我们不能说唐玄宗的政策就是错误的，只能说他的考虑不够长远。他的失败就当做给后来的统治者上了沉重的一课吧。还有，大唐王朝为了平叛乱军，竟然与回纥订下条约“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以牺牲子民的利益去换取自身的安稳，恐怕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吧！
转载自《三晋都市报》；本文作者：李尚鸿、杨梅清；本站发布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