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祥 | 克拉里媒介理论视野下的赛博格形象误区

专栏

冷眼

作者：樊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导读】本文以克拉里媒介理论为基点，阐明了赛博格形象误区，提出无论现实还是科幻中的赛博格，都没能完全摆脱资本的意识形态调控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赛博格的两种惯常认知做出了适度的反思。

【关键词】赛博格  克拉里  意识形态  

近年来，随着生物学、信息学、遗传学、神经学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人类正经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在挑战我们惯常的认知，将人类数世纪积淀的思维经验毫不留情地裹挟至“后人类”（Posthuman）这个令人陌生的领域。赛博格是后人类社会的形象隐喻，技术是赛博格形象建构的关键。它是人类和机器的结合体，通常被视为具有颠覆传统人文主义观念的积极效力。不过，这种积极效力经过现实、理论和科幻的过度渲染，已经造成赛博格的演化进路逐渐观念化和形而上学化，纯粹技术层面的赛博格建构日益被文化观念层面的赛博格想象所取代，以至于人们将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误认为客观实在，从而坠入赛博格的形象误区。这种理论图景，主要源于人们未能充分考虑赛博格形象建构的复杂机制，忽视资本对技术的体制化操控。借鉴克拉里的媒介理论，可以洞察赛博格形象建构的非客观实践及其意识形态意图。沿循克拉里的阐述，从现实和科幻两方面重新审视赛博格形象建构的过程，不仅能够确证其无法与技术实践相剥离，而且亦有助于纠偏赛博格的形象误区。

01

何谓赛博格形象误区

赛博格是后人类纪的产物，一种完全陌异于人类视觉认知的形象建构。它的陌异形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创建的赛博格，人类身体形象显著，其后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身体形象式微而机械形象跃升，甚至要求创建能够全然消除身体质素的离身性赛博格。毋庸讳言，这只是基于现实情势的未来想象，目前还无法实现。即便将来可能实现，是否能够彻底地消除身体质素也是一个尚待检验的问题。赛博格的形象误区，就是指其形象建构逐渐偏离初创时的构想逻辑，而将科幻作品展现的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误认为客观存在，从而导致赛博格的想象变得越来越观念化和形而上学化。

赛博格（Cyborg）是控制论（Cybnetics）和有机体（Organism）前三个字母拼缀而成的合译词。最初由美国罗克兰州立医院（Rockland State Hospital）的两位年轻医学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E.Clynes）和内森·克兰恩（N.S.Kline）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意在解决航空探索可能遭遇的身体承压限度问题。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机体的自平衡和内稳态系统（Homeostasis system），整合外源性（exogenous）的药物胶囊或芯片装置，创建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以扩展身体各项机能，适应外太空严酷的生存环境。这些装载生物药剂的“渗透压泵胶囊（Osmotic Pressure Pump Capsule）同传感和控制机制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控制回路，作为人体自身自动控制的辅助。以这种方式，这些控制能够在各种环境条件下更改为期望的性能特征”[1]。很显然，赛博格形象建构的理论初衷只是源自实用意图的考虑，希望通过技术的嵌入改善部分身体机能，这主要是纯粹技术层面的实践操作，因而也就决定其基本通行于自然科学领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由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推介，赛博格才声名鹊起。因为哈拉维弃置了赛博格的技术捆绑，将其挪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对之做了本体论的定性。“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将我们的政治赋予我们。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2]可以看到，哈拉维对赛博格采用的主要是描述性的写法，并没有过多详述其形象建构的过程，技术之维在此实际是缺失的。至于本体论的指认，哈拉维着眼的则是赛博格在文化观念层面潜藏的诸种转变历史的“可能性”。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所以诱使哈拉维的理论热情并不在赛博格的创建过程，而是倾心于它所具备的文化隐喻效用，即将它视为批判传统主体/客体、男/女、人类/机器、自然/文化等二元论的符号表征。哈拉维开启的这种文化批判视角，基本奠定了赛博格此后的研究理路，聚焦点大多投向文化观念而非技术实践的层面。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正是赛博格演化进路发生偏转的关键。因为由哈拉维率先揭示的赛博格的文化隐喻效用，经过现实、理论和科幻等维度的大肆吹捧，人们对它的形象建构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试图创建能够摆脱身体束缚的离身性赛博格。从现实层面说，赛博格无论是处理问题的效率，还是取得的实践效果，都明显超过普通人，故而被广泛运用于航天、医学、军事等领域。赛博格带来的这些益处，无疑是推动其研究向纵深化延展的关键因素。现实层面赛博格形象建构话语的不断增殖，往往都能在理论层面得到回应。因为它暗合各种后理论（Post-theory）所推崇的解构传统观念的后学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赛博格正是在各种后理论富饶沃土的培植中所形成的一种时新的后理论。因此，赛博格所潜藏的那种批判传统观念的理论效力，自然能够得到相关学者的青睐。当然，现实和理论两方面对赛博格寄予的厚望，都离不开科幻影视的助推作用。科幻是基于现实境况的未来想象，影视则是实践这种未来想象的物质载体，前者投放怪诞的形象和情节，后者透过影像画面的呈现直接捕获观者的注意力。由于科幻影片经过艺术假定性的处理，其所展现的赛博奇观，一方面既是对现实和理论层面赛博格想象的具象化；另一方面它又指引现实和理论层面的赛博格想象继续展开。在这三个维度的不断交互过程中，人们对赛博格的形象认知已经隐在地发生错位，科幻影片展现的那些被钛合金和碳纤维所装嵌的高度机械化的义体人，开始成为人们心中赛博格的理想典范。如《攻壳机动队》《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少佐草薙素子和机械女孩阿丽塔。其实，这也就造成了赛博格的形象误区。因为这种赛博格的形而上构想，并不符合现实。具体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虽然赛博格的形象建构和科技的发展一般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正相关不代表都同步。言下之意，在赛博格的创建过程中，技术有可能出现滞后性，跟不上理论推演的步伐。起初，赛博格的机械化形象并不显著，身体占据主导地位；其后，随着高科技对身体的深入改造，赛博格的机械化外观展露明显，不过身体形貌依旧清晰；现在人们对赛博格的期待变得愈加奇异，希望创建离身性赛博格。显然，这有违我们当前的事实。因为现阶段存在的赛博格都属于初始阶段的赛博格，如人工耳蜗、电子眼、心脏起搏器、骨骼夹板等。之所以产生这种理论构想超前于现实的情况，主要原因就在于赛博格潜藏的解构动能裹挟了人们对它的文化想象，在科技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人们只能从理论层面探寻某种可能的性状。这是现实层面显示的赛博格形象误区。

其二，理论层面构想的离身性赛博格，亦有悖于现实。离身性赛博格，就是指那种企图消抹人类的身体属性而仅留存意识，并将之寄存于网络虚拟空间的纯粹机械化的赛博格。这种构想在以下两方面遭到质疑：一方面，离身性赛博格是一种由当前科技发展趋势推测未来赛博格形象建构的远景想象，这就决定其势必是以前置的观念设定赛博格的形象演化，从而忽视该进程可能遭遇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对创建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应该算是不可预判的未知数，因此，也就无法确保理论和现实的正向对接。另一方面，人的构成源自肉体、灵魂/意识两部分，虽然它们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不断的摩擦，但经过几千年风俗、思想、文化的积淀和熏染，身体同意识的差异早已消融于彼此，成为共在的整体。科技对身体的升级改造显然不能轻易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所以，那种要求创建纯粹机械化的赛博格构想，并不能彻底清除身体的生物介质。诚如林秀琴所说：“赛博空间以符码能指存在的虚拟主体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身体，我们的身体既携带着生物基因也携带着文化基因——性别、种族、地缘等种种语境或符码都介入了身体感知结构的反馈系统，也参与了身体文化认同的意义实践。”[3]

由是观之，无论现实还是理论方面，赛博格的离身化构想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判定。因为这种构想抽离现实的客观规定性，忽视资本对技术的意识形态调控，从而也就回避了赛博格形象建构的生成机制问题。可以说，赛博格的形象误区正是导源于此。

02

赛博格技术实践的媒介考古

赛博格的形象误区现已昭然若揭，而且亟待纠偏，因为它已经对我们的视域和思维造成了遮蔽。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赛博格所具备的现实和理论效用，诱导人们对技术保持积极肯定的情绪，而未能对其设置一定的限度，技术的这种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赛博格摆脱人类的控制，进而产生反噬人类的恶果，这在许多科幻影片中已经得到了提前预演；二是陷身赛博格的形象误区，必然将忽视资本的意识形态操控。一方面，这是因为普通人更多是在结果层面关注赛博格，而非具体的实践过程，即关注的重心是它的实际用途；另一方面，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赛博格的形象建构正好符合后理论解构传统观念的运思路径，故而更强调思想观念的批判反思。可见，赛博格建构的内部机制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而这正是其演化进路逐渐观念化的症结所在。赛博格的这种观念化趋向，就曾遭到克拉里的反对。他关于资本利用媒介技术规制现代主体的历史思考，可以证实赛博格的非客观实践，纠正当前赛博格研究的误区。

克拉里并非职业的媒介理论研究学者，他的主业是视觉文化、艺术史和电影等方面的研究，但他对媒介领域的影响不可小觑。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其经典理论著作《后人类》（The Posthuman）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媒介研究领域研究也成果颇丰，该领域对科技有大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例如，乔纳森·克拉里的著作。”[4]概括来说，克拉里的媒介理论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在追溯视觉/身体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接开辟了媒介研究的新方向——媒介考古学。[5]在这个阶段，克拉里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赛博格的问题，但媒介考古的理论初衷是导源于当下的赛博格实践。在一次访谈中，他就指出：“是处理基于当前问题的渴望，而不是古物收藏家的兴趣，激发了我在19世纪的工作。”[6]因此，对视觉/身体现代化的历史溯源，其实也就揭示了赛博格形象建构的发生机制。后期，克拉里承续前期的思考，将时间线从19世纪拉回到当下，在考察“睡眠”资本化的过程中，具体就赛博格形象建构的观念化问题做了探讨。

克拉里认为，当前诸如全息摄影（holography）、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影像科技对视觉/身体的技术化改造（赛博格），实际是资本操控的产物，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于是，克拉里将研究焦点对准这段历史，走上了视觉现代化的考古学之路。通过考察暗箱（Camera obscura）和立体视镜（Stereoscope）等视觉媒介，克拉里发现以它们为载体的18、19世纪的观察者迥然有别，客观呈现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话语。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对身体的作用方式不同。暗箱不作用于观察者的身体；立体视镜则相反，它需要观察者身体经验的参与，无疑这就为资本意识形态的介入预留了空间。因为身体的解禁向资本主义敞开了腾挪施展的场地，所以当时出现了各种管控视觉的媒介装置、精神药物等。视觉现代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克拉里对视觉现代化的媒介考古工作，表明技术自始至终就并非中立的存在，其通常都要受制于资本的调控，而无法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在他看来，现阶段任何对视觉/身体的机械化改造，实际都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延续。赛博格也不例外。它的创建，最初就是出于资本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赛博格文化隐喻效用的揭示，其形象建构的实践环节遭到了弱化处理。这是他所反对的。因为这种没有坚实质地的赛博格形而上推演，回避了技术实践的建构机制问题，从而也就造成了赛博格的形象误区。在近年出版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这本书中，克拉里就详细描绘了资本控制主体的最新形式——“睡眠”[7]，并借此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分析。

在这本书的开篇，克拉里首先就抛出一项骇人听闻的赛博格实验计划，创造24/7[8]式的无眠士兵来从事高风险的军事作战活动。这项实验计划的具体操作就是在人体内注射抗睡眠和抗恐惧的生物药剂，或将根据白冠雀（一种迁徙途中可达7天不休息的鸟）生理特征而研制的机器模型强行植入身体。此外，这项实验计划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即可以将之运用于其他领域，“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9]7。循此可知，无眠士兵的创建模式基本和初创时的赛博格殊途同归，两者都是基于特定军事意图而利用科技改造身体，强调的都是它们技术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部署。简单来说，这项实验计划经国家军方到科研团体和医疗机构直接形成一条垂直的生产体系，目的就是创建能够适应资本市场全天候运转的服务型赛博格。这期间，资本扮演枢纽性的角色，既为赛博格的建构提供经济保证，反过来又利用它推动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布局，由此构成一个生产循环系统。显然，无眠士兵也是纯粹技术层面的赛博格，机械化形象的显现并不突出。尽管其构想在当前还未现实化，但相较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而言，则更具可操作性，因而也就更具说服力。而且，身体和机器的局部耦合在医疗与游戏等领域业已得到实现，也就是说现在的技术条件可以满足部分低端赛博格的建构。不过，在现阶段，这种人机结合还只是局部性的，如果不顾技术条件的发展上限，而将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想象客观化，这就坠入了赛博格的形象误区。

至于观念层面构想的那种机械化形象显明的赛博格，其形象建构往往带有主观性。它们无须考虑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只需符合理论前设的架构，主观逻辑上能够说得通即可。因此，技术实践的环节经常容易遭到忽略。这是克拉里显然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与他的基本信念（资本利用技术操控主体）相抵牾。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几部赛博朋克小说，克拉里发现一种新型的资本控制技术，即意识/梦境/睡眠上载电脑存储技术，实际也就是离身性赛博格的理论前兆。这类广泛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技术实践，一方面暗示意识/梦境/睡眠等生理需求可以被数码化和格式化，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观念层面构想的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同样不能摆脱资本的调控。因为作为客体化的对象，人类基本已经从智能科技（赛博格）允诺的益处中（尤其是医疗行业，假肢替代缺陷的身体，继而延缓生命衰老）丧失判辨自我的理性，而积极投身于赛博格建构的再生产过程。克拉里认为：“这里的问题并不能看成纯粹的‘内心生活’与外在技术过程间是相互穿透的，而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更大的趋势，个人经验的所有面向都被重新想象成与不断加速的、24/7式的消费主义的要求是相连续的、可兼容的。”[9]113换句话说，当今智能科技对医疗、教育和日常生活等方面施予的“进步”表象，正是造成我们自愿默许24/7资本控制结构的诱因，各种被标签的“网络身份”就是例证，于是我们便成为资本全球化运转体系的基本构件。

透过赛博朋克小说展示的这些赛博格实践，克拉里想要传达的认识是在后工业社会，资本对主体的控制方式已经发生转变，不再凭借实体性的产品，而是转为利用电子虚拟媒介，企图嵌入睡眠等隐秘场所。显而易见，资本主义为持续推进市场的全球化布局，势必侵占睡眠空置的休憩时间，因为它与资本主义全天候运转的现实要求相抵触。在此过程，如何利用科技占领睡眠时间便成为资本发展的关键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实践将赛博格形象建构的问题彰显了出来。对克拉里来说，无论是药物、芯片植入身体而创建的纯粹技术层面的赛博格，还是基于理论、科幻构想的离身性赛博格，本质上都肇始于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支配逻辑。因此，对当前社会涌现的各种赛博格实践，克拉里的态度是冷漠的。他指出：“现在无所不在的手持触屏设备可能会被用手势控制的设备取代，此前那些历史断言都将成过眼云烟。但是，一旦这类设备被投向市场（毫无疑问会被贴上革命性的标签），只会延续并助长千篇一律、永不间断的消费、社会疏离和政治无力感，而非代表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9]47

可见，克拉里对视觉/身体现代化的历史回溯、赛博格形象建构的意识形态分析，都意在还原技术实践的复杂性和联动性，以便揭露资本体制对现代主体的操控本性。他对身体、媒介、资本这三者关系的厘定，为我们重新理解赛博格的形象建构提供了新的启示。如果说早期赛博格的创建还顾及技术的规定性，那么后来则逐渐凌空蹈虚。如此也就坠入了赛博格的形象误区。克拉里对技术非客观性、反决定论的强调，正是对这一误区的积极反拨。只有廓清赛博格技术实践的理论舛误，我们才能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环境下探讨并重审赛博格的形象建构。

03

赛博格与技术关系再审视

克拉里虽然对资本操控赛博格主体的历史描述显得较为悲观，但他还是替我们考虑了一条逃逸的可能路径，即将睡眠具备的固定周期间隔视为抵抗资本的控制逻辑。如其所言，睡眠凭借自身力量所构建的是“一个没有亿万富翁的世界，它的未来不是野蛮主义的或后人类（post-human）的”[9]146。这里，克拉里对解决主体性危机所提出的方案令人振奋，理论上也具可行性，但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从表面上来看，睡眠每次间断的时间，或许能替人类提供一个暂时免于资本操控的豁免，因为它连接着未来和自由，给予人类一个满怀信心的期待。可不幸的是，苏醒之后的我们还得继续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遭际。对后人类社会涌现的各种高端科技，克拉里一直显得比较谨慎，时刻提防坠入它们掩藏在各类好处表象下的意识形态陷阱。他明确坦言，那种将意识或梦境等精神活动接入网络信息系统（离身性赛博格）的技术构想，实际并不可能，“实现上述可能性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或异常荒谬，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塑造和规定今天的想象”[9]112。这就是克拉里透过赛博格主体的现实境遇交予我们的答卷，任何媒介技术的构造物都并非客观的，其背后始终隐藏着一双无形的资本舵手。

人类利用科技改造身体，能够创建人机结合的赛博格，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若想因此而摆脱技术的现实规定性，创建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其实还只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赛博格的形象误区，即源自理论超前于现实的形而上推演，企图通过赛博格的含混性达到解构传统二元论的目的。不过，如前所述，赛博格的形象建构并非处身于绝缘的真空领域，它的逻辑演化通常要受到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而且，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赛博格，最终的话语权都掌控在政府、军方、企业等机构的手中，普通大众享受的仅是表象化的“服务”。其实，这并不是消解而是在巩固二元论的等级秩序。正如刘大先所说：“目前为止，我们尚不能发现技术突破资本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想象与实践。”[10]因此，对赛博格的技术实践，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防御机制，以应对陷身于其形象误区可能带来的理智迷失，因为跌落误区便意味着认同它的形而上推演。但事实情况是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只是唯技术论和观念论者图绘的理想蓝图，并非当前科技实践的实时境况。这也就表明，赛博格的形象建构无法割裂其同社会文化场域的复杂关联。

下面我们具体从现实、科幻两个层面佐证赛博格建构的意识形态意图。

如前所述，技术是赛博格形象建构的关键。在现阶段，赛博格的主流形态并不是科幻影视所展现的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而是药物、芯片、机械假肢和生物机体相杂合的具身性赛博格。这类赛博格基本延续初创时的技术构想逻辑，增强身体机能的适应力，从而完成超越人类承载极限的特定任务。这种基于特定目的创建的赛博格，背后往往需要依托国家和资本机构的经济扶持及政策保护等。无论航天勘测还是军事作战，赛博格实践的意识形态意图都是非常显豁的。就连百忧解（fluoxetine）、利他林（ritalin）这类广泛用于治疗儿童注意力缺失紊乱多动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刺激性精神药物，亦是意识形态话语部署的结果。正因如此，克拉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才频频征引该案例，并对之做出了相似的解读，从而进一步确证赛博格形象建构的非客观实践。

注意力缺失紊乱，是指孩童的运动神经特别兴奋，无法持续专注特定对象，注意力容易涣散且性格比较偏激，经常被冠以叛逆的标签。克拉里却坚决否认将其视为某种医学疾病。他坚信，注意力缺失紊乱并非儿童原发性的病症，其实是现代权力机制运作的结果。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归因于神经、遗传等生理方面，而非性格或意识的缺陷薄弱，实际上这是对资本体制规训逻辑的遮掩。因为造成注意力涣散的主要原因并不关乎生理，而是由于资本机构生产的诸多可视化产品裹挟了儿童的注意力。如其所言：“在神经化学、大脑解剖和遗传质素中寻找这种想象出来的紊乱症，其实是荒谬的。”[11]福山、罗斯和克拉里的看法基本相似，都认为儿童注意力缺失紊乱是资本体制部署的结果。福山指出，这类精神药物，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能够缓解注意力缺失紊乱多动症，但人们往往疏忽它们可能携带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国家政府甚至还将其列入官方公布的残疾目录之中，这就意味着患者可以享有特殊的权益，紧随其后的便是漫无休止的争议。对制药公司而言，它们始终是获利方，因为这种政策促使药物销售额的急速增进；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权利的让渡必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为“残疾”暗示国家的预算肯定会向此方面倾斜。结果就是“两种药物一起轻轻地把两性推向雌雄共体的中性性格、容易自我满足且屈从于社会，这正是现在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性的结果。……我们也许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的投入或人造婴儿的诞生，神经药理学领域的进展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力量不断推动新的医药技术的迹象”[12]。罗斯同样反对医学权威话语对儿童注意力缺失紊乱的判词，认为这是对病理复杂原因的简化处理。对他而言，该病症不仅涉及社会经济层面，还有内部家庭层面。前者主要指儿童患者通常可享受的残障福利，后者则是指家长所施加的压力（对孩子未知疾病的疏忽在心理上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便迫切同医学专家联合寻找病因，如此就间接加速造成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因此，“在神经化学自我的药物生命政治中，生物经济学和伦理学内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13]。由此可以看到，在对待儿童注意力缺失紊乱多动症这一问题上，三人的理论视点可能存在差异，但基本指向趋同，即都肯定赛博格隐匿的意识形态意图。虽然神经药理学领域的技术实践只是赛博格的一种初级形态，或者说，仅是高度机械化赛博格的一个中继站，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意义相当重要。

透过科幻影片所展现的赛博格影像，亦能证伪赛博格实践的意识形态调控。前述提到，克拉里对赛博格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因为他看到赛博格的形象建构未能充分考虑技术实践的复杂机制，即他坚信这种技术实践是由资本操控的，最终遭难的还是大众。在他看来，当前许多科技成果实际是资本借以压榨人们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手段，人们通过技术改造所获得的可能只是表象的满足，背后或许是更深层的危害。概括来说，赛博格形象建构的意识形态调控，主要表现为资本的意识形态编码和技术实践的异化。这两点在影片《机械姬》（Ex Machina）中体现得相当明显。资本的意识形态编码，指的是赛博格建构过程所牵涉的一些非客观实践。这一点，我们从内森（Nathan）为何选择加利（Caleb，内森公司的员工）对赛博机器人艾娃（Ava）做情感测试即可管窥。选择加利并非因其业务能力突出，而是由于内森通过监控他经常浏览情色网页，而判断其是检测艾娃是否具有情感的最佳人选。更关键的是，内森还是根据加利喜好的女性样貌设置艾娃的外在形象，这就意味他们之间必定会产生情感反应。由此可知，加利对艾娃的一切自发性举措（同情、信任、爱情等），其实早已被内森的意识形态操作所编码。只是内森和加利没有想到，艾娃在获具自主意识后，竟然能够对意识形态进行再编码，既骗取加利的感情，又可以在内森眼前掩藏自己的主体性，最终奔向现实世界。技术实践的异化，则是指赛博格的形象建构背离初衷，未能如实履行创建的目的，而且反遭技术吞噬，人类“造物主”沦为被宰割的对象。在影片中，赛博机器人艾娃和京子（Kyoko）联手杀害内森的经典桥段，可以算是由技术实践引发的重要伦理“事件”。内森后背和胸口被她们分别插入的那两刀，无疑是对赛博格形而上构想的最强烈谴责。在此可以看到，《机械姬》将克拉里对赛博格建构的这种担忧（当然也是编剧和导演的担忧）进行了可视化的激进表现。对克拉里来说，赛博格潜在的危害就是其可能压制人类的主体性，“精神生活无限的不确定性被简化成数码程序也不被认为有什么问题”。[9]112但他没有想到，当赛博格进化到一定程度时，它们居然还能攫取人类的主体性。

综上所述，无论现实还是科幻中的赛博格，它们都不能完全摆脱资本的意识形态调控。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对赛博格的两种惯常认知做出适度的反思。其一，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仅是理论和观念层面的形而上推演，事实上作为整体的具身机体显然不能被彻底消抹。其二，讨论赛博格，技术之维相当关键，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它的文化隐喻效用，而更应该敏锐地捕捉资本的意识形态“结构”，如此方能还原其形象建构的历史情境。这种还原，不仅有助于我们摆正心态客观看待赛博格的形象建构及其所带来的范式革新，亦有助于正视由它所引发的技术伦理争议，因为赛博格的形象误区正是肇始于技术最大承受限度的突破。

注释：

[1]Manfred E.Clynes and Nathan S.Kline,Cyborgs and Space.Astronautics,September,1960:74.

[2][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吴义诚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205-206，208.

[3]林秀琴.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J].文艺理论研究,2020(04):159-170.

[4][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229.

[5]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都做过论述。具体参看[美]埃尔基·胡塔莫,[芬兰]尤西·帕里卡.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M].唐海江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1;唐宏峰.视觉现代性与媒介考古学——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与中国现代视觉经验[J].文艺理论研究,2018(05):199-207.

[6]Charles Reeve.Time and the Image: A Conversation with Jonathan Crary.Parachute,2001(103):44.

[7]克拉里目前已经出版三本著作，分别是《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1990）、《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2000）、《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013）。这3本著作的主题相同，都意在探讨资本对主体的意识形态控制，只不过控制对象分别为视觉、注意力和睡眠。

[8]24/7是1星期7天、1天24小时的缩写，它是克拉里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结构的一个高度凝练的符号简称，意指资本主义对主体的体制化管控已经转移到非实体性的“时间”，因为那些无用的时间是对资本主义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特征的阻截，所以“睡眠”自然成为资本亟待攻克的最后堡垒。

[9][美]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许多，沈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0]刘大先.赛博格的怕与爱——新技术时代的经验与叙述[J].小说评论,2018（02）:45-56.

[11][美]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M].沈语冰，贺玉高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29.

[12][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3-54.

[13][英]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尹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5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理论语境下文论话语新形式主义转向研究”（21BZW061）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4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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