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朱寿桐主编的《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以严密的学术体系，全面的文化视野，丰富的学理分析，准确的历史判断，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冷落、薄弱局面，应该视为百年中国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收获。本丛书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研究力量，开创了审视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新的思路，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经验。
【关键词】《中国新文化百年史》 现代文化格局 学术开拓
《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为著名文史研究者朱寿桐、胡志毅、陆正兰、王勇、曾一果、周仁政等面壁十余年，以他们的学术心血凝结而成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凝聚着顾问学者莫言、贾平凹、金铁霖、吴为山、温儒敏、张福贵、丁亚平、杨义等杰出人士的聪明才智。这部丛书包括《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上下卷），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百年史》《中国政法文化百年史》《中国教育文化百年史》《中国学术文化百年史》《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中国文学文化百年史》《中国戏剧文化百年史》《中国电影文化百年史》《中国音乐文化百年史》《中国美术文化百年史》《中国宗教文化百年史》《中国设计文化百年史》，通史与专史相结合，综论与分论相结合，史论结合，蔚为大观。文化和文化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热衷的课题，“中国文化史”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显学，诸如“中国文化史”或“中国古代文化史”之类的著作数以百计，作者众多，其中不乏柳诒徵、冯天瑜、阴法鲁这样的赫然大家。但中国现代文化史或中国新文化史研究显得非常冷落，真正标示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专著只有1种。[1]《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最全面、最有系统性、规模最大、格局最大的一套书，而且是中国文化研究范围内具有明显开拓性的学术建树。这套书的学术开拓首先体现在对现代文化格局的总体把握上。文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在正式的学术记录中，有关文化的定义一度达到170多种，也有人统计多达400种。主编者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实际出发，认为“文化注定是人类文明的异称，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知理解，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念表述，以及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其承载传播等方面的文化创意的结果”，然后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纯文化层次，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其承载传播层面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的文明形态；结构层次，也就是社会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等；物质层次，也就是物质文化，包括被理解的自然文化，以及各种人类物质创造的时代性理解。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同样阐述了文化的三个层次，分别是物质的（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也就是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2]但本丛书主编者认为，社会层面的文化也可能是物质的，如各种社会法律宗教设施等，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恩（H.H.Stern）将文化分类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方面，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化的实际。其中，物质文化类型可分为自然文化、山水文化、天文文化、社会物质文化等；制度文化类型可分为政治文化、法制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等。主编者认为精神文化比较复杂，又可分为三种类别的若干形态。第一种类别是思想学术文化类，可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创造性思考的结果，主编将其别出心裁地命名为“创思文化”。第二种类别为“创作文化”，是文学艺术文化，包括文学（当然文学可以归类为艺术，但在艺术创作中又占有突出地位）、音乐、美术、雕塑、戏剧、舞蹈、电影、建筑等。第三种类别为设计、传媒文化，当然可以概括为“创意文化”。[3]5中国现代文化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类型上更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文化特性，因此本丛书的选题结构避开了对物质文化类型的聚焦。这样的学术布局不仅体现了编撰者对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文化实际的准确把握，而且体现了他们在理论上对文化结构认知的独特贡献。作为文化史专著，本丛书在时代结构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化史做了更加精准且更富有特色的学术把握。整部丛书将中国新文化百年历史划分为六大历史时段，并对各个时代文化主题做出了精到的学术概括。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正式掀起的1915年，到北伐战争兴起之际，这是新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此阶段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为基本指向，突出的主题便是陈独秀概括的“民主与科学”。1926年至1936年的新文化运作，这时期的文化主题是“革命与自由”。革命的倡导者祭起的法宝便是“争自由”，对于“革命”持质疑态度的“自由人”同样标榜自由。1937年至1949年，中华民族被迫拖进灾难的战争岁月，此时代的新文化核心价值是“民族与民主”。以中国大陆为主导空间，1950年至1977年的中国文化乃是在理想的激励和阶级斗争主题的促动下进行的运作，“理想与斗争”是这个时代文化运作的突出主题。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历史阶段，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正本清源，改革被赋予时代伦理的正当性，开放成为锐不可当的时代潮流。1992年以后，历史进入类似于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时期，多元价值观念的形成，伴随着多媒体时代来临，这个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时代文化以“多元与和谐”为主题，持续地演绎着新文化的活力与精彩。[3]13这样的时代结构安排符合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节奏感，也凸显出各个时代中国文化的特性与深刻内涵，同时还体现着从文化角度重新更加精准地把握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学术思路。如果从历史的时代划分，抗日战争应始于1931年，但抗日战争初期到抗日救亡运动全面爆发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化界仍然围绕着革命与自由的时代主题展开热烈的争持、论辩，以至1936年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处在筹备之中，因而，中国现代文化重点转移到“民族与民主”的时代主题的确是从1937年才真正实现。这样的时代划分充分尊重了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文化的发展一般会同步于时代的节奏，但有时候会呈现出某种超前或“滞后”效应。文化史研究者应该注意从文化发展的自身节奏把握文化史的阶段划分，而不是简单地跟随政治历史的阶段理解和阐释文化历史。将1966年至1976年特定状况下的文化史与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史合并起来进行综合理解，并用“理想与斗争”作为时代主题的概括，这是本丛书的重要学术举措。尽管在极左思潮冲击下，后十年的斗争趋于激烈和非理性，但“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是与“十七年”相联系的，而且斗争的目标始终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点从十年时期《理想之歌》等代表性文化运作中可以看到。所以，将这十年与“十七年”合并为一个“理想与斗争”的文化时代，不仅是行得通的，而且顺便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国当代文化进行学术把握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一个重要的开拓。这部丛书的时间覆盖至2015年，呼应新文化运动正式兴起于1915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关于1992年至2015年的文化史论述，主要被概括为“多元与和谐”。经济的多元发展，社会的多元发展，是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积极结果；而文化方面的和谐主题，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特征，也是在多元开放局面下，进入新时代以后，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趋向和谐的一种时代性概括。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到和谐趋近，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努力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规律的体现。本丛书鲜明、准确地揭示了这样的规律，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显示出学术探索方面的成功和优势。这套丛书总体上是集体项目，集聚了数十位专家、学者、作家的聪明才智，是集体精心打造的学术品牌。尤其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上下卷，作为这部丛书的综论、总史部分，体现了这个研究团队的集体智慧，以及“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学术优势。丛书的每个专题史又大都是个人撰著，有的专题为两人合著，体现着个人学术专著的专精与学术风格上的统一。因此，这部丛书可以说既体现了集体项目的丰富、博大、全面、系统，又体现了个人著述的深入、专精、统一、细密。这样一种集体著述与个人著述的学术安排，体现出两种著述模式的共同优势，应该说是成功的。
丛书的各个专史研究和学术撰著都有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优势。
《中国戏剧文化百年史》的撰著人胡志毅教授长期担任中国话剧历史及理论研究会会长，是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掌门人”。他善于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代话剧，揭示出中国现代戏剧常常体现出“国家仪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形态。他认为中国现代话剧尽管是舶来品，但其文化特性与中国传统戏剧有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戏剧分为礼乐系统、艺术系统和文学系统三个明显的发展分支，现代戏剧文化同样延续了这样的格局。不过，中国现代戏剧引进了西方以编剧为主导的戏剧文化，因而在话剧和歌剧的发展中，文学成就明显高于京剧以及其他传统戏剧。于是，各个历史时期对于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戏剧主要是歌剧与话剧，如抗战相持阶段的《屈原》《白毛女》，后来的南明史剧，“理想与斗争”时代的《洪湖赤卫队》《海瑞罢官》，还有成为“改革开放”前导的《于无声处》《报春花》《乔厂长上任》等。《中国戏剧文化百年史》还充分关注文化市场的焦距转移对戏剧文化的影响，诸如音乐剧的兴起，还有兼具杂技歌舞表演因素的游乐场“炫惑”戏剧的热门化，都是在文化市场化形势下衍生的多元戏剧文化现象。这样的学术分析既符合文化史的实际，又有相当深邃的理论内涵。周仁政所著《中国学术文化百年史》表明，作者在学术上极具挑战性，他的学术积累、学术自信和学术开拓精神也确实能够支持他完成这一挑战性很强的学术任务。他的专著揭示出在现代社会，学术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术文化不一定只是学术研究者所关注的现象，它的许多影响力其实必然地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活动内容。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学术研究常常是个人的、少数人的，或者是隐秘的治学行为的结果，与书斋和私人空间密切相关，那么，进入现代文明阶段，学术已经成为社会交往、社会交流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更主要的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乃至社会事业的一项当然内容，因而它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甚至成为影响到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公共文化形态。学术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性。不少学者都曾为中国学术问题的“政治化”痛心疾首，其实如果认真读这本《中国学术文化百年史》，就会明白，这是现代文化的一种必然，学术作为社会运动和运作的器具与道具，自然会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成色和发展态势形成直接的影响。丛书主编朱寿桐是这个研究项目出力最多的作者，他自著了《中国文学文化百年史》，合著了《中国电影文化百年史》，两本书都围绕着文化进行历史阐述，体现出历史阐析与理论阐析的双重深度。《中国电影文化百年史》为朱寿桐和王小波合著，面对着中国新文化的百年，正好是中国电影完整地走过一段历史周期的历史状况，作者揭示出百年的电影文化是此前的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新的媒介文化和艺术文化的过程性演绎。本书对电影曾经如何支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如何占据着人们精神艺术生活的主导方面，如何构成了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的一种集体记忆，进行了翔实的史学和理论阐述，并指出，电影曾经是这个世纪几代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的见证者和体现者。在城市，电影院成了人们最向往的娱乐场所，尽管在这里放映的电影常常并不通向娱乐；在乡村，去露天电影放映场看电影、会亲友，成了人们几乎唯一的一种狂欢行为，尽管电影里的狂欢其实与观众自己并无直接的关系。电影一直引领着中国的时尚，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标杆。此外，作者认为是电影文化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明星文化。电影文化还伴随着其他值得记忆的文化现象。电影院的建设史、设计史，应该是电影文化发展的物质烙印和艺术烙印，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电影票的印刷史、影院管理史，同样记载着电影文化的发展与变异，值得我们去仔细考察；电影海报的设计和张贴，报纸上连篇累牍的电影预告文字等，都生动地体现着电影文化的时代印记。当然，这部丛书还存在着一些设计上的缺憾，如电视文化，应该从传媒文化中抽取出来，因为中国电视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成为国人直接面对的主要文化载体，它兼容了传媒文化、电影文化、戏剧文化的功能与特性，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特别鲜亮又特别复杂的板块。在文学文化的历史叙述中，对幻想文学特别是科学幻想文学的文化叙述也相对薄弱。但瑕不掩瑜，这部丛书不仅是迄今最完备、最深入、最具理论水平和学术开拓性的现代文化史系列专著，而且会对今后的新文化史研究起到长久的影响作用。[1]叶青等.中国现代文化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2]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9.[3]朱寿桐.序言[A].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上）[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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