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颖 | 《人间词话》版本称谓的几个误区

《人间词话》，王国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专栏

冷眼

作者：夏志颖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导读】今人对手稿本《人间词话》的性质或有误解，整理词话时所普遍采用的“刊稿、未刊稿，删稿”三分法似是而非。“通行本”曾用以指称徐调孚校注本、王幼安校订本等，但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现今的研究，应予舍弃。在理论形态和版本样态上，为《人间词话》或王国维词学寻找“终极”的做法可能会劳而少功，《学报》本与《时报》本都不足以胜任这方面的学术诉求。

【关键词】《人间词话》  王国维  版本

翻看目前有关《人间词话》的各类文字，总能见到一连串的术语：手稿、删稿、未刊稿；手定本、初刊本、重编本……这些有关词话版本和内容的名词似乎是越来越多，它们纷至沓来，大有五色令人目盲之势，却不一定都能经得起推敲，以下试择几例稍做辩说。

01

习非成是的“未刊稿”与“删稿”

在有关《人间词话》的论述中，“未刊稿”与“删稿”是一组常见的概念，为了更准确地判断二者的性质，这里先得介绍一下《人间词话》的版本情况。

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说，《人间词话》最多只能有四个版本，以它们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是：

1.手稿本：该本大约写于1908年夏秋之际，一般认为其中共有125则，至于各条目的文字、次序、分合，学界仍有细微分歧。王国维生前，此本不为人知，他去世后，赵万里、王幼安因身份的便利，先后披露了其中不少内容。该手稿原件现藏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已有多家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下文的引证均据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所收录的手稿整理本。

2.《国粹学报》本：64则，其中有63则取自手稿本（文字有润饰），连载于1908年11月至1909年2月的《国粹学报》（总第47、49、50期），下文称《学报》本。

3.《盛京时报》本：31则，主要内容系据手稿本与《学报》本重新编选而得，与《学报》本重合甚多。1915年1月连载于《盛京时报》的“二牖轩随笔”专栏中，前有题记：“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下文称《时报》本。

4.朴社本：64则，1926年北平朴社据《学报》本出版的单行本，除了改动《学报》本的个别误字外，二者内容相同，可以视作同一个版本。

迄今为止，不管有多少家出版机构，出版了多少次《人间词话》，其基本内容皆源出以上四种。明乎此，再来回顾“未刊稿”与“删稿”的来龙去脉。

最早使用“未刊稿”一词的是赵万里（王国维弟子、助手）。1928年，他在《小说月报》（第19卷3号）发表了《〈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一文，其中据手稿本《人间词话》辑出44则不见于《学报》本的未刊词话，并有案语：“以上均见《人间词话》手稿。”又附录了从他书辑出的王国维论词文字4则，也都注明了出处。在这48则词话之后，是“论诗文及通论文学”的若干则。赵氏此文名曰“《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突出《人间词话》的地位并无问题，因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内容最多最集中。

“删稿”一词首见于王幼安（王国维次子）校订本《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与《蕙风词话》合刊）。该本分为三个部分，可视为三卷：卷一题“人间词话”，即《学报》本（朴社本）的64则；卷二题“人间词话删稿”，收赵辑的44则，另据手稿本补辑5则，共计49则；卷三题“人间词话附录”，收散见于各书的王国维论词文字。此前不少二卷本《人间词话》，往往将已刊的64则词话归为上卷，将辑自手稿的未刊词话与他书的论词文字统归入下卷，这种做法使得《人间词话》的体例淆乱，显然不可取。当是有鉴于此，王幼安将所有不属于《人间词话》的文字一律移入“附录”；但他用“删稿”来指称手稿中未曾刊出的部分，却又易导致新的误会。

将赵、王二人的校辑工作合而观之，虽说用词有“未刊稿”与“删稿”之别，但内涵可以相通：从客观的刊布结果来说，所有未曾公开发表的都可以称是“未刊”，而之所以“未刊”，当然是因为作者的删弃，故而从主观选择的角度来说，称为“删稿”也能成立；是以王幼安全盘接受了赵万里的“未刊”校辑，并无异议。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赵、王二人都对手稿本中的部分条目有所保留（赵本留下18则未辑，王本留下13则未辑），他们既然能热心地从他书辑录王国维的论词文字，却仍不愿将词话手稿中的文字悉数录出，这其中究竟有何原因？二人取舍手稿条目的标准又是什么？

遭赵、王舍弃的手稿条目，有的语涉标榜，如第24则“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第26则“开词家未有之境”“古人亦不如我用意”；有的全系抄撮前人词话，如第64、65则分别摘录贺裳《皱水轩词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未有己见；还有数则手稿涂改过甚，辨识不易，如第92、93等则。除了这些可以想见的原因，其余几则遭舍弃的原因实在无法揣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见到了手稿本的真容，他们对其中的标识符号、圈改痕迹等做了详细的考察。刘烜《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云：“读了手稿，我看到未刊的词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王国维本人用毛笔删掉的，共九则，这当然是删稿。第二种是作者并未删去，却尚未发表。……这些称之为‘未刊稿’，也说得过去。”（《读书》1980年第7期）有感于王幼安校订本把“未刊稿”都称为“删稿”，“不利于分清原稿上的两种情况”，在随后发表的《人间词话（重订）》[《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中，陈杏珍、刘烜首次将《人间词话》手稿中未曾发表的部分再细分为“未刊稿”与“删稿”两类：“《人间词话》的手稿中，有一部分是作者删掉的，我们标出‘删稿’，列为附录，另有一部分是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我们标出‘未刊稿’。”这种将“未刊稿”与“删稿”并置的做法，为此后大量的《人间词话》整理本所继承。

应予说明的是，王幼安肯定见到了手稿中的标识，在其校订的《人间词话》“删稿”部分，有数则加注了案语，如“此则在原稿内已删”“原稿此则已删去”等。按照他在《校订后记》里的说法，其“删稿”收录的是王国维所“删弃”者，也就是说，王幼安校定本的“删稿”已包含了删、弃二者，他和赵万里在辑补《人间词话》时，并没有以手稿中的圈改涂抹为据。由此可知，目前所普遍采用的“未刊稿”与“删稿”，其内涵已经与它们的发明者赵、王二人所用不同，条目序号也无法对应。更进一步说，赵、王二人虽用语有别，但都是将《人间词话》的内容分为两类，也就是根据公开发表与否作为分类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说是客观的。后人将《人间词话》分为三类，引入了一条新的标准，即手稿中的圈识标记。但问题在于，通过圈识标记还原作者的初衷必然可行吗？

彭玉平在详细考察了手稿本的标序和圈识后认为，王国维在择录若干则拟发表于《国粹学报》之前，起码经过了三次斟酌调整的过程，“可能第一次标号至‘二’就没有进行下去”，“第二次标序至‘十八’而止”，“在发表时又做了第三次排序，不过，这次排序没有在手稿本上标识出来”（《人间词话疏证·绪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循此思路观照手稿本中的三种删除标识（一是为被删条目加框，类似于圈号；二是在被删条目各行的上下端加括弧；三是墨笔涂抹被删条目），我们不禁要问：三种删除标识有没有区别？是不是分批次出现的？在标识删除条目时，是否也有中途而止的可能？要知道，王国维从未想过要公开这份手稿，当然也不会非要自觉地通过圈识标记来完整全面地表达意图——手稿常常就意味着不确定与未完成。故而，将未刊部分细分为“未刊稿”与“删稿”的做法，看似较以往精密了，却又免不了有一厢情愿的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年来出版的《人间词话》，言及“未刊稿”时，都列出了50则，这也不太合理。赵万里与王幼安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时报》本的存在，所以他们对“刊稿”的理解就是64则（《学报》本/朴社本），但今天既然已经知道《时报》本的31则已刊稿，则对“未刊”的判定理应有所更新才是。比如，手稿本第45则（言气质，言神韵……）、第70则（宋直方之《蝶恋花》……）因不见于《学报》本（朴社本），皆被后人归入未刊稿，但其内容早已见诸《时报》本；第69则（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第71则（《半塘丁稿》中和冯正中……）在《时报》本中合并为一则。滕咸惠在《人间词话新注·修订后记》（齐鲁书社1986年版）中就曾指出“这四条其实是不应叫作‘未刊稿’或‘删稿’的”。还有同样被视为未刊的手稿本第90则，该则论《草堂诗馀》和《绝妙好词》，内容也已并入《时报》本的相关条目。由于《时报》本长期湮没无闻，后人对“未刊”的认定都是基于手稿本与已刊的64则的对勘；而在《时报》本已经进入学界视野的情况下，旧有的“未刊稿”自然就名不副实了，继续沿用，只会增加认知上的混乱，而不少论著对上述几则条目“未刊”原因的某些分析，当然就沦为无的放矢。

02

昨是今非的“通行本”

王幼安《人间词话·校订后记》云：“兹以通行之中华书局排印有校注本为据。”这里所说的通行之本当为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的徐调孚校注本，该本源出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的徐调孚《人间词话校注》。王幼安在校订时，依据《人间词话》的手稿补充了“通行本”未载的4则，以致这一新的校订本与徐氏“通行本”的内容、序号不能完全对应；而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都以“通行本”指称王幼安校订本。又，周锡山在《〈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说“赵、徐、王的通行本影响很大”，他将赵万里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与上述徐、王二本统称为通行本，这自然有问题；且不说赵万里的只是一篇辑补文章，根本算不得《人间词话》的“版本”，即使他与徐、王二本存在些源流关系，三者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由此看来，诸家对“通行本”的使用似乎是各取所需，这大概表明，对“通行”的认定会有点主观性，因人而异。而且，“通行”也可能受到时空的限制，此时此地的“通行”，移诸彼时彼地，就未必“通行”。在《人间词话》的整理者、出版者相对较少的时期，使用“通行本”也许还不太容易产生误解，但目前坊间充斥的各种《人间词话》已经数不胜数，相较于晚出的整理本，赵、徐、王三家都未能完全披露手稿全文，有此硬伤，三者将不再“通行”是必然可以预见的，因此，在指称《人间词话》的版本时，应当逐渐弃用“通行本”一词。

03

似是而非的“终极版本”

对于《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性质与地位，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在王国维词学思想中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也有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时报本’不但不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样态，而且也谈不上版本的‘经典’性，虽然‘朴社本’与‘学报本’内容无异，但维护‘朴社本’的终极理论形态和终极版本样态是毫无疑义的。”（于永森《也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问题》，《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哪种观点更有道理，相关论文俱在，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但“终极版本”这个词，难免会使人联想到盖棺定论之类的话，而这又未见得妥当。不论从态度上，还是实际作为上，都可以确认，晚年王国维对各版《人间词话》都不满意。

先看王氏对《人间词话》的态度。《学报》本发表后，反响平平，此后《时报》本的发表亦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随着王国维学术声望的急剧攀升，其早年著述引发了学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兴趣。在此背景下，出版社有意出版《人间词话》的单行本，负责此事的陈乃乾曾致信王国维征询意见，王氏先后回复过两封信：“此书弟亦无底稿，不知其中所言如何。请将原本寄来一阅，或有所删定，再行付印，如何？”（1925年8月29日致陈乃乾函）“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1925年9月18日致陈乃乾函）从中不难觉察到王国维对出版《人间词话》之事的冷淡态度。王国维去世后，许多友人弟子都记录了他讳言《人间词话》的情形：

（王国维）少壮治文学、哲学、教育学。……其壮年所治诸学，稍后辄弃之不乐道。（赵万里《〈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

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年才有印本的，我在他死前竟未见过此书。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胡适1935年8月24日致任访秋函）

王国维先生晚年在清华教书时，有人询以《红楼梦》及论词主张，王辄瞠目以对，说是从来没有这回事。（林东海《师友风谊》转述罗根泽语）

（王国维）晚年绝口不提《人间词话》，有时盛赞皋文寄托之说，盖亦悔之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8月1日引张尔田语）

这些记载正好呼应了“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足证晚年王国维对《学报》本并不满意，研究者也就不能固执地认为王国维在1925年通过单行本确认了他早年的词学观点。就此而言，强调朴社本是“终极理论形态与终极版本样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另一方面，王国维宁愿出版自己不满意的《学报》本，也从不提及《时报》本，其中的原因，要么是无意识地忘记，要么是有意识地回避，无论是哪种情况，当发生于友人询以词学著述时，都能说明他对《时报》本也不看重。“王国维词学思想”是一个复杂的范畴，除了《人间词话》，还应当包括学术论文（如《清真先生遗事》）、词籍批校题跋，乃至词体创作中隐含的观点等，其中不少都产生于《时报》本之后，而且与《时报》本的一些说法也不尽相符。可以说，《时报》本的“被冷落”实系王氏有意为之，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中，它无力胜任“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的赞誉，其价值不用太过拔高。

再看他的创作实际与词话的矛盾。《人间词话》认为“词最忌用替代字。……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朴社本第38则/《时报》本第18则），又说“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朴社本第58则），这里的“忌用替代”无疑是兼指诗词的，但王国维于1912年3月在日本京都作长篇七古《颐和园词》记清末史事，此诗甚有时誉，首句即以“汉家”替代清王朝。1917年3月在上海作《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首二句“安期先生来何许，赤松洪崖为伴侣”，也以传说中的古代仙人代指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与富冈谦等人。朴社本第59则中，他认为排律在各种诗体中地位最下，因其“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但当1913年2月隆裕皇太后去世时，王国维作五言排律《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并且对此诗“颇为满意”（王国维1913年2月24日致缪荃孙函），可见排律能否“寄兴言情”，亦因作者而异，词话所言，显然武断。另外，静安诗中还有大量的挽诗、寿诗、题图之作，与其词话中的超功利文学观也相左。朴社本第57则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反观他的后期诗作，诗题中某太守、某观察、某少保、某中丞等，触目皆是，清人郑燮曾对以诗歌做无聊应酬的现象深恶痛绝：“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满纸人名，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王氏诗作正恐难逃板桥之讥。

王国维自称“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手稿本第24则），还说“词人观物，需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手稿本第74则），朴社本和《时报》本都对吴文英词极为鄙视，但他后来写下一阕《霜花腴·梦窗韵补寿彊村侍郎》（1919），以长调寿词次韵吴文英原作，将自己宣扬的禁忌一一犯遍。手稿本和朴社本都对张惠言（皋文）解词时的深文罗织大为不满，《时报》本第29则也批评张氏《词选》“固陋弥甚”，但据张尔田之说，其晚年“有时盛赞皋文寄托之说”。

初撰《人间词话》时，王国维年甫过三十，勇于立论，词话中有许多精彩的意见，也有一些偏激的观点。在学术转向后，王国维以朴学闻名海宇，不再有专门的词学著述发表，但其文学写作一直未有大的间断。时过境迁，他对词体乃至文学的认识发生变化亦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这种变化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显现于世人眼前。他在致陈乃乾信中所说的“或有所删定”终究未能实施，所以就词学而言，我们无法确知王国维晚年定论的详情。要言之，朴社本与《时报》本实质上都是特定阶段的产物，无视这一点，而执着于在“理论形态”和“版本样态”上为《人间词话》找一个“终极”，恐怕既不可行，也无必要。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3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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