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阿多诺的《黑格尔三论》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黑格尔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不是为了驳倒黑格尔，而是为了拯救黑格尔思想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非同一性和中介性。通过分析《黑格尔三论》中3篇文章的主旨，本文将分别指出，第一篇文章指向了黑格尔思想中的非同一性，第二篇文章指向了黑格尔思想中的中介性，第三篇文章则指向了非同一性与中介性的结合。
【关键词】非同一性 中介性 阿多诺 《黑格尔三论》
虽然对阿多诺一生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思考和写作而言，《否定辩证法》可以说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缩影，但也不可忽视他对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批判性继承在其思想的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战后教学的18个年头中，阿多诺足足有13门课是专门讨论黑格尔哲学的。这些课程覆盖了黑格尔的所有主要文本。除此之外，他的思考与写作始终熟练地运用着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可以说，阿多诺对黑格尔的严苛批判实际上恰恰表明了他对黑格尔思想内核的赞同与欣赏。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是也。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仍旧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思想中所蕴藏的同一性(identity)和直接性（immediacy）仍旧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由于在理论方面极其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因此它也连同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势一起体现了出来。只不过这种体现被黑格尔明面上对直接性和同一性的追求所掩盖。阿多诺对待黑格尔的态度就因此体现为两方面：反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同一性，拯救其中作为非同一性的否定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黑格尔三论》完成了对海德格尔的黑格尔阐释的批驳，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真理，即“否定性”(negation)的拯救，阿多诺才能紧接着以这一被拯救的否定性为生长点展开对非同一性(non-identity)和中介性（mediacy）的具体论述。虽然阿多诺在《黑格尔三论》的第三篇《晦涩，或者该如何阅读黑格尔》中提出了“星丛”(constellation)概念，认为真正触及客体本身的思想以及文本不应该具有某种本质性的核心，但是在《黑格尔三论》的“后记”中，阿多诺如此说道：“这三个部分[1]相互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独立，被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似乎重复着特定的动机；但无论如何它们又总是变换着角度。”这段话足以表明，我们仍然可以借助某个线索来将这本书中的三篇文本统一起来。本文认为，这个线索就是非同一性与中介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联。总而言之，阿多诺与黑格尔之间的深刻关联固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仅仅有如上那般外在的论述还远远不够。
《黑格尔哲学诸方面》一文所面对的现实语境是什么？答案是：如何评价黑格尔。阿多诺认为：“仅有一种批判尊重黑格尔，它不因为害怕一种（似乎无论如何都会出错的）批判运作的那近乎神话学的错综复杂而气馁；并且去探究黑格尔本人所探讨的整体，而不是仁慈地承认或者冷漠地否认黑格尔的功绩。”[2]2他要求我们既不能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某个环节抬高为体系的代表，也不能就用某个独立于体系之外的概念来作为体系的抽象代表，而是必须就黑格尔哲学本身所探求的整体来理解黑格尔哲学。这个整体就是黑格尔的观念论对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尊重：主客同一的构建。黑格尔的观念论所承袭的这个任务甚至可以一路向上追溯到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开启了以主体为一切真理之根据的近代主体哲学，但是笛卡尔的自我只能怀疑而不能肯定，因此笛卡尔哲学中切实保证了世界之真实存在的不是自我，而是在无可奈何中又请回来的上帝。直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才让主体首次能够参与到世界的构造之中，其代价则是现象（appearance）和物自体（thing-in-itself）的两分。在康德的哲学中，世界不是丝毫无改，而是被主体自身的结构所形成的透镜构造过，从而作为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是这种被构造过的现象，而客体自身即物自体永远不可能被我们认识。这样，至康德为止的关于主体的诸种学说就无法触及客体自身，而仅仅触及了现象。换句话说，客体自身不可知。是故阿多诺指出：“早在康德那里，这隐秘的动力源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分裂为主体和客体的世界——在其中，我们好似自身构造物的囚徒，只与现象打交道，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2]4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彻底地规定主体，从而能够穿透主体的迷雾触及客体自身。但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尽管我们可以追问说，只要彻底地摸清楚主体自身的结构，不就可以据此倒推出客体自身在被主体构造之前的模样了吗？但由于我们赖以认识主体之结构的恰恰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因此上述做法与其说是通过倒推清除透镜，不如说是在透镜前面又加上了一层新的透镜。这一点在康德理论中就已经有所表现。在康德那里，物自体并不仅仅包括客体，也包括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对主体的认识同样也被限制在了现象的层面。为了解决对主体自身的认识问题，黑格尔可谓煞费苦心。他在其《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表明他要在这部书中解决康德哲学无法触及物自体尤其是作为物自体的主体的问题。通过将那些对主体的规定（黑格尔将其称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辩证生成的顺序关系，黑格尔不仅得以将已有的对主体的一系列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规定都看作是真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必然的辩证生成的关系论证了，所有这些关于主体的规定囊括了一切可能的对主体的规定——意识开始于《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感性确定性”，并终结于最后一章的“绝对精神”，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紧密相扣，没有空隙。也就是说，意识不再对它自己的诸种形态如何产生一无所知，直接的东西变成了有中介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可以主张意识能够把握它自己的全部起源。明白这一点之后的意识就初步具有成为精神的可能，但它实际成为精神又必须通过辩证法的辛勤劳动穿透所有的意识经验。因此，《精神现象学》就是要带领意识走过这条道路，从而将意识教化成为精神，也就是将处于主客分裂的境况并缩于主体性之中的意识带到主客同一的光天化日之下。而一旦意识成为实现了主客同一的精神之后，就可以在《逻辑学》中直接去思考真理的内容，而不用担心这种思考究竟是否符合对象本身。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主体无法触及客体本身的关键之处在于客体的直接性。或者换句话说，客体直接地出现在主体面前就意味着主体没有触及客体的起源，因而也就没有能够触及客体本身。然而只要客体还不是通过主体造就的，那么不管如何向客体的背后去追溯它的起源，它所追溯到的那个起源就仍然会成为一个新的直接的东西，从而阻挡主体同客体的真正同一。这样一来，黑格尔的选择就只剩下一个：让主体成为那个造就客体的东西。这同时也是我们赖以评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思考成功与否的标准。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所考察的是诸种意识形态，它们在康德的哲学中对应的是经验中来自主体的主观形式。对这些主观形式的辩证论述意味着让意识自身成为经验的源头，从而在自我的方面打破主体与客体的鸿沟。但是康德哲学中构成经验的不仅仅有来自主体的主观形式，还有在主体之外的客体，正是这些客体提供给主体以感性杂多。换句话说，黑格尔仅仅是通过触及主体自身从而论证了物自体就其主体的方面而言可以被触及的可能性，但他所遗漏的对对象自身的触及使得主客体并没有完全得到同一。因此，黑格尔归根结底只实现了主体对自身的绝对主宰，那个在主体之外的客体作为杂多，作为偶然性，被轻率地掩盖于主体对绝对自我主宰的兴高采烈之中了。事实上，黑格尔也并没有实现主体对自身的绝对主宰，这一企图既在辩证法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也在辩证法中取得了最大的失败。正是辩证法那种试图使主体意识抽身而去并让位于意识现象本身之进展的做法，使得黑格尔显著地同那种以为主体随意的主观意志可以造成世界真实的变化的唯我论区别开来。也正是在思辨逻辑的必然推进中，主体冷眼旁观它自己如何造就自己，同时也就让直接性从作为节点的它自己身上转移到了作为过程的辩证过程，亦即否定性上。于是在辩证法中，黑格尔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主体对自身的主宰：它能够透视自身的转变历程，又以极大的努力保留了个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两种实际经验——意识形态之转变的不可预料以及客体对象的不可掌控。正是在上述理解中，那两种实际经验被阿多诺对应于两个不可被主体同一化的客观存在：社会劳动和自然。在《黑格尔哲学诸方面》一文中，阿多诺正是要发掘黑格尔哲学中对客体的敬畏因素：“正如康德认为的，没有理性和建构者的主体条件，任何世界和被建构者都是不可能的；添加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我反思就是，如果脱离事实性的主体，从而最终就是脱离那些并非单纯主观的事物，脱离‘世界’，那么任何建构者，精神的任何生产性条件都是不可能的。”[2]7正是由于客体不可能完全被主体所同一，因此辩证法才可能推动概念的运动，从而避免独断论。阿多诺进一步将客体中不可被主体同一的要素归属于社会劳动中：“黑格尔是如此坦率地将自身交付给了其对象的规定性，其实就是交付给了社会的客观动力。”[2]6客体被主体完全同一化的不可能，恰恰表明了现实不可能被完全化约为精神。[2]11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性之所以对主体来说是直接的，恰恰因为它来自那不可被主体同化的客体，这个客体就是真正的现实：社会劳动。因此，一切唯心主义，包括科学实证主义、观念论和现象学，它们都必须预设一个思想无法触及的绝对者作为其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内，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在这个界限之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改变世界。
客体之所以被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的独立存在，就在于它对主体表现出直接性来。换句话说，客体在进入主体的认识之中时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面貌出现了，而主体对它为何呈现出如此这般的面貌一无所知。从这个思路出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通过把直接性解释为其中必定同时也包含有中介性，从而实现了主客体的同一。《黑格尔哲学诸方面》一文主要论述了主客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关系，但这种论述已经建立在对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关联的理解之上了。这种对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理解则在《经验内涵》中成为主题，从而得到了详细的论述。在《经验内涵》一文的开头，阿多诺直指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对黑格尔“经验”概念的阐释，力求澄清如下一点：“黑格尔将经验理解为‘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这与那些将经验假象为一种存在的方式，假想为一种前主体的‘发生事件’或者‘澄明者’的努力根本不是一回事。”[3]也就是说，阿多诺在这篇文章中解释黑格尔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批评海德格尔哲学，这一批评的思路可以概括如下：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哲学，而海德格尔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证主义哲学，因此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违背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内核的。上述思考中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立场十分常见，但把海德格尔哲学也看作是一种实证主义哲学的观点则有些独特。海德格尔本身就极力反对实证主义哲学，除此之外，海德格尔的主要批评者之一的施特劳斯把海德格尔作为历史主义的代表与实证主义并列在一起作为两种思想来进行批驳。因此，要把海德格尔哲学解释成一种实证主义哲学，那就必须花费一番工夫来取得这种解释的视角。阿多诺是从“客观性”“直接性”“中介性”这3个概念出发来取得这一视角的。在他看来，黑格尔是通过“直接性”来理解实证主义哲学中所谓的“客观性”的。从实证主义的视角来看，说某种认识具有客观性，就是说这种认识不是通过意识的加工处理而形成的，也因此对于意识来说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实证主义的客观性认识指的是一种其起源并不在意识这里的认识。而海德格尔提倡一种对“存在”的直观，希冀从“存在”那里获得直接的因而其起源就与意识完全无关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思想也就是一种实证主义式的思想。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直接性和中介性是相互生成、相互中介的，这两者缺一不可。他煞费苦心地将这一对似乎相互矛盾的概念结合到一起绝非心血来潮。如前文所述，这种仅仅具有直接性的认识无法被证明是关于客体自身的认识。除此之外，阿多诺在黑格尔的思考中还看到了更具批判倾向的东西。如果说一切对意识来说是直接的东西其实必须以意识作为中介才是可能的[2]50，那么实证主义认为不被意识所中介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真理，这无异于在宣称现存世界的永恒合理性。实证主义掩盖或者忽略了认识的真正来源，因此当现存世界表现得不合理时，意识将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作为现存世界之根据的东西，于是也就不知道从哪里才能够改变现存世界。因此，与中介性相分离的直接性代表着意识对现状的无能为力。更加明白点说，阿多诺认为实证主义代表着对资本主义永恒合理性的证明，而黑格尔的哲学通过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结合批判了实证主义对现状从而也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如果说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黑格尔解读的批评是《经验内涵》一章中赞同黑格尔的方面，那么在这一章中阿多诺还从非同一性的角度批判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在阿多诺的解读中，黑格尔的辩证运动是新对象产生的过程，而黑格尔的“意识经验”指的正是这一过程的具体机制。一方面，阿多诺称赞黑格尔对这种新对象之产生的把握和论述；另一方面，阿多诺批评黑格尔没有正确地将这种经验归结到社会历史的劳动经验上，而是归结到了绝对主体的自身运动经验上。因此，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的绝对主体始终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绝对主体的总体性无法最终将客体包裹进自身之中。换句话说，绝对主体始终要面临其内在具有的非同一性，始终会经验到一种客体对它的否定。这种否定性曾经催动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自身辩证运动，但黑格尔用他自己对绝对主体性的偏执追求掩盖了这种否定性的真正来源——社会历史劳动，因此对于黑格尔哲学亦即对于一切主体性哲学来说，否定性都会是一种绝对的经验。黑格尔哲学的功绩在于高扬了否定性的力量，其过错则在于强行要让这种否定性终结于同一的肯定性之中。因此主体性哲学本来可以凭借对这种否定性的经验来跃入它真正的现实来源之中，却再一次在对同一性的迷醉中屈服于直接性。出于对奥斯维辛的创伤性记忆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极权和专制的批判维度，阿多诺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认为观念论的主体不可能将客体完全纳入自身之中。这一批判借助“概念与非概念的非同一性”展开，其中的概念和非概念实际上指代主体和客体，因此“概念与非概念的非同一性”就必然内在包含着如下推论：对主体来说，客体具有某种不包含有中介性的直接性。这一结论显然违背了阿多诺对黑格尔的赞同。在阿多诺看来，科学实证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无法被中介的直接性。用资本主义批判的话语来说，这种直接性意味着把现成世界也就是当前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当作是主体无能为力的真理接受下来。只有这样，黑格尔对“直接性—中介性”的论述才可以说包含有激进革命因素。因此，阿多诺思考的矛盾就展开如下：一方面，要批判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必须保住直接性中的中介性；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奥斯维辛的再次发生，又必须保证客体中的非概念性、非同一性，因而就是要保证一种不被中介性所浸染的直接性。对这一矛盾的思考和解决就进一步构成了阿多诺后来提出“星丛”概念的目的——既尊重客体的非同一性，又保有主体对现成的反思批判的能力。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何阿多诺会在《黑格尔三论》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进行一种语言学式的讨论。简而言之，近代哲学传统所认可的清晰明白的论述语言只是为了主体理解的方便，这种论述形式根本不尊重客体本身。黑格尔著述的论述语言之所以一度被认为“晦涩”，是因为他致力于对客体本身的把握来运用语言。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语言由于其本质上的普遍性，注定无法真正完全地把握客体的所有内容。[4]于是，一方面阿多诺赞同黑格尔语言的晦涩，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指出哲学必须承认概念对客体的权力是有限的。将哲学规定为因素的组合、规定为星丛的提法就是阿多诺所给出的回答。主体在诸多客体的要素中选择并组合，从而照亮客体的某个部分，但又并不将这种组合看作是客体的全部本质。这样一来，阿多诺就从客体所保有的直接性中去除了不可理解的含义，同时又保证了客体的自由——既尊重了主体，又尊重了客体。于是，阿多诺的文本也就如同黑格尔的文本一样，对于近代主体哲学的头脑来说是既不清晰也不明白的。综上，阿多诺对“如何阅读黑格尔”的讨论也就同时是对“如何阅读阿多诺”的讨论，语言学式的讨论同时也就是对主客关系的讨论。
当我们开始思考“如何阅读”某个文本时，必定是已经在文本中碰见到足够棘手以至于不解决它就无法继续下去的阅读难题。对阿多诺而言，黑格尔的伟大体系性著作尤其是他的《逻辑学》，由于其对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变得难以解读。黑格尔哲学的体系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体并不脱离于其部分而单独成立，其部分又必须根据某种整体的安排而获得自身的真理性。这就否定了两种通常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第一，用一个不同于体系中每一部分的概念来独立概括这个体系。第二，把体系中的某个部分的地位抬高以便将其作为整个体系的代表，从而借助这个代表来概括这个体系。第一种方式使得整体重新与部分脱离开来，第二种方式则让部分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阿多诺才会认为：“在伟大哲学的领域中，黑格尔的确是唯一的一个，我们不能直接从字面知道，不能简明地决定，其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在黑格尔这里，这样一种决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没有文字支持的。”[2]68从整体上把握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难处不在于无法确切概述其目的，阿多诺自己就非常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目的：“应该成为整体及其结果的东西，主体—客体的建构。”[2]70这一难处的要害在于，这一目的必须通过体系的每一步骤才能充分地完成并实现自身。正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使得黑格尔的行文以某种特殊的形式组织起来，并进而造就其文本“晦涩”的评价。在阿多诺这里，“晦涩”不仅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且就黑格尔哲学思考所意图实现的目的而言，是一个褒义词。人类知性在其理解能力的限度之内制定了所谓“清晰性”和“明白性”的标准，对超过其理解能力的事物则冠之以晦涩的骂名。因此，一个文本越清晰明白，就越显出主体性的暴力；一个文本越尊重客体，就会越发晦涩。阿多诺用一长串哲学史的讨论勾勒了“明白性”（certainty）和“清晰性”（clarity）这一对概念的谱系。这对概念最初是在笛卡尔的哲学原理那里得到规定的，在阿多诺看来：“笛卡尔为了理解的目的而定义明白性和清晰性。知识本身按照其本身性状来说是否满足这两条标准，仍然是没有结论的。也就是说，这也是为了方法起见。”[2]73笛卡尔对明白性的定义实际上奠定于感性，是在眼睛的功能中，在广延的空间中，从几何学的静态标准中获得的。因此，这种标准已经预先把它的对象设定为一种静止的对象。换句话说，它否认一切流动变化的事物，而如果有什么思想涉及了这种运动着的事物，就会被这种标准拒斥。对流动事物的把握造就了思想的晦涩，思想的晦涩造就了语言的晦涩。悖论随之出现：“不明白的东西，没有固定轮廓的东西，不对物化唯命是从的东西，要将它们明白地说出来，那么就是要将脱离固定视线或者全然不可及的那些因素以最高的清晰性标示出来……任何哲学都允许被定义为一种努力，即说出人们不能说的东西；帮助表达出那非同一物，尽管这表达总是要将它同一化。黑格尔尝试这么做。因为根本不可能直接地说出，因为任何直接之物都是虚假的，并且因此在表达中必定是不明白的，所以他才不知疲倦地以中介的方式来言说它。也正因为如此，他呼唤那仍然很成问题的总体性。”[2]75在阿多诺看来，虽然黑格尔触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非同一的关系，但他过分相信哲学语言的表达能力，以为“可以在没有陌生物的这种添加发生的情况下，以他曾说过的方式说出不可说的东西”[2]91。因此，黑格尔把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用在了主体对客体的同一化上，这使得黑格尔哲学语言中的模糊性最终成为一个致命缺陷。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阿多诺从一开始就把非同一性理解为更加根本的关系结构，在这一基础上，哲学对现存世界的中介功能就不再是表达和同一，而是星丛式的模仿：“将哲学规定为因素的组合，在质上是区别于组合中任何因素的单义性的，因为因素组合本身多于它的诸因素的总概念，也是不同于这诸多因素之总和的另一种东西。星丛不是体系，不能调停，所有因素都不是融入星丛之中，但是一个因素照亮另一个因素，而且将诸多单个因素一道构成的形象，就是确定的符号和可读的著作。”[2]91如果说语言的晦涩是非同一性的体现，那么由对非同一性的明确反思而建立起来的表达语言就不再以晦涩作为其缺陷。阿多诺的论述向我们表明，如果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为深刻的表达，那么通过将辩证法“自身的逻辑贯彻到底来牺牲其逻辑的一贯性”[2]110，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逻辑贯彻到底来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通过非同一性而建构起来的星丛同时也就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瓦解，这可以说是对主体的中介能力的尊重。从这种“非同一—中介性”的关系结构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阿多诺后来提出的“否定辩证法”。注释：
[1]指收录在《黑格尔三论》中的3篇文章。
[2][德]阿多诺.黑格尔三论[M].谢永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3]参见[美]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M].陈虎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在这部著作中，皮平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康德的纯粹直观究竟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指向了黑格尔对康德的一个创造性误读：康德的纯粹直观实际上已经是某种最低限度的概念。进而言之，在意识看来，即便是最为直接的东西，实际上也已经是意识参与并构造的产物。是故阿多诺才会在《经验内涵》一文中指出：“这一点可以这样简单地解释，即例如所谓的感性印象，旧的认识论将所有的知识都回溯到它，但其本身不过是单纯的构造物。”
[4]参见[美]查尔斯·吉尼翁.剑桥海德格尔研究指南[M].李旭,张东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1.“正如上面提到的，阿多诺把不同之物的等式的根源一直追溯到语言结构上去，而语言结构又脱离不了它所植根的社会逻辑。能指之所以越来越可被替代，是交换价值对社会领域的日益深远渗透的历史进程的后果，这个进程是通过合理化达到的……海德格尔也认为，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个遗忘过程，是深入语言中去的。不过，与阿多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德格尔不是把根源追溯到某个专属社会的进程上，而是把这种失忆理解为具体阐释实践的效应，包括对希腊词语及其所命名的经验误译为陌异的拉丁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论黑格尔的古典精神——以《精神现象学》序言的‘教化’为中心”（202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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