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 性格、友谊与死亡：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朋友们

专栏

思想现场

作者：张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导读】1940年9月25日，“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包港自杀，并于9月26日晚去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阿多诺、肖勒姆、布莱希特、阿伦特等声名显赫挚友的大力推动下，本雅明摆脱生前的寂寂无闻和被遗忘的命运，找到了自己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为什么不同的朋友眼中会有不同的本雅明？苏珊·桑塔格让我们意识到这和本雅明的性格缺陷有关。本雅明渴望摆脱孤独，构建星丛式的友谊，但又恐惧失去自我，努力在几个强势的朋友中艰难维持平衡以求星丛的稳定。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以后，本雅明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星丛友谊都面临重大打击，死亡似乎已经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关键词】本雅明  友谊  星丛

1940年9月25日夜，西班牙边境小镇包港的弗朗西旅店，一名从法国越境而来的无国籍男子服下随身携带的过量吗啡，在喘息、挣扎了近一天后，于9月26日晚10点前死去，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的死因则是脑出血。这名男子叫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一位生活上落魄潦倒、声名上鲜为人知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流亡者本雅明之死，构成了“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的新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格哈德·肖勒姆（1897—1982）、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汉娜·阿伦特（1906—1975）等声名显赫挚友的大力推动下，他从历史的黑暗中重新走出来，以罕见的才华和悲剧的人生照亮并震惊了世界，促使人们竞相阅读、诠释、研究、争论他的遗著与思想，从而像荷尔德林（1770—1843）那样在死后摆脱被遗忘的命运，找到了自己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没有朋友们的身后加持，就不会有蜚声世界的本雅明；但也正是因为朋友们的竞争性加持，今天我们似乎不得不面对多个不同的本雅明，所谓真正的本雅明消失了！究竟本雅明是谁？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得回到他那复杂的友谊星丛中去。

01

本雅明思想形象的

竞争性构建

本雅明是伴随着柏林这个现代大都市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和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一样，熟悉、喜爱甚至迷恋欧洲现代大都市生活。尽管1930年以后生活就日渐落魄，1931年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本雅明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接受朋友们的建议，移民美国、耶路撒冷或北欧，而是继续浪荡在巴黎这个19世纪的都城，过着一种有点苟且但非常自由自在的小资产阶级“王老五式”的生活。1939年9月3日，英法对纳粹德国宣战，本雅明随即作为敌对外国人被关进收容所近2个月。这一极端事件终于让本雅明决心逃离欧洲大陆，移民美国，和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等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会合。在焦急等待签证的过程中，本雅明创作了一份题为《论历史的概念》的手稿。1940年6月，德军进逼巴黎，本雅明把绝大部分笔记手稿托付给巴黎的朋友，携带《论历史的概念》手稿等少量文稿仓皇南下，先到波尔多，后到马赛。在马赛，他遇到即将去美国的阿伦特，于是托阿伦特将《论历史的概念》手稿带给阿多诺。9月底，本雅明终于等到美国签证，将随身携带的资料留给妹妹后，和一行人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计划借道西班牙，从葡萄牙的里斯本登船去美国。不幸的是，西班牙边检官员突然变脸，不仅不同意一行人入境，还威胁把他们遣返交给亲纳粹的法国警察。这成为压垮本雅明的最后一根稻草，绝望之中，他服下早就准备好的吗啡，这其间在一张明信片上留了几行绝笔：“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已别无选择。在比利牛斯山下的这个小村庄，我人生地不熟，生命即将结束。我请求您，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阿多诺，告诉他我已身处绝境。我的时间不多了，没法给想写信的人一一写信了。”戏剧性的是，本雅明死后，西班牙边检官员又允许本雅明的朋友们入境了！10月11日，最终抵达美国的同行友人致信社会研究所成员，详细通报了本雅明的死讯。10个月后，本雅明的妹妹托人将哥哥留下的资料带到美国交给阿多诺，其中包括较早版本的《论历史的概念》手稿。

本雅明之死让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们非常悲伤。1942年，霍克海默、阿多诺主编《悼本雅明》油印本小册子加以纪念，内含5篇文献，第一篇就是本雅明的遗作《论历史的概念》。1948年，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先后返回德国，在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1949年，阿多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50年任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并在1951年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实际承担起了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即便教学、科研、管理工作非常繁忙，阿多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亡友，与妻子一道辛苦工作多年，于1955年出版了2卷本《本雅明文集》，让本雅明在去世15年后第一次系统地回到德国思想界眼前，大放异彩，获得了其生前从未获得过的思想家荣光。1966年，阿多诺又与肖勒姆共同编辑出版了2卷本《本雅明通信集》，本雅明的思想形象得以更饱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很显然，为了更好地传播本雅明的思想，阿多诺不可能让本雅明那些未刊手稿以其实际的未完成状态呈现给读者，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在所难免。就《论历史的概念》而言，阿多诺应当是综合不同版本的手稿，对该手稿的段落序号进行了连续编码，对个别核心概念的术语表达进行了替换，对某些文字进行了微量的删改，同时把手稿的题目调整为更加好理解也更加学术化的《历史哲学论纲》。总之，阿多诺根据自己对本雅明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对本雅明托付给自己的未完成遗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编辑加工，以使之思想更鲜明，表达更清晰。

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思想形象建构遭到阿伦特的强烈反弹。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是本雅明的远房亲戚，1933年纳粹上台后，两人都流亡巴黎，这期间交往颇多，可谓知己。在阿伦特这位女性思想家看来，本雅明看似笨拙、忧郁、一事无成，却是一位才华横溢、具有独一无二创造力、水准堪比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文学批评家，但绝不是什么哲学家，不管是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肖勒姆意义上的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家！作为本雅明后期巴黎生活的见证者，阿伦特了解本雅明与阿多诺、霍克海默之间的思想争论，很为本雅明所受之来自阿多诺等人的严厉批判或思想挤压感到不平。1941年，阿伦特很不情愿地按照本雅明的嘱托将《论历史的概念》转交阿多诺，但她怀疑阿多诺这些“猪猡”是否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否定、隐匿这一手稿，结果阿多诺1942年就公布了，她只能悻悻然作罢。20世纪50年代以后，阿伦特一方面致力于反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建构，另一方面也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老师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与阿多诺构成了对立关系。以1966年阿多诺和肖勒姆编辑出版的2卷本《本雅明通信集》为激发点，阿伦特决定反击，先是写信质疑阿多诺篡改《论历史的概念》手稿，后于1968年在美国推出了自己编辑的本雅明文集《启迪》，并在长篇导言“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中炮轰阿多诺建构的本雅明思想形象，力陈本雅明绝不是什么有系统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深海“采珠人”，用碎片化的思想照亮“黑暗时代”。因为阿伦特的工作，本雅明在英语世界很快就声名鹊起，广为人知起来。

1969年因心脏病突发离世的阿多诺未必知道阿伦特对本雅明的思想建构，但同样活跃于英语学术界的肖勒姆显然很快就注意到了。因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肖勒姆就曾致信指责阿伦特缺乏“对犹太人的爱”，忘记了自己“从什么发展而来”，结果阿伦特非常直截了当地答复肖勒姆：自己只是出生于犹太家庭，但从来无意成为文化、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因此自己压根不存在犹太意识的觉醒问题。这一答复让肖勒姆感到震惊。如今，阿伦特居然向自己最珍视的、与本雅明的友谊发动攻击，力图篡改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已届七十高龄的肖勒姆行动起来，于1975年推出《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一书，以自己保存的几百封书信为基础，建构出了他心目中的本雅明。在肖勒姆眼中，本雅明的思想本底是犹太教神秘主义，原本他还可以更进一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始终徘徊不前；20世纪20年代初以后，本雅明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正是在布莱希特、阿多诺等的影响下，他从犹太神秘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但这种转向既不成功也没有让本雅明感到愉快，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压抑和禁锢了本雅明的思想活力。由于《论历史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肖勒姆对本雅明思想形象的建构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阿多诺和肖勒姆当年都反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交往，认为后者“粗犷的马克思主义”对本雅明的思想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而二者在编辑《本雅明通信集》的时候有意识少选了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通信。阿伦特对阿多诺和肖勒姆的这一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她看来，布莱希特之所以与本雅明的交往显得颇为粗鲁无礼，那是因为他生性冷淡，待人一向如此，但布莱希特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诗人，这使得本雅明能够超越粗鲁的交往方式和布莱希特建立诗人间的心灵之交。阿伦特的这一观点给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以很大启发，促使后者在《救赎美学：瓦尔特·本雅明》中为布莱希特与本雅明的友谊申辩，较为完整地建构出了一个亲布莱希特的本雅明形象。在2004年《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一书中，布莱希特档案馆馆长兼本雅明档案馆临时负责人艾德穆特·维茨斯拉基于大量翔实史料重建了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交往关系，强调与布莱希特的交往对本雅明的思想影响远远超出此前人们的预料。

02

透过苏珊·桑塔格的共情

旁观看本雅明的性格缺陷

重量级朋友们的竞争性加持，强有力地推动了本雅明思想地位的提升和文化传播的扩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谁的本雅明是真正的本雅明？或者说，本雅明是谁？就在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位局外人——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家兼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出现了，以一篇充满深刻洞察力的同情理解与自我理解的评论《在土星的标志下》，让人们意识到本雅明的性格特征或者说性格缺陷，为人们思考本雅明是谁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桑塔格是一位勤奋的天才少女，很早就在纽约公共知识分子圈内获得一席之地，1964年，31岁的桑塔格凭借《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两篇重量级的评论文章，一举成为“曼哈顿最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随即红遍大西洋两岸，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之一。此后10年，桑塔格游走世界各地，写小说、拍电影、搞评论、发宣言，活得像一个明星。岂料命运弄人，1975年，桑塔格查出罹患乳腺癌，时年42岁。好在桑塔格极为坚强，不打算向命运低头，坚持手术和实验性治疗，最终康复。这一艰难经历对桑塔格的影响巨大，不仅让她深刻思考了什么是疾病，创作了《作为隐喻的疾病》，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理解，而且促使她思考不期而遇的死亡、无常的命运，其成果就是1980年结集出版的《在土星的标志下》。《在土星的标志下》由7篇文章组成，评论的对象包括美国左翼文化健将保罗·古德曼（1911—1972）、法国现代主义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才华横溢的法西斯主义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1902—2003）、本雅明、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呈现希特勒的德国导演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1935—）、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1915—1980）、出身保加利亚的英国犹太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具有天才，但不得不经受无常命运的拨弄，甚至英年早逝，是这些被评论对象的共同特征。桑塔格显然是在借人喻己。在后来的一些访谈中，桑塔格毫不讳言地承认，这本书确实是一本伪装起来的自传，她力图借助这些对象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某些侧面。当桑塔格用评论本雅明的篇名“在土星的标志下”做文集的书名时，就清楚表明了她对本雅明惺惺相惜的深切同情与理解，而所有的同情与理解都聚焦于一个点：尽管才华横溢，但土星气质的人往往性格缺陷明显，意志软弱；如果能够成功地发展意志，将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比如，桑塔格自己；如果不能够成功地发展意志，结局或将是毁灭，比如，本雅明。

晚期本雅明颇为沉迷星相学，1932年曾写过一个《论星相学》片段，力图证明它的合理性甚至是科学性。凡此种种，不过表明，面对自己的不成功，本雅明内心深处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自己的土星性格：“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朋友们当然了解本雅明的性格，但他们痛惜本雅明的意外离世，决意让亡友的思想能够重见天日，得到公正评价，至于其他，既无暇顾及，也有为逝者讳的想法。桑塔格与本雅明仅仅以书为缘，但所谓同声相应，敏锐把捉到并向人们揭示了本雅明的性格特征或者说性格问题，这些对于我们理解本雅明不成功的生活、碎片化的思想表达、相互冲突的朋友圈显然不无帮助。

在我看来，本雅明以下三个性格特征对其作为思想者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一是主体能动性不够强大，做事缓慢、优柔寡断，依赖他人的激发、推动。后世的传记作者、研究者经常替本雅明打抱不平，觉得阿多诺、霍克海默、布莱希特等人对待本雅明很不平等，每每强势批评、压制本雅明，要求本雅明改变自己的观念，按照他们的意见推进研究工作，因而对相对弱势的本雅明抱以同情。例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围绕辩证法展开的“阿多诺—本雅明之争”，人们往往认为阿多诺态度强硬、先入为主，不愿倾听本雅明的解释，含沙射影攻击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思想影响。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本雅明不是一再偏离、修正他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原先达成的辩证法共识，阿多诺何至于那么咄咄逼人地指责他呢？回顾本雅明与朋友的交往，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倾向与特征会随着朋友交往的变化而变化：某一阶段与哪位朋友交往密切，其思想就更容易真诚、热烈地与哪位朋友相互激发，表现为与后者更强的亲和性；时过境迁，亲密交往的朋友变化了，其思想就会很快地激发、表现出另外的侧面来，从而让之前的朋友感到困惑、不满甚至是愤怒，并引发朋友们之间的猜忌与不和。本雅明曾认为自己具有“雅努斯的两面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更像一块纯净的水晶，本身无色，靠近什么光源，就会焕发出什么色彩。之所以后来会出现那么复杂的竞争性思想建构，客观原因就在于本雅明思想的这种可变性、易变性。

二是工作的目标感不强，容易沉迷于细节，从而在探索过程中迷失方向、偏离初心。本雅明极为敏感和富有洞察力，善于在别人无知无觉的细节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时代的变迁。之所以阿多诺、霍克海默对拱廊街计划极为激赏，就在于他们明白，本雅明透过拱廊街这一新兴城市商业形态，发现了一种批判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视角。但就像本雅明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他喜欢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逛，发现一个又一个惊艳的细节，然后迷路，偏离乃至遗忘自己的初心。“在一个城市里找不到道很令人乏味无趣，只要无知就成——用不着别的。不过，在一个城市迷路，——就像在森林中迷路。——那就需要交点别的学费了。于是，标牌和街名、路人、房顶、亭子或酒吧一定会同游逛者说话，就像森林里脚下踩得吱吱响的树枝，像远处麻雀的惊叫，像一块空地突然而至的宁静，只有一朵荷花立于中间。巴黎教会了我这种迷路的艺术，它圆了我一个梦，这个梦在学校作业本污迹斑斑的纸页上的迷宫里早就露端倪了。”行路如此，工作亦如此。人们经常感叹，死亡让拱廊街计划这个伟大的工程变成了一个废墟。在我看来，即便本雅明没有自杀，拱廊街计划最有可能的结局恐怕也是一个“烂尾楼”，那时，率性而行的本雅明早不知又被什么迷人的新事物吸引走了。

三是善于提供经验、讲故事，但理论建构能力不强。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本雅明很想在大学里谋得一份教职，以学者行世，但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未必适合大学教师之职。继1920年前后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未果后，1923年，本雅明再次燃起申请教职的雄心，这次的目标是比海德堡大学逊色许多的法兰克福大学，因为他在这里不仅有朋友，还有强援——他的一个舅爷曾担任过校长，有可能给他提供强力支持。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看似胜券在握的申请最终还是失败了：先是朋友建议他不要申请哲学系，去文学系试试；接着，他在文学系主任的建议下提交了《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作为教职资格论文，结果该论文又被从文学专业转到了哲学系美学专业；不料，哲学系的主审教授科内利乌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以及两位复审者（其中之一是霍克海默），均表示没看懂本雅明想表达什么，最终，哲学系建议本雅明自己撤回申请，避免被拒绝得不体面。这一遭遇最终让本雅明明白，自己归根结底是一个落伍于时代、不合于大学理论化生存的“讲故事的人”。“口口相传的经验乃是讲故事的人的灵感之源。在所有将故事写下来的人中，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接近那众多无名的讲故事的人的声调”，“但实际上，讲故事的人今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且越来越远”。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显而易见：经验已经贬值。而且看起来还将继续贬值，直至分文不值”。10年之后，本雅明借评论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之机，对自己未能见容于当代学院体系进行了某种自我辩护。

03

回望本雅明的友谊星丛

本雅明强调，“孤独对我来说是人唯一适合的状态”。但在内心深处，他渴望摆脱孤独，拥有友谊，只不过他想拥有的是星丛式的友谊：朋友间具有内在精神关联、能够相互映照，但又能保持稳定的距离和各自的独立性，避免弱势的星球被强势的星球吸收、吞噬。期待、享受友谊，但又恐惧失去自我，努力在几个强势的朋友中艰难维持平衡以求星丛的稳定，这大约就是本雅明和朋友们关系的真相。

1915年7月，本雅明和肖勒姆相识、订交。此时，本雅明23岁，是柏林大学自由学生协会主席、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肖勒姆17岁，是柏林大学一年级学生。照理应该是肖勒姆主动接近阅历、思想、政治都更加成熟的本雅明，但实际上主动的是本雅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此前学生社团的辩论中，肖勒姆表现出了更加坚定、自觉、清晰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让原有政治立场正发生动摇、新的政治方向尚未明确的本雅明感到惊讶。在随后的交往中，本雅明的渊博学识、前瞻思想和深刻睿智的洞察力，让肖勒姆大为叹服，而肖勒姆对犹太教神秘主义的精深理解，也让当时正醉心于德国浪漫派和神秘主义的本雅明获益良多，推动本雅明1916年发表了极具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一文。肖勒姆极为重视《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确信本雅明在本质上和他一样是犹太教神秘主义者，因而在随后近20年间，不断资助本雅明学习希伯来语，创造条件推动本雅明移民耶路撒冷，目的就是让本雅明发现真正的犹太自我，像他一样成为一名犹太人。遗憾的是，肖勒姆始终没有能够看清并接受他与本雅明的本质差别：他自己是罕见的信徒般人物，14岁犹太意识觉醒，15岁坚定信仰，25岁栖身荒野（移民耶路撒冷），一生都奉献给了犹太人的宗教文化政治事业，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本雅明则是滚滚红尘里的天才浪子，喜欢栖身繁华，寻新觅异，犹太教神秘主义不过是其旅途中驻足欣赏过的一处风景，绝非其寻找的归宿。于是，两人后来的友谊就变成肖勒姆对本雅明苦口婆心、从不放弃，本雅明对肖勒姆虚与委蛇、敷衍以对。肖勒姆也感到失望和不满，却始终觉得问题不在于本雅明，而仅仅在于本雅明后来交友不慎，受到阿多诺、布莱希特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良影响，致其不能发明本心、回归自我。让肖勒姆深感欣慰的是，本雅明的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表露出强烈的神秘主义救赎论倾向，这似乎表明本雅明最终幡然醒悟、浪子回头了。不得不说，肖勒姆的这种欣慰很大程度上有自我安慰的性质——如果真的以犹太人为归宿，本雅明为什么不穿越平静的地中海去耶路撒冷找他，而是舍近求远、计划冒险穿越狂暴的大西洋去美国找阿多诺呢？

1923年夏季，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结识阿多诺。是时，本雅明31岁，迫于父亲的压力，来到1914年才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继续寻找获得教职、得到社会认可的机会；阿多诺20岁，是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让本雅明和阿多诺相遇相识的外部因素有两个：一是两人有共同的朋友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1966），二是两人有共同的导师科内利乌斯教授。1925年夏季以后，本雅明其实就离开法兰克福了，因为他追求教职的希望再次破灭，不得不回到柏林，投身新兴的公共文化界，以自由知识分子、撰稿人身份谋生。不过，他与阿多诺的关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升温：1928年，阿多诺主动致信本雅明，两人由此正式缔结友谊。本雅明、阿多诺何以能够跨越境遇、年龄、性格的巨大差异缔结友谊？归根结底还是思想的力量。首先，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下，1923年以后，德语世界不满魏玛共和国现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左派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先后参与其中，是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同行者。其次，本雅明、阿多诺等在哲学传统上都属于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与同时代人海德格尔一样，当时都在探索超越新康德主义之路。1927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出版后，阿多诺等人备感压力，认为该书构成了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克服与超越的资产阶级哲学丰碑，而本雅明1928年出版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则让阿多诺相信，该书为超越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具有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阿多诺本人后来以“否定的辩证法”闻名的哲学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本雅明和阿多诺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与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化新潮，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尽管关注焦点一个偏视觉艺术（本雅明）、一个偏听觉艺术（阿多诺），有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会针锋相对，但两人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促进无疑是主流；更重要的是，阿多诺坚信本雅明的工作对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是重要的，因而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本雅明更深入更全面地参与到学派的集体理论创造中来。就像人们注意到的那样，在“阿多诺—本雅明之争”中，阿多诺屡屡发动严厉批判，本雅明却似乎总是诺诺以对。那些因此指责阿多诺不理解、不尊重本雅明的人，其实都有意识地忽略了三个重要事实：第一，1936年9月在巴黎再次见面后，两人的友谊实现升华，在此后的信件中都亲昵地互称名字、昵称，不再冠以姓氏和先生；第二，1939年，本雅明最终接受阿多诺的建议，决定流亡美国；第三，本雅明的绝笔明信片是希望同行者转给阿多诺的。在我看来，本雅明由衷感激阿多诺对自己理论贡献的总结、肯定与发展，以及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明白阿多诺的诸多批评和指斥实际上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但性格问题又使得他无法完全接受阿多诺的批评，只好不断自我辩解，勉力坚持自己不被大洋彼岸的阿多诺充分理解的新认识、新想法。

1929年5月，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发展出了一段他自己称为“不同凡响的星丛”友谊，却遭到几乎所有亲密朋友——肖勒姆、阿多诺夫妇以及克拉考尔、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的恶意嘲讽甚至是诅咒，唯有阿伦特对此表示理解和尊重。这段友谊确实不同凡响：布莱希特31岁，反应敏捷、争强好胜，是一位面向无产阶级大众创作的、亲苏联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本雅明37岁，行动迟缓、多愁善感，是一位面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写作的、具有资产阶级精英气息以及神秘主义趣味的、没什么名气的学院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抵制这一友谊的朋友眼中，布莱希特以不平等的方式冷漠对待本雅明，以恶质的“粗犷的马克思主义”对本雅明施加了毁灭性的影响。然而，本雅明本人很珍视与布莱希特的友谊：第一，早在1924年，本雅明就认识了布莱希特，不过布莱希特冷淡对之，只是在本雅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认识变得更深入、更积极后，两人的友谊才得以确立；第二，本雅明高度评价布莱希特的艺术创作，认为为大众创作的布莱希特是“最适宜于该时代的诗人”，先后为布莱希特写下11篇评论，是布莱希特最好的批评家；第三，本雅明很享受与布莱希特的友谊，在布莱希特流亡瑞典之前，本雅明常去布莱希特在丹麦的住地做客，与布莱希特及其家人前后共有11个月的朝夕相处。在我看来，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交往，体现了他从精英化的哲学和文化批判向大众化的文化实践、从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义向普罗大众的现实主义、从理论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政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或调整，而这些转变恰恰是肖勒姆、阿多诺等人坚决拒绝或反对的！纳粹上台之后，遭受纳粹迫害的德国作家很多，选择自杀以求解脱的也不在少数，唯有在本雅明去世后，布莱希特极为沉痛地说，“本雅明的死是希特勒带给德国文学第一个真正的损失”。两人友谊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

本雅明比汉娜·阿伦特年长14岁，基本上属于两代人。两人在1929年的柏林就认识，1933年流亡巴黎以后关系逐渐变得密切起来，到了1938年，成为哲学和政治对话的重要伙伴。在我看来，阿伦特对本雅明的赞赏与推崇是真诚的，这一点可以从1941年她去包港寻找本雅明的墓地及1968年编辑出版《启迪》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不过，本雅明和阿伦特的关系，未必非常深入，本质上应当是他乡遇故知式的亲切与融洽。例如，阿伦特一直以为本雅明或许从来没有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而实际上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积极谋划过批判海德格尔，只不过本雅明了解阿伦特与海格德尔的关系，故意不提罢了。这种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的友谊让阿伦特既能与本雅明亲切交往，近距离观察、接受本雅明这位前辈知识分子的思想熏陶和智慧启迪，又能避免陷入本雅明的友谊旋涡，以更中立的方式观察、评论本雅明和其他朋友的关系。但是，阿伦特终究成为一位立场鲜明的政治哲学家，她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她后期对本雅明的思想建构。

04

简短的结束语：

谈谈本雅明的死因

25年前第一次读本雅明传记时，我就纳闷：1940年9月25日，本雅明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没有非此不可的理由呀！随着翻译、阅读、思考、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终于明白，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以后，对本雅明来说，选择死亡已成必然。首先，本雅明的世界观遭到沉重打击，变得极不稳定。20世纪20年代中期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本雅明长期坚持唯物史观，尽管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很容易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评。1939年年底开始写作的《论历史的概念》手稿不过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信仰从根本上动摇了，被他自己摈弃、封印的救赎论思想不自觉地重新苏醒，与唯物史观奇怪地共存一处。不少学者非常推崇《论历史的概念》手稿，将它奉为本雅明思想发展的顶峰。可在我看来，它的出现不过表明，本雅明已经失去思想控制力，变得涣散了。其次，本雅明钟爱、依恋的生活方式面临根本改变，给他带来巨大压力。尽管此前由于生活的不如意，本雅明多次有过移民、离开欧洲的念头，但都不了了之，归根结底在于他“重土难迁”，无法割舍自己钟爱、依恋的欧洲大都市生活方式。如今，纳粹日渐逼近，离开欧洲变得不可避免，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对优柔寡断的本雅明来说，想想肯定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最后，本雅明苦心维持的友谊星丛即将解体，让他感到巨大的恐惧。移民美国、与社会研究所的朋友们会合，是本雅明的理性选择，代价则是其友谊星丛的解体：到美国之后，他必然将随着物理距离的消失而丧失保持“孤独”、自我的可能性，被强大的阿多诺所吸收甚至吞噬！如果不能再保持自我，活着还有意义吗？本雅明不得不思考这个沉重的问题。

1940年7月15日，阿多诺致信本雅明，首先祝本雅明生日快乐，同时告诉本雅明，他的美国签证很快就会发放，让他少安毋躁。8月2日，本雅明最后一次直接致信阿多诺，在感谢阿多诺的关心和帮助之余，并没有太多即将拿到签证的喜悦，而是心情阴郁地告诉阿多诺：“最近几个月，我亲眼看见了很多人从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只是沉沦，而是一夜之间坠落；所以任何形式的保障，不仅能在艰难的环境下为我提供外在支撑，还更能为我提供内在的支撑。”当年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我眼前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已无太多生机与生意的本雅明。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7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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