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诚 | 攀登、写作与国家建构——《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评述

专栏

全球书评

作者：王承诚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导读】赛门·班布里奇2020年出版的《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探讨了英国登山活动的产生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关联，以及其对英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该书最显著的特色是从登山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将浪漫主义者的攀登经历与其创作的文学作品相结合，做出了富有洞见的文本分析，既挖掘了登山这个浪漫主义研究鲜少涉及却又非常重要的话题，又丰富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多元阐释，对英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关键词】登山  浪漫主义  国家建构

“登山”(mountaineering)这个主题多次出现在浪漫主义作品之中，如《序曲》（The Prelude）与《湖区指南》(Guide to the Lakes)。梅杰瑞·霍普·尼科尔森（Majorie Hope Nicolson）曾提到，在浪漫主义时期，有关“登山”的话题在人们心中“就像西奈山对于犹太民族的祖先一样重要”[1]。尼科尔森于1959年出版的《阴郁之山与荣耀之山》(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可谓有关该话题最早的著述。该书以17世纪为转折点，厘清了人们对山地的认知从神学自然（the Scripture nature）到神圣自然（the Mother nature）的过渡过程，并指出这种思维转变开启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对于山地的进一步探索，他们“越来越少地从书中汲取山岳想象……越来越多地用自己眼睛所见来描述山峰”[1]368。继尼科尔森之后，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于2003年出版的《心事如山》(Mountains of the Mind)集中讨论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登山经历以及登山活动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蔚然成风之势，就连《历史上的体育》(Sport in History)的编辑保罗·吉尔克里斯特（Paul Gilchrist）都认为：“现在有关登山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劲且不容忽视的势力。”[2]随后，与登山话题相关的著作成井喷状态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安·C.考利（Ann C.Colley）于2010年出版的《山中的维多利亚人》(Victorians in the Mountains)，彼得·H.汉森(Peter H.Hansen)于2013年出版的《现代人的顶峰》(The Summits of Modern Man)，以及阿兰·麦克尼（Alan McNee）于2016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晚期的新登山者》(The New Mountaineer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这3本书都为浪漫主义登山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资料。《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Mountaineering and British Romanticism）于202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又一次将登山文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格拉斯哥大学英语系教授奈杰尔·里斯克(Nigel Leask)曾赞扬该作品“极具信息性与独创性”[3]。

《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的作者、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赛门·班布里奇（Simon Bainbridge）是浪漫主义时代登山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其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偶然。首先，班布里奇教授深耕浪漫主义文学几十年，曾任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学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Romantic Studies)的主席，并于199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拿破仑与英国浪漫主义》（Napoleon and English Romanticism）。其次，近年来班布里奇将其研究重点转移到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上，相关论文有2012年发表的《浪漫主义作家与登山》(Romantic Writers and Mountaineering)、2018年发表的《在山中玩耍：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登山运动发展》(At Play in the Mountains: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untaineering in the Romantic Period)。

本文将从三方面对该书进行评析：一是对于该书的关键词进行界定，展示登山活动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聚焦该书的文学文本分析，展示该书如何从具身登山体验这个新视角挖掘浪漫主义文学的新内涵；三是关注浪漫主义登山文学对维多利亚与帝国时期英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同时，本文就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01

关键词界定：

登山与浪漫主义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班布里奇通过界定“登山”与“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定义及其关联，得出如下结论：登山并非始于学界通常认为的维多利亚时期，而是始于浪漫主义时期。[4]当时的作家诸如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约翰·济慈(John Keats)、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都对登山运动与登山文学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动词的“登山”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中，可追溯到柯勒律治。1802年8月9日，柯勒律治在经历了湖区9日游之后回到了家中。在这次艰难的旅行中，柯勒律治攀登了英格兰第二高山斯卡费尔山（Scafell）。诗人兴奋地写信给好友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提到他把一整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登山”[4]3上。骚塞读完信后，显然是受了柯勒律治的影响，于1803年在信中说准备将他的“登山经历”写进下一本书中；1804年，骚塞又写到，好天气促使他一天又一天地去“登山”。[4]15可见，登山写作与登山活动在那个时期早已蔚然成风。

作为名词的“登山者”(mountaineer)的出现时间比动词更早。“登山者”有两种含义：其一，生长在山区的人；其二，从事或擅长登山活动的人。学界普遍认为，在1860年前人们从未使用过第二种含义。其实，“登山文学与登山活动的先驱约瑟夫·巴德沃斯（Joseph Budworth）早在1792年就在他所撰写的《湖区十四天漫游》中使用了后者的含义。他将他的向导罗宾·帕特里奇（Robin Patridge）描述为一个勇敢的登山者，并认为只要有勇气和体力，每个人都可以像他做得一样好。[4]3这里的“登山者”不仅指的是帕特里奇这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更指的是挑战自然环境并且能够到达一般人抵达不到的高度的外来攀登者。所以，无论是动词“登山”还是名词“登山者”，其产生时代都在浪漫主义时期。

既然登山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为什么研究登山与浪漫主义之间关联的著作如此之少呢？这是因为学界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对于英国登山运动的起源都存有误解。首先，从地理空间上说，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登山是一种生发于阿尔卑斯山地区（Alps）的活动，对于登山史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勃朗峰（Mont Blanc）的攀登中。其次，由于阿尔卑斯山脉一直被当作登山活动的起源地，所以学界认为英国登山的发轫期是受到阿尔卑斯登山运动影响最大的维多利亚时期。如此便导致登山活动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发展被忽视。正如弗格斯·弗莱明（Fergus Fleming）所言：“在拿破仑战争时期（1799—1815），真正的英国高山没有人光顾，它们被当作海拔很高的野蛮之地。”[5]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而不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很多最高、最荒蛮的山峰已经被攀爬，登山作为一项休闲活动也正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在界定了“登山”的定义并梳理了“登山”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后，还需界定“浪漫主义”的起始时间。英国浪漫主义一般被认为起始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出版《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的1798年，结束于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的1837年。其实，很多学者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迈克尔·费伯（Michael Ferber）曾提到，1789年也常被学界当作英国浪漫主义的起始年。这一年，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发表了《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法国大革命也在同年爆发。对于浪漫主义的结束时间，费伯也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说法，即英国推出《改革法案》（Reform Act）的1832年。[6]同样，班布里奇以登山为线索对英国浪漫主义的时间跨度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即1770年到1836年。1770年，在一篇匿名发表的名为《斯诺登来信》(Letters from Snowdon)的文章中，作者表示他已成功登顶威尔士最高峰斯诺登。这标志着登山活动已经在英国三大山区逐步展开。1836年，只有3岁的未来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约翰·尼克(John Nicol)在一次家庭旅行中被人背着登上了阿兰岛上的哥特峰(Goatfell)；同年，科学家福布斯(J.D.Forbes)登上了天空岛上极为险峻的吉林峰（Sgurr nan Gillean）。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英国的大众旅游登山以及冒险登山活动早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就已经确立了其无法撼动的地位。

最后，经过与词典中的“登山”定义进行比较，班布里奇明确了本书中的“登山”的含义。在词典中，“登山”这个词的含义比较广泛，并且对山的危险程度与登山者的个人能力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班布里奇认为，这些概念大多是浪漫主义之后形成的。浪漫主义时期虽然存在攀登高难度山峰的案例，但是大多数的登山活动是以荒野徒步或山间漫步为主的，并不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尽管后者在很多现当代人看来并不属于登山的范畴，但在班布里奇看来，这种难度较小且无须使用攀登工具的攀登方式以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才是他在本书中的主要研究对象。

基于上述概念的界定，班布里奇在书中继续指出：浪漫主义文学家通过将自己的具身登山体验融入文学写作中，从而将登山行为逐渐转换成浪漫主义的审美对象。

02

浪漫主义文学：

登山与具身性

该著作的第二部分是对浪漫主义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并由此观照写作者的具身登山体验是如何促进这些文本的形成，又是如何促进登山文学的发展的。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浪漫主义对于登山的描写经常被误解为一种缺乏物质性与具身体验的想象性的产物。当时的批评家对此有颇多论述。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浪漫主义诗人推崇想象力的感知，并不在意自然世界的物质性，在他们自发的想象中，真正的山已经不为他们所见了。在拉斯金看来，浪漫主义作家缺少与物质世界即山本身的接触。然而，班布里奇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浪漫主义时期的登山文学都是“具身性”（embodiment）的产物。弗朗西斯科·J.万利拉(Francisco J.Varela)曾对“具身性”做过精练的总结，他认为该概念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认知依赖于经验，而经验来自拥有不同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其二，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与一个更广泛的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7]事实上，浪漫主义时期的登山文学对于具身性的登山体验以及徒手爬山的描写随处可见。由此，本文将在下面的部分展示浪漫主义文学是如何通过艺术家的具身登山体验生发出不同以往的解读方式的。

几乎所有浪漫主义诗人都曾热衷于登山。对生长于山区的华兹华斯来说，山是诗人最好的成长地。他在1805年版的《序曲》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登山经历：少年时在悬崖边上掏鸟窝、1790年在阿尔卑斯山壮游以及1791年成功登顶斯诺登山。华兹华斯一生爬山，直到1840年他70岁时还攀登了英格兰第三高峰赫尔维林峰(Helvellyn)。

《序曲》的第一章取材于华兹华斯少年时掏鸟窝的经历。在这一部分，诗人非常强调触感和具身性。攀登者的身体悬挂在悬崖上，诗人通过视觉感官捕捉到了他的所见：他首先看到高处的一小块草地，随后他抓住上面的一小把草，以免身体掉落悬崖，在这之后他看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天空不像是尘世的天空/飞纵的云朵多么迅捷”[8]——随着视角从近处的小草转移到远处的天空和云朵，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登山过程中所生发出的“陌生化效应”。[4]140班布里奇认为，身体的疲劳、死亡的威胁和登山时的特殊节奏将周边的环境予以陌生化，并改变了登山者的认知，使其拥有一种既新奇又陌生的感觉。

同样的体验在柯勒律治的一段著名的登山描述中更具历险性。1801年前后，柯勒律治开始了一种登山新玩法。根据麦克法伦的描述，这种新玩法是这样的：随便选一座高山，爬到山顶，不去寻找容易下山的路，而是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下山，依赖运气，看看这条路到底能下到多远。[9]柯勒律治在1802年8月6日写给萨拉·哈钦森(Sara Hutchinson)的信中讲述了他从“高台”（Broad Stand）险象环生的下山的经历。“高台”是斯卡费尔山的其中一条下山路线，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尽管其地形险峻、山体陡峭，柯勒律治还是坚持自己的新玩法一路下山。崎岖的山路很快就让他精疲力竭，手、胳膊还有关节的牵拉使他浑身颤抖。这时，诗人看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他脚下有一块足足有两人高的陡峻岩壁，下面的落点很窄，如果从这里跳下去很有可能摔断脊柱而送命。无奈，他只能一边颤抖，一边嘲笑自己是个疯子。就在他倚着山体休息，仰面看到天边的云卷云舒之时，他的内心忽然生发出一阵欣喜。在经历了一段身体肌肉极度紧张疲劳的状态之后，诗人才拥有了短暂的放松。与华兹华斯一样，柯勒律治将视线从身心的疲倦转移到了天上的云朵，从而使他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感到“平静、无畏并自信”[4]141。由于视角的转变带来了心理状态的转变，很快，柯勒律治便发现脚下不远处有一个狭窄空间，足够让他滑下去平安落地，成功脱险。麦克法伦将柯勒律治在高台的历险归结为“只是运气够好”[9]91，其实这有失公允。柯勒律治面对如此危险的境地能够安然落地，固然有他运气好的一面，但这也说明，具身登山体验带给他视角的转换，使他能在危机之中看到新的希望，并将其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与华兹华斯一样，济慈同样认为登山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他在书信中曾表达渴望站在勃朗峰之巅，也想抵达本洛蒙德（Ben Lomond）的山顶。最终他虽未能如愿，却在1818年登顶了全英国最高峰本尼维斯山（Ben Nevis）。从济慈在本尼维斯写给他哥哥汤姆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次登山之旅充满了物质性与具身性。他让哥哥“想象一下攀登一座没有楼梯的十个圣保罗大教堂那么高的山”[10]。在这里，济慈所说的“想象”并不是将高山去物质化，而是在分享一种费尽心力登顶英国最高峰后的快感，而这正是登山具身性的体现。

在信的末尾，济慈提到，山路崎岖，有时需要手脚并用，有时需要手、脚和手杖一起，有时爬，有时跳，有时犹豫退缩，有时蹒跚而行。这段描写将登山的动觉特征(kinesthetic)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在山石之间跑、跳、爬之际，早已将身体与自然世界建立了联系。即在“登山”这个行为发生之时，意义“就已经建立起来了”[4]132。正如梅洛·庞蒂所言：“没有被攀登过的山……对于不想攀爬它的人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11]爬山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块岩壁可能是个“拦路虎”，另一块则可能是个“垫脚石”。[11]392在本尼维斯山顶，济慈没有止于观赏风景，而是继续登上了一个之前由其他人垒起来的小石堆。他在信中骄傲地告诉哥哥：“这样我就站在比本尼维斯山还高一点的地方了。”[10]354由此可见，“山”是通过“登山者”的攀爬来获得意义的。

同样，女性在浪漫主义时期也参与到登山活动之中，比如，多萝西·华兹华斯。作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不仅在写作上不逊于她的兄长，在登山上也是能手。从1798年到1829年，多萝西都非常享受爬山的乐趣。在《格拉斯米尔与阿尔弗克斯顿日记》（The Grasmere and Alfoxden Journals）中，多萝西多次记述了她的爬山经历：“漫步到了丘陵的最高点”[12]、“和柯勒律治在山间漫步”[12]144、“柯勒律治、威廉和我在晚上登上了山顶”[12]149。1817年，在登顶赫尔维林峰之后，她写信给朋友盛赞山顶的风景，并表示从山顶返回家中后四肢并无僵硬感，身体也不觉得累。她由衷地感谢自己生得一副好身板，这使她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欣赏山中美景。登山的具身体验使多萝西知晓自己身体状态良好并且拥有无限能量，而这一点又促使她在登山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并将之记录下来。

登山过程中的视角转换以及登山者对自己具身体验的描述，使一种现实活动转换成了浪漫主义的审美对象，从而使登山文学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班布里奇的著作不仅对登山行为的审美机制做出了辨析，更将这种行为及其审美意蕴推进到英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层面，做出了更深入的探讨。

03

国家形象建构：

浪漫主义诗歌与英帝国

班布里奇对浪漫主义登山文学在维多利亚时期以及帝国时期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时指出，大量的登山文学创作间接促进了英国登山运动的发展。因此，当文学作品中的登山由个人行为转换成一种社会行为的时候，它就成了英帝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文化符号。

1836年福布斯登顶吉林峰之后，英国境内几乎所有山峰都已经被攀登过了。这时，英国人不再满足于攀爬自己国家境内的山，他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阿尔卑斯山脉，甚至更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

登山运动发展到维多利亚时期，已经成为一项颇具规模的国民运动，并且它还拥有了自己的组织——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 Club）。阿尔卑斯俱乐部成立于1857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登山俱乐部，其主办的《阿尔卑斯杂志》(Alpine Journal)更是登山文学的一个重要来源。俱乐部的代表人物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是英国阿尔卑斯登山黄金时代最杰出的登山者之一。他曾首登过9座山峰，是阿尔卑斯俱乐部的第一批会员，并于1865年到1868年担任主席;作为《国家名人传记词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第一任编辑，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可谓登峰造极。他的《欧洲的游乐场》(The Playground of Europe)由于富有表现力地展现了他的阿尔卑斯登山经历，出版后随即被奉为登山文学的经典。在书中，当斯蒂芬谈及一些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时，他想到的是济慈诗中所描写的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科特兹（Hernán Cortés）站在达里安山巅(Darien)俯瞰太平洋的画面。尽管维多利亚登山文学已经自成一派，但其灵感来源依旧是浪漫主义诗歌。对于斯蒂芬而言，诸如济慈、华兹华斯和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在登山领域的贡献不容置疑。这就像“走在光天化日之下，无须提及阳光明媚”一样心照不宣。在《欧洲的游乐场》中，他写道：“一个登山者行走在阿尔卑斯山上时，就能体会到那种促使华兹华斯写出传世佳作的美好氛围。”[13]

另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登山界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威尔斯（Alfred Wills）。作为阿尔卑斯俱乐部的第三任主席，威尔斯曾成功登顶维特霍恩峰(Wetterhorn)。其撰写的《在阿尔卑斯山上漫步》(Wandering among the High Alps)展示了浪漫主义诗人为阿尔卑斯登山运动以及登山文学的发展所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在第一章的“前言”中，威尔斯引用了拜伦的《曼弗雷德》(Manfred)、华兹华斯的《拉韦纳的杜鹃》(The Cuckoo at Laverna)以及雪莱的《勃朗峰》(Mont Blanc)。这意味着在读者还没有开始阅读该书主要内容的时候，就已经阅读完3段浪漫主义登山诗歌了。由此可见，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登山文学中，引用浪漫主义登山诗歌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登山诗歌的影响不但没有衰减，反而越发强劲，乃至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在1921年到1924年，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曾代表英国3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不幸的是，1924年他与队友安德鲁·欧文(Andrew Irvine)在冲顶过程中双双殒命。国王乔治五世亲自参加为他们二人举行的国葬，这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登山家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马洛里本人对于浪漫主义诗人的推崇更是一段佳话。他曾多次在营帐中和队友一起朗诵浪漫主义诗歌，正是这些诗歌帮助他度过山上最难熬的时光。1921年他第一次遥看珠峰时，脑海中出现的是济慈描写山中星空的诗句；1924年他在海拔6400米的第三营地与队友朗诵了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雪莱的《勃朗峰》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班布里奇在该书结尾写到，尽管济慈欲登阿尔卑斯山而不成，但他的诗歌被后世登山者传颂至阿尔卑斯山巅乃至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切造就了济慈的永恒，也造就了浪漫主义登山文学的永恒。[4]275

毋庸讳言，该书新见迭出，但也存在两点不足之处。首先，在该书伊始，作者详细严谨地定义了“登山”“浪漫主义”等关键词，并提出登山活动产生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但对于为何会在这个时期产生语焉不详；其次，作者虽然在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国家形象建构这一特性，但其过于浪漫化的书写导致这一特性并未被深入地分析，未免有避重就轻之嫌。在浪漫主义时期，登山文学的文体本身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小说、诗歌、信件、游记，乃至私人生活笔记。而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登山者大都将浪漫主义登山诗歌奉为能够鼓舞人心的圭臬，逐渐使其成为英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文化符号”。蒙象飞曾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国家的身份……由符号互动交往而形成……文化符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更是一马当先……具有记忆、沟通和凝聚等的功能。”[14]维多利亚时期，诸如斯蒂芬这样的登山者受到浪漫主义登山诗歌的影响，都希望自己成为具有英雄特质的人，这一点顺应了当时英帝国高速发展的步伐与征服世界的雄心。从那时起，浪漫主义登山诗歌逐渐与国家形象建构产生了关联。而20世纪20年代正值“一战”结束，英国政府急需振奋民心，这时攀登世界第一高峰就成为提升帝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彼得·L.贝耶斯(Peter L.Bayers)指出，马洛里代表了“那种纯粹的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者”[15]。由于该行动为帝国形象建设的一部分，马洛里和欧文死后得以享有国葬，马洛里在山上读过的诗也被英国政府和各大报刊大肆渲染，于是，这些象征着拼搏、进取、无畏的登山诗歌也就成了英帝国形象建构的文化符号。笔者上文的尝试性解读试图说明，班布里奇的著作最大限度地聚焦了浪漫主义登山文学的审美特质，却对其社会政治功用用力不足，如果该书能加强这方面的论述，可以更加充分地揭示浪漫主义登山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在21世纪的今天，大众旅游的发展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很难再去感受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家们那种小众的、妙趣横生的登山体验。但是，《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深入地挖掘并再现了这一切。该书一方面探讨了英国登山活动的产生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关联，另一方面阐述了登山对英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既丰富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多元阐释，又对英国文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注释：

[1]Nicolson,Marjorie Hope.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Infinit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p.viii.

[2]Gilchrist,Paul.Introduction:Gender and British Climbing Histories,Sport in History,Vol.33(3),2013,pp.223-35.

[3]Leask,Nigel.Book Review,Mountaineering and British Romanticism: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Climbing,1770—1836,The BARS Review,No.55(Autumn 2020).[OL],https://www.bars.ac.uk/review/index.php/barsreview/article/view/334,accessed 10 May 2022.

[4]Bainbridge,Simon.Mountaineering and British Roman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12.

[5]Fleming,Fergus.Killing Dragons:The Conquest of the Alps.London:Granta,2000,p.76.

[6][美]迈克尔·费伯.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M].翟红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4.

[7]Varela,Francisco J.& Thompson,Evan & Rosch,Eleanor.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Cambridge:MIT Press,1993,pp.172-173.

[8][英]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M].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3.

[9][英]罗伯特·麦克法伦.心事如山——恋山史[M].陆文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8-89.

[10]Keats,John.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1814—1821.Ed.Hyder Edward Rollins,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p.352.

[11]Merleau-Ponty,Maurice.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Colin Smith.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5,p.389.

[12]Wordsworth,Dorothy.The Grasmere and Alfoxden Journals.Ed.Pamela Woof.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41.

[13]Stephen,Leslie.The Playground of Europe.Oxford:Blackwell,1946,p.107.

[14]蒙象飞.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有效运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4(6):226-230.

[15]Bayers,Peter L.Imperial Ascent: Mountaineering,Masculinity and Empire.Boulder: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2003,pp.131-132.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7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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