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燕新 白天宇 | “大视野解读”新材料——李浩先生《摩石录》读后
《摩石録》，李浩 著，聮经出版公司，2020年
专栏
学术书评
【导读】《摩石录》是李浩先生继《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唐诗的文本阐释》等专著之后，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部力著。内容上，全书以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为重点，收录其近年研究的9篇论文。全书首要特点是“新材料”。论著展现了作者在熟悉旧材料的基础上捕获新材料信息的功力。其次是“大视野”。论著既做到了纵横拓展，又能针对重要信息点，深入发掘。最后是“解读”功力。面对新材料，论著发覆新观点采用了考据法、文史互证法、比较法、归纳法、诠释法等方法，诸多精准合适的研究方法也是《摩石录》取得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大视野解读 李浩 《摩石录》
《摩石录》[1]是李浩先生继《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等之后，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部力著。全书以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为重点，收录其近年研究的9篇论文，分别是《新发现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释读》（以下简称《祖孝孙墓志释读》）、《冯五娘墓志铭录文与释读》（以下简称《冯五娘墓志释读》）、《新发现唐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以下简称《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以下简称《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新见李白姻亲宗氏夫人墓志考略》（以下简称《宗氏夫人墓志考》）、《新发现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以下简称《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以下简称《吐谷浑公主墓志整理研究》）、《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以下简称《安优婆姨塔铭释读》）、《西安新见两方回纥贵族墓志的初步考察》（以下简称《回纥墓志考察》）。9篇论文，串珠荟萃，连牍成章。其特点，正如该书《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所说：“笔者最近有幸从坊间看到唐代史学家、文学家李百药墓志铭拓片……惜当时稿件送达较晚，安排的栏目有字数限制，许多问题未能展开。笔者的思考亦拘于就事论事，未能从隋唐士族转型的大视野解读史料，对一些宏大论题进行回应……”[1]124-126论述中所云“大视野解读史料”，既介绍了李先生释读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的研读志趣，也可以视为《摩石录》研究石刻碑志特点的总括。纵观《摩石录》，其解读“史料”，重点是新见墓志。全书以“大视野”释读新材料，条分缕析，会通文史，新见迭出，可谓李浩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道盛宴。
01
“新材料安置”：
机缘与积累的契合
02
“大视野”释读：
精思之后的突破
“大视野”乃《摩石录》“研究史料”的关键，是全书另一显著特点。无论是研究传世典籍，还是研读新见材料，学者的视野是释读深度、广度的决定性因素。《摩石录》以研究新材料为主，强调“大视野”，更具有非凡意义。对新材料的研究者而言，墓志石刻是静态的。如何考察，往往会随着释读者的视野而不同。对于这一问题，《摩石录》“究天人之际”（代前言）说：“通过对墓志的考察整理，我认为有必要正面思考和关注古人对冥界的布置与经营，古人将他们在人世间取得的文明成果用于对自己或祖先在冥界安息之所的营构，同时竭力凿通对天界的想象和梦想，从广谱的交叉科学角度来进行挖掘和研究……”[1]36具体到研究内容，其概括为五方面：生命伦理学、遗址景观学、丧葬人类学、图绘现象学、碑刻文献学。由此可见，《摩石录》“大视野”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纵横拓展。如《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这篇文章是作者《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的续写及进一步拓展。其关注重点是中古士族转型等问题。对中古时期士族的研究，相关成果很多，如唐长孺等编《汪籛隋唐史论稿》[14]、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1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16]、布目潮沨《唐初的贵族》等[17]。但《摩石录》中，作者更多的是关注唐代士族的转型。然而，零星的记载，如果没有宽阔的视野审读，是很难有突破性发现的。如释读《李百药墓志铭》“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曰：“到了李百药，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但是，他的‘迁厝’，究竟是暂厝，还是改迁新葬地？如是改迁新葬地，则象征家族新贯或迁徙新标杆的正式形成，于社会史与移民史研究就有另外一番象征意义了……可见，习惯上是将迁厝作为改迁归葬的替换词，与‘权厝’‘暂厝’的用法还是有差别的。入唐以来，李氏汉中房支放置这一标杆的地点既不是饶阳旧茔，也不是祖父母所居的邺城，或河南府的洛阳，而是京兆府长安，似有一种特别的意义。”[1]138-139墓志铭中的“迁厝”云云，本是常见的归葬地及迁葬日期记叙，但是，《摩石录》从这里发现了士族转型的重大问题。
又如，上文所述，释读《祖孝孙墓志释读》，发现了“中古山东著姓的祖氏一支，在南北朝迄隋唐时期迁徙流动的一些潜转暗换的消息”[1]56。又如，研究《冯五娘墓志释读》，作者据志文零星记载冯五娘子薛万述等人事迹，做出“转型时期薛氏家族由尚武向崇文转变”的推论，等等。可见，研读新材料，要有“大”的视野，也就是眼观六路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从不起眼的文字中捕捉极具学术意义的信息。
有时，《摩石录》以“大视野”从新材料中捕获问题的功力令人惊叹。如《宗氏夫人墓志考》，志文谓“父楚客，皇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修国史、上柱国、郢国公，食封七百户”，这本是载述碑主世系的常规笔法，然而，《摩石录》以“大”的视角，做了两方面颇有意义的挖掘与拓展：
一是宗楚客研究。文曰：“新文献可直接补宗楚客传者较少，但也还有些值得关注。如史传提及宗的出生地，未提及旧贯。另外，本墓志铭写于开元二十七年（739），距离景龙四年（710）宗楚客伏诛已经过了二十九年，故墓志铭中对当时的事件稍淡化，可以看出墓志铭对宗楚客的评价，与史传叙述差别较明显。”[1]163宗楚客，《旧唐书》卷九二《宗楚客传》曰：“韦氏败，楚客与晋卿等皆伏诛。”[18]2973《新唐书》卷一〇九《宗楚客传》亦曰：“虽外附韦氏，而内畜逆谋，故卒以败。”[19]4103研读这两处记载可知，两《唐书》本传均语焉未详，且略有贬斥意味。《摩石录》以“大”视野，关注到墓志与史志的毫厘差别，并由此推演其中缘由，诚为可贵。
二是李白妻宗氏研究。李白妻女，较早记载见魏颢《李翰林集序》，然而《集序》谓“终娶于宋”，王琦注：“太白《窜夜郎留别宗十六璟》诗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一回日月顾，三入凤凰池。’‘令姊忝齐眉’等语，是其终娶者乃宗楚客之家也。而此云宋，盖是宗字之讹耳。”[20]王注谓“终娶者乃宗楚客之家”，而所娶者和宗楚客什么关系，却留有缺憾。《摩石录》研读宗氏夫人墓志铭，将研究视野宕开，追溯曰：“既然李偡妻宗氏是宗楚客的次女，那么长女应该是嫁给了王某……又据前列宗氏简表知，李白妻宗氏为宗楚客孙女，那么应该是李偡妻宗氏的侄女，其弟宗璟是侄子，李白应该是她的侄女婿。为墓志书丹的王严、‘姊之二孤女’，与李白妻宗氏、宗璟是姑表关系。”[1]169-170这段考论，由李偡妻宗氏墓志拓展到李白，再联系李白诗，厘清李白、宗楚客、李偡、宗璟诸人的关系。可以说，以“大”的视野，将出土材料的价值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
《摩石录》中，类似特点亦见于《吐谷浑公主墓志整理研究》等文章中，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论述。
其次是针对重要信息点，深入发掘。墓志载述，因文体、石材等多方面原因，诸多信息，往往简要精练。如前文引《大唐故中书省镌□□题玉简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邵府君墓志铭》），志文中有“凡景钟之铭，丰碑之烈……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数语，《摩石录》敏锐地洞察到这段文字的巨大意义，文中分析说：“这实际是一个简略地从初唐到邵建和时代石刻名家排行谱……”[1]190对《摩石录》而言，“排行谱”不仅是姓名信息。文作者沿着这一发现，从每一个点深入探索，把“排行谱”的文化意义挖掘到最深处，绘就一幅排行谱系图。其中，郑振、常无怨二人，曾毅公《石刻考工录》、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等均未著录。由此可见，《摩石录》研读《邵府君墓志铭》视野与深入探索的功力。
类似者，又如《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这篇文章研究《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氏墓志》（以下简称《成月公主志》），为了考察唐与吐谷浑关系，与《弘化公主志》对读后，结合《册府元龟》等史典以及学界研究成果说：“关于弘化公主的研究，史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唐朝与吐谷浑的关系，以及她在其间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还有些更基本的问题尚未能解决，如为何墓志提及她下嫁诺曷钵的时间与史传记载的不一致？她与诺曷钵共有多少子嗣？她的长女名叫什么？为何要把次女成月公主送到长安入寺学法？”[1]213结合这段引文，对比该文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摩石录》在深入研读新材料层面的特点：
一是对史志、碑文及学界研究成果的深度熟悉。如文中研究“弘化公主出降的时间”曰：“史传记载是贞观十四年（640），《弘化公主墓志》则谓：‘以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杜光简和慕寿祺都疑史传有误……夏鼐则认为史传‘皆系根据当时实录，年月不应有误。志文出自后人，追记五六十年前之事，未暇深考，自易致误’，故倾向于贞观十四年（640），周伟洲从夏鼐说。李延恺则认为史书为后人撰写，墓志系当时的人撰写，墓志更为可信。”[1]213可见，文中历述学界成果，如数家珍。正是源于熟悉历史典籍以及学界研究现状，作者才极有可能挖掘出历史疑案的焦点，为读者展示“旧视角”中有争议的问题。这样，“新视角”考察方式及其特点就自然凸显出来了。
二是穷尽新材料所蕴含的信息，发掘其文献价值。作者释读《成月公主志》，其重点是成月公主生平事迹，然而，作者由此进一步考察了唐与吐谷浑关系、唐代贵族女性崇佛现象。从文本中耙梳出这么多资料信息，已实属不易。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在完成上述研究以后，又结合《唐会要》卷四八、《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等，进一步研究了兴圣寺的政治文化地位：“兴圣寺在唐代前期的政治文化地位极其特殊：始为高祖潜龙旧地，高祖舍宅为宫，太宗钦改尼寺。玄宗亲幸，施钱修寺。可见此地与唐前期的宫廷政治有密切关系。”[1]221不难看出，作者关注的，已经超越成月公主与兴圣寺本身。最具有启迪意义的是，本文又研究了兴圣寺内的美术与建筑、兴圣寺内的《华严海藏变》等问题。可见，在新材料面前，学者可能有多种视角、多条研究路径、多个兴趣点。这一点，从《成月公主志》研究文末结论也能看出来：“成月公主所修习的兴圣寺是一座尼寺，由唐高祖李渊的旧居改建，但与一般的尼寺似有较大区别，其地理位置在长安外郭城通义坊，距皇城、宫城较近，唐玄宗为太子时经常出入于该寺，寺主尼法澄本身就曾是王妃，因罪被籍没，故与统治阶级高层的关系密切。”[1]225-226不难看出，新材料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内在的。只有极具慧眼的研究者细读深挖，才能极大限度地使用其资料信息。
03
“解读”新材料：
新观点发覆的功力与方法
《摩石录》以“大视野解读史料”，“解读”是“大视野”与“史料”之间的桥梁。然而，“解读”绝不是阅读那样简单。对此，何寄彭先生《摩石录·序》说：“盖金石之学，牵扯的知识太广，需要的涵养太深，李先生写来旁征博引，井然有见，虽初试啼声，功力已然不凡。”[1]5这里，何先生所说“涵养”“旁征博引”“功力”，指出了《摩石录》发覆新观点、取得成就的原因。
纵观《摩石录》，其研读墓志基本的法则是细读文本。这是研究者都熟悉的方法。然而，《摩石录》的“涵养”“功力”，恰好有鉴于此。如《宗氏夫人墓志考》，文章在“墓志中一些语词概念的疏解”一节考释“兆自翼轸之郊，入居股肱之地”曰：“翼轸之郊，翼轸是二十八宿中的翼宿和轸宿。古为楚之分野。《史记·天官书》：‘翼轸，荆州。’荆州是古九州之一，翼轸之郊，应该是指宗氏的郡望南阳。股肱之地，当指河东。《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四上》：‘宗氏出自子姓。宋襄公母弟敖仕晋，孙伯宗为三卿所杀，子州犁奔楚，食采于钟离。州犁少子连，家于南阳，以王父字为氏，世居河东。’除与宗氏祖先的联系外，河东也是唐王朝及隋朝统治者的发迹之地，属于最基本的统治区，故称。”[1]155-156这段文字，其方法有3点：一是训释法。如训释“翼轸”时谓“是二十八宿中的翼宿和轸宿”。二是溯源法。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四》研究宗氏姓氏及郡望。三是推论法。如据《史记·天书》释“翼轸”的地理含义，得出“翼轸之郊，应该是指宗氏的郡望南阳”的结论。
又如，《安优婆姨塔铭释读》第八小节“关于‘普别两种佛法’‘一乘’等概念”，作者考释曰：“本塔铭中提及安优婆姨‘遂闻有普别两种仏法耳……为演一乘之妙理，启凡俗之迷心，誓毕三祗，当阐正法’云云。‘仏’即‘佛’的异体字，‘普别两种佛法’的说法来源于隋代信行（540—594）所创立的三阶教。三阶教将佛法分为普法和别法。所谓普法，即于法不分大小，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不尊此法而斥他法，所以名为‘普’。换言之，是指对法不分大、小乘，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这是第三阶众生最适合修行的方法。所谓别法，是分别大小乘法和圣贤凡夫，所以名为‘别’。”[1]252隋代僧人信行《三阶法》，《开元释教录》卷一八《别录》载：“《三阶法》及杂集录，总三十五部四十四卷，隋真寂寺沙门信行撰。”注曰：“《长房录》云总三十五卷，《内典录》云都四十卷，《大周·伪录》但载二十二部二十九卷，并收不尽。其《三阶与教碑》云四十余卷，而不别列部卷篇目，今细搜括，具件如上。”[21]据引文可以看出，《摩石录》释读志文，先从文字入手，再用训诂法解释“普”“别”。为了深入、准确、清晰地研读碑志，作者又采用了溯源法，探讨信行及其三阶教，再用阐释概念法分析“普法”“别法”，又用对比法分析二者的不同特点。可见，阅读文本时，文作者调用一切适合识读的方法，溯源逐流，条分缕析，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以“功力已然不凡”评论，甚为中的。
观《摩石录》全书，其研究方法灵活，一一举隅分析，实属不易。暂列举以下5种，实乃读后浅见：
第一，考据法。考据法是全书常用的方法。如《祖孝孙墓志释读》考证修订雅乐的时间：“按，关于修订雅乐的时间，一说‘七年修订雅乐’，另一说‘九年定乐’，究竟是何者为是呢？吉联抗先生似已经注意到这个差异，他指出《资治通鉴》先在武德九年说：‘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唐纪七》）后在贞观二年说：‘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唐纪八》）据此，他推断高祖李渊命祖孝孙制定雅乐，当在武德九年春，其完成则在两年以后，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六月。检《唐会要》卷三二《雅乐上》，修订雅乐的起讫时间年月日俱全，惜这条材料似乎被学界忽略了，特补入。”[1]61祖孝孙修订雅乐，事见《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订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18]1040-1041《新唐书》卷二一《音乐志》所载略同。《唐会要》卷三二“雅乐上”：“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正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十日，乐成，奏之。”[22]可见，《唐会要》与两《唐书》甚合，且恰如《摩石录》所言“起讫时间年月俱全”。可见，《摩石录》用考据法，首先是对学术问题的高度关注，在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找到关键点。其次是旁征博引，找到解决问题的佐证材料。这样，考据结论就有较强的说服力。类似例子，又如书中考证冯五娘家世、考证宗氏夫人世系、考证邵建和家族及其世系等。
第二，文史互证法。文史互证，也是本书常用的方法。如《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考释李百药的生卒年等：“关于李百药的生卒年及年龄问题，《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谥曰康。’又《新唐书》卷一〇二《李百药传》：‘卒年八十四，谥曰康。’此后，有关李百药生卒及年龄皆以此为出处，虽然《谭宾录》及《唐诗纪事》记百药卒年八十五岁，惜后人多斥其不知所据，未予采录。今案《墓志铭》：‘贞观廿二年二月廿六日寝疾，薨于京师胜业里第，春秋八十五。……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礼也。’卒时卒地及葬时葬地都非常具体明确，其卒时为贞观二十二年（648），卒八十五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为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564）。”[1]119-120由此可见，作者以新出墓志记载，考证两《唐书》之非，凿实《谭宾录》等记载李百药享年，并为之提供佐证。在援引材料时，作者不仅关注正史典籍、野史笔记以及子部著述等，凡能引以为证者，尽皆搜辑，汇聚于文中。这样，证据翔实，考论有据。类似例子，又如将《冯五娘墓志铭》与《隋书·薛世雄传》《旧唐书·薛万彻传》互证研究冯五娘生平及其子嗣，以《李百药墓志铭》与两《唐书·李百药传》《通典·职官三》以及《唐诗纪事》卷四“李百药条”、《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全唐诗》录李百药诗、《全唐文》录李百药文互证研究李百药生平及其诗文活动等。
第三，比较法。比较法也是全书常见的研究方法。如《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李百药墓志铭》与其祖父母墓志的对读”：“一是李敬族与其妻赵氏均与北魏大儒徐遵明过从甚密，互相揄扬。《李敬族墓志》：‘时燕赵数乱，坟素无遗，公家有旧书，学又精博，大儒徐遵明闻而远至，呼沲之侧，别构精庐，共业同心，声猷俱盛。’《赵氏（兰姿）墓志》：‘圣哲遗旨，又多启发，大儒徐遵明时在宾馆，具相知委，尝谓学者云：夫人是内德之师。’案徐遵明是北魏后期北方的大儒，《魏书》和《北史》有传。李敬族夫妇墓的志文均由其子李德林所撰，故两方志的内容互相呼应，似难免有拉名人以表彰其父母的嫌疑。但是至少透露出李氏家族与当时河北学界的闻人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1]134由此可以管窥，《摩石录》比较的特点：首先，选择合适的比较对象，对比研读。其次，在研读材料的基础上，征引史志等典籍，找出其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仔细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合理结论。类似例子，又如书中将《冯五娘墓志》所记薛世雄家族与已有文献对读、《回纥墓志考察》将两方新见墓志比较等。
第四，归纳法。《摩石录》中常见归纳推论法。书中所收录的9篇文章，每篇文章末尾均有本文的初步结论与推论。除此以外，该书在研究每一问题时，均有材料→释读分析→归纳结论这一特色。如《冯五娘墓志释读》研究冯五娘子嗣说：“前引《隋书·薛世雄传》仅提及五娘及薛世雄所生四子：万述、万淑、万钧、万彻。《冯五娘墓志铭》则述及世子万述、第五子万钧、第六子万彻、第七子万备。也就是说，薛世雄与冯五娘至少有7个儿子。”[1]99很明显，作者研究冯五娘之子，将《隋书·薛世雄传》所见与新见墓志结合，简要明洁地归纳出结论。又如，《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说：“唐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好坏亲疏不一，吐谷浑与唐的关系比较亲近，除了祖先与鲜卑民族有共同关系外，恐怕包括弘化公主等人在内都做了不少切实的贡献，这样既消除了唐政府的心腹之患，也延续了吐谷浑的长期存在。”[1]214对比前文可知，这一结论是在与《弘化公主志》对读、考察唐与吐谷浑关系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
第五，诠释法。如《安优婆姨塔铭释读》诠释“优婆姨”：“‘优婆姨’，即‘优婆夷’，梵语为Upãsikã，又译优婆私柯、优婆斯、优波赐迦、邬婆斯迦、邬波斯迦、优波赐迦等。《玄应音义》二十一曰：‘邬波斯迦，或言优波赐迦，此云尽善女，言优婆夷者，讹也。’中译为女居士、居士女、清静女、清信女、近善女、近事女、近宿女、信女等。慧琳《音义》十三曰：‘邬波斯迦，唐言近善女，或言近事女。’……即在俗之信女。也就是亲近三宝、接受三归、施行善法的在家女子，为在家二众、四众，或七众之一。如能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称持戒优婆夷。对应的男性为优婆塞，四众或七众之一，又可称为居士。”[1]240可见，《摩石录》诠释名称，既音释，也义训，引经据典，精要阐释。书中例子，又如《祖孝孙墓志释读》对“杜生”“制氏”“奏升平之颂”的诠释、《宗氏夫人墓志考》对“汉广”“南纪”“翼轸”“西陵”的训释等。
除上文所叙，《摩石录》研究方法多样，如在研究《冯五娘墓志》《李百药墓志》《成月公主志》《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用图表法，《吐谷浑公主墓志研究》文中研究唐代贵族女性崇佛现象，《李百药墓志》中的葬地改变看汉中房支的转型用推理法，等等。有时，探讨一个问题，作者运用多种方法，如研究“文献中的李白妻宗氏”，作者用了考据、文史互证、归纳、演绎推理、例证等多种方法。要之，多样化且精准合适的研究方法，也是《摩石录》取得成功的关键。
不过，《摩石录》在文献、文字层面也略有瑕疵，主要有3点：
第一，引文标注问题。如第83页刘贶《太乐令壁记》，注云引自《玉海》卷七，然而，《玉海》的年版、页码均失注。又如，第93页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七“河北道二·冀州”，引文标点“苻坚用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后魏冀州亦理于邺”，而贺次君点校本标点为“苻坚用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后魏冀州亦理于邺”[6]483。类似者，又如第142页引胡震亨《唐音癸签》、第222页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因为引文没有注明出处，文字、标点正误与否，读者就无法考实。
第二，引用典籍。如第92页引张说《故括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冯公神道碑》，注谓引于《全唐文》卷二二九《张说》九。然而，该文见于《四部丛刊》本《张说之文集》卷二五[23]，又见于《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卷二一[24]，亦见于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二五[4]1229，也见于《文苑英华》卷九二一[25]。又如第254页引慧净《杂言》，注谓引自《全唐诗》卷八〇八。然本卷重出，又作义净诗，题为《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既讫遐眺乡关无任殷忧聊述所怀为杂言诗》[26]。实际上，这首亦见于明冯惟讷《古诗纪》卷一三八，题慧净《杂言》。
第三，文字及标点校对。如第96页引《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关中。”注为引自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然查该年版《隋书·薛世雄传》，标点为：“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关中。”[27]又如，第157页引宗楚客传，文谓“《新唐书》卷一二二《宗楚客传》”，当为“《新唐书》卷一〇九《宗楚客传》”[19]4101-4103。
当然，兹所列举3点小问题，乃《摩石录》碧玉微瑕。该书的“功力”，正如陈尚君先生《摩石录·序二》所说“言之成说，多有发明，在唐石研究中可自成家数”[1]序二，14，诚当中肯之论。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7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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