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芬 | 非常年代的史与诗——读么书仪《寻常百姓家》
《寻常百姓家》，么书仪著
专栏
读书生活
【导读】么书仪所著《寻常百姓家》，勾勒了一个家族自民国以来由农民到商人的传奇历史，也记载了小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曲折与艰辛。该书素材是民间的，叙述是日常的，但作者的立场是史家的。大量一手材料构建起家族史叙述的线索，细节生动细腻，人物形象鲜明感人，语言节制简朴。这既是珍贵的民间生活史记录，也是出类拔萃的非虚构文学写作。
【关键词】么书仪 《寻常百姓家》 家族史 日常生活
着眼于民间的和个人记忆的微观历史，既是对以本质化语言叙述民族“共同记忆”之大历史的补充，也是对记忆被塑造而真相被遮蔽或遗忘的现实的抗拒。新近出版的么书仪《寻常百姓家》，就是一部以个人记忆为基础的记录普通人日常生活和家族命运的“微观历史”。它是么书仪准备了几十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作者曾在元明清戏剧和文人研究中有出色贡献，这部家族史书写，是其专业研究之外的生命写作。谨严的历史叙述，透露出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而细节描写的生动精彩，则显露出其学术理性之外的文学想象力。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学”看，《寻常百姓家》都是一部趣味盎然而又启人深思的杰作。
01
以小见大的历史叙述
从历史叙述的方式看，《寻常百姓家》属于“小历史”。其所述家族，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市民。父亲和母亲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却与风云变幻的大历史没什么关联。他们都是河北丰润人，一个是乡下勤劳致富家庭的“双祧男”，一个是城里书香世家的闺秀，后者阴差阳错被父亲包办给门槛比自家低的乡间富户，从此便与小3岁的丈夫荣辱与共，经历无数艰辛，走完坎坷的一生。这对夫妻靠个人奋斗，于20世纪40年代末由唐山迁居北京，购置了北京西城的一座小院。丈夫做行商和股票投机，夫妻相濡以沫，城头变幻的大王旗，与他们的日常无关。他们遵循着古老的伦理，本着天然的良心，兢兢业业做事，勤勤恳恳做人，生儿育女，享受生活的幸福，做着寻常百姓的人生美梦。然而这个与世无争的小家庭，命运和处境无一不被“大历史”所规约和定义：1955年“肃反运动”和1956年公私合营，父亲处境每况愈下，因“地主”家庭成分和“反动会道门”的历史“污点”，他先后被强制劳动改造并失业，“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家被下放到农村落户，改革开放后重回京城，做个体摊贩，20世纪90年代父亲重操旧业，炒股维生。这个家庭的命运，其半个世纪的迁徙、苦难与挣扎，体现了中国当代历史沉重而富于戏剧性的一页。然而这部书最有价值的不是展示苦难，而是以冷静节制的笔触通过父母的形象展现一种精神——他们如何在每一历史境遇中，在为生存而拼搏的过程中，宠辱不惊，处变不惊，自尊自强，百折不挠，始终恪守正直、仁义这些朴素的道德。父亲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挣钱”和“抚养子女”，为养活孩子并供他们上学“他什么苦都能吃”。[1]235这是一部很“中国”的故事，但它的意义远超于励志，它也是一部思索生命意义的书。
该书所叙家族历史，虽属日常琐屑，但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无一不与大历史息息相关，因此，作者对人物活动时期的历史大事件，从时间、过程到形态、结果等，均有一丝不苟的考证，并以编年提要方式为每一章的叙述提供时间和背景；这同时也是人物行为和具体事件发生的环境，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如何在历史风云裹挟下经历动荡，就在这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被娓娓道来。么书仪对大历史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两者的透彻了解和研究，使大历史和小人物构成一种相互映照、高度融会的关系形式，人物的经历与日常行为始终对应着清晰的历史背景，这使本书在编年史的时间脉络上，充满了具体生动的细节与场景，形象，生动，清晰，客观，读来亲切自然而又富有历史气概。
回忆录和口述史因具有再现生活细节的强大功能而为“新历史”叙述或非虚构类写作所推崇，但其难以规避的主观性，情节叙述的想象性，却也随时可使读者对这类叙事的可信度保持怀疑。么书仪显然对此抱有足够的警惕并在写作之前已努力找寻应对之策。这部书是么书仪人生的一个夙愿，前期的准备和调研已进行了几十年，“她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录制了几十盒录音不说（用的仍是老式的细带录音机，而不是数码录音笔），还不厌其烦地查对资料，找‘知情人’反复核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具体细节”[2]2。家庭保留的大量文字和纸质的原始档案，包括30年代祖父、叔祖父艰苦创业时一笔一画记下的《同仁堂药书》，父亲40年代负债漂泊时给母亲的长信，地下党的借据，抗美援朝的捐款记录，50年代“历史问题”的交代底稿，60年代父亲做临时工时所绘厕所冲水系统图纸，70年代作为昌平农民的出工记录证，80年代的“个体户”经营证书等，刮垢磨光，爬罗剔抉，成为呈现历史的生动材料。出于对“真实性”的哲学理解，么书仪对同一事件，自觉以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比对，父亲、母亲、兄长，三位主角，既是历史亲历者、见证人，也是么书仪借以对同一段历史进行还原和描述的不同视点，作者自己，同时也是历史旁观者或亲历者，其节制和自省，以及对细节一丝不苟的推敲，使“不虚美，不隐恶”成为该书基本的叙述立场。因此，这部有关私人生活的家族史，称其为民间“信史”可也。
02
普通人的传奇
该书所叙人物、故事固然是“寻常百姓家”，三个主要人物，父亲么蔼光、母亲李庚俞以及年龄仅比父亲小15岁的兄长，都属普通人，一生多数时间也屈居边缘，然而他们的经历和命运都具有某种戏剧性和传奇性，且三人个性均有着大多数人不太能够兼守的独立、尊严和坚韧，他们使这部家族史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以及某种传奇的品质。
么蔼光的家世就颇有传奇性。他父亲和叔父是河北丰润乡下一对勤劳的农民兄弟，年轻时从卖包子开始，决心改变命运。他们靠做长工的工钱白手起家，靠赊销开小铺，后来盯准卖药行当，硬是靠着“冬三月”（在冬闲三个月里，私塾先生教授成年人认字和写字）的文化水平，“把同仁堂药书上的二百五十多种中成药的药理、构成、适应证和禁忌，背得滚瓜烂熟”。本钱小，基础差，可他们一开始定下的规矩就像做大买卖的：“精选进货渠道，决不以假乱真，讲究公平信义，决不缺斤短两。”经过20年努力，兄弟俩真的实现了翻身致富的理想，经营起一个集产销信贷于一体的双盛水商号，并置田50余亩，实现了发家梦。他们留下的遗物，有两个落款日期为“民国六年九月二十”的毛边纸手抄本“同仁堂药书”，这是兄弟二人拼命学习的见证，也是么书仪父亲精心保存的家族文物。作者“想象着节俭而努力的祖父和叔祖父，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一边学习和认记那些陌生而奇特的药名，一边一笔一画地把它们抄写成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漫长的日月，一直到叔祖父的眼前慢慢地变成了一团黑暗……”[2]12长期积劳成疾，导致哥哥早逝，弟弟双目失明。“双盛水”的创业史，浓缩了中国历史上平民靠勤劳发家致富的故事。么蔼光曾对女儿说：“当时，大多数农民都是这样做法，一辈、两辈、三辈，勤俭努力总会让人越来越富，而弄到赤贫的人，多半是有点‘不良嗜好’，沾着‘吃、喝、嫖、赌、抽’，抑或是不喜欢终生都在勤俭、努力之中的浪荡子。”[2]5么蔼光本人不但从父亲和叔父身上传承了勤俭吃苦和不屈不挠的性情，也从家族的发达史中获得了凭本事拼命硬干的信念。
么蔼光独闯天下时少不更事，曾因股市失利、欠债无力偿还而浪迹四方，却又因不折不挠地奋斗而在而立之年翻身。该书附页有一份么蔼光1942年漂泊期间写给妻子李庚俞的长信，彼时家乡盛传他“挟妓卷逃”。这封纸质粗黄字迹却工整遒劲的信，从其对妻子的坦诚告白，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自勉，以及洒脱和诚恳力透纸背的字迹，都与么蔼光后来大半生勤勉努力、真诚乐观的行状相符。他靠刻苦努力和超强智慧，也靠叔祖父的无限宽容，以及妻子的大度和信任，加上大舅子危难时刻的滴水之恩，终于在1945年迎来人生转机，否极泰来，一年多就偿清了所有债务，并在京津唐股市做得顺风顺水，举家从丰润老家迁往唐山。解放前夕，么蔼光又将家迁到北平，并在新中国的股市上大赚了一笔，在大多数人抛售房产的时刻，他低价购得西城小茶叶胡同14号院落，前院种菜，并有各种野花野果，后院枣树覆盖，老者安宁，幼者快乐，么先生30岁出头，每日平静地坐在明式书桌前打算盘记账，平静而惬意。哪知这段创业初有成就的日子竟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1955年“三反五反”后证券业被取消，1962年行商被取消，他因“历史问题”被“公安十三处”集中监督劳动，做了三年装卸工，“改造”归来，失去了职业。为养家活口，他和妻子想尽一切办法，变卖家什、衣物，到处觅活，甚至靠捡马粪、打马缨花和槐树籽过活。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1969年8月，么家被划在“自愿下乡插队落户”的名单中，年过半百的夫妻，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被一卡车送到昌平北流村做了农民。“刚刚搬进兵马司胡同52号的时候，父亲夏天穿着罗裤罗褂；行商的时候，父亲改穿布衣布裤；进了生产队，父亲的工作服上有了补丁；到了捡马粪的时候，父亲的衣裤上，就有了马粪的气味……邻居们对于父亲从仰望尊敬地称呼他‘么先生’，变化到不理不睬，最后演化为公开的不屑。”[2]145这对温良恭俭的夫妇，大半生都在为基本生存挣扎。然而，他们贫贱不移，父亲任何处境做任何事都兢兢业业，追求完美和极致，在人民医院做临时工，他烧锅炉能将手术室温度烧到恒温，画出的厕所下水管道结构图，像极了工程师的图纸。他“做行商、做装卸工、烧锅炉、修暖气管道、做和泥小工、捡马粪、捡槐花、捡马齿菜、最后下乡去锄地……都能屈能伸”；“他一扣买卖挣过几条金子，一天小工挣过一块二毛钱，一天的工分也挣过三毛三分钱”，可从来“没有过怨天尤人”，他相信“小车不倒总往前推”。[2]2351981年，62岁时的么先生注册成了一个摆小摊的个体户，批准的摊位离家很远，一个面包只能赚一分钱；利润大的水果或香烟，要行贿才批得到好货，而他“不习惯仰人鼻息”，最终“觉得自己还是不行”，70多岁仍卖花生和瓜子赚取一点差价。但即便做艰辛的小本生意，他也一丝不苟，从不违背他为自己定下的严格原则，“一要货干净，二要分量高”。“那些年我回家看望父亲和母亲，经常看见母亲戴着老花镜附身从装满瓜子的铜丝箩里面往外挑瘪瓜子和小小的土坷垃，父亲则用簸箕往外簸花生皮。”[2]1991990年上海证券市场开业，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市场化轨道，么先生激流勇进，以古稀之年重操旧业。他仍然那样勤勉努力，每天认真研究股票行情的劲头令家人都觉得“变态”，“后来发展到三百多种股票的行情涨落，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侃侃而谈”[1]205。在与过去经验很不相同的“不规范”股市，在长年不断的熊市中，么先生85岁退出股市时，竟仍然为三个入股的女儿各赚回了十几万或二十几万，这不可谓不是奇迹，么先生不可谓不是天才和奇人，只是有些生不逢时。
底层身份、边缘地位与堪称卓越的品质，构成富于张力的形象。他们是寻常百姓，然而寻常中的不寻常，正是该书作者从自身生命体验中反复确认的一种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一种长期被大人物代表、扭曲和遮蔽的民间精神。
03
史与诗
《寻常百姓家》具有史诗气韵。
历史的风云虽不由寻常百姓呼唤，却足令一介草民颠沛流离。历代记录乱世平民痛苦的文学作品，往往比历史本身有更深的意蕴，杜甫因此获得“诗圣”的赞誉。么书仪这部书以普通人命运观照历史，对事件和场景的描写具有相当的历史景深，叙述常常给人荡气回肠之感，而语言的朴实隽永，则赋予这部书十足的文学味。
康德认为，历史必须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方能获得理解[3]76，海登·怀特据此总结出历史叙述的若干情节模式。么书仪这部书，自然不见得是康德或海登·怀特理论的有意实践；而怀特归纳的情节模式，也未必适合中国民间生活史叙述。然而，这部书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生动感人的细节，印证了康德和海登·怀特历史叙述审美性的理论，该书出版数月，好评如潮。
该书并非虚构，然而有着小说般引人入胜的情节。祖父、叔祖父的奋斗发家史，父亲么蔼光跌宕起伏的人生，哥哥正直孤傲而怀才不遇的一生，无不充满悲壮的戏剧性。李庚俞与么蔼光的婚姻，本非门当户对，只因她姐姐在门当户对的婚姻中像老舍《正红旗下》的大姐一样，在繁文缛节中做苦命儿媳妇并早逝，她父亲才坚决将二女儿许配给“门槛低”的乡下殷实厚道人家，认为那样女儿既不愁吃穿，又免于“站门扇”（伫立伺候公婆），还可以“客大压店”占据上风。结婚时她17岁，么蔼光只有14岁，这桩“姐弟”婚中李庚俞有多少无奈和委屈，她的隐忍如何在正统家教和本人仁慈性格的合力下，逐渐在一种同舟共济的生活中趋于平淡，都无痕地贯穿全书，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中。“母亲说，哥哥两三岁的时候，街上卖大甜瓜，哥哥拿着母亲给的两个大子儿，到街上买了一个大甜瓜。兴致勃勃地抱着甜瓜刚一进门，迎面就碰上了父亲，哥哥举起甜瓜结结巴巴地讨好地说：‘爸爸吃甜瓜！’父亲接过儿子手里的甜瓜，二话没说就不客气地啊呜啊呜吃起来，哥哥跟在后面，一直看着父亲把甜瓜吃得一干二净之后，才垂头丧气地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听了儿子的叙述，一边叹气一边又掏出两个大子儿给了含着眼泪的儿子……”作者写道：“做了父亲的父亲，似乎还没有脱掉孩子气，而做了母亲的母亲已经懂得为人之母，那时候，父亲十七岁，母亲二十岁。”[2]211后来的岁月，这个家庭一直主要靠父亲挣钱、母亲安排，他俩总是那么配合默契。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为保证干重体力劳动的父亲吃饱，母亲每月先从全家粮食中提出5斤面粉做成炒面，又让女儿们排队买不要粮票的油酥烧饼，保证父亲每天早上可以吃到一小包炒面和一个油酥烧饼，让他吃饱肚子去干活。[2]132平时“吃饭的时候，都是母亲盛饭，姐妹四人加上母亲，一个比一个少一点，我的最多，母亲第二。吃烙饼的时候，放在案板上的五个饼从大到小排成一排，大家都静静地等着”。那时，有些人家因吃而吵架斗殴，母亲教育孩子们：“咱们家不打架，克服克服就过去了。”么书仪的哥哥在重庆工作，饥饿浮肿，为了帮他，母亲决定“每天淘米或和面之前，从我们五个人的口粮里，抓出一把米或者一把面，单放在两个小口袋里……到了月底，父亲和母亲就把小口袋里的米和面称一称，转换成全国粮票，隔两个月就用挂号信给哥哥寄到重庆”。三年时间，父亲和女儿们都没有浮肿过，只有母亲一人曾三度浮肿。[2]133父母为养活并供孩子们读书，相濡以沫应对苦难的那些细节，像一个个镜头，令人感动泪目。在么书仪面临高中升学和大学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母亲的定力和智慧使他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这选择的后果则是父母更艰辛的承担。“为我考上北大，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我至今记得他们脸上辛酸的笑容，那笑容让我今天想起来还会心痛。”[2]213
么书仪对父母感情极深，并深怀愧疚。这感情不仅来自养育之恩，更来自她对父母人格与道德的尊崇。母亲知书识礼，有很好的教养，命运让她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大半生随丈夫过着贱民的生活。然而她不卑不亢，以内在的高贵、博爱和理性，坦然冷静应对外来的种种侮辱与欺凌。她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庇佑着一家人度过最艰难的时光。1969年父母被逐出北京城时，“走的那天，天上下着大雨，院子里的邻居全都在窗帘后面看着父亲和两个妹妹搬行李，一个父亲的朋友冒着雨前来送行，他蹚着水把病中的母亲从后院背上了大卡车，前院纪婆子还特地候在门洞里给母亲戴上一朵红花，却没有父亲的……谁都明白，这个‘小动作’的意思是再一次强调：她们对于父亲和母亲‘区别对待’，看着眼光悲哀的父亲，母亲悄悄地安慰父亲：‘不用理她们，她们就是故意让你难受。’父亲在雨水中静静地点点头……”[2]161么书仪认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良好道德主要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她尤其感念母亲不仅让女儿们明大义，更让她们“懂得做人的规矩”[2]215。在传统文化和正常伦理遭遇拆毁和颠覆的年代，么书仪兄妹却从父母与“时代”脱节的一言一行、一板一眼中，学会了怎样做人，领悟到什么是尊严。因此，该书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也带有一种历史沉思的意味。从父母身上，作者看清了人间苦难能够被超越的那些精神性的东西。父母全然无“我”地对儿女的奉献，看似平凡，实有着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这是书中人物战胜苦难命运的力量，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历经磨难而依然坚强乐观、充满创造力的伟大精神呢！么书仪父母言行观念所恪守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古老道德，赋予了日常生活以神圣的意义，这是《寻常百姓家》超越家族史，某种程度堪称社会史和民族精神史的原因所在。[4]10
当我们读到这本情节跌宕、细节生动、语言洗练、充满历史厚重感与优美文学性的家族史时，不难想象作者付出的艰辛。如何从几十盒父母的口述及大量家族史材料中提炼并构建出叙事的情节，并非易事。面对历史材料和个人记忆，如何甄选、采用，如何切入、转换，还原细节如何既真实又生动，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心力。这部书让我们看到，沉淀在心灵中的情感只有经过长久的酝酿和“苦吟”，方可化为黄子平所赞誉的“水洗般”“新鲜无华”的文字。[5]
黄子平在给么书仪此书写推荐语时，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的话：“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事物不再存在。”是啊，与么书仪父母一样的芸芸众生，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离合悲欢，有怎样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在正史的宏大视野中，也几近于“无”。通常，历史叙述所不屑或不能记载的，被文学承担了下来。近年国内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有部分作品就属于这类“史余”之作。么书仪的家族史写作，无意中汇入了这个潮流，却是其中最耐读的一部。
《寻常百姓家》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是事实的，也是情感的；是史，也是诗。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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