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扉 | 从语用到社会：人类学“语境”方法论
专栏
概念
【导读】“语境”(context)作为语言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语境概念的分析，尚存在诸多不同解释与定义。在语言学中，语境一般指语用环境；在社会科学中，语境一般指情景语境、文化背景及社会语境。“语境”的概念与人类学息息相关，现代“语境”理论一般认为源自英国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者主张回到地方性知识，通过采取“语境”方法论去理解及研究他文化。
【关键词】语境 语用环境 文化社会语境
00
导言
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一个人语言的界限就是一个人的世界界限。语言是人类的标志性发明，语境是语言最重要的参数。语言为何物？语境又为何物？“语境”(context)即“语用环境”，作为语言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不同定义从而产生不同流派的语境学说。在语言学中，语境一般所指语用环境及文章上下文；在社会科学中，语境一般所指情景语境、文化背景及社会语境。语境作为一个古老的研究对象，西方语境研究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国语境研究亦可追溯至先秦诸子百家。语境的概念与人类学理论息息相关，现代“语境”理论一般认为源自英国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此后，人类学中语境的概念不仅影响了语言学，且影响了诸多交叉学科的不同概念。但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语境概念的分析，尚存在诸多不同解释与定义。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所言，给一个事物下定义，才能让人更好地了解该事物。为厘清人类学中的语境概念史，在此尝试从人类学领域做一次关于“语境”的概念史考古分析，并阐释语境概念与人类学的亲密关联，进而论证“语境”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01
中西方“语境”概念
源流考
中国语境理论最早出现在语言学中，晋代经学家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所注：“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又在《正义》中所疏：“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1]。两位经学家在此所言的“数句”即所指字的语言环境，与西方“语境”概念中语言的环境意味相关。中国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书：“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2]在此，通过字、句、章、篇之间的彼此关系，可知语言形式在语境中的语用。关于语言的上下文关系，清代学者袁仁林在《虚字说》中也强调，字的理解需要依据上下文而知之，明确指出上下文的功用关系。此外，中国语言学家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写道：“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3]在此，他提出中国著名的“题旨情境”理论。中国传统语言学对语境的认识，多指向文章的上下文关系，但陈望道的“题旨情境”理论纳入了语境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语言学界一般认为此为中国“语境”理论的提出与阐述。此后，中国语言学界学者对语境问题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从20世纪60—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们分别从人类、社会、修辞、语用角度对语境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语言学界融合西方社会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理论，把语境理论拓展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及文化语境。
在西方，语境理论的萌芽可视为源自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工具论》中，亚氏表达了理解词语要依据其不同出处。[4]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诸多学者曾从语言学及哲学对语境展开论述，但此类学者还未将之作为概念加以研究。直至19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在其《算术基础》中提出：“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5]即我们通常所言，一个词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他在此表达了关于语境的思想，并将“语境原则”作为其著名的三原则之一。他写道：“纯语词不是完整的思想表达，相反，为了正确地理解它们，还需要认识说话时的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在这里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示意、手势、眼神也可以属于这些手段。”[6]因此，他对语境的概念外延进行拓展，并将动作也作为语言的背景。
英国伦敦学派对于语境理论做出了系列研究，伦敦学派关于语境的研究影响深远。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语境理论的先行者，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语境”(context)概念。[7]显然，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观受弗雷格思想的影响，此后，与马林诺夫斯基同属伦敦学派的弗斯(John Firth)及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延展了语境观。弗斯基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20世纪50年代阐述了其语境观。他将“语境”分成内外语境，即由语言内因素构成内部语境，由语言外因素构成外部语境。因此，弗斯将语境的因素做出了内语境与外语境的区分。韩礼德在弗斯语境观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语域概念。语域在韩礼德的定义里就是语境，他的语境观为弗斯情景语境理论进行了抽象解释，并借助系统功能思想表达了其语境理论。
语言人类学者与社会学学者也给语境理论注入了新内涵。美国社会语言学者约书亚·费什曼(Joshua Fishman)提出了“语域场”概念，语域场指言语交际中受共同行为规则制约的社会情境，包括地点、时间、身份和主题等。[8]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从语境成分构成角度完善了语境理论，他将语境归为八因素，明确了社会环境对于语言适用的意义，认为使用语言的社会环境为掌握言语程度的一个标志。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强调语境与知识的关系，认为话语合适与否，可依据如下方面的知识，即角色、地位、场合、正式程度、交际媒介、是否恰当的主题以及是否恰当的语域。因此，知识是语境的具体体现，知识构成了语境。英国语言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提出了语境相对性的概念，指出命题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具体意义。“语用学”一词从1938年创生，列文森对于语用与语义学的区分做了诸多方面的考察。他在其《语用学》中提出，传统的语境参数应包括某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交原则和人类共同的社交原则。[9]因此，他考虑到了交际主体的主观因素，把交际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运用信仰引进了语境研究。
欧陆学派提出了与英美语用学不同的语境理论思路。20世纪末，以丹麦语用学家梅伊(Jacob Mey)和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提出了不同于英美语用学传统研究的思路。欧陆学派这种宏观的研究思路，主张以话语建构为中心，强调把微观语言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学家斯波伯(Dan Sperber)与威尔逊(Deirdre Wilson)又从认知角度引入语境研究，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概念，认为理解话语与认知相关，概念的集合构成认知语境。[10]梅伊把语境分为社会语境和社交语境，他在《语用学引论》一书中说：“语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言语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11]梅伊重视语境的动态意义，并强调语境在交际中的能动作用。社会语境所指静态社会文化因素，社交语境所指动态交际因素，并提出动态语境(Dynamic Context)概念，所指交际过程中的变化场景。维索尔伦在《语用学新解》(1999)中，提出“语境”是语言交际的环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两部分，交际语境由言者、听者、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及心理世界构成。
因此，从中外语境理论的概念史来看，语境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从“语用”环境逐步拓展为“文化”与“社会”的情境。语境发生了从“语用”环境到情景语境、文化背景及社会语境的概念延展过程。因此，语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的环境而存在，语境还应涵括语言之外的情境、社会与文化的复合环境。
02
语境理论与文化人类学派
的形成及研究
“语境”(Context)一词的发生和延展与人类学密切相关。首先，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语境理论引用到人类学领域。此外，美国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对语境理论的研究，促成了语境研究文化人类学派的形成及文化研究。
1918年，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家奥格登(Charles Ogden)和理查兹(Ivor Richards)讨论“意义问题”。1920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他们一起参加同一个会议，在此会议上，他们共同讨论“意义的意义”问题。1921年，罗素出版《心的分析》。[12]本书采用因果论，认为词所引起的行为效果决定了词义。1923年，奥格登与理查兹出版合著《意义之意义》。[13]在本书中，他们继承了罗素的因果论观念。1930年，理查兹到访中国讲学，并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讲“意义的逻辑”。此后，他在《“意义的意义”的意义》一文中呈现了其主要观点，并刊发在《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文哲专号》上。奥格登和理查兹从语言学定义“语境”，他们从“符号—情景”语言模式来研究语境。他们沿用了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认为词语与所指(事物)是一种间接关联。即孤立的词语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思想者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才具有“意义”。奥格登和理查兹提出语境是意义与感知的纽带，语境为一系列事件，意义源于对系列事件的感知。因此，正是因为这些复现的情景，解释才成为可能。
正因赞同奥格登与理查兹二者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为他们的著作《意义的意义》撰写补录，即《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中，表达了其重要的语境思想。[14]也正是在此篇补录中，他提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一概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与民族的日常生活、文化及社会习俗相关，他将语境分为“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al)。他写道：“正像在口语或书面语中一样，没有语言性语境的词仅是一个虚构之物，它本身什么也不能代表。所以，在一种活的口头语言中，没有情景语境，话语就没有意义。”[15]因此，他被学界公认为首先提出“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术语的人类学者。他认为语境应突破语言语境的范围，关注语言外的情境、文化和社会心理。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定义为一种“行为模型”(Behavior Matrix)，即自然发生的情形，语言置于语境之中才会产生意义。马林诺夫斯基不仅在人类学分析中引入语境理论，并在民族志中阐释了语境论。他在南太平洋特罗布里德群岛(Trobriand)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强调若要理解原住民的话语意思，须结合彼时本土的情景语境。马林洛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ers)田野调查后，著有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民族志。他的三本民族志被认为是人类学民族志三部曲，最后一部为《珊瑚园和它们的巫术》[16]，他在这部民族志的第六部分阐释了语境。他在《珊瑚园及其魔力》第二卷中明确提出“文化语境”概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也是行为的方式，而不是纯粹的思想符号，语言还与文化背景及其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历史相关。他认为事物置于其语境之中才可被理解，才会发生具体的功能。例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咒语也是语言的一种形式。咒语唯有作为“言语行为”(Verbal Acts)并置于具体语境中才可被理解，因此咒语具有显著的语用功能。岛民使用包括咒语的语言形式，其目的不是交流思想，而是取得他们想要达到的实用功能。显然，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依然持有他的功能主义学派的观念。
人类学者与语言学家弗斯的意义语境论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理论影响，弗斯把索绪尔结构主义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贯通。他认为语境不仅指“语言的上下文”，还指“情境的上下文”，弗斯承袭了马林洛夫斯基的“情景语境”术语。二位人类学家不同之处在于，马林洛夫斯基的情景语境为实存或实际发生，弗斯则为一套概念化范畴。弗斯把情景语境抽象化定义为“Schematic Construct”(概要构念)。他认为情景语境包含三个元素：(1)参与者，即个人、个性以及相关特征，包括参与者的言语行动以及参与者的非言语行动；(2)关联的对象以及非言语和非个人的事件；(3)言语行动的效果。[17]177因此，在弗斯的理论中，意义可视为“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的集合，意义理论的构建应将语言与社会经验结合，对语言与社会经验重建联系。[17]129,192
社会学家对语境概念的研究，推动了文化人类学派的形成与研究。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用“语域”概念表达“语境”，其语域由“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话语的风格”构成。而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则认为语境因素包括话语的形式、内容、背景、参与者、目的、音调、交际工具、风格和相互作用的规范等。海姆斯在“交际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八个影响交际的因素，并把八因素的英文首字母合成为SPEAKING原则，即场景(settingand secene)、参与者(participants)、目的(ends)、行为结果(act sequence)、基调(key)、媒介(instruments)、规范(norm of inter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与体裁(genre)。[18]韩礼德重视语言的社会学性质，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用功能方法研究语言。韩礼德创立了系统功能语法(Syscemic Functional Grammar)，他把语言看成“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则继承了韩礼德的语境观，将语境理论分为三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语篇体裁层面和语域层面。在他的语境理论中，意识形态层面属于语境范畴的最高层次，他将语篇体裁层面对应文化语境，而将语域层面对应情景语境，作为文化语境的体现。马丁的语境论综合了韩礼德和格里高利(Gregory)的理论，他提出“语域”(register)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出了“语类”(genre)概念。因此，通过不同内涵与外延的语境理论研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对语境理论的讨论，推动了人类学中文化人类学派的形成及文化研究。
03
回到语境与人类学
地方性知识
“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出现宏大叙事的理论取向，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也一度出现此种宏大取向，并注重共性与普遍规律研究。因此，学界因追求宏大而普遍忽略了地方研究，从而不免导致学术研究的某种表面化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阐释学派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概念。[19]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概念与重要术语，这一术语体现了人类学者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也是对于后殖民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
人类学者主张回到地方性知识的语境中，去理解和研究本土社会文化现象。阐释不仅是一种开放性的，且需要回到时代语境与地方语境中去读解。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在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时候，采取回到本土语境的人类学方法。在其专著《乌鲁鲁：艾尔斯山原住民史》[20]中，他融合了人类学与考古学双重方法论论述原住民文化。他通过考古学方法重返本土的历史语境，并通过人类学方法回到本土文化语境。结合考古事实分析与人类学解释的双重论证方法，揭开并解释澳大利亚岩画的多样性意义。通过回到他文化语境的方法论，为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一种适合的经典方法。因此，无论是文化学者还是人类学者，均主张不能采取西方方法去研究非西方文化。同样，人类学者也提醒学者及公众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去理解非西方文化。
西方学者一直局限于西方传统文化研究方法，因此出现了诸多文化解释困境。关于非西方社会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界主张回到非西方本土语境研究，人类学者开始关注并反思非西方他文化研究。人类学审美取向理论走向繁荣时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自1990年以来，西方人类学者纷纷关注非西方社会审美现象。在讨论审美普遍性问题之时，尤其关注非西方社会审美问题。此类著述包括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从晦暗到明亮》[21]、杰里米·库特(Jeremy Coote)《日常生活的奇迹》[22]。荷兰人类学者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的研究方向为审美，他的著作直接采用语境命名为《语境中的美》，即强调回到语境中去审美。他认为西方学者在论及非西方美学之时，应依据非西方的社会语境来谈论美的议题。他质疑西方：“能否采用西方美学方法来审视非西方美学?”[23]他在谈及美洲土著艺术美学时，提出原住民的审美定义要依据其语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学者夏洛蒂·奥登(Charlotte Otten)编著《人类学与艺术：跨文化美学读本》[24]，集中研究了跨文化美学问题专题，诸多学者围绕原住民艺术讨论了跨文化美学问题。此外，人类学者不仅关注非西方研究，亦同时关注本土文化现象研究，种种现象显示出人类学者对于语境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较为重视。因此，当代西方人类学界关注非西方问题研究，人类学者采取人类学方法重新审视非西方社会问题。他们回到事物本土语境之中，在社会的遮蔽与裂缝之处，洞察社会中隐性存在的文化现象。
返回文化语境的方法就是返回地方性知识语境。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对于文化研究具有反思的批评意义。人类学者认为文化研究要警惕把地方性知识非地方化，学者不应以局外理解本土文化，应尽可能采取内向性视角，去接近本地的文化、社会及本土制度。通过这类具有文化象征意味的形式，去观察他社会中的人及社会现象。人类学者应采用文化相对主义取向去接近地方性知识，并摒弃欧洲中心论的文化观。因此，“地方性知识”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具有关键意义。人类学者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不仅是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还是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与反思。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态度与方法论，包容“他者”与“差异”，并主张文明与知识形态的多元化。因此，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解构了传统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
04
人类学语境方法论
一个人的语言界限就是一个人的观念界限，一个社会的语境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显现。语言对于人类具有何种意义？我们如何通过语言去理解世界？关于人类与语言的复杂关系问题，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言，我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946年，他在《诗人何为》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两次重述我们所熟悉的那句，“语言是存在之家”[25]358。在他看来，存在离不开语言。语言具有两重性，语言是“‘存在’本身既澄明又遮蔽的到来”[25]37。海德格尔将其研究语言的著述，如《语言》《语言的本质》《走向语言之途》，收录在其著作《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在这本关于语言的著作中，他批判传统的语言观。同样，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也对传统语言观做了批判。他批判了以亚里士多德及洪堡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批评传统语言观把语言视作符号与工具的客体，而把人视作支配符号和工具的主体。他认为此种传统语言观没有思考语言的本质，即没有对本质的语言进行倾听。
文化研究者如何展开对于他文化的叙事，应如何去观看与理解他文化，文化研究者如何回到地方之中去，又通过何种策略去展开文化批评叙事，这不仅是关于他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亦是关于受众如何去阅读他文化的问题。关于他文化的观看之道及阐释方法，涉及他文化的原真性及阐释方法论问题。同样，关于他文化的文化叙事与批评策略，指向他文化的地方知识的原真性(Authentication)问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地方研究尤为重要，人类学界出现地方(place)研究思潮。人类学主张返回他文化语境去言说，并反对采用挪用手法来解释他文化。人类学者重视地方性知识，并主张“回到语境”的方法论，回到地方性知识体系之中去研究他文化。人类学者主张以文化平等观来研究他文化，主张不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他文化，并主张采取本土的内向眼光来进入他文化。人类学者从语境方法论出发，从“地方”的文化语境展开本土文化与社会研究，这是一种平等而非殖民视角的文化研究方法。
人类学者主张回到历史语境，并主张回到地方语境去研究原住民文化。语境不仅涉及横向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语境还不应忽视纵向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相互紧密关联，文化研究中需要注入历史语境维度。文化是人类历史的具体显现，历史承载着文化宽阔的厚度。因此，在文化研究中需要融入历史的维度。在面对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复杂文明社会，文化研究需要具有“史”的维度。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人类学者可采取“志”与“史”相互结合的方法展开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范围从乡村到城市，从无文字社会到复杂文明社会。文化研究中需要保持对于历史的语境研究，历史语境是文化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与维度。
正如海德格尔对于传统语言观的批判，我们也需反思对于他文化的研究方法。显然，人类学者主张采取回到语境的方法论，以民主的态度与方法定义他文化，采取回到语境的方法论，作为他文化的观看之道及阐释方法。不同社会的文化语境是不同的，文化研究的书写不应是以欧陆为中心的文化书写。在人类学所主张的世界文化平等观之下，文化书写应置于全球视域之下。在新文化史观及人类学方法之上，可采取回到语境的方法论研究。文化研究面对他文化研究之时，应回到地方性知识语境之中，回到本土场所去实现研究与阐释。作为他者的文化研究者，应将文化置于地方本土历史文脉之中，回到“地方”场所之中展开文化叙事。这是一种面对他文化的反殖民叙事及批评方法，回到语境去抵抗他者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想象。
注释：
[1]参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一》,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20页,共60卷，1314页。
[2]参见（南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卷七，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刊本,第35页,共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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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M].余纪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德]弗雷格.算术基础[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
[6][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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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harles K.Ogden;Ivor A 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M].with supplementary essays by B.Malinowski and F.G.Crookshank.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23.new edi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Jovanovich,198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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