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 | 一个概念的经验重构：评《作为翻译和解殖的离散》

专栏

全球书评

作者：刘骏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导读】2022年出版的《作为翻译和解殖的离散》，是社会学家伊派克·德米尔从社会学视野对“离散”概念所做的跨学科阐释。通过挑战“离散”作为理想类型和文化杂糅的经典理论化方式，德米尔从全球化时代的移民过程和移民性视角，展现“离散”作为文化互译和解殖的功能，并进而指出其作为理解解殖历史过程的总体化语境和改造当下世界的潜能。【关键词】离散  全球化  文化译介

“离散”（diaspora）这一概念对中国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它的阐释和使用，实际上把它演化为一种界定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和离散文学研究的重要关键词。对中国学者来说，这给研究海外华人文学提供了一个适合的阐释空间。当然在这样单一化的研究视角下，又难免出现过度夸大具有离散身份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世界主义批判视野。实际上，正如著名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对新离散和旧离散的区分，在全球化时代之前的离散现象大多数是因为宗教、战争的政治奴役和商贸因素所引发的经济移民现象。[1]海外华人文学所设定的离散语境，则主要是跨国流动普遍化之后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的文化离散现象。

2021年，随着英籍坦桑利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作为非洲难民的离散身份使得离散这一概念再次受到关注。而正如学者朱振武所总结的：“深厚的诺贝尔奖情结、重点作家研究一枝独秀、对后殖民理论以及流散英语作家的厚爱、对作家作品主题思想的偏重和对中外作家作品比较研究的痴迷，一直是中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2]。

2022年英国社会学家伊派克·德米尔（Ipek Demir）的新书《作为翻译和解殖的离散》（Diaspora as translation and decolonisation）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契机之下出版的，更值得被中国学界关注。

离散，顾名思义，在地理位移上指的是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远距离的地理空间的转移，挑战了本土主义者所坚持的在地与文化归属的绝对联结。离散者同时也被认为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基础上宣扬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推力。

从历史根源上去解读造成离散现象的原因时，始终摆脱不了的就是离散与帝国之间的关联，不管是古代的封建帝国还是现代的殖民主义。德米尔即以奥斯曼帝国和英法殖民为例来说明今日之流散与“帝国的服从与殖民，扩张与收缩”[3]的历史关联性。离散现象正是在这些帝国的政治征服和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在帝国的征服时期，离散者作为文化他者被嵌合进帝国内部的等级关系之中，但离散者在作为帝国文化的重要存在这一角度上又不断挑战着帝国内不平等的等级系统。

德米尔正是聚焦于离散的文化干涉功能来挑战把离散作为永恒流动性和异质性的观点，通过融入翻译研究与移民文化研究的综合性视角来恢复离散的批判性潜力。从空间性位移和时间性流变的角度去确认“离散不只是全球化和解殖的产物，同时也是它们的实施者和制造者”[3]。

01

传统离散理论的限度

德米尔对于离散概念的重新阐释，正是基于离散理论被本质化的现状而已缺乏解释当下的效能。她把离散理论解释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存在的离散，另一种则是作为生成的离散。第一种以国际移民专家罗宾·科恩（Robin Cohen）为代表，试图总结离散群体的普遍特征；第二种以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把离散解读为一种动态的关于远离起源之地和文化之根的文化现象。

中国学界熟知的离散词源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即所罗门圣殿被新巴比伦王国毁坏后犹太人被迫的种族流亡。德米尔则强调离散还有另一个更早的希腊语词源传统，更接近于广泛种植的播散意涵。它来源于希腊人对小亚细亚地区的征服和移民活动。科恩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离散定义为一种“受难者离散”（victim diaspora）而已经远离它的希腊语传统。[4]

上述第一种的离散理论实际上是经典的社会学阐释，希望通过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法来用同一的集体记忆确认理想的故土与新乡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但是这种保守化的建构实际上把理想的特征普遍化为永恒的存在，而实际上时间性的维度使得离散在不同的社会变迁时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与之形成对照的第二种离散理论，更注重围绕着离散现象在“根与路线”（roots and routes）的争论下而形成的族群身份和文化生产的复杂性。斯图亚特·霍尔在挑战“黑人性”的本质主义解释时，正是采用了此种思路去展现黑人身份建构中所存在的矛盾、异质和模糊的状况。对出生于牙买加的霍尔来说，英国黑人所寻找的文化之根在他们离开家乡之后就是一个不停被重构的幻象，而在超越殖民历史建构黑人性的身份认同过程中，则陷入了一种多重移植、含混不清的离散领域之中。作为一个出生于牙买加的黑人学者，霍尔的文化之根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氛围之下，当然与加勒比本土主义存在着相互重叠又充满挑战的关系。但是从真正的种族文化起源来说，霍尔的文化之根又要面临泛非主义的质问。同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离散成为联结所有非洲裔群体的文化术语。从泛非运动到黑人国际主义，在研究非洲反抗殖民主义历史这一领域，离散越来越激发黑人学者的兴趣。也正是受到黑人国际主义的启发，以霍尔和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出现了向种族即离散研究转向的趋势。[5]

从这个角度来反思种族与身份，第二种离散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本质主义挑战。虽然此种理解路径仔细地检视了从移民之地到客居之地的动态开放过程，却忽视了离散过程本身积极地介入世界的效能。因而德米尔把第二种离散理论对殖民遗产与种族关系的忽略，称之为“中间性障碍”（the tyranny of in-betweenness）。[3]在研究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移民法案中，学者丽莎·洛韦（Lisa Lowe）就指出这种文化杂糅性的离散理论是建立在忽视被迫离散的物质主义基础，具体包括“强迫的劳工移民、种族隔离、经济层面上的迁移和拘禁都在杂糅的文化身份上留下了物质的痕迹”[6]。

虽然两种离散理论具有不同的理解路径，但在德米尔看来，它们都属于本体论的范畴，而她所欲探讨的是离散去神话后介入现实的可能性及其批判性潜力。德米尔正是在总结以上两种离散理论的局限性基础上，一方面重新审视离散现象本身的历史性维度，另一方面重新重视离散社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异质性展现。而她所要凸现的，就是在解殖传统下的离散所具有的介入现实的能力。

02

离散的新阐释视角

为了能真正还原离散现象的现实介入性，必须从新的视角去重新认识离散现象的本质和所发生时的具体状况。德米尔首先提出离散状况难以避免的是两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共时互动及其交流之中发生的困境,因而这使得从译介视角去看离散现象成为必要。译介同样代表着符号在文化和语言系统之间自由穿梭和动态改造的过程，因而也成为离散状况的绝佳隐喻。

一方面，从译介视角去看待离散现象，可以还原欧洲殖民主义下不同文化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是如何建构的。对远离故乡融入异国的离散群体来说，文化译介本身就是一种被迫的生存策略。另一方面，解殖时期的离散从文化译介的角度看，也可以作为全球南方改写和抵抗全球北方的象征，因为这些离散者就是全球北方内的全球南方代言人。拥有文化资本的代言人们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和上层职业阶层所组成，同时从译介视角去解读离散现象本身，也代表一种从语言学向社会文化语境译介研究的转向。

离散现象中的文化译介是一种关乎文化身份、文化实践的综合性互动，它是不同文化族群的遭遇，并在这个遭遇过程中通过围绕图像和观念的叙事改变了各自对本土文化的本质化理解。正如翻译是一种重写过程一样，离散对“目标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7]来说，也是一种文化重写的可能。[3]德米尔不仅看到译介视角在阐释离散现象中的文化互动时，挑战了传统离散理论对于文化本真性的强调，而且看到这种文化转移过程中新的意义生成、变化和被改写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因为译介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环节相联系，因而从译介的视角看这种文化重写，是在一个具体的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下，通过与政治、文化、语言、性别等不同符号系统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维持和消融过程中，语义被转移并生成难以预见的新意义。语义的转移对文化译介来说是一种传播过程的挫折，但新的意义生成又为新一轮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语义空间。离散族群本身就在这种语义表达的挫折和共享空间的建构过程中，确立了自身在移居地文化中的民族遗产记忆方式和对未来社群生存的想象方式。

当然，这种文化重写并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意义转移，译介过程本身就是无关总体性、纯洁性和稳定性的贬损过程，特别是考虑到离散本身的权力不平等问题，因此离散过程中的文化重写总会时常面临抹除和排除原文化中重要信息的现象。在这样的不同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的边界不断处于消融和在维持的动态平衡之中。借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德米尔认为离散群体在移居新乡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抹除和排除原文化中的重要信息，是因为移居国是文化重写合法性的决定力量，异国文化的某些部分在它们看来是异质的，是不可被转化的。因而这种文化抹除机制被德米尔命名为“霸权他乡”（hegemonic host）[3]机制。

不管是文化译介中新意义的生成还是原意义的抹除，德米尔认为这都遵循着两种基本策略，即异化与驯化。驯化过程中为了回应移居地文化的价值诉求，使得原来的文化被移居地的文化所挪用，而异化则依然保留着原文化的独异性并通过打破习惯的文化代码而丰富移居地的文化。而至于主要采取何种策略，则由移居社群的时空语境所决定的。

德米尔所提出的第二种阐释离散现象的视角是解殖的方向，她认为离散现象对于故国和移居国的殖民主义思想都能发起挑战，而真正达成文化解殖的动力。解殖就是彻底转变殖民主义下那种系统性的结构不平等状况，而文化解殖就是政治解殖的下一步，通过彻底改变被殖民者在思想和文化中的处境，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当然，德米尔这里特指的是后殖民时期的离散现象，他们不只在殖民地抵抗着各种殖民掠夺，在宗主国也为自由和解放观念的深化做出贡献。这种宗主国内的贡献，以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运动为例，不只在美国国内掀起了黑人权利的社会运动，其深远影响也扩展到美国国内各种教育体系内部。

德米尔在这里用“激进的包容”（radical inclusion）这一概念来命名后殖民离散中的文化解殖过程，即通过用一种包容的方式重新讲述发生在殖民主义时期的社会暴力，通过不断回忆和提醒的方式促进离散群体融入新的移居国之中。因而对离散群体来说，解殖正是开始于离散的那一刻。他们需要通过不断返回到离散时刻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属于离散群体的解殖历史。

德米尔特别指出，这种激进的包容与西方政府常使用的社会包容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德米尔以英国对于原殖民地的移民政策为例，它们实行通过大众教育、大众媒介和青年文化来塑造一种文化包容的假象，而在经济上通过一系列歧视和种族主义政策来实现一种社会性排除。虽然英国政府在处理海外移民时，有过从移民到公民的表述转变，试图宣扬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和多种族的移民政策。对海外移民来说，似乎英国的都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大都市，但以民族为中心的社会构建决定了所谓的社会包容政策只是英国政府保障英国白人利益的修辞。社会融入的过程对海外移民来说，就是以一种社会准入的过程，把自己界定为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必须以积极的方式成为一个复杂包容的社会中的一员。而海外移民对英国政府来说，只是一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下的现实需求，通过把海外移民表现为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世界秩序的象征符号，以稳固西方国家的主导权力。正是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德米尔特别强调海外移民与真正离散者的区别，真正的离散者“能回击大都市的声音，把所有的种族和政治整合在一起，他们成为全球北方内的全球南方，真正介入新乡与故国的解殖过程”[3]。德米尔这里通过比较，正是强调海外移民现象普遍化状况下的全球化政治管理，并不应该导致我们忽视真正离散者的存在。而她所谓的真正离散者，当然是能挑战各种不平等全球关系的流动群体，他们在文化、语言、法律、政治和教育等关系中向主导的民族与国际间跨民族结构发起挑战。

03

离散群体的

经验重构与挑战　

德米尔对于离散的阐释，当然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争辩之中。德米尔作为出生于土耳其的库尔德族问题观察者，认为库尔德族人在欧洲的离散经验，正是离散作为一种带有失位、移植和去领地化意涵[8]的概念，从一个民族政治身份向本土化和解殖化转变的最好例证。库尔德族人从未建立自己单一的民族国家，却伴随着帝国的建立和解体融入不同的民族国家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库尔德族正是回击和挑战全球北方殖民政治的重要力量。

在中东地区，欧洲殖民主义的干涉首先按照宗教和人口数量的划分政策，库尔德族被定义为少数族群。其次，通过限缩库尔德族的政治、文化和语言权力，迫使库尔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离散至欧洲。库尔德的这种离散缘由也正符合一般后殖民离散的情感，即“我们在这里因为你们曾经在那里”。[3]

离散至欧洲的库尔德族，特别是父子辈之间，正是通过传递库尔德族的斗争史和保留独特的身份文化才能维持库尔德族的身份。同时在离散过程中，他们也把这些文化思维译介给其他的欧洲本地居民。在库尔德族离散至全球各地的过程中，语言使用和生活习性必然发生变化，但文化和身体记忆作为文化载体依然保存。这种文化译介所依赖的文化载体，主要包括社会实践、革命歌曲和民间故事。在这样的集体族群文化的生产过程中，接合了集体和个人关于失落情感重新被记忆和救赎的诉求。在译介库尔德族的离散经历时，所常用的正是一种异化与驯化并存的策略，面对欧洲本土居民通过人道主义话语把库尔德族展现为帝国的受难者。对于新一代的库尔德族人，不同代际所面对的文化、政治、经济和语言语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维持族群身份主要是依赖重述库尔德族为民族尊严而斗争和反抗的故事。

全球北方的离散者虽然带来了殖民思维的解体和文化互动的效果，但不可避免地也遭受了欧美白人群体深度焦虑下的文化抵制，即所谓的反多元文化主义情绪。他们认为自己习惯的种族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失去了一种在家的控制感。德米尔认为这种重建种族秩序的文化思维，实际上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文化包装。他们把移民和难民描画成突然闯入家里的外来者，而把自己美化成富有耐心的主人。这种拒绝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文化同化主义政策在新世纪的延续，为了捍卫白人群体的社会优势地位，而否定离散群体应该享有的公平主张。

面对离散群体，全球北方除了反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还存在一种用种族取代阶级问题的“被遗忘的传统工人阶级”。[3]他们主张新的离散群体抢占了白人工人阶级的工作机会，试图通过召唤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旧主义情绪，来激化对离散群体的排斥。但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下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难以为继。

04

结 语

正是以库尔德的跨国主义团结和世界主义主张为例，德米尔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离散群体天然地具有一种全球化重构的潜能，即重塑一种族群平等和人类自由的全球化社会。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用资本的逻辑来建构一种总体化世界的主张，那么德米尔重新阐释离散群体的译介和解殖视角，正是在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维度上重塑全球化的具体实践。更重要的是，离散群体相较于以往的国际主义主张，它并不是强调差异和歧见的国际主义，因而不会陷入差异话语的窠臼。相反地，通过赋予离散以译介和解殖的视角，离散成为一种能接合差异的话语，通过联结不同群体的离散状况来建构差异内部的统一性。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文化政治问题的修正，是对新的全球化政治的前瞻”[9]，德米尔试图通过重新阐释离散现象的解放潜力，来建构另一种更加公平和谐正义的全球化主张。

注释：

[1]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iasporas Old and New:Women in the Transnational World[J].Textual Practice,1996,10（2）:245.

[2]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7）:136.

[3]Ipek Demir.Diaspora As Translation and Decolonisation[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22.

[4]Robin Cohen.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M].London:UCL Press,1997:26.

[5]Brent Hayes Edwards.The Uses of Diaspora[J].Social Text,2001,19（1）:57.

[6]Lisa Lowe.Immigrant Acts:On Asia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82.

[7]“目标文化”指的是作品翻译的受众或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包括其文化规范、价值观和期望。

[8]R.K.Mishr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and Diaspora in Terms of Translation[J].The IUP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No.2,2012:63.

[9]周志强,刘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种阐释视野[J].学习与探索，2022（4）：15.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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