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 双线并置中的情感命运诘问——关于许春樵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
专栏
特约书评人
【导读】在《下一站不下》中，许春樵通过双线艺术结构的设定，相对成功地塑造了富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也生动地呈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创业史和情感史。本文主要从作品的三个艺术形式层面之特点来分析。与此同时，作家暴露于作品中的理论意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关键词】《下一站不下》 双线艺术结构 情感史 创业史
许春樵是一位同时兼擅理论思维的优秀小说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不仅对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而且也还勇于挑战权威，曾经和当时影响极大的文学批评家，比如至今依然健在的阎纲先生，就某些观点发生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与碰撞。虽然在时过境迁之后的今天看来，许春樵那个时候的观点很是有点稚嫩，但他理论思维的初露端倪，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尽管说他后来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但理论思维却依然不仅不屈不挠地潜伏于他的小说文本之中，而且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影响其思想艺术面貌。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方面，理论思维的强大固然可以促使许春樵更加深刻地理解认识当下的现实和既往的历史，更加深入地挖掘剖析人性世界，更为睿智地强化完善艺术层面上的小说技巧运用，但在另一方面，如此一种理论思维反过来却也很可能会赋予作家某种过于强大的写作主体自信，使得作家个人的主体意志在很多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所有的情节和人物之上，以某种强势的艺术专制严重地妨害并非不必要的艺术民主。依照我个人的一种偏见，原本应该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取得更高成就的许春樵，之所以总是会犹豫徘徊不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理论思维过分干扰的缘故。道理说来其实也并不深奥，那就是，当一个作家在理论的层面上过分明晰地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如何酝酿构思与结构布局，如何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时候，这种过分明晰的理性反过来自然也极有可能不够尊重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主体性意志。
这一点，在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中，同样也留下了足够明显的印痕。比如，其中两位并非不必要的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刻画。一个是魏国宝。首先应该承认，魏国宝这一人物形象的存在，是推动故事情节演进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从一开始，魏国宝就是以宋怀良情感上的竞争对手形象出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早在初一的时候，就已经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同学吴佩琳：“你说怪不怪，初一那年夏天，你穿着白色连衣裙走进教室门口那一刻，我的魂就被你勾走了，都快四十的人了，人生过一半了，就那么一眼，耗上了半辈子。”何止是半辈子，实际的情况是一辈子。极端一点，我们甚至也还可以这么说，魏国宝的生命就是为吴佩琳而存在的。无论是当年偷盗3万元钱后的嫁祸于宋怀良（“吴佩琳跟宋怀良偷偷好上了，还死不承认，魏国宝气不过，心不平。”所以，他才在偷盗三万块钱后巧妙设计，以嫁祸于宋怀良），还是后来的与张月秀结合（“你跟宋怀良结婚，我差点疯了；我为什么娶张月秀？她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丹凤眼，会说话的，背后走路的样子更像你，我把她当作你的替身，离婚是早晚的事。”），抑或还是再后来的毒品交易（“这个开出租车的大毒枭开上了直升机，港台大陆三流明星四流模特走马灯似的出入他的别墅和他的怀抱，可少年时暗恋的吴佩琳三十年挥之不去……”），从根本上说，全都是因为内心里一直暗恋着吴佩琳的缘故。尽管我们不能说许春樵的如此一种设计完全不具有合理性，但在我的理解中，如果说一开始嫁祸于宋怀良的设计不仅合理，而且也还非常切合那种特定情形下魏国宝一种既妒且恨，以至于爱恨交加的心理，那么，让这样一个不仅从事罪恶的毒品交易，而且在情感道德上毫无操守和底线可言的人渣，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此这般“纯情”地守望着吴佩琳，因为对吴佩琳的不离不弃，甚至到了雇用私家侦探，长期尾随跟踪宋怀良，把宋怀良和艾叶的一举一动都及时“汇报”反馈给吴佩琳的地步，细细推敲，其实并不合乎常情常理。虽然春樵兄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以我所见，并不是所有的类似人物形象设计都能够用人性的复杂来为之辩护。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汪晓娅这个女性形象身上。最早出现在文本中的汪晓娅，是一位情感方面的背叛者。虽然当初曾经不管不顾地追求过宋怀良，但一旦等到无线电二厂的小电工宋怀良不仅被迫下岗，而且父亲宋得贵身患绝症的时候，她却不无落井下石嫌疑地断然抛弃了宋怀良：“她告诉吴佩琳劳服公司葛经理下海了，自己也辞职了，葛经理要带她到海南当助手，临走前去跟宋怀良做个了断。”人生关键时刻，她尚未完全良心灭绝的唯一行为，就是把那个价值五百元的摩托罗拉传呼机送给了一时困顿交加的宋怀良。等到她再次出场的时候，场所已经变成了“红蜻蜓”，徽南市一个专门提供隐秘高级色情服务的场所，而她自己，也已经成为一位为了偿还高额债务而被迫卖身的高级妓女。面对着沦落到如此不堪地步的前女友，宋怀良念及当年那个摩托罗拉传呼机的情义，一时间善心大发，出于某种内疚心理，以一张六万元的支票把她从卖淫的魔窟中拯救出来：“宋怀良听完了汪晓娅的哭诉，心里酸酸的，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甚至觉得是自己害了汪晓娅，要是当初有钱有能力，汪晓娅就不会离开他。”想不到的是，这位汪晓娅，到头来，竟然恩将仇报。不感谢宋怀良倒也还罢了，反而抓住机会在路遇吴佩琳的时候拼命地添油拱火。明明已经从吴佩琳的异样神情上窥破他们夫妻俩之间出现了情感的裂隙，但汪晓娅却仍然以不无夸张的语词强调着宋怀良对自己的旧情不忘：“宋怀良能救韦晓丽，当然就会救我，我跟他是谈过对象的。小宋救出晓丽，还给当了公司的领导，人家现在嫁了县长，有里子有面子。怀良把我从‘红蜻蜓’救出来，无偿资助我开一个店，就是要我过上有里子有面子的生活。”眼睁睁地看着吴佩琳已经“像一只掉进油锅里的蚂蚁”一样难受，汪晓娅却仍然像“忘记了装出来的矜持”一样，“职业性地用食指轻轻按着鲜红的下嘴唇，不自觉地流露出浪荡而轻浮的口气”继续强调，对于如同宋怀良这样的大老板来说，出入于如同“红蜻蜓”这样的色情会所，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一方面，是宋怀良对陷入困境中的前女友汪晓娅的及时施与援手，另一方面，却是汪晓娅的不懂感恩情况下的恩将仇报，倘若再联系她当年对宋怀良的断然抛弃行径，那么，一个可信的结论，恐怕就是此人内心深处所潜藏着的某种类同于“农夫和蛇”那样的人性之恶。但等到小说快要结尾，宋怀良和吴佩琳他们夫妻俩业已是一种四面楚歌的狼狈状态的时候，汪晓娅却再一次粉墨登场。手拿银行专用纸袋的汪晓娅，竟然也还同时给出了一番充满着感情的慷慨陈词：“春天看到怀良被告上法庭的公告，我就想过来还钱了，可一直穷忙，昨天听我表妹冯璐说佩琳生病了，我就过来了，当初怀良给我六万，这袋子里总共九万，三万块当利息也行，当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也行。”虽然不能说如同汪晓娅这样一百八十度的根本性大逆转就没有可能，但在我的理解中，没有做任何铺垫的前提下，汪晓娅最后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合乎其一贯的性格逻辑，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恐怕也都还是值得商榷的事情。
然而，尽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思维过于强大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许春樵的《下一站不下》却仍然是一部思想艺术上有着诸多可圈可点处的优秀长篇小说。先让我们来看作品艺术形式层面上的若干特点。其一，是许春樵独有的或可被称之为“一逗到底”的标点符号使用法。或许与作家所惯有的那种一路激荡、酣畅淋漓的艺术思维方式有关，我们发现，在小说的行文过程中，许春樵特别热衷于使用逗号，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会给读者造成一种“一逗到底”的感觉。比如，第十二章的这一段叙事话语：“宋怀良说皮鞋、公文包会买的，办公楼、小轿车也会买的，说到买办公楼和小轿车，丝毫也没有征求吴佩琳意见的意思，公司战略转型也是口头向吴佩琳通报一下，吴佩琳同意不同意都无关紧要，他真正要向吴佩琳宣布的是，公司业务爆炸式井喷，眼下亟须一个能左右逢源、上下玩转的公关部经理，按行规，这个经理还必须是个女的。”依照标点符号的惯常使用方式，这段叙事话语里至少少了四个句号。第一个是在“小轿车也会买的”后面，第二个是在“吴佩琳意见的意思”后面，第三个是在“无关紧要”后面，第四个则是在“按行规”前面。比如，第十四章的一段叙事话语：“夏天蓝湾公馆园林小区的道路上很少看到人影，整整一个夏天，吴佩琳在院子里树下和喷泉旁回忆并寻找着无线电二厂车间、食堂、卫生室、澡堂、仓库以及自己进出设计科的那条道路，可一切都面目全非，她想找到当年宋怀良从电线杆上摔下的位置，电线杆紧挨着锅炉房，锅炉没有了，电线杆也消失了，如今的蓝湾公馆，毁掉了工厂、掩埋了历史，绿树浓荫下的吴佩琳没有卷土重来的兴奋，只有被篡改被抛弃的伤害，眼前凶猛的阳光无孔不入。”一个整段的文字里，竟然连一个句号都没有用。但其实，依照常规惯例，这段叙事话语里最少也再增加四个句号。第一句话结束时的“人影”后面有一个句号，“面目全非”后面一个句号，“消失了”后面一个句号，“被抛弃的伤害”后面还应该有一个句号。因为少了很多个句号，读者在阅读时就会有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简直就是喘不过气来的急迫感。由于无法求证于作家本人，所以我们一种望文生义的猜测，恐怕也就只能是，许春樵借助于这样一种干脆放弃了句号的“一逗到底”的修辞方式，极有可能是在强化表达着人物命运难以自控的跌宕起伏感觉。
其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混搭使用。虽然说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部分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但请注意，这一部分故事却又全部被笼罩在了第一人称的框架之中。宋怀良和吴佩琳他们那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跌宕起伏命运故事全都是被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以一种事后四处踏访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社会身份，是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庐阳市文化局的剧作家。某年春节后，庐阳市出现了两个曾经火爆一时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大老板宋怀良当选了‘江淮好人’，不少网民被宋怀良的事迹感动得一脸的眼泪鼻涕”。因为宋怀良的“江淮好人”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市文化局便决定以宋怀良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一部在未来能够获奖的“正能量大戏”。这个任务无以推卸地落到了总是被称作“老许”的“我”的身上：“我已四十好几高龄，写过七八部不挣钱的大戏，位子是局里的戏剧创作室主任，科级干部，这在我们市里压根就不算个‘位子’。”但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恒达地产孙总的委托，他愿意付出120万元的巨款，让“我”以宋怀良为蓝本创作一部多达30集的电视剧：“在讨论剧本目标时，孙总对我说：‘花八千万拍这个戏，为什么？社会上对我们有偏见，有敌意，好像我们都是靠抢劫发家的。宋怀良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所有商界精英，我要拿宋怀良这部电视剧教育教育社会上的刁民。”但在试图为商人群体正名的同时，孙总却也还夹带有自己的私货，他坚持要让自己的某个女友出演电视剧的女一号。不能不提及的一点是，对“我”即将开始的踏访工作，身为下岗女工的“我”老婆也提出了自己的“真实性”要求，那就是：“恶心人的电视剧太多了，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的宋怀良，不许胡编乱造。”事实上，也正是在以上三个必要的前提之下，剧作家“我”开始了对宋怀良相关事迹的深度田野调查。由于春天特别短促的庐阳市的“季节就这样删除了春天，一步进入夏季，所以我的这部小说也将省略大量具体的采访场景，直接进入小说的核心地带”。事实上，采访场景的适度穿插，对作品主题的表达，也还有一定的对比烘托作用。比如，“我”对江月英的采访：“在一个空气中弥漫着沙尘的下午，我采访了宋怀良的岳母江月英。江月英还住在五里井边上的那幢干部楼里。这幢当年牛气冲天的干部楼，水锈和青苔饰满了墙角和路面，楼道里光线阴暗且路灯坏了一大半，如今被摩天大楼与高档住宅四面包围的这幢老楼，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混迹于时装发布会的现场。”所谓干部楼，自然是七八十年代的称谓。因为楼房资源稀缺，那时候的庐阳市，大概只有如同吴镇海这样的干部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数十年时间过去后，在摩天大楼和高档住宅映衬下显得如同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一样的这幢老楼的存在，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的飞速发展，而且也还与宋怀良曾经的装修公司大老板身份形成了某种尖锐的对比。由此而不由得生出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曾经一度在庐阳市的装修市场上叱咤风云，自己的岳丈家何以还会一直居住在如此一幢如同乞丐一般的老楼里？但不管怎么说，正是通过如同江月英、秦大姐、常大爷、赵超等一批曾经与宋怀良、吴佩琳他们夫妻俩有过亲密接触的既往故人的认真采访，剧作家“我”最终对“江淮好人”宋怀良的人生行迹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但因为“我采访的内容严重偏离了局长的主题策划，也在孙总设计的光辉道路上全线脱轨”，所以，原本拟想中的剧本或电视剧脚本均无法完成。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耗费了近一年时间的田野调查努力就要彻底泡汤，心有不甘的“我”便把宋怀良的故事讲给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朋友，没想到却得到了朋友的极大认可。这位朋友“在电话里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说”：“不要写戏，也不要写电视剧了，你写一部小说吧！”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1992年春天宋怀良走进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国营庐阳无线电二厂的一个小电工，他出场的第一个镜头是穿一身灰蓝色工作服，在风声川流不息的巷子里匆忙赶路，他手里拎着一个变形的铝制饭盒，饭盒里盛着父亲要吃的卤水猪大肠，这是倒了三趟公交车从东城‘荷叶卤味坊’买来的，肺癌晚期的父亲宋得贵不会再有下一个春天了，他发誓尽力满足父亲每一个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依照引述惯例，我们引用原作文字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把一句话完整引用。我们之所以会引述这么多，正是因为遵循了引述惯例的缘故。由此而涉及的一个问题，依然是许春樵标点符号的使用明显溢出了常规要求。即如我们所引述的这段叙事话语中，最起码少用了四个句号。第一个句号是在“小电工”后面，第二个句号是在“匆忙赶路”后面，第三个句号是在“猪大肠”后面，第四个句号则应该是在“买来的”后面），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
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许春樵对双线交叉并置结构的特别设定。一条结构线索是下岗工人宋怀良如何因为适逢其时在20世纪90年代乘势而上迅速崛起成为庐阳市装修市场上的大老板，以及如何因为过于因循守旧远离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而很快落入潦倒衰败境地的创业故事，另一条结构线索则是在创业过程中宋怀良和围绕在他周边包括妻子吴佩琳在内的一众女性的情感纠葛故事。借用那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剧作家老许的话来说，就是：“从搜集到的素材看，‘江淮好人’宋怀良最有价值的故事，是他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和传奇性的情感经历，他的创业史是改革开放年代里常见的奋斗史，他的精神史与情感史比他的创业史更丰富、更复杂、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写这部戏，献给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不要说省里获奖，国家奖都有可能斩下来，我这是剑走偏锋！”一方面，这段叙事话语里依然最起码少用了三个句号。第一个是在“情感经历”后面，第二个是在“更有意义”后面，第三个是在“斩下来”后面。另一方面，一个难以被否认的事实就是，或许与他在采访过程中对宋怀良的人生有着真切理解有关，剧作家老许“夫子自道”色彩异常明显的相关话语，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对《下一站不下》艺术结构特点的一种精准提炼与概括。因为在作品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宋怀良的创业史和情感史这两条结构线索特别紧密地交叉缠绕在一起以至于难分彼此，接下来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将会在二者结合的前提下，顺便对宋怀良和吴佩琳这两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同时展开相应的整合性总体剖析。
先来看宋怀良。1992年的春天，宋怀良不仅是一个即将被迫下岗的小电工，而且父亲还因为罹患绝症而不久于人世。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曾经的恋人汪晓娅，因为要追随葛经理奔赴海南下海，竟然不惜落井下石地主动提出要和他解除恋爱关系。值此内外交困之际，亏得有初中同学陈琦以每月300元工资的待遇叫宋怀良去他的“南北日杂商店”帮忙，下岗职工宋怀良方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处。但这个时候的宋怀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陈琦的这个日杂商店，没过多长时间，居然成为自己人生第一次走麦城的地方。那一次，在一个看似寻常的夜晚，陈琦将3万块货款委托给宋怀良保存。没想到，父亲的病情却在深夜突然发作，宋怀良只好匆忙赶回家里去照料父亲。忙乎了一夜，等他第二天早上回到陈琦家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3万块钱早已不翼而飞。警方经过细致的现场勘察之后，不仅认定宋怀良有着不可推卸的监守自盗嫌疑，而且还以此罪名将他抓捕审讯。一番刑讯逼供之后，终于撑不住的宋怀良，被迫承认了“偷盗”的事实。若非同样身为初中同学的吴佩琳，不仅请来杨俊律师为宋怀良辩护，而且为了早日洗脱宋怀良的偷盗罪名，不惜拿出自己本来准备用来支付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一万两千元，用来与陈琦私下达成协议，以便让陈琦主动撤诉，最终使宋怀良免于刑事处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还是这位吴佩琳，在宋怀良被解除监禁后，竟然主动示爱，坦然表示要和已然处于一贫如洗状态的宋怀良结婚。因为吴佩琳的举动从根本上违背了原本身为庐阳市无线电二厂厂长的父亲吴镇海的根本意志，在获知他们两人的婚讯之后，盛怒之下的吴镇海便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能够迫使吴佩琳改变自己的决定。从根本上说，吴佩琳之所以会如此不管不顾地不仅出手帮助宋怀良解脱牢狱之灾，而且还不惜以身相许，主要是因为她看中了宋怀良的善良与老实：“宋怀良跟所有男人不一样，老实得见人胆怯，胆怯得让人心疼，他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人，没有攻击性，看上去就像一麻袋粮食一样，让人踏实放心。”正因为吴佩琳当年曾经亲眼目睹宋怀良拒绝八块钱工伤补助的场景，所以，“吴佩琳宁愿相信自己梦游中偷了陈琦的三万块钱，也不相信是宋怀良偷的。这是第一个让吴佩琳放松警惕的男人”。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既然宋怀良已然是一贫如洗，既然吴镇海已经断绝了和吴佩琳之间的父女关系，那宋怀良和吴佩琳结婚后生活的艰难和拮据，就是不可能避免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一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们竟然窘迫到了连最起码的年货都购置不起的地步。若非周边的邻居们在获知相关情况后热心地送来年夜饭，他们小两口恐怕都很难跨过那个年的门槛。但也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宋怀良和吴佩琳他们俩眼看着就要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不仅凭借着卖公墓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更是在受到专门来投奔自己的乡下表哥，那个名叫耿双河的木匠，以及耿双河的小舅子，那个名叫周小泉的瓦匠的启示之下，顺应时代的改革发展大潮，斗胆在1993年的五月中旬，一起联手成立了一家“怀琳装修公司”：“我想了一个多月了，成立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就叫‘怀琳’，我们两口子名字里各取一字。我挑头，佩琳负责设计，你俩负责现场施工，愿意跟我干，工资按每天二十结算！”就这样，在几乎是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全凭着一腔勇气，凭着临时招收来的几十号工人，怀琳装修公司在庐阳市悍然登场：“怀琳装修公司实际上是一个领了证的半吊子公司，如同一个拿了驾驶证却没开车上过路的司机……”但即使如此，由于无意间顺应了时代潮流的缘故，带有突出草台班子性质的怀琳装修公司，很快就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桶金扣除工人劳务费、装修材料费、材料运输费，净赚三万二千一百零六块钱，宋怀良被这笔巨款吓傻了……”仅仅只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宋怀良的装修公司就挣了十万块钱。以至于，他们俩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年头逮准一个机会，挣钱竟然比花钱还要容易，去年过年还靠街坊接济，今年成大款了。”既如此，等到宋怀良以庐阳市下岗创业典型的身份在庐阳市电视台公开露面接受采访之后，他原本下岗职工那样一种社会身份的改变，自然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此之后，伴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虽然也遇到了一些波折，但就总体而言，宋怀良的人生和事业真正可谓顺风顺水一般地一路走高，一直到他和吴佩琳之间的第一次离婚争斗以彼此间的妥协而似乎和好如初为止。
然而，或许与宋怀良本质上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质地有关，尽管说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能够顺应时势，可以凭借着一身胆气如同农民起义一般揭竿而起，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庐阳市装修市场上一支不容小觑的装修队伍，但一方面由于宋怀良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作一个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公司没有苛刻的上班制度，有事加班不给钱，没事不来不罚钱，公司上下充分享受无政府主义自由。想到哪儿干干到哪儿，干到哪儿算哪儿，宋怀良好多重大决策是在酒桌上拍板的，他在刀尖上舞蹈，也能舞蹈出庐阳下岗再就业最热闹、最炫目的姿势。”对于这一点，吴佩琳尽管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却也束手无策，只能被迫无奈地退出已然呈现出一片乌烟瘴气乱象的怀琳公司：“怀琳公司的家长制运营、水泊梁山队伍、草台班子作风，是吴佩琳离开公司的最大原因。她想帮宋怀良，但没法帮，说不通，辩不清，这才撤退到蓝湾公馆阳台躺椅上看每天窗外天空的白云苍狗。”但其实，如果我们考虑到吴佩琳也只不过是一个放弃了上大学机会的工厂普通技术员，考虑到她曾经一度经营网吧但最终却惨败告终的客观事实，那么，她这里的试图给予宋怀良一些适时的帮助，也就只能是叙述者一种有心无力的情绪化表达。身为读者的我们，比叙述者看得更清楚，即使宋怀良他们夫妻俩真正地同心同德，联手合作，恐怕也没有办法挽回怀琳公司必然的颓败之势。而这，自然也就牵涉到了导致怀琳公司最终必然垮台的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公司最高决策者宋怀良竟然把一个原本应该在市场上积极打拼的装修公司办成了一个慈善机构：“公司业务没有拓展，规模没有扩大，利润没有增加，增加的是员工，五百三十多职工，百分之八十是下岗职工、五里井难兄难弟包括他们的子女，还有残疾人四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二十一个，打架、斗殴、拘留坐牢的共十七个。”“宋怀良无休止地享受并陶醉于找不到工作的穷人在他这里领到了薪水，还有领导和媒体连篇累牍地对他的赞扬和歌颂。他被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和崇高感反复感动着，每当自己饱受委屈负重前行的时候，他身边站着的是李玉和、杨子荣、江姐、洪常青，这些英雄人物始终陪着他一起出差、谈业务、喝酒、打牌、唱卡拉OK，甚至进包房。”由此即不难推想，宋怀良之所以能够不仅被地方政府树立为下岗再创业的典型，而且在死后还被评选追认为“江淮好人”，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其实，宋怀良之所以一定要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公司经营为一个慈善机构，要大量地收容下岗职工和五里井的难兄难弟，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潜在的两种内心情结。其一，是自己当年曾经因为莫须有的三万元“赃款”而被警方诬为监守自盗的盗窃犯。其二，是身为下岗工人的他，在和吴佩琳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五里井工人邻居们雪中送炭一般的亲情温暖。如果着眼于这个角度，那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宋怀良看作是一位具有某种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
再来看吴佩琳。《下一站不下》中，与吴佩琳这一人物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他们夫妻俩之间那简直如一团乱麻一样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具体来说，在宋怀良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从“眼看他起高楼”，再到“眼看他楼塌了”的创业和企业最终彻底衰败的完整过程中，依时间先后和他发生过情感纠葛的，分别是汪晓娅、吴佩琳、张月秀和艾叶这样四位女性。汪晓娅是他的初恋女友。虽然说当年的汪晓娅绝情绝义地抛弃了宋怀良，但虑及她当年送给自己的那个传呼机，宋怀良从一种悲悯情怀出发，曾经对陷于人生困境中的汪晓娅慨然施以援手。想不到的是，心怀鬼胎的汪晓娅却利用宋怀良的善意大做文章，企图进一步挑拨离间宋怀良和吴佩琳他们俩早已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夫妻感情。张月秀曾经是吴佩琳关系最要好的一个闺密。吴佩琳之所以一定要把张月秀以工作的名义安插到宋怀良身边，原本只是为了更好地在男女问题上监督宋怀良。但出乎吴佩琳意料的是，张月秀不仅监督无效，反倒是由于工作过程中的亲密接触而对宋怀良生出了别样的一番情愫。虽然说碍于吴佩琳的存在，张月秀最终被迫远走新疆，但她内心里对宋怀良的那一番情愫却一直到后来也始终未有稍减。虽然从可信度来说，和宋怀良差了一个辈分的设计师艾叶无可救药地喜欢上自己的老板这一故事情节的设定，可能的确也还需要再做推敲，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原本看上去似乎已经度过危机时刻的宋怀良和吴佩琳的婚姻，之所以会重燃战火，甚至干脆发展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却全都是因为艾叶以一种横蛮的姿态强势介入宋怀良情感生活之中的缘故。但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吴佩琳之所以会和宋怀良一再发生情感战争，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由以上三位女性的存在。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或许与许春樵的艺术表现手段不够丰富有关，关于吴佩琳和宋怀良之间的情感纠葛，差不多清一色地使用了所谓的“误会法”。那就是，宋怀良和其他女性原本只是正常的工作或生活接触，但很可能是因为道听途说的缘故，事情到了吴佩琳这里，却往往就会变成宋怀良的情感出轨。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是，看似和丈夫情投意合的吴佩琳，为什么总是要不由自主地怀疑他和其他女性情感出轨。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到她的童年时代那里去寻找。却原来，与其他人相比较，身为厂长女儿的吴佩琳，有着一个特别痛苦的童年。更进一步说，她的童年之所以会如此痛苦，主要源于父母感情不和状态下似乎总是没完没了地吵闹不休：“母亲江月英默默地打扫着地面瓷砖上的茶壶碎片和茶叶残迹，她的左手在三十八岁那年被父亲打断过，一负重，就会软弱无力地松懈下来，阴雨天扫地时手中的笤帚常常会握不住、拿不动。”那一年，由于吴镇海带着装配车间一个年仅19岁的女孩余燕去往成都开会，吴镇海和江月英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的家庭战争：“六岁的吴佩琳清晰地看到母亲倒地的姿势就像一只刚被宰杀的鸡，躺在地上，腿不停地抽搐着，吴佩琳吓得缩在桌子底下，想哭，又不敢，她感觉到爸爸是一个手里拿着砍刀的人，随时都会将她们娘儿俩剁碎。”正因为如此一个惨烈的场景对少年吴佩琳形成了极其强烈的精神刺激，所以才会永远地驻留在她的记忆里难以被忘却，以至于，在后来的生活中，“吴佩琳一看到母亲的脸就对父亲一头塑料刷子般坚硬的头发充满了敌意”。事实上，成年后的吴佩琳之所以既不接受父亲给自己安排好的乘龙快婿郭凯，也坚决拒绝一身流氓气的魏国宝死缠烂打式的追求，不管不顾地做出嫁给宋怀良的决定，主要因为她坚决相信生性善良、老实的宋怀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变成第二个父亲，不可能在男女问题上出轨。想不到的是，伴随着怀琳装修公司事业的日渐扩展与壮大，虽然只是道听途说的风言风语，虽然并没有亲见，虽然更多的也只是出于自己的怀疑，但最起码在吴佩琳个人的理解中，宋怀良已然是一个情感上的背叛者，却是不容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借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说，就是：“从小在父母吵闹和暴力氛围中形成的焦虑和恐慌，长大后演化成对风吹草动的灾难性想象，克服不了风声鹤唳的敏感，就没法帮上宋怀良。”这样一来，虽然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宋怀良和吴佩琳的日常生活应该足够阳光灿烂，但一种无可奈何的实际情形却是：“吴佩琳想要的日子，宋怀良给不了；宋怀良给吴佩琳的日子，吴佩琳不要。他俩就像背道而驰的自行车，越用力蹬，相距越远。”由此可见，借助于吴佩琳童年生活的真切描写，许春樵所尖锐揭示出的，也是吴佩琳某种带有精神分析意味的内心世界构成。
无论如何，在《下一站不下》中，作家许春樵通过双线艺术结构的巧妙设定，一方面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出了如同宋怀良和吴佩琳这样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极其形象生动地描摹展示出了一部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创业史和情感史，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情感纠葛和吊诡命运的双重思考与诘问，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具有上佳思想品质的优秀长篇小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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