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闫月珍、蒋述卓等人所著《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研究视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在对海外华人学者100多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全景式的扫描之后，按照他们各自的学术论域，以较大的篇幅阐释了他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贡献。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比较诗学开拓，徐复观、唐君毅等人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中国抒情传统建构，以及“非虚构”诗学研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化研究潮流中的理论与批评转向研究等，均启发了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影响深远。【关键词】海外华人学者 文艺理论研究 比较诗学 抒情传统 中国文艺理论建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及学科建设，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还没有正式踏入现代的大门，海外华人学者已经开始以全新的视野，运用西方观念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戏曲，以孱弱的力量催生着现代文艺理论。等到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在现代文艺理论、美学领域破土开疆、大显身手时，他们自觉地与国内学界相互呼应，取得了可喜的业绩。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艺理论开始转变，进入学习、模仿苏联时代。先是聘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京大学开办文艺学研究班，主讲文艺学引论，后是组织专家编写文艺理论教材，试图依托苏联的文艺理论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系统。经过一番努力，苏联机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文艺理论与阶级性、党性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分密切。而这时的海外华人学者依然按照他们熟悉的一套知识系统与方法研究文艺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0—1980年，是海外华人学者文艺理论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而这种辉煌显然是国内映衬出来的。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不重视文艺应有的审美特征，却将文艺与政党实用主义密切结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同一时间段的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就显得尤其珍贵。它是一面镜子，一面异域之境，不仅照出了文艺理论应有的面目，更照出了海内与海外的差异，这是学理与非学理的差异，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在这个意义上，介绍和研究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成就显得非常必要。闫月珍、蒋述卓等人所著的《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凤凰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建构》），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这面镜子，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的背景下，用它来映照中国百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历史和学科建构史，能够获得不少有意义的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与欧美西方处于隔离的状态，学术交流也不得不停滞下来。此后近30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欧美西方的学术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很多生活在海外尤其是欧美西方的华人中国文学研究者，无法正常与国内学界交流。他们默默地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耕耘，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他们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或研究中国的文艺理论；或者将之作为一种学术爱好，或者将之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或者将之作为一种思乡寄托，等等。即便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由于其中蕴含着一定的文学观念和方法，不经意间在文学理论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开拓。况且，由于他们身处异域，与国内的研究视角完全不同，这彰显了他们思考问题的独特性。尤其是1950年以后的那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弥补了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缺憾。这为《建构》讨论“中国文艺理论建构”提供了言说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建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相对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而言，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一直从事着建构工作。他们在海外的研究启发了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影响深远。因此，《建构》说：“全面梳理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整体脉络和学术版图，评价他们对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进行现代阐释的经验和策略，对于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6“全面梳理”就是一种历史扫描，那是立足于历史语境，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的策略。100多年来，海外华人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整体状况究竟怎样？倘若不经过细致梳理，想把问题说清楚比较困难。这涉及对历史的认识。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术史，二是观念史。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建构》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将百年海外华人的中国文艺理论（诗学）研究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围绕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展开，虽然涉及的文艺理论内容不多，但是观念的奠定期，开始“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西比较方法剖析中国文学”[1]15。这说明，这一历史时期的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研究还没有登堂入室，只是在外面徘徊，远比不上国内同时段的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可惜的是，这种建构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并没有被有效地传承、延续。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是在第三阶段（20世纪40—50年代）和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尤其是第四阶段。那是“百年海外华人诗学研究的高峰期，名家众多，名作迭出，其引发的‘学术地震’远比前面三个时期更为深远持久”[1]17。而这一时期正对应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荒寒季，那是前17年“左”倾冒进期和10年“文革”停顿期。所谓引发“学术地震”就是指观念来说的。这种地震，在西方学界有没有震感？我们不好评述。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和中国同时代的文艺理论研究相比，确实是学术地震。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到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状况，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学术风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确实具有震感。首先进入国内学者研究视界的是刘若愚、叶嘉莹、徐复观、叶维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国内学人的尊重。于是，国内学界便邀请他们来国内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他们的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和学术观念也被介绍到中国。一时间，《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成为国内学人争相阅读的著作，研究他们学术思想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建构》立足于历史，高度评价了第四阶段所涌现出来的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开拓之功，为接下来的评价打下了基础。因此，在历史的语境下解读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非常重要，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视角。借助于历史的语境，可以比较海外和国内的研究状况，以便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做出整体评价。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无论从学理还是价值层面，都是海外华人学者无法比拟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30年左右的时间，海外华人学者以区区少数人之力实现了学理性超越，从而成为国内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异域之镜。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建构》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众所周知，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均遭遇了空前的尴尬，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无论概念、范畴还是学科体系都是西方的，先是沿袭苏联，后来沿袭欧美西方，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至今仍是空想，没有形成。这说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建设任重道远。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这么多年来学界一直焦灼的问题。《建构》正是立足这种焦灼，展开对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由于海外华人学者长期游离于国内的体制之外，具有异域之眼，或许从他们那里能找到一条借鉴之径。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究竟做出了哪些开拓？进行了怎样的学术建构？一些著名学者如刘若愚、叶嘉莹、叶维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都早已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对象，目前已经出版、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重新评价这些学者，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建构》还是迎难而上，对这些著名学者做出了自己的评价，选择的是建构的立场，即从文艺理论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出发去看待他们的学术贡献。《建构》以话语系统分类，分别将他们纳入不同的话语系统予以专门讨论。这个话语系统，有的类似于学派或流派，有的类似于学术观念。例如，将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的研究归结于“比较诗学的开拓”一派，将徐复观的研究归结于“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阐发”，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的研究归结于“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等。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都是擅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诗词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怎么会成为比较诗学的开拓者？同样，徐复观擅长的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与思想史，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擅长的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然而，读过《建构》的论述再回过头来想想，这确实能够代表他们的文艺理论建构。比较诗学、中国艺术精神、文学的现代性等一度是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语，而这些话语的制造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海外华人学者。刘若愚是一位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他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试图构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但研究视界是西方的，比较的意味极其浓郁。因此，《建构》从这个角度评价他“不但是一位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而且是比较诗学家”[1]75。从对刘若愚的世界性文学理论愿景、对诗学比较的必要性及理论意义的认识、运用异质理论的态度、超文化主义和超历史主义的立场、语际批评家的身份等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此论不虚。刘若愚对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贡献确实是杰出的，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朱光潜等人的诗学建构。叶维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也是如此。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突出，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深深影响了国内学人，不仅“重塑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文学史写作等方面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而且“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文学、文化观念碰撞中打开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性新视野”。[1]315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观念受包括夏志清在内的海外华人学者的启发，从此开辟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直接影响了国内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当然，就一位具体学者而言，他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贡献可能不止一方面，而体现在多方面。譬如，叶维廉，他在比较诗学方面有着重要的开拓，与此同时，在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建构》评价叶维廉比较诗学方面的开拓，不仅沿袭前人的说法，称叶维廉是“比较诗学‘中国学派’的重要开创者”，而且赞赏他“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一直致力于解读和发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沟通中西诗学之共同据点，以期推进文化交流和文化生态之多元发展”。[1]76-77在评价他的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观念时，将他与宇文所安比较，特别看重他对古典诗词语法在意象创造中的作用的认识，推崇他对道家自然思想创造性发挥以及由此升华的诗学追求，都体现了建构的意图。然而，《建构》的作者们也非常清楚，上述所论著名学者只是众多海外华人文艺理论研究者中的一员，他们的成就不可能代表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研究的整体成就。因此，《建构》对百年来出现的海外华人文艺理论学者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除了上述著名学者之外，还论述了林语堂、陈世骧、高友工、余宝琳、徐贲、刘禾、鲁晓鹏、张英进、刘剑梅、周蕾、唐小兵、方修、王润华、黄锦树等人，分别将他们的建构归纳为中国抒情传统的海外建构，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的海外互动、文化研究及理论批评等，对他们的理论观念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这些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作为域外之镜，对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与观念的重塑，均不容忽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关论题的展开过程中，其实无法绕开这些海外学者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学者的互动”[1]1，所以，《建构》有层次地将国内外学者对同一论题的观点展开了适当对照和呼应，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同一论题所牵涉的学术共同体。相比国内而言，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最为突出的一方面是方法的创新。尤其是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机械主义、庸俗社会学大行其道的年代，看看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研究，确实大开眼界。他们所使用的比较方法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就用过，而且用得得心应手。从朱光潜的《诗论》中，我们已经切实领略了比较、互释与融会。我们感到陌生的是西方近些年来涌现出来的新观念，毕竟与西方隔绝了30多年，国门突然被打开，各种文学理论观念扑面而来，看到这纷纷扰扰的学术世界，仿佛隔世。对于比较的方法，《建构》谈得较多，这是因为，每一个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和诗学研究，都不是写给中国人读的，而是写给西方世界的，意图是让西方了解中国，不涉及比较肯定行不通。那么，除了比较，《建构》所论海外华人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其方法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三者视野”。在我看来，这是《建构》有价值的方法论归纳。所谓“第三者视野”是立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而言的。海外华人学者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研究中国文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艺及文艺理论，倘若没有西学的元素，不用比较的方法，是无法有效实现传播的目标的。因此，他们必须“使用西方语言，比附西方形象和参照西方理论等方法”，借此“展现出了独特的第三者视野，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诗学精神及其价值之新诠，推动了中国诗学研究的发展与前进”[1]36。可见，这“第三者视野”是相对中国和西方而言的。对中国来说，他们是海外华人，虽然血缘上是中国人，但是长期生活在西方，接受的是西方文化，观念上已经西化；而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西方，但是血缘是中国的，观念里仍有中国文化的基因，和他们西方人并非同类。因此，海外华人学者就成为第三种人，他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是“第三种视野”。这是一种客观而合理的看法。海外华人学者确实具有这种品性，从他们的学术研究中能够清晰地看出这种品性。因此，他们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特色不在比较，而就在这“第三种视野”。这种视野给他们从事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他们的观念非中非西，中西融会。看问题的方法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但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能够从他们的研究中找到共同的东西，找到融通的点。这正是《建构》极其看重的。“第三种视野”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是包含着众多具体的方法。从《建构》所讨论的众多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也正是因此，我们看重《建构》中所提出的这种方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今天，这种“第三种视野”非常可贵，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方法与视角。我们坚信，它一定能有效地参与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并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建构》一书对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研究向学界展示了一幅多彩而生动的学术画面，通过对30多位海外华人学者的文艺理论贡献的描述与评价，完整地展示了“第三者视野”的学术视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尽管书中对每一位学者学术贡献的研究与评价水平有高低之别，但基本准确地展示了这面异域之镜，借此可以照见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并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提供参照。注释：
[1]闫月珍,蒋述卓等.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建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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