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或斯宾诺莎》
[法] 皮埃尔·马舍雷著，赵文、曹振威等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导读】在阿尔都塞学派中，皮埃尔·马舍雷以最大的精力对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进行了细读与研究，因为斯宾诺莎对20世纪的法国哲学来说，尤其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来说，是非目的论的重要哲学资源。马舍雷《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一书对黑格尔与斯宾诺莎的学说体系进行了跨越性批判，以当代问题性视域勾勒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的内涵。
【关键词】《黑格尔或斯宾诺莎》 马舍雷 跨越性批判 辩证法
201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学者约瑟夫·塞拉诺（Joseph Serrano）对皮埃尔·马舍雷做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马舍雷以某种学术总结性回顾的方式，对他本人的理论实践兴趣做出了非常直接的表述。“斯宾诺莎问题”贯穿访谈始终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是马舍雷的学术起点，也是使他与阿尔都塞之间产生理论亲和性的交叉点。与人们的通常印象不同，并不是阿尔都塞将马舍雷引向了斯宾诺莎研究：马舍雷对斯宾诺莎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高中岁月，在1958年进入巴黎高师之后，某种可被称为法国的“斯宾诺莎复兴”运动的思想环境让年轻的马舍雷将斯宾诺莎研究当作自己的学术志业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黎高师（以及索邦大学）的“斯宾诺莎复兴”思想运动是由多个思想脉络织成的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当时任弗拉基米尔·扬克列维奇（Vladimir Jankelevitch）[1]助教的迪娜·德雷福斯（Dina Dreyfus）[2]对斯宾诺莎素有研究兴趣，马舍雷同她一起参加了马夏尔·果鲁尔（Martial Gueroult）[3]的斯宾诺莎讲座课程，“多亏了她，我才明白，斯宾诺莎的哲学不仅仅是众多学说中的一个，还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哲学方式，或‘真哲学’”[4]。在这期间，在与以“哲学巨鳄”身份监督并在课外指导巴黎高师哲学系学生的阿尔都塞的交往中，马舍雷不仅接触到了阿尔都塞与德勒兹围绕斯宾诺莎所展开的对话及理论重点，还从阿尔都塞那里认识到了斯宾诺莎哲学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一个“决裂点”。1960年，在进入巴黎高师学习的第三年，马舍雷选择了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5]做硕士导师，并提出以“斯宾诺莎那里的哲学与政治”为题做毕业论文——显而易见，阿尔都塞在他对这个题目的选择上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1963年从巴黎高师毕业后，马舍雷更深入地参与了阿尔都塞当时的理论活动，参加“阅读《资本论》”工作小组的同时，还参加了同为阿尔都塞所主持的“斯宾诺莎小组”[6]。在这一阶段，阿尔都塞、马舍雷、巴利巴尔等人在更具深度的层面着手，开始经由“斯宾诺莎通路”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应该说，“斯宾诺莎问题”自此以后成为马舍雷的基本研究工作重点。1979年，马舍雷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斯宾诺莎研究专著《黑格尔或斯宾诺莎》（收入阿尔都塞主编的“理论”丛书，也是该丛书的最后一册[7]），这表明该著作同当时阿尔都塞的黑格尔理论关切的相关性：“黑格尔借他的绝对否定概念把目的论预设引入了辩证法当中，这种目的论预设包含了它自身的前提和担保，而它（指《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一书）是提出将目的论预设剔除掉的辩证法的一项规划。这项规划也正是阿尔都塞所从事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辩证法是重返历史进程并将政治斗争定位在坚实阵地之上的前提，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辩证法，我们才可能抓住历史进程在形势之中的实际展开，才可能清除掉通向某种既定目的的进步论偏见。我认为这个规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只需将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具体化就够了……但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这样的颠倒与其说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不如说保留了辩证法或让辩证法得到了再生产。……用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特权装点起来的某种虚构只会遮蔽革命行动必须从中开辟出道路的错综复杂网络所内蕴的实际矛盾，确切地说，革命行动所要开辟的这条道路不可能有事先确定的终点，革命行动也不可能沿着理想中笔直的单一路线向那个所谓终点前进。”[8]
通过对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文本进行跨越性批判，凸现斯宾诺莎哲学中的非目的论、非观念论的辩证法概念，构成了《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一书的基本目标。马舍雷在这里使用的批判方式之所以是“跨越性”的，是因为他通过黑格尔回到斯宾诺莎的同时，也经由斯宾诺莎来阅读黑格尔，前一种路径使他能在斯宾诺莎那里勾勒出某种替代性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后一种路径则使他对主体论形而上学的观念论传统进行彻底的解构。马舍雷提醒我们注意，黑格尔在其《逻辑学》（“大逻辑”）和《哲学全书》第一部分（“小逻辑”）中，从关于“存在”（Sein）的论述过渡到关于“本质”（Wesen）的论述时，反复或隐或显地论及斯宾诺莎学说，或与斯宾诺莎进行对话，这些症状性的段落不仅表明黑格尔比近代哲学史上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接近”斯宾诺莎，而且也表明黑格尔从他自身观念论、目的论出发误读了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要点，并且以此方式“压抑”了斯宾诺莎的话语结构。黑格尔是如何有意误读并“压抑”了斯宾诺莎的话语结构的呢？在本书第一章“斯宾诺莎的读者黑格尔”中，马舍雷就此直接给出了他要随后展开说明的黑格尔的斯宾诺莎解读—误读策略：（1）承认斯宾诺莎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开端，因为斯宾诺莎学说首次将“绝对者”思考为实体的自我实现，但是这种自我实现的绝对实体仅仅是对“绝对者”的一种形式性设定，“在开端就直接被给予出来的绝对之物虽然无须再发展其自身”，它的现实性表现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分解”或“过渡”；（2）因而斯宾诺莎学说借以表达自身的“几何学方式”只是思想“从外部”对实体这一空洞绝对者分解为“诸属性”、“诸属性”分解为“样式”的形式性表述；（3）因此，斯宾诺莎那里的“诸属性”与其说是客观意义上的基本决定，不如说是抽象理智构造的实体的“影子”；（4）最终，斯宾诺莎“所有决定都是否定”这一公式表明，其学说是缺乏“否定的否定”的片面、抽象、静止的“消极”哲学。马舍雷在随后章节中所做的工作即分别围绕“几何学方法”问题、“属性”概念问题和“作为否定的决定”问题，依据黑格尔的文本，解析他的误读，继而重建斯宾诺莎的学说体系，最终回应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评。在这种跨越性批判的过程中，马舍雷洞察到黑格尔实际上是笛卡尔的真正继承人。本书的叙述分别针对黑格尔就斯宾诺莎所提出的以上四点责难展开，揭示了斯宾诺莎“实体”的绝对同一性、绝对肯定性、绝对统一性的唯物主义内涵（第一章“斯宾诺莎的读者黑格尔”），从这一“实体立场”出发，澄清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而是真观念的充分展开形式（第二章“依几何学方法”）。思想属性与广延属性属于同一种实体，保证了真观念能在心灵中被给予出来，属性并非实体自我分解形式，而是实体表现其绝对肯定性、保证自身可理知性的先天条件（第三章“属性难题”）。黑格尔虽然充分肯定斯宾诺莎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中的开端地位，却在存在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刻意系统“扭曲”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内在成因。他这么做，就是要为这一体系引入目的论的动力机制，从而使斯宾诺莎关于永恒性、共时性、肯定性真理的话语转变为以否定为动力基础、以主客体环节展开为历时演进形式，最终指向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开端性目的的话语结构——对这个总问题的叙述占据了全书的近一半篇幅（第四章“所有决定都是否定”）。马舍雷的跨越性批判所遵循的这一叙述方法，让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解读以问题性的方式进入了一种现实的运动。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叙述方法是以研究方法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9]马舍雷作为“阅读《资本论》”工作小组的核心成员，不可能不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研究顺序”与“叙述顺序”之间的不同——研究顺序是综合，是对原因的把握，叙述顺序是分析，是从作为决定机制的原因中推出并表述原因在现实中的具体效果；更为重要的是，马舍雷作为斯宾诺莎哲学的细读者，不可能不清楚地知道，“真科学从原因进到效果”（veram scientiam procedere a causa ad effectus）而不是相反[10]，这也正是斯宾诺莎本人所遵循的从事哲学批判工作的基本方法。马舍雷本书的研究顺序，恰是从他叙述顺序中的最后一章即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决定即否定”这一提法的全面改写入手的，从中揭示出黑格尔把一种不属于斯宾诺莎哲学的“难题”（“否定”的难题）移入其中，从而让后者的“属性”概念成为某种退行性的“冗余概念”，其体系方法才因这一“冗余概念”而成为非有机的形式性方法，进而可以让黑格尔本人的哲学对斯宾诺莎学说体系进行“收编”。在这里，我们以马舍雷对“黑格尔与斯宾诺莎的关系”进行研究的顺序来对黑格尔的斯宾诺莎解读的基本问题性加以重述，则更能清晰地把握两种哲学的潜在“对抗”。
“所有决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91节附释中、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都确定地把这个提法归之于斯宾诺莎，但这恰恰是对斯宾诺莎所说的“‘这种’决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 negatio est）的歪曲。显然，黑格尔通过加上“omnis”（所有）这样一个定语，让这句话成了一种全称判断——这样便使“否定”成为事物之间的绝对运动机制，而把肯定归为相对的、作为中介通向目的的相对运动机制，从而便于使两者分属于不同等级的“环节”，就仿佛光明与黑暗似的。马舍雷把斯宾诺莎的提法“determinatio negatio est”（“这种”决定就是否定）放回到上下文中去理解——放回到斯宾诺莎给梅耶尔、给耶勒斯的信中去理解。斯宾诺莎在给梅耶尔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对实体的认识只能从永恒原因性去把握，而任何从经验表象对实体样式的外在决定只可能是对事物真实性质的消极表述，用他给耶勒斯的信中的话来说，“凡是说他认识形状的人，他所想表示的，无非只是说他在认识一个决定了的事物，以及这个事物如何被决定。因此，对事物的这种决定，不是指事物的存在，正相反，它是指事物的不存在。既然形状无非只是决定，‘这种’限定就是否定”。就此我们便能发现，斯宾诺莎的这一提法并不适用于实体的属性（无限的属性），甚至不适用于无限样式和有限样式，而是适用于“理性中的存在”或“想象的辅助工具”。想象实际上无法超越有限，它若想要通过有限的东西去分析无限的东西，只能陷于徒劳。在这里，马舍雷强调了斯宾诺莎在“想象性”感知机能与理智的认识机能之间做出的批判，并证明了只有理智才能实际地把握无限，因为理智超越“数目字的标准”（黑格尔所说的坏无限），在某种“领会”中抓住无限。与经验借助想象对具体有限事物的“形状”所能把握到的决定（或“限定”）不同，实体的无限性是绝对肯定性的。黑格尔想让他自己的哲学与斯宾诺莎联系起来，因此不惜使用这则把决定与否定联系起来的提法——“所有决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去歪曲斯宾诺莎的原意，但他毕竟犯了一个判断错误。在这里，马舍雷发现了德勒兹所解释的斯宾诺莎学说和黑格尔学说之间的真正裂隙——德勒兹把斯宾诺莎学说理解为一种肯定的哲学，而在这种裂隙之中，黑格尔学说则把否定视为一种操作（运作），这种运作通过重复自身（否定之否定）获得肯定性的后果。显然，马舍雷认同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阐释。从斯宾诺莎学说体系的文本内部来看，“决定”这个概念就其与“原因性”概念联系而言，实际上具有绝对肯定性的含义，并在这一意义上充当着斯宾诺莎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马舍雷后来在对斯宾诺莎《伦理学》做细读的时候统计过，与表现着原因性关系的观念相联系的动词“决定”（determinare）在《伦理学》中共出现102次（“实体”一词是134次），属于绝对高频词。[11]这也就是说，当“Determinatio”一词涉及实体由其自身性质而来的“规律性”时，只能被理解为“决定”、被理解为实体的绝对肯定性和给定性，实体本身以决定了的特定样式（certo et determinato modo）在有限事物中表现它自身，并让所有个别事物处于永远到处同一的“顺序和联系”之中。换言之，实体作为“生产自然的自然”，所有事物都在它之中并取决于它；对斯宾诺莎来说，只有在人的观念中才存在肯定性与否定性这个传统的对立，而在整个自然过程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个对立的：在自然中，一切都由原因性永恒地给予出来，自然即绝对肯定。黑格尔那里作为否定的决定与斯宾诺莎作为原因性的决定之间的差异背后是两种实体观、两种无限观的差异。在耶拿“逻辑学”中，黑格尔将实体表述为一种“对比关系”（Verhältnis），也就是说，诸环节的无限性。[12]实体不是纯然直接性的存在，而是指可能生成的决定性，也就是说，实体是各对立项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地：每一个决定性同时是其他决定性之所是也非其他决定性之所是。对这些决定性来说，实体本身就是它们的内容，实体的形式就是它们的共同契机。但实体的存在不仅是质的，而且是已经转变为量的质。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谈论实体的统一性不仅要看到在它之中汇集的决定多样性，而且也要以直接排除的方式把实体统一性同它所不是的东西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把作为现实的实体统一性同不能存有的东西对立起来。对实体加以确指就意味着将它理解为总是在生成的可能：可能性和生成中的存在的统一性就是必然性。因此，我们看到黑格尔在这里重新把康德的样式范畴运用于实体本身——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对象同理智、判断和推论的关系是由样式所派定的。黑格尔在耶拿“逻辑学”的文本中借此来暗示，实体通过理智、判断和推论三种样式表达自身，但不会固定于其中任何一种，更不会等同于无决定性的存在。实体作为关系（也可称之为无限性），人们在其中断言的有限的决定（偶性或模态）只能是被扬弃的东西。无限的、生成的对立才是唯一的实体统一性的基础。这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必须把实体思考为统一与对立的统一体，或者说量（纯肯定的单位）和质（排除性的否定单位）的统一体，或自我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体。黑格尔将实体思考为它自身的无限化、思考为一个过程：实体的可理解性也就在于这种绝对变易性，实体总是从一化为多同时通过否定的否定而由多返回一。这种无限性构成了运动的原理和运动本身。黑格尔也正是从这样理解的无限性出发试图对作为“自因”的实体做出解释和论证的。实体这种“无限”关系——实体性关系——是为“思想关系”做准备的“存在关系”，“思想关系”作为实体辩证法恰恰就位于“客观”逻辑向“主观”逻辑过渡的转折之处：黑格尔就这样抛弃了实体的作为自然本身的内在性。如果说黑格尔所理解的实体是“自因”关系性的无限化历时运动，以至于“绝对者被阐释为这样一种主体，此主体在一种穷尽性话语中不断返回其自身，这样，此主体就可以在它自身内展开它所能够展开的全部矛盾，并通过这些矛盾引导精神达到其实际的完满性”[13]207-208，那么，斯宾诺莎的实体则是自然（物质原因性）本身共时性的完满原因性，它永远同一地存在于万有之中。实体的无限性以内涵性的方式，既保持自身的不可分性，又遍布于它的一切样式之中：全部的广延不可分地存在于每一滴水中，正如全部的思想属性都在每一个观念的活动中在场并必然地决定着每一个观念的活动一样。如果说黑格尔将否定理论置入观念论—目的论实体观的核心的话，那么斯宾诺莎则在他的学说中没有给黑格尔意义上的这种否定理论留出任何地盘。黑格尔正是由于将实体理解为绝对者以“自我返回”的方式自我展开的历时关系系统，将无限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化“过程”的缘故，“才会将属性理解为无限化中的一个一个对立环节”，从而系统地（有意地）误解斯宾诺莎的属性概念。“实际上，我们若仅限于思考一个一个的属性，我们就自然地倾向予以否定的方式来思考它们，即把它们彼此对立起来，把每个属性本身的性质理解为别的属性所没有的性质。”[13]120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思考属性的方式——从属性的相互否定必定得出属性之间的否定性特征。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实体首先是这些环节的简单集合，其中的这些环节在将它们揭示为对立之前，仅仅是处于面对面的、相互外在的冷漠之中。马舍雷从跨越性批判的角度，澄清了斯宾诺莎那里诸属性之间、诸属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内在决定性，并从这个角度反驳了黑格尔针对斯宾诺莎学说体系是抽象体系和形式性体系的批评；在黑格尔看来，斯宾诺莎思考“绝对开端”的企图导致了其学说的抽象性和形式性。马舍雷对斯宾诺莎的“属性”术语做了基于原文本的解析，并由此表明，“无限多无限属性”中的每一个属性必然平等地作为实体的一个“维度”而存有，且以非对立的方式统一于实体之内。属性与实体的这种区别使得实体作为自在地被决定的绝对者无差别地在每个属性之中表现其自身。马舍雷甚至还以跨越性的方式“仿照黑格尔的说话方式说：实体与诸属性的关系是绝对者借以把它自身当作实际的东西加以肯定的生成性的同一性”[13]123。在斯宾诺莎这里，实体是有无限多无限属性的统一性，实体与属性之间、每个属性之间并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任何两个属性之间也不存在否定关系（每个属性是在其自身之中的无限者，以其自身方式表现着实体），但黑格尔不仅将属性解读为由概念化加于实体的外部反思形式，而且也让“无限多属性”缩水为“思想和广延”两种属性，进而让实体作为诸环节的无限化过程统摄起这两种属性，两种属性也在实体的这一无限化过程之中形成对立并进入“否定之否定”的目的论运动之中。在黑格尔看来，他在属性问题上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是对斯宾诺莎“僵死”的绝对者—实体、空洞的无内容的开端哲学的拯救，从斯宾诺莎学说体系这种从绝对开始、退行地衰变、裂解的哲学中生成了黑格尔自己的目的论现实性的“生成”哲学。
黑格尔将实体的无限属性简化为“思想和广延”两种对立和相互“否定”的属性，这一做法有着他自己的认识论考量，即实现实体与“主体”的思辨同一要求——反思不再与它所反思的内容对立，因而是自我反思，借此环节进入了概念王国。《精神现象学》“序言”宣布把实体与主体放到一起来思考这一任务，并将这一任务置于知识的远景之中——“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14]，从而宣告了既是必然性也是自由本身的观念运动。观念运动仍然属于“客观”逻辑，仍然是受必然性支配的实体运动，但在观念运动中也出现了自由。黑格尔说，如果实体是有力量的，这正是因为它会有它的种种决定性，也就是说它能置出种种决定性，并将它们保留在自身之中、将它们维持在其自身之中，换言之，实体能产生种种决定性并让它们成为必然性。因此，实体是它同它自身的绝对中介；实体在其无限化的过程中，必定要从“自在”的转变为“自为”的。实际上，在“实际性”当中，实体已经在其自身之中占有了反思性的整个运动，在“概念”之中，实体才能实现从自在向自为的飞跃，才能被提升为“主体”。马舍雷指出，在这种实体—主体的真理观当中，“思想和现实在根本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过程，精神这个实际有效的东西本身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这个过程除了从一侧让实体呈现为真理之外，还使其自身被把握为主体，也就是说使其自身被把握为运动中的总体”[15]，黑格尔也正是在这种框架内完成了真理观的目的论建构。在黑格尔的目的论真理观看来，实体的矛盾展开与真理的生成，是实体的主体化过程，也是主体在“事后”对自身意义的“辨认”。辨认：这种真理观归根到底仍然是符合论的，只不过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符合，而是实体的主体化在概念中与实体的自在运动相符合。然而，斯宾诺莎的知识观则是与任何意义上的“符合论”真理观格格不入的。斯宾诺莎认为真知识即知识生成顺序本身，并在这一意义上拒绝了符合论真理观，后者恰恰是来源于“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斯宾诺莎看来，真知识的内在标准即思想属性中观念的充分性。而符合论真理观则与错误来源于自由意志的观点相联系，在这种观点看来，错误源于主体由于其意志的不确定性而把不适当的判断加于在思想中被给予出来的东西之上。斯宾诺莎则证明，真观念必然是自我肯定的。其推论思路是：错误不能被理解为拥有自身品质的东西，只能被理解为思想在自身样式化中的不充分决定，是思想样式中的观念同其他观念处于不完整、残缺的顺序之中所产生的残缺观念，这种错误的残缺观念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充分的，即该残缺观念的不充分性决定是它的生产理据，就它拥有这种充足理由而言，它在思想中是必然发生的。因此，纠正错误，由错误转向真理，不是让观念在思想中符合某个被给予的对象，而是得出观念（诸观念）的正确顺序，发现观念完整决定性。马舍雷就此指出，斯宾诺莎的认识理论的这两个特征：（1）从真理中排除了任何观念之外的标准；（2）真理与错误观念之间没有根本性的裂隙。在斯宾诺莎学说当中，思想是实体性属性，因而作为思想样式的观念也与广延属性中的样式是对等的现实性，但黑格尔则将思想界定为超越性的主体—现实性。在黑格尔这里，他对思想的定义将思想简化成了绝对者自我实现的纯然中介，只有从“历时”性的绝对者自我返回的结果中，从事后发现思想现实性的意义。相反，斯宾诺莎反对诸属性（思想与广延）之间的等级性，并且反对以目的论去理解认识和理智，而是将理智和认识理解为观念在思想中的自我肯定本身。在此点之上，黑格尔与斯宾诺莎的那种“跨越性”关系的特征就凸现了出来，“两人体系之间无论是各自独立还是近似，它们的这种关系都绝不仅仅是外在的：黑格尔与斯宾诺莎针锋相对的那些哲学论点支撑起了一种真正的抉择关系，抉择中的那些项之间又以内在性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返回我们这里研究的具体问题时，需要解释的事实是：黑格尔之所以同斯宾诺莎对峙，就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概念——关于绝对的、实际的、具体的、真实的事物的概念——上各有主张”[15]90。
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单纯直接性”开始，“由于开端不应当有任何前提，而本身应当被看作一个直接的东西，所以这个规定仅仅意味着，开端应当是逻辑的开端或思维本身的开端。当下呈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决心（人们也可以把这个决心看作一个独断的决定），即人们想要考察思想本身。就此而言，开端必须是一个绝对的开端，或在这里换个同样的意思的说法，必须是一个抽象的开端；它不可以预设任何东西，既不能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不能有一个根据；毋宁说，它本身必须是整个科学的根据（Soll aber keine Voraussetzung gemacht, der Anfang selbst unmittelbar
genommen werden, so bestimmt er sich nur dadurch, daß es der Anfang der Logik, des Denkens für sich, sein
soll.Nur der Entschluß, den man auch für eine Willkür ansehen kann, nämlich daß man das Denken als solches
betrachten wolle, ist vorhanden.So muß der Anfang
absoluter oder, was hier gleichbedeutend ist, abstrakter Anfang sein; er darf
so nichts voraussetzen, mu durch nichts vermittelt
sein noch einen Grund haben; er soll vielmehr selbst Grund der ganzen
Wissenschaft sein）”[16]。因此，对黑格尔辩证法来说，客观直接性的开端以思想直接性为真实的、无中介的开端。进而，黑格尔辩证法以实体的主体化开始并以回归主体为目的的，是实体的概念化过程，或者说，是在主体化的精神之中得到反思—反射的实体的“我=我”这一自我识别的观念上升过程：“只有当实体被思想或被直观为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它才被看作绝对者，而全部彼此有别的内容都必须脱离实体，落入一种并不隶属于实体的反映当中……但是精神已经向我们表明，它不仅仅是自我意识之退回到自身内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指自我意识沉浸在实体之中，各种差别荡然无存，毋宁说，精神是主体的这样一个运动：主体一方面脱离自身发生外化，沉浸在它的实体之中，另一方面又作为主体摆脱实体，并返回到自身之内把实体当作对象和内容，因为它扬弃了客观性与内容之间的差别。那个来自直接性的最初反映是主体的一种自身区分活动（主体把自己与它的实体区分开），或者说是一个自行分裂的概念，是纯粹自我的自身回归运动和转变过程。由于这种区分是‘我=我’的纯粹活动，所以概念就是那个以实体为本质并且自为地持存着的实存的必然性，就是那个实存的上升过程。”[17]对“我=我”的这种主体观念论的辩证法，青年阿尔都塞就曾评价说：“实体转变为主体的意义由此而变得清晰了。实体是总体，但它是必然性的王国，自由在实体的层面上仅仅是对这种必然性的意识，也就是说，是对奴役地位的屈从。黑格尔的自由是一个圆圈，这只是因为实体被解放了：主体不能随意地认可实体的必然性，除非这种必然性是由它自己所设计的；也就是说，除非它能控制这种必然性，除非实体只是主体自己的已变成为实体的本质；除非通过控制实体，主体最终能控制它自己。因此，真理中的这种兄弟般的关系是实体变成主体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不是简单地把某个新人推向统治地位，把奴隶推到王位上去，把君主驱逐到用奴隶来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上去的一种纯粹的突变；它同时也是主体变成实体，即占有它自身的真理以及使其成为它自己的王国的一种运动。”[18]对马舍雷（或阿尔都塞）来说，斯宾诺莎那里存在着一种替代性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从“实体”开始，这个实体不再是某种纯粹的直接性，而是全部的自然原因性本身，它无须借助主体的思想、借助“否定的否定”去展开，也不可能从有限理智角度去否定性地展开，因为它既是开端，也永远到处同一地决定着“万有的全貌”。就去除了目的论的唯物辩证法的实体而言，实体的真理不存在于去占有未来的“生成”；相反，实体的真理就在每一个现在的现实性之中。每个现在现前的现实性都以完满的原因性肯定着由实体所决定的实际本质，任何既有的“错误观念”就有使它得以造成的充分原因而言都是“完满”的，任何既有的事情，无论从人的角度看是“善”的还是“恶”的，就其具有内禀的存在之力（conatus）而言，都是“完满”的，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现实性，我将它与完满理解为同一个东西（Per realitatem et perfectionem idem intelligo）”[19]的意思。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实践，恰恰就意味着去按照事物性质本身的顺序与联系对既有的具体情况的充分原因形成充分的观念——“有智慧的人的自由并不在于根除激情/被动情状和奴役的效果，而在于改变他自己与这些激情/被动情状及与它们相伴随或由它们而来的那些印象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激情/被动情状及印象按其自身的方式表现着必然性，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有智慧的人才能将它们转化为快乐的激情/被动情状，转化为清楚的印象，从而使这些激情/被动的情状和印象在它们所受的决定机制的整体之中得到解释。”这里的“智慧”指的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对具体问题充分分析的政治智慧，因为，“知识——首先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实践样式的知识——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多年后，马舍雷在回顾他的这本斯宾诺莎研究处女作时，特别强调：“如果斯宾诺莎可以被视为黑格尔的替代选择，恰是由于他对目的论做了彻底批判。这样的批判要求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万物的性质。如果把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生硬地放在一起，就好像他们构成了界线清晰、非此即彼的两极似的，那么这种做法是毫无生产性的。我以‘黑格尔或斯宾诺莎’命名这部书，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我将黑格尔判入思辨的地狱，而选择站在斯宾诺莎一边。在斯宾诺莎之光的照射之下，黑格尔学说体系一旦得到本着‘真哲学’精神的重读，该学说将从内部被一种打破其自身界线的思想动力所贯穿——‘真哲学’不是对一劳永逸地确立的思想或真理的沉思，而是一项不断接受检验并总是重新开始的事业。”[20]从“真哲学”事业的角度看，《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一书勾勒了唯物辩证法可能的样貌，也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斯宾诺莎和斯宾诺莎的黑格尔的思想史意义。注释：
[1]弗拉基米尔·扬克列维奇（1903—1985），法国哲学家、音乐学家和作家，他对伦理学、音乐哲学和存在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扬克列维奇任巴黎高师哲学教授，任教期间对许多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扬克列维奇也是黑格尔《逻辑学》（“大逻辑”）法文版的译者。
[2]她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一任妻子。
[3]马夏尔·果鲁尔（1891—1976），20世纪斯宾诺莎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所著《斯宾诺莎I：论神》（Spinoza I Dieu,1968,Editions Aubier-Montaigne）和《斯宾诺莎II：论心灵》（SpinozaI II L’ Âme,1974,Editions Aubier-Montaigne）被认为是20世纪基于斯宾诺莎文本细读的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4]Joseph Serrano,Betwee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Macherey,In Warren Montag
& Audrey Wasser (eds.),Pierre Macherey and the Case of Literary
Produ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22),p.180.
[5]乔治·康吉莱姆（1904—1995年），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医学史家，在1955年至1965年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的系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他通过组织和指导教学计划、招聘教职员工和推动学术研究等方式，对该系的发展和运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6]有关阿尔都塞“斯宾诺莎小组”的理论工作计划，请参看拙文——力量政治学与群众的自我启蒙: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及其难题性[J].东方学刊,2021(1):95-97.
[7]Pierre Macherey,Hegel ou
Spinoza,Paris,Librairie François Maspero,coll.Théorie,dirigée par Louis Althusser Paris,1979（第二版1990年由La Découverte出版，本文引文皆为第二版页码）.
[8]Joseph Serrano,Betwee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Macherey,In Warren Montag
& Audrey Wasser (eds.),Pierre Macherey and the Case of Literary
Produ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22),p.196.
[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22.
[10]见斯宾诺莎《理智改进论》第85段、《伦理学》第一部分公理四。贺麟先生译本作.真知识是基于由原因推出结果[A].斯宾诺莎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57.
[11]Pierre Macherey,Introduction
a l’Ethique de Spinoza t1:La nature des choses,Paris,PUF,1994,p.32,p.34.
[12]黑格尔专论实体的文字集中于三个地方，即耶拿《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和《大逻辑》第二编本质论第三部分“现实性”各处。
[13]Pierre Macherey,Hegel ou
Spinoza,Paris,La Découverte,1990.
[14]“alles
darauf an,das Wahre nicht als Substanz,sondern ebensosehr als Subjekt
aufzufassen und auszudrücken.”Phänomeno-
logie des Geistes,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3,Suhrkamp,1986,p.22，参见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15]Pierre Macherey,Hegel ou
Spinoza,Paris,La Découverte,1990,p.97.
[16]G.W.F.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Meiner,1990,pp.80-81.
[17]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3,Suhrkamp,1986,pp.587-588.
[18]Althusser,Du contenu dans la
pensée de G.W.F.Hegel,dan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T1,Paris,Éditions
STOCK/IMEC,1994,pp.132-133.
[19]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定义六。
[20]Joseph Serrano,Betwee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Macherey,In Warren Montag
& Audrey Wasser (eds.),Pierre Macherey and the Case of Literary
Produ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22)，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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