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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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公社》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才仅仅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干部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做过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106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严文井之女）：“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6000余名文化工作者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进行“重新学习”和“深刻改造”。在他们中间，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陈翰伯、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
我不能不去——为了上一辈人的过去，为了下一辈人的未来，历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oC，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相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陈白尘留下的《牛棚日记》。
1971年中华书局部分编辑在咸宁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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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无他，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当年位于“452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但四处却打扫得干干净净。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猛然间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并新奇地用录相机拍下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好像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年青人终于开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七指示’的出发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始料未及的是，竟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利用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心中反复思考的，却是欣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这个地方？”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著名的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1969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
与这些干校相比，湖北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黄宗英当年属于上海市作协，她的心情同样如此。她说：“作家这行当成了多余的了，成了社会的累赘。干校中的我们便只能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守部队’！”……
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开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跑到商店里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6500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1800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年青力壮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一些？”不料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青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挑水浇田，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60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以后，记者曾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也曾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位于河南淮阳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干校中，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目的是：“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插秧时，他们又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为了防止“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经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五七干校的历史！我的心头一阵发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都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给你一个‘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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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应当地“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邀请，走进了他的书房。小伙子年纪不大，刚刚四十出头，但他书房中的一切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排排的书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摆放的都是他自199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一边是采访时的录音磁带和录相光盘，满满当当；一边是搜集来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挤挤挨挨；写字台上堆放着他亲自撰写和主编的丛书，一摞又一摞……整整十二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仅采访了上百位曾经流放于向阳湖的文化名人，而且还为他们一一建立了“个人档案库”。于是乎，借助着他的辛劳，我终于走进了这段历史的深处，走进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当年那批“矢志不渝的虔诚者”们，正在渐渐地产生动摇。——张光年即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时发出过这样的誓言：“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这片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表现”亦屡屡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愤怒了，终于拿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说：“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竟发现许多过去实际上并未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绝！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萧乾夫人赠给李城外的萧乾遗物
当年那批“惨遭蹂躏的哀怨者”们，正在悄悄地坚忍起来。——以萧乾等人为例，曾经的历史“污点”竟让他们天真地把干校当成了“避难所”。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这一美梦，他们开始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胡风分子”牛汉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读着这样的诗句，已经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
当年那批“宁折不弯的抗争者”们，则更加顽强地斗争下去。——郭小川算是一个，他大胆地向干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的自由？”人们这样描写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侯金镜也算是一个，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读着眼前这一页页血写的文字，望着窗外那一片片曾经的湖滩，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与父亲的一段对话——
“干校期间，你想到过死吗？”我问他。
“没有。”他坚定地摇了摇头，“死要‘死得其所’——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一个大写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线”！
1997年，语言学家陈原重访咸宁干校，并为这片土地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了向阳湖。”
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他们心态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其独立思考的重要“驿站”。没有这样的“一点希望”，他们便会颓然倒下；有了这样的“一点希望”，他们便会“死得其所”！
那么，这一切又是否能够称为“干校文化”呢？——有人将它总结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的风骨；乐天知命，战天斗地的精神。”但我更愿意挖掘出它的精髓——令文化人安身立命的精髓，令知识分子傲然挺立的精髓：
体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着像年青人一样下田劳动，但他却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优美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劳动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司徒慧敏的任务是看守菜园子，但他却撰写出了《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科研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生长规律，他更是冒着酷暑连日进行观察。——他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人静之时偷偷送给被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于暗地里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进行曲》。——他们在蛮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青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的情景；陈羽纶将世界名著伪装起来，躲在蚊帐中研读；陈白尘则在日记中，用各种符号及“缩写”记录下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在混沌中坚守着文化的阵地。
……我却又不能不回到当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少去创作“干校文学”呢？那天在座谈会上，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一旦获得解放，便迫不及待地要重新投入久违的专业，重新完成久置的计划。李城外发言了，他缓缓地讲述起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访严文井，不曾想刚刚接通电话，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一口回绝道：“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便足矣！‘……”有过切身体会的他，思考要比别人更“现实”一些。
他们不愿回顾这段历史，不愿触动这个“伤疤”。这究竟为了什么？作为他们的子女，我和欣久深深懂得他们的心思，深深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沉痛的反思，去对自己以往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忏悔，去对那场已经垂下帷幕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聂绀弩曾经说过的话。更何况，要想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更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灵魂上的严肃拷问，没有理论上的深刻反省，是根本无法落笔的。——臧克家失败了，他败就败在太急躁，太匆忙了。他迫不及待地拿出诗集《忆向阳》，又迫不及待地总结出干校给予他的“收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不管如何评价，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思索实在是太浅太浅了……
那天，是欣久打破了这个沉寂，她发言了，但声音很低很低：“我想，如果我们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来的！”她还转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有眼泪，却不为自己哭……”是的，当他们终于经过了“沉痛的反思”、“认真的忏悔”和“全面的总结”之后，当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人”之后，却又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而一步步迈向了暮年，又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是遗憾？是悲哀？它终于造成了文学领域中无以挽回的损失，终于形成了文学园地中无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校园里非常安静，学生们正在进行期末考试。从校长的介绍中得知，咸宁学院的发展正在蒸蒸日上——校园的面积达到1800余亩，师生的人数也已超过2万。但更加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他们将挖掘干校历史，列入了必修课程。这是一位学生考察归来后写下的诗句：“这里并不是一方沃土，却屹立着一块无字的丰碑。……六千个名字啊，诉说着六千种不幸。苦难谱就的曲调，辛酸酿成的醇酒，在向阳湖畔，铸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系主任单长江教授向我们这样介绍道：“我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向阳湖。向阳湖使他们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历史，向阳湖使他们更深地领略了文人的风骨。因此，他们会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坚忍与练达。”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鼻子也禁不住阵阵发酸－－这是遗憾后的收获，这是悲伤后的欣慰。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总结这次的咸宁之行。我们返程那天，我对着向阳湖，对着向阳湖畔的土地和向阳湖畔的人们，深深鞠了一躬……辑：历史黑匣子（ID：lshxz001），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