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时代德国的两面性

2016-11-20 阅读培文阅读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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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

1903年，德皇威廉二世对一位密友诉苦道：“我已经被迫陷入了一个举步维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的和谐统一”【142:p.159】。今天，历史学家也面临同威廉二世一样棘手的问题。他们试图重新评价和归纳历史发展的线条：从20世纪发轫点到生不逢时的民主尝试，从法西斯的上台、种族灭绝到两德分治，最后再到重新统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读者展现，威廉时代的德国是承前启后的、意义重大的，且有其自身的苦衷。但是，从未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像这个时代一样，遭到如此严厉的负面评价：批判并未针对1888年至1918年真正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将之前的责任和之后的后果都归咎于这个时代。

“前史”似乎是毋庸置疑了。“俾斯麦首当其冲”——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对1918年前德国政治述评中这样开头【192:vol.2,p.11】。但是，后来者呢？威廉二世果真如人们所评论那样，是一个“无关紧要”之人吗？仅仅是因为他的合法继承权，才能够将其时代冠以其名吗？其他德国大众是什么状态？历史学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希望、恐惧、成功和失败？他们从俾斯麦那里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摧毁了什么？在何种局势下，他们经历着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地渲染上历史学家对俾斯麦时代的主观看法。从1862年至1890年卸任，俾斯麦主宰了德国内政外交一切大权，使继任者望尘莫及。所以，事出有因，与俾斯麦“独裁”体制相比，1890年之后德国的决策不堪一击，加速的变革使威廉时代的德国人惶恐不安。

如果说俾斯麦给威廉时代带来了长时间的阴影的话，那么，纳粹主义对德国现代史上的玷污更长久、更黑暗。在学生看来，威廉时代的德国趣味横生，因为它犹如一场大灾难的预先彩排——1933年至1945年降临到德国头上的大灾难。研究1890年至1945年历史的可能性并不是沉迷于给历史下诊断，而是探寻新的、不广为人知的历史地带，从中发现解决日后问题的线索。虽然有必要质疑，这种方法是否一定能洞察包罗万象的德国史，或者它是否曲解了我们之前提出的问题，但是，答案关键取决于各位历史学家是否愿意以开放性的姿态，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例如，1914年前，德国民族主义并不能定性为良性的或者恶性的，一切取决于历史发展的线条——1933年之后演变为纳粹主义，1949年之后塑造了东德和西德，1990年重新统一了德国。德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欧洲很典型；它是否助长了希特勒的大规模驱逐、渴求生存空间、占领世界的扩张主义政策？1914年7月危机中，德国的决策只不过是欧洲各国政府一系列“失算”中的一例；或者可以视为德国侵略性，前可追溯至弗里德里希大帝，后可延伸到1936年至1945年希特勒的危险赌博。威廉二世的反犹主义也是有争议的。它反映了传统的宗教偏见吗？它新吸收了危险的种族主义理论，因此更容易造成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政策吗？最后：德意志“特殊道路”对现代主义的独特作用是什么？1848年革命失败和自由主义衰落后，德国历史开始偏离了正确轨道吗？德国中产阶级无法发挥像英国、法国和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革命”及“解放”作用吗？德意志传统精英害怕丧失地位，因此运用他们对国家、军队和工业的影响力在1914年而后在1939年发动战争吗？

许多正统历史评论还在运用对这些问题的“二选一”的答案，因此，现代的学生普遍认为其是真理也不足为过。他们认为，不能单凭封面来判断一本书的好坏。但是，现在的教科书却描绘出两种让人迷惘的相互矛盾的威廉时代的德国。一种是好战的、险恶的。另一种则是人道的、善良的。而且，这两种相互抵触的观点似乎要人们必须在截然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上作出选择。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俾斯麦不仅主宰了自己的内阁，而且威廉二世也倾向于传统政策。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成为独裁政府的静物写生：普鲁士带尖头盔、俾斯麦的丰功伟绩、威廉二世至高无上皇权、铁血宰相忧心忡忡地审视着1918年后等待着德国的混乱未来。但是，另外的历史学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将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兼收并蓄。他们笔下的德国生机勃勃、自信满满、以惊人的速度稳步发展——至少与此时正常水平相比。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火车、工厂、资产阶级高顶礼帽和现代油画。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究竟是怎样的？

主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不再流行，也不再是学术研究的前沿。取而代之的是威廉时代德国的两面性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不稳定性。1890年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迫使人们思索，年轻的帝国如何站稳脚跟，在新世纪德国的最大困境是什么。深受这种困境之苦的当属帝国统一后出生的一代——19世纪90年代成年。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在19世纪90年代进入新阶段：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大众政治崛起、妇女运动、艺术领域的现代反叛、放弃俾斯麦的“富足”德国之梦。不能忽视对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仔细考察，在每个方面都能够发现威廉时代自身发展的转变性特征。

这种方法必须脱离“特殊道路”概念——这个史学范例用来指1848年至1945年德国的发展过程，偏离了西欧其他国家“正常的”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以1933—1945年的纳粹独裁而告终。笔者认为，威廉时代德国的宿命并非先验地归结于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失败或者俾斯麦的政策。而且，1888—1918年也不是必然导致魏玛共和国僵局或纳粹主义灾难的中转站。这要求我们修正对独裁主义的理解，它也许是适于威廉时代德国政治体制的“主义”。研究威廉时代，我们需要探讨独裁整体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不是不加批判地把它等同于“俾斯麦主义”或者“前法西斯主义”。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亦然，威廉时代的德国与19世纪7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有本质区别：德国人紧跟现代生活的节拍，向往机会，与俾斯麦时代不同，但是他们还从未考虑过纳粹提出的所有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德国从俾斯麦时代继承了不计其数的不幸，为日后的灾难埋下种子。然而，无论如何，威廉时代都没注定以战争和革命结束，更不用提第三帝国了。最近，一位“特殊道路”评论家认为：“正如一场精彩的马术表演一样，历史学家不能过早地急于跃过障碍。”【125:p.344】

如果本身的主旨之一是关注历史延续性问题，那么次之则为这个时代本身的争议：威廉时代社会和政治的不堪一击、充满冲突的特质。对于那些既非绝望的反动派亦非一意孤行的革命者而言，许多紧迫的公共事务是很难接受的。因此，政治见解极度缺乏一致性，无论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还是左邻右舍，甚至是家庭范围内。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德国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工人阶级天主教父亲和中产阶级犹太教母亲面临的不同压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精确得知威廉时代德国的“内在”原貌。反过来，这种方法也要求我们思考，1914年，德国社会和政治是朝着多极化还是单极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德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是否也越来越明显，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一个享有特权，另一个则没有——是否真的如此。另一方面，1914年前，政治力量是否亦朝着单极化发展，导致对抗性政治集团的产生，并最终引发战争。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与政治两大要素与多极化和单极化问题息息相关。社会阶层间的斗争无法与社会主义引发的政治危机割裂开来。同理，当时的中产阶级认为，女人和男人分属“不同的层面”——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且反过来影响着国家与社会权利的掌控模式。

贯穿本书始末的第三个议题是以联邦模式、由25个地方政权组建的国家的地区多样性。德国人并不都是居住在大都会中的市民。如西莉亚·阿普尔盖特（Celia Applegate）所认为的那样，它也是一个“外乡人民族”【11】。直到1918年，地方关税壁垒和风俗习惯还在顽固地抵抗着使他们融合到统一的民族文化中的压力。第二章将从几个方面考察，在乡村中，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城市文化如何输给了传统心态和政治拥戴。

本书体系

为了澄清历史解释上的问题，为了学生能纵观全局，本书分为四章来全面描述整个时代风貌而非仅仅某个场景。第一章概述了主要变化，着重介绍1945年后研究威廉时代德国的成果。对历史“学派”的概括也许并不完善，因为不可能将每个“学派”的所有观点一一道来。但是，简单的概述有助于读者自我归纳总结对后面章节提出的事件的看法。

第二章分析了五个重要发展。首先考察了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以此为基础，分析威廉时代的政治体系如何运转，如何改变，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发展大众选举。本章的最后两节考察了智力、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发展，同时还探讨了性别和性观念的变化。第三章集中分析外交思想。这一章比前面章节简略，因为除了7月危机外，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无可非议，内政上则诸多分歧。甚至可以说，研究外交政策很难进行学术创新。

第四章更多地关注威廉时代的德国大众。主要的内容包括第二章介绍过的阶级关系，并进行了新的评价，以反映过去30年中历史研究的新趋向：非常显著的变化是，从只关注“上层”的历史转向关注引起历史变革的上层和下层的社会及政治力量。第四章还列举了德国现代史写作上的学术分歧和共识。本书的结论强调，研究的活力和前途来源于档案。

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有时会面对令人迷惑的史学观点，每隔几年，观点的“开关”就会大相径庭地跳动一次。虽然这种快速的转变只是表面上的，但历史学家却不得不应付偏见和悬而未决的悖论。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导致恐慌或者放任自流。相反，它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正如实践科学与怀疑精神相互共生，理论无法被证实，只能得出反证。历史研究与实践科学一样，我们提出的问题正在瞬息万变。同时，我们使用的资料和方法也在修正和解答之前提出的问题。简而言之，本书的主旨在于——历史写作方法和内容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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