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鲜读】文化研究与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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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本书属于播撒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策划，陶东风主编）

和磊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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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对知识生产模式做了具体的分析。吉本斯等人把知识生产模式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简称模式1），另一类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简称模式2）。吉本斯等人通过比较，具体分析了模式2的特点。

首先，模式2具有突出的情境性特点。所谓知识生产的情境性，指的是知识生产并不是某一单个学科内部的自然发展，而是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新的知识生产由市场（宽泛意义上的）因素决定，这种市场源自“广泛的社会和认知压力的结果”，“产生于现有的问题解决的学科模式的失效和衰竭。”  正是因为现有学科理论在解决问题上的失效，才催生了知识生产新的模式。因此，知识生产的新模式面对的是问题，而不是某一学科的自我知识演进。这一点与文化研究所强调的语境性是完全相合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同地域的语境差异，使得文化研究在全球旅行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变异。

但是，这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应用型学科。吉本斯等人指出，像化学工程、航空工程或者最近的计算机科学等，它们是新的知识形式，但不一定是新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它们很快也成了模式1中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但是，模式2的情境更为复杂。这种情境是由一系列比很多应用性科学更加分化的知识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而同时又可能促使纯粹的基础研究的进行。

其次，与应用性学科知识生产形式不同，模式2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这是模式2的重要特征。在吉本斯等人看来，“跨学科具有很强的问题解决导向”，“其理论—方法论核心横切那些已经完善建立起来的学科核心，其推动和构成通常是本地化的，因此任何一个这样的理论核心对于进一步基于应用情境的本地化变异都是高度敏感的。” 吉本斯等人具体阐述了跨学科性的四个明显特点：第一，跨学科性建立起一个独特但又不断发展的框架来引导问题的解决。这一框架在应用的情境下生成和维持。第二，尽管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应用情境之中，跨学科性的知识还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尽管这些可能无法在当前的学科版图上进行定位。这种成果是累积的，尽管这种累积可能会在一个主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第三，与模式l中知识生产的成果通过体制上的渠道进行传播不同的是，在模式2中，成果传播给那些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果的传播起初在其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实现了。而随后进行的传播首先发生在最初的参与者们转移到新的问题情境中时，而不是当他们在专业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时。第四，跨学科性是动态的，它是在过程中解决问题。模式2的知识生产与一连串的问题情境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在模式1中，一个发现可能是建立在另一个发现之上的，而模式2中，发现存在于任何特定学科的限制之外，而参与者不需要回归到学科之中寻求确认。

总之，在吉本斯等人认为，在人文学科中，学科的边界总是可以互相渗透的。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跨学科性和相互渗透的例子。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曾经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希腊拉丁文学专家的专属领地，现在，它们也在被人类学学者和科学的专门技术所提供的洞见所改变；哲学（通常是以淡化的伦理学的形式）已经渗入了大部分的应用社会科学。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女性研究都是正在出现的折中式的跨学科研究。

模式2的第三个特点是反思性。反思性被认为是模式2知识生产的一个关键特征。反思性就是要质疑，并将怀疑作为一种习惯，所有假设的前提都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们代表了对传统的盲目信任，并阻碍反思。所有乌托邦的药方都必须被抛弃，因为它们预先排除了未来的反思。反思性必须是永无止境地开放的。甚至科学，甚至理性，都受到怀疑。

在吉本斯看来，人文学科的反思性也是现实压力所激发的。首先，吉本斯等人指出，如果我们不是以严肃、诚实的态度去拷问过去，就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相对主义。现在，人文学科的社会情境化比过去更加明显、持久，而且还包含了诸多危险，因此更需要反思。其次，在现代社会中，行动者和结构之间的联系也许是松散了，这使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思性行为修改这些限制性的结构进而形成行动的情境。第三，随着文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以及人文学术的爆炸性增长，二手文献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原著反而被淹没了，其重要性也在降低。由此导致原创性的艺术或文学著作在增殖的评论面前节节败退，这就更需要反思性，甄别数量巨大的二手文献。

总之，吉本斯等人指出：“人文学科的特征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以比自然科学更激进、连贯的方式展现了反思性，也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质上是情境化的。人文学科的特征在于，人们期望它们的反思性给整个人类经验赋予意义，并丰富整个意义域。就此而言，它们与自然科学存在显著的差别。”

第四，吉本斯等人也讨论了模式2与模式1不同的质量评估体系和标准。吉本斯等人指出，模式2中对于工作质量和研究团队进行评估的标准与传统的学科知识是不同的。模式1中的质量从根本上依靠同行评议来对个人所作的贡献进行评价，而质量控制则通过仔细选拔有能力的人来担当评议人得以维持，评议人的选择部分地由其先前对学科所作的贡献来决定。所以，同行评议是一种质量和控制相互强化的过程。 这样，模式1中的成功可以概括描述为由学科同行所定义的优秀。在模式2中，成功将包括诸如效率或实用性的额外标准，由许多涉及实践、社会和政治的考虑来引导，因此，模式2的质量评估与应用相关。

吉本斯等人对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分析对我们理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吉本斯等人的论述，文化研究正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它是在具体的情境压力下兴起的（无论中外），是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回应；它是跨学科的，具有强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虽然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中外并不完全一致（如中国更多的是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它在质量评估方面遭到了一定的困难，受到了来自传统学科人员的质疑，但其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足见其“市场”还是很大的，而且国家也专门允许研究生阶段自主设立文化研究的二级学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登陆，不仅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同时对其他学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人文学科的反思，进而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这也正是本书写作的缘由。因此，深入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文化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尤其是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伯明翰学派那里，经由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应当是对社会霸权与反霸权、控制和反控制斗争过程的一种揭示与批判，而不应当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文本分析或大众分析。揭示的目的是让人看清真相，批判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走向反霸权的实践，从而走向新的解放与进步，由此，文化研究是一项带有启蒙性质的工程。在中国，我们尤其需要文化研究这种启蒙形式。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造就了权力与压制的深入与多样化，可以说已成为了人们的“常识”。鲁迅就以文学的笔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在这种权力高压下的生存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主程度的提高（如法律的建设、程序公正程度的提高、各种听证会的召开等），人民的生存状态也在逐步得以改善，但我们不能说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就已停止。五四启蒙在某种程度上的未完成性，文革对民主的摧残，改革开放对经济建设的过高的强调，使得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考察、去反思我们的体制问题，新社会旧体制依然存在，这些都使我们去思考和反思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情况。伯明翰学派倡导的双重或多重视点，给了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新路径，它使我们真正全面考虑问题的内在发展脉络，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或一味的欢迎。正是在对过程的关注中，我们观察着现实、分析着现实、反思着现实，这是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中国的语境问题。伯明翰学派的成立和发展，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比较发达、民主程度比较高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现实状况使我们在运用它的思想方法上必须做到具体分析，不可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