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放】《材料与注释》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意义

点击上方“阅读培文” 可以订阅哦！

本文内容转自“光启读书会”。

相关图书《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在连续成功举办两期读书会之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北大培文，于2016年9月30日举办了第三期“光启读书会”，对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材料与注释》进行了主题研讨。根据“光启读书会”的总体设计与安排，除了来自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等上海本地各大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之外，会议还特意邀请了《材料与注释》一书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洪子诚教授和部分外地学者专程前来参加这一期的读书会。在一天紧凑高效的学术讨论中，与会学者各自从阅读《材料与注释》一书的感受与思考出发，结合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日渐高涨的“史料热”，集中对《材料与注释》一书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意义、当代文学史材料的处理与叙述、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与还原、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历史复杂性、周扬集团的历史位置及其评价等重大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会议的最后，洪子诚教授对与会专家的发言进行了总结性的回应。

今天先分享与会学者就有关《材料与注释》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意义的发言内容精选。

《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教授近年新发表的一批论文的结集，2016年6月由国内著名的出版机构北大培文以精装的形式推出。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当代文学一些史料（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的钩沉，且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呈现。这种完全不符合当下盛行的“学报体”论文的写作方式本身，首先就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兴趣和疑问。

对此，洪子诚解释，这个书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考虑，因为手头有一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另外是因为岁数大了，不能像过去一样写论文，自己就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把手头的材料做一些注释，这个注释就是提供一些相关的历史背景材料、文学事件、人物关系等，另外一方面就是同时提供与主体材料相关的同类材料，让不同的材料之间形成对话，构成一种接近历史语境的真实关系。这些文章因为不是正式论文，也不是纯粹的史料，所以是很尴尬，自己当时还搞不清楚应该到哪里发表，觉得刊物可能都不会接受这些东西。但后来还是都发了。

尽管洪子诚教授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一贯的谦虚、自省，与会者却对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普遍给予了肯定与赞扬。多次出版洪子诚著作的北大培文的编辑周彬就以自己与洪子诚教授合作过程的亲身经历，赞扬了洪先生克制、客观的治学态度以及因此而造就的冷静、严谨的文风，认为这本书把各种材料并置，是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展现历史与人性的模糊与多面，用直观方式将写作当中的疑惑与不确定呈现出来，不断尝试历史叙述的可能性。

罗岗（华东师大）则强调，这是对当代文学研究很重要的一本书，面对当代文学的史料热，这本书是创新性的。一般的年轻学者肯定不敢这样写书，因为完全是材料加注释这样的模式。

而作为多年从事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整理的资深学者孙逊（上海师大）也从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的角度，认为洪子诚是要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就是尽量去描述，自己不去多发挥，这种尝试可以填补各种宏观构架的文学史的不足，为各类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例如这本书里面第一个写到的是毛主席在颐年堂的讲话。老人家这个讲话以前还有一些讲话，确实是像洪子诚讲的就有内在矛盾性，怎么把相对看上去矛盾的讲话理顺，这是洪子诚注释的本领。很多话，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有一些侧重点不一样，强调不一样，有一些矛盾性。需要理解一个领导人内心的丰富性或者是复杂性。洪子诚的这种方法非常适合研究这样的问题，就是把零碎的，散在各处的材料，放在一起，他把内部矛盾引出来，当时的背景提出来，还原斗争的来龙去脉。

陈子善（华东师大）除了指出这本书冷静的特点之外，联系社科院的学者李洁非的著作《文学史微观察》，认为《材料与注释》同样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种种不满所作的一种尝试，希望可以有所突破，因为当代文学史跟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所面临的问题，跟现代文学史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洪子诚的尝试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书中所提供的材料对我们来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会有帮助。洪子诚用这种方式来对当代文学史做一个新的关照，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也可能是一个启发或者是推动。关于该书的第二部分“当代文学史答问”，陈子善认为实际上某些方面是对前面注释的解释，是不同形式下的补充或者是洪子诚当下的一些认识，也是他多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延续。

对于这本书里的史料，杨剑龙（上海师大）表示有的以前看过有的以前没有看过，看过以后觉得整个文学史更加丰富了，这是一种回到历史原点的求真的工作。这个著作的好就是因为它求真。但是它所涉及的课题确实又很重大。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间刻意追求结论忽视了过程。这本书里面没有看到洪子诚得出什么结论，但脉络写得很清楚。读这本书很多历史的真相、人品和文品的真相都可以看到，历史底蕴也在其中。另外，这本书第一篇的材料就是关于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这也是这个文章的价值。这本书方法新，史料新，洪子诚对整个文学史脉络很清楚，体现在对史料的精心研读、注释过程当中，书里面有一个隐含作者，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本书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朱康（华东师大）认为，看到书中的史料有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对于材料通过注释就是洪子诚开创的一种新的写作样式。而注释里面不简单是对材料做的补充说明，里面蕴含着洪子诚自己不愿意明确揭示的理论雄心。比如说从1962年会议序言还有1966年检讨书序言里面，洪子诚强调把当代看成是一种认识装置或者是机制。因此这个意义上讲，洪子诚的“当代”从来不是简单的历史分析概念，而是哲学性概念，每次提到当代都特意打一个引号，“当代”如何成为一种这样的理解方式，强调“当代”包含的特定含义。特别是第64页1962年大连会议里面强调，“当代”有一种文学机制，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洪子诚与这个关联有一种文学意识。回头看这些历史史料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执着于对细节的考证，而是如何在细节里面看出历史运作机制，看出细节里面包含的哲学含义。这是这本书对自己的最大启示。

吴新文（复旦大学）把《材料与注释》看成是更宏大的思想史写作重构当中的一个尝试，认为该书的优点是中正平和，把很多东西放到历史大框架里面，去掉一些过分情绪化，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很多东西的影响，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洪子诚对人物的评述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平和折中。另外洪子诚通过对材料的梳理，提供了很多细节，让我们小中见大，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些面貌。

刘畅（上海师大）认为这本书通过对史料的拣选、组织，让读者能够尽可能接近文学现场，接近文学活动的真实语境。例如像书里面梳理的1957年作协党组会议材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远比文学史上的描述更为复杂、更为精彩的一种知识分子生态。

《材料与注释》中的“注释”部分，是与会者讨论的重点之一。孙逊（上海师大）联系古代做学问的办法，认为该书的“注释”实际包含注释与评点两个部分，注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对字面的解释，而阐述背后的东西可以放到评点里面，放到眉上或者边上，建议最好对一篇材料再有总的背景介绍，借用中国古代评点的方法，将现有的注释一部分作评点，一部分作注释，在形式上多样一点。

詹丹（上海师大）也认为《材料与注释》看上去标题非常客观，但也可以叫“注评”，因为注释里面还是带有一些评论的。而且材料和注释本身是有一个二元转化关系，材料转变为注释，注释又转化为材料，特别是对鲁迅文集当中的一条注释，既是把它做一个材料，又是把它做一个注释来看的话，有一个相向的运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这一点，罗萌（上海交大）认为这本书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主要让材料自己对话这样一个形式，没有做过多的点评。另外的注释部分，主要也是以一个事实陈述的形式，带有一部分点评。例如，在大连会议那篇里面，73页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洪老师的第13个注释有一个说明，指出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要成就以北方作家为主，与解放初的小说之间，在表现地域和风格上有延续关系，这个就是关于历史的一个内部脉络的提示，很有启发。另外一种点评，虽然也是在经验范围内，但是跳出了事件本身的点评。比如说在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里面一篇，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意见修改问题，洪子诚有一句点评说，郭小川说的在词句概念上打圈子，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对于不熟悉材料的个人来说，经过洪子诚对郭小川这样的点评就更容易理解，但这种理解又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前提下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一种你觉得对对象熟悉的理解错觉。另外，洪子诚非常注意控制主观点评的比例，而且这个主观点评内部好像还是有分化的，有些是涉及内部的，有些是跳出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