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事件背后的社会学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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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

[美]兰德尔·柯林斯  著，刘冉  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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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霸凌会出现得格外频繁，那就是全控机构。它们都是封闭的社区，与周围的世界相隔离，其中大部分或全部生活都要集体进行。因此，这是一种封闭的声誉系统，所有人的社会身份和声誉等级都为其他人所知晓，并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无可逃避。从这一角度来看，机构根据其全控程度存在于一个光谱之上；最严重的霸凌往往发生在全控程度最高的机构中，较轻的霸凌则发生在部分控制的机构中，这就像寄宿学校与走读高中的区别。在有些学校，社交程度最高的行动都发生在校园里（例如运动赛事和舞蹈表演）；有些学校则存在更加特殊化的休闲活动网络。相比之下，前者的全控程度高于后者。更有甚者，学生可能会将学校打造为胜于全控机构的场所，因为他们能将父母和家庭排除在这一网络之外：他们拒绝告诉父母身边发生的事情，也羞于被同学看到自己与父母在一起；此外，他们还会切断与邻居家朋友的联系（至少在学校中时如此）。这些行为都让高中成为一个金鱼缸，亦即一个人造的全控机构。

全控机构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导致霸凌。这里没有逃脱之路；弱者无法从折磨他们的人手中逃离，施虐者很容易接触到受害者。这是一种信息丰富的环境，因此弱者一旦被发现，就会人尽皆知。此外，这里既存在丰富的仪式，可以加强团体成员的归属感，也存在精神上的仪式性惩罚，用来惩罚违反群体规则的人。最后这里还存在有限的注意力，这会导致强烈的对“行为发生场所”的关注，并隐含着对注意力的激烈竞争；结果，那些没能进入注意力中心的人就会体会到更加强烈的排挤，其情绪能量也会逐渐干涸。

全控机构的另外一个关键特征是职员与居民的分野：教师与学生，军官与受训士兵，警卫与囚犯，夏令营的管理者与营员。尽管居民内部也存在不同等级即支配关系，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学生或囚犯；这一群体身份会通过若干行为得到巩固，例如呼叫职员请求帮助，或是对其他居民的行为打小报告等。监狱中最残忍的惩罚就是留给告密者的。在全控机构中建立地位的一种方法就是表忠心，也就是不去告发其他人的越轨行为。这使得其居民倾向于自我管理和自我分层，且其标准往往与职员不同。

居民中的阶层通常都是强者与弱者的区分，也就是社会中心与边缘的区分。通常都是机构中年纪较长和更有经验的成员来支配新人。这里我们需要区分霸凌（作为一种长期过程）和欺侮（仅仅作为一种入会仪式，一旦通过就可以成为群体一员）。欺侮通常是机构中传统的一部分，是群体吸纳新成员的惯常方式，尤其是在资格最老的群体毕业或离开时；因此，欺侮也是为了保证一定的向上流动性。欺侮的另外一个结构特点是群体中有强烈的仪式强度，因此存在明确的界线，内部人士与外部人士之间也存在一种象征性的道德区别。因而，在兄弟会等半全控机构中，成员几乎生活在封闭环境里，其日常生活、社交和娱乐都是集体进行（通常只有在上课时才会离开群体环境），他们也会发展出包括羞辱和体罚在内的欺侮仪式。这种群体中进行的欺侮通常会在娱乐和狂欢的气氛中进行，至少在暴力实施者一方看来是如此；这也可以令整个行为合理化。导致欺侮的结构环境，恰恰也会刺激仪式性的狂欢与破坏。20世纪早期，美国大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隔离更加明显，学生通常全部是男性，从周一到周六都要上课，还要接受宿舍规章、食堂时间表等限制。他们也有涉及仪式性暴力的传统，例如大一与大二学生要在一年中的某一天（通常是学期开始或结束时）进行打斗。这再次体现了欺侮的一种典型模式：曾经受到欺侮的群体会带头对下一个新生群体进行欺侮。从这一角度来看，欺侮与霸凌很相似；霸凌者通常是中层群体，而不是精英。至少在学校中（而非在监狱中），新生的入会仪式可以代替霸凌；由于这是一种群体实施的行为，受害者也是作为群体而非个体而存在，因此受害者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团结，而不会让个体对霸凌者产生长久的服从。群体霸凌既可以代替个体霸凌，也可以成为一种结构上的障碍。然而，如果学校中还存在其他群体，那么在这一框架内，拥有不同特权的群体依然有可能实施针对个体的霸凌。

全控机构中的职员有时也会鼓励居民中形成阶层，官方甚至会认可并支持这一阶层（Lloyd-Smith and Davies 1995）。英国贵族寄宿学校传统上来说会将宿舍纪律管理和仪式性的领导权交给年纪较大的男生；新生会被指定为某个上层学生（美国人称为高年级）的仆人，为他拿书、跑腿、打扫书房等，这些行为被称为“fagging”（后来也被用来形容同性恋行为）。这一官方认可的阶层制度导致程度不一的霸凌行为。尽管只有高年级男生和学校指定的学生首领有权指定新生为自己的“跑腿者”，但是位于中层的大男生通常也会滥用这一阶层制度，非正式地要求新生为自己跑腿。教师和位于上层的男生都了解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些男生应该管理好自己的事务，而不应通过官方渠道去解决问题。学校官方将权威委托给上层男生，这一模式又进一步传递下去，其中也存在滥用的情况。

官方实行的仪式性体罚也鼓励了霸凌暴力：学生可能会因在背诵和翻译拉丁文（当时教育的主要形式）时表现不佳而被校长揪耳朵；也可能会因严重破坏校规而在全校或全宿舍面前被公开杖打，而这些惩罚都可能会被下放给学生领袖来执行。

学校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气氛，让残忍的游戏被当成正常的娱乐。休斯所描述的拉格比公学正是拉格比橄榄球的发源之地，学校非常鼓励将运动作为学校传统的一部分。各个阶层都存在玩笑式的打斗：年轻的男孩不仅是受害者，也会参与一些群体游戏，例如在睡前或刚起床时互相扔拖鞋等。霸凌者则更可能会以能伤害到对方的方式去投掷鞋子，而保护受害者的人也会采用同样的武器。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霸凌可以转向新的受害者，同时也表明有些暴力可以被当成一种庆贺方式，因为双方是对等的，并且其中存在乐趣。

在学校中，在最上层的男生之下，还存在其他阶层分野。休斯指出了三种恩庇关系：有些男孩会谄媚霸凌者，主动为他们提供服务、曲意逢迎，通过充当中间人而跻身阶层之中，寻找能够为之跑腿的目标，并传播关于受害者与反抗者的故事。从这种拍马屁的路线开始，往往是最后成为霸凌者的一种路径。其他男孩则被形容为“宠物”，他们往往相貌清秀（也许是同性恋情的开始），会得到高层男生的保护；这些保护者并非霸凌者，而是社交精英群体中的成员，他们可能会选中这些男生为自己跑腿，但只交给他们一些轻松的杂活，以确保他们不被其他人呼来唤去。学校里道德感最强的那些男孩则会去保护最弱小、害羞或具有艺术气质的年轻男孩，有时也会在权威机构的鼓励下或是出于家庭关系而去这么做。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情况可能会混杂在一起；休斯在他的书中描述了一名英雄，他是一个好心肠的恩庇者，与朋友一起暴打了一名拍马屁者，因为后者擅自闯入他的保护圈；在这场殴打中，他使用的方法与霸凌者对受害者所做的并无太大区别。建立在暴力和保护之上的社会阶层，在圈内人看来可能一清二楚，但在圈外人看来也许就很难分辨。

监狱中的情况更加复杂。尽管囚犯中存在相当程度的暴力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但其中大都不是霸凌，或者是情况太过模糊而难以被定义为霸凌。监狱中通常都会有一种地下经济：购买或交易非法偷运进来的商品，包括毒品；也包括合法商品的交易（例如电话卡、个人用品和香烟等），既可能是借来的，也可能是偷来的；此外，游离于边缘的行为还有强迫借款等。作为一种无规管的经济，囚犯会用暴力来解决争端和收回欠款，同时也会彼此偷盗。囚犯中卷入暴力的比例（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虐待者）比卷入长期一对一剥削和霸凌关系的比例要高。更有甚者，也许正是因为监狱生活中的匮乏经济，那些严格意义上来说的霸凌者才会受到物质和功利主义的驱动。相比之下，学校中的霸凌大都是在封闭的情绪气氛中，出于争夺特权和支配权而进行的。监狱霸凌确实也会涉及类似的技术——排挤、嘲讽、偷盗、殴打。嘲讽也会用在其他地方，作为囚犯的一种娱乐形式；这种互相羞辱往往会导致斗殴，但却并不总是会产生霸凌的等级，因为殴斗会阻止进一步的羞辱。在所有其他类型的暴力和斗争中，同样存在霸凌；它也有着欺负弱者的典型形式。

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其他地方，受害者的性格和行为也与其成为受害者有关；但导致他们受人霸凌的弱点，应与监狱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参与实用主义的活动，例如在黑市中交易商品，或者仅仅是借与还，都可能导致斗殴。日常时间与空间中的活动生态都可能导致危险，例如在浴室或厕所中，或是在访客区域等，攻击者很容易接触到受害者，受害者也不在权威的保护范围之内。有些斗殴是受害者挑起的：输的一方恰恰是挑起斗殴的人；而预测会否遭到袭击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他们是否曾经袭击过他人。不过，最准确的预测霸凌的方法，并不是看是否发生过袭击、威胁或羞辱（这些通常都是双向的），而是看受害者是否在公共区域遭过抢劫，或是手机被偷、被迫借钱等情况，抑或是遭受过排挤，例如不被允许使用公用电话、电视或游戏设备。支配者从来都不会经历这些情境，虽然他们有可能会遭受羞辱和袭击。

在某一个方面软弱，就可能导致在另一个方面同样软弱。容易遭受霸凌，不仅仅是外表或体能不济的问题。除了个子小、体力弱，弱者还可能意味着智能不足或教育水平低下，或是财产较少，或是此前并无入狱经验。其他弱点则可能包括性格和行为，例如表现得沉默、胆怯或是焦虑；试图逃避与其他囚犯的接触；与狱卒太过接近等。简而言之，那些令人在监狱中（或是在任何阶层系统中）沦入底层的行为，都会让人显得软弱。

底层的地位并不足以引发霸凌关系；霸凌是在互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羞辱往往只是第一个阶段。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测试，用来看对方会如何反应。羞辱也能伤害一个人的声誉，像流言蜚语一样传播开来，导致排挤和隔离，进而导致社交上的软弱；结果便是，既缺乏可能的后援和第三方的干涉，又缺乏情绪能量，致使打斗的能力和精神都不足。另一方面，在监狱中，羞辱是一种日常活动。如果羞辱没有得到回应——无论是仪式性的反击还是其他升级行动——就会传出软弱的名声。如果表现出恐惧或是缺乏自卫意识，那么依照监狱的标准，就会引来更多攻击。

最无药可救的是哭泣：

我们的囚室里有四个人。其中一个见了访客后，带回来一些印度大麻。他分给了我们。我们开始打枕头杖。他显示出他是最弱的一个。我们三个开始集体攻击他。我们把书塞在枕头里。最后情况变得很不好看，我们开始揍他。一开始还像是开玩笑，后来就认起真来。我的朋友把他按在床上，我把枕头压在他脸上。他开始哭起来，我们则开始打他。我说：“你要再哭，我们可就当真了。”我又把枕头按在他脸上更长时间。我的朋友把扫帚捅进他的短裤里。如果他反抗了，一切就会在这里结束。如果他站出来维护自己，一切都会不同。但他却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结果另一个男孩将扫帚捅进了他的肛门。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在囚室里，我们常会觉得无聊，然后就会想办法找乐子。不幸的是，我们往往是在弱者身上找乐子。

这一事件具有群体狂欢的特点，潜在的受害者一开始只是想与同屋人分享自己的毒品；等他逐渐表现出弱点，针对他的攻击就开始升级；其他人开始觉得有趣，就像恐慌进攻的最后阶段，但更多却是出于一种对不符合群体成员标准者的反感，因为他未能表现出男性气质应有的姿态。

对羞辱和挑战有所反应，往往能转变事情的方向。软弱的个体可以通过一种仪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我正在会见室里等待访客。我们都在读报。一个街头的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女孩，他说她看起来像是我的老婆。另一个家伙抢过报纸说：“我认识你老婆。所有人都上过她。”我让他闭嘴滚开。结果他冲我一顿猛踢。我坐在那里，他就扑过来拳打脚踢。我被打得全身是伤。后来过了几周，我正在等着上庭，这个家伙又找上了我。他冲我要烟。我说：“滚开，我才不会给你。要是你想跟我单挑，那就试试吧。”那家伙说：“要是单挑，你知道你肯定会输的。”我说：“我知道，但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他说：“你还不错。”后来他跟他的手下一起出现，问我开庭情况怎么样。他又说了一遍：“你还不错。”然后他就走开了。

在英国的监狱文化中，对付告密者和性侵者，哪怕使用激烈的攻击或嘲讽，也往往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囚犯常会被错误地标示为性侵者，这种谣言往往是霸凌的开始，因为它相当于将目标流放，从而将其与可能进行反抗的同盟切断联系。在监狱里针对性侵者的霸凌，显示了更普遍的其他机构中的霸凌形式。为了让霸凌弱者显得更合理，人们会创造出一种文化自卑的意识形态。在英国的监狱中，那就是指责对方为性侵者；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则往往是指责对方为同性恋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准确的）。在寄宿学校里（包括那些同性恋较为普遍的英国学校），这种意识形态会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存在一种文化阶层，它又反过来制造了借口去攻击弱小者；如若不然，这种攻击就会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

群体中是否存在暴力文化，并不是霸凌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因素（尽管它可能会影响霸凌的形式）。因此，霸凌并不是社会阶层的产物。寄宿学校存在最多的霸凌现象，是因为它们的全控程度更高。日本的公立学校被认为很容易发生霸凌现象；其管理结构高度官僚化、阶层化、标准化；与此同时，其活动也是以集体为中心。它们有丰富的仪式，高度关注内部团结和外部界线；加上内部阶层化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服从的必要性。针对新来的转校生的霸凌攻击格外严重；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入会仪式、受霸凌者最后是否会获得接纳。日本总体来说暴力犯罪率很低，集体控制和群体归属感非常强。因此，暴力的发生是结构性的，人们能够预料到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就是新成员进入高度仪式化群体的时刻。

当美国儿童从小学进入中学时，霸凌变得更加集体化，也更加集中于一小部分底层受害者身上，并会从身体上的霸凌更多地转移到心理和语言上。十一二岁的儿童进入更大的学校和阶层结构；性吸引力市场会带来一个名誉系统，其中每个人都会被公开评分，从而也会在意识形态上将霸凌合理化。这是群体霸凌的巅峰。年纪稍长的少年，尤其是高三学生，一般都在考虑将来的教育或职业，所以会有更多学校之外的社交网络，这可以让他们摆脱学校中的阶层系统，而那种阶层系统正是孕育霸凌的土壤。大学中的活动和网络则更加开放和多元，这也减少了霸凌现象的发生——一方面用制度化的同学关系和欺侮新生仪式取代了霸凌，另一方面也分散了群体注意力。霸凌的程度与学校的全控程度相关。

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霸凌（至少是群体排挤和嘲讽形式的霸凌）在小城镇或郊区社群中要比在大城市中更加普遍。这些学校之所以会有更多的霸凌现象，是因为它们在光谱上比都市机构的全控程度更强。都市学校中的学生往往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在学校之外也会参加更多文化活动。这一点与我们的直觉相违背，因为我们往往认为学校暴力更常发生在城市中的少数族裔学校里。但是，霸凌和黑帮（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集区最典型的暴力组织形式）在结构上是反族裔的。黑帮将暴力分流成为横向的冲突，通常发生于两个黑帮之间；它们内部缺乏分层，外部则只通过成员和非成员来区分。非成员也许会成为攻击和剥削的目标（例如抢走他们的午餐、衣服和钱），但这并不是行动的主要形式。霸凌多发的场所，如英国的寄宿制学校，通常结构是垂直的，内部和外部都有明确的阶级意识；然而学生却并不会形成帮派，在霸凌关系之外也不会形成暴力文化。帮派会在其内部产生暴力循环，但帮派所在的学校和社区却并不是霸凌多发的场所，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针对霸凌的报复。就算发生了帮派成员对非成员的霸凌，受害者也能清楚地将帮派成员认定为罪犯，因此并不会在学校中针对他人展开报复。

暴力帮派团伙中那些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外人眼中看来也许像是霸凌者，但在帮派内部，霸凌者与受害者之间并不存在规范化的关系。帮派中的暴力精英特质将霸凌受害者事先排除在了群体之外。帮派经常会进行欺侮新人的仪式；与大块头进行一场打斗，或是被众人群殴，往往是加入群体的条件。但是欺侮仪式往往是进入精英群体的过程，因此一旦获得承认，也就不会再遭到霸凌。同样，我们也应当分清帮派对弱者的攻击和长期的霸凌关系。因此，在美国少数族裔街区，从另一个街区过来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亲戚）也许会遭到一个大帮派的暴力袭击，但这种事情既不会反复发生，也不会成为剥削性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或是产生众人皆知的霸凌者和受害者。

我们应当怀疑下面这种常见的说法：霸凌的受害者往往会变成霸凌者。霸凌的受害者有时也会进行报复，但我们所知的报复形式（例如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与最初的霸凌从形式到程度上都大不相同。霸凌是一种持续的关系，正因其长期持续和难以改变而变成一种折磨；校园枪击则是短暂的事件，并不存在支配性的个人关系。据估算，学校中有5%—15%的孩子会成为霸凌的受害者，7%—17%会成为霸凌者；对霸凌的报复则比例很低；绝大部分学校中（超过99%）都不会发生枪击和屠杀，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暴力；这意味着绝大部分霸凌受害者对报复最多只是想一想罢了。霸凌受害者的确可能翻身成为霸凌者，对特定的他人进行嘲讽、排挤、偷盗和攻击；但这意味着对学校中的阶层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反转。关于初中与高中的阶层的研究表明，这些系统中从下往上和从上往下的流动性都非常低，只有中层可能发生一些变动。调查表明，霸凌者中只有2%—3%同时也是霸凌的受害者；这些调查可能对“霸凌”一词的使用不够准确，也许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语言攻击、排挤和暴力，而没有考虑到持续性的、反复性的关系才是霸凌的社会与心理核心。

霸凌的受害者通常并不会成为霸凌者，这部分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其他路径：这也可能成为自由意志的来源。最厌恶全控机构的人，往往在释放前（或毕业前）会成为经验丰富的反权威主义者。至少在美国学校中，这些学生大都是专注学术或艺术的人，他们与那些热爱派对的社交狂人和运动员并无来往；这两个群体又会分别倾向于接受反权威和权威主义的成人观念。在个人层面，霸凌并不会通过报复持续下去；其决定因素在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