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福柯
节选自《超越帝国》
[意]安东尼奥·内格里 著，李琨、陆汉臻 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本文为作者安东尼奥·内格里2004年6月11日在巴黎FSU研究所的演讲。
问：福柯所做的分析研究到今天还有用吗？还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动和制度吗？在你和哈特看来，对于这些研究，应该从何处进行分析、调整或拓展？
答：福柯的著作是一台奇怪的机器。这些著作得出了所有历史只是当代史的结论。正如德勒兹早就指出的，也许福柯所写的一切都必须重写。福柯一刻不停地在寻求、描述和解构。他提出假设，展开想象，建构类比，讲述故事……但那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面。最重要的是他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使得他能够研究和描述过去和现在之间、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运动。这是一个变动的方法，变动的当下是中心。他就在那里，不在过去与将来之间，而是在区分过去与将来的现在。对福柯来说，历史分析变成了行动，过去的知识变成了谱系，视点变成了行动（dispositif）。对来自1960年代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阵营（我不是指第二、第三国际的教条式样的可笑传统）的人来说，福柯的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是正常的——它回应对事件、对斗争的视点，回应在所有的必然性和所有预先确立的目的之外冒险的乐趣。在福柯的思想中，是的，马克思主义被肢解了：权力关系的分析和历史目的论都被肢解了。另外，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也被肢解了。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从运动和斗争的观点出发被重新发明和重新改造了。获取知识就是生产主体性。
人们发现了三个福柯：在1960年代，对人文科学的形成的研究，即，知识的考古学和对知识这一概念的解构；在1970年代，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关于规训形式、现代中主权概念的发展的研究；最后，在1980年代，对主体化过程的分析。我自己并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分清这三个福柯（或者说是两个，人们常常提到他的最后作品发表以前的两个福柯）；对我来说，福柯关注的三个问题似乎是连续的和一致的——统一的和连续的理论生产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一致。所改变的也许只是福柯必须面对的特定的历史状况和政治必然性。从这个观点出发，要采用福柯式观点因而也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用我的语言（并且或许用福柯的语言）来说——将一种思想风格（我们在谱系和主体性的生产中所认识到的东西）与一定的历史条件，与某种统治的维度，与其各种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那种将指令看作对生命和完全再生产生命的各种关系的投资联系起来。权力变成了生命权力。在福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中，你将找不到这样的转变过程的确立：从福利国家到其危机的产生；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对劳动的组织；或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但在他对从规训制到控制制的转变所进行的抽丝剥茧式的定义中，你会发现，后现代并不代表国家对社会劳动的控制的退步，而是对生命的控制的进一步的完善。
在福柯的著作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直觉，似乎对后工业时代的转变的分析构成了他的思想的主要元素。方法的决定作用，谱系的理论，最后，主体生产的实行（dispositifs），这些，在当下的物质决定的形势下，在转变的地平线之外是不可想象的。福柯在这里将从现代政治的定义到后现代生命政治的定义的转变做了理论上的暗示。在福柯那里，在政治生命的语境下，政治的概念以及行动的概念与马克斯·韦伯和现代的权力概念的20世纪追随者（凯尔森、施密特和其他人）决绝地分开了。我们还应注意到，福柯也许在迎合他们——但196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福柯自己揭示出了隐含在自己思想里的东西。
因此，就没有什么需要更新或调整的东西了：我们只需要拓展福柯关于与主体性的构建有关的直觉就行了。福柯、瓜塔里和德勒兹在1970年前后所支持的少数群体的斗争，比如，在狱中的斗争，构建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新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监狱中的关系，而且意味着颠覆性权力的发展的整个结构。至于主体性生产的实行（dispositif），它也许可以从构成一个新秩序的过程的角度加以理解。在这个新秩序中，个人被个体和大众的网络和组合所代替。
福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所做的解构工作，或他从事的重构工作。他开创了理论可能性的新的框架，这些可能性来自现实的新的物质决定，来自生产和变革的语境的变化。
问：在法国，有一种潮流撇开了福柯的分析，着眼于更新社会的和政治的批评，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意大利）和美国，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学术界憎恨福柯。开始，他们躲避他，然后他们把他抬举到法兰西学院，为的是进一步孤立他。当福柯不被憎恨时，他就被孤立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更加温和的政治倾向证明是无力与福柯的思想交锋的。它的鼓吹者喜欢将他们所见的指责为福柯的主观主义。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指责：在福柯的思想中没有主观主义。的确，超验主义正是福柯一直拒绝的，在他著作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换句话说，超验是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它拒绝将现实的决定因素放置在主体权力的网络中，放置在主体权力的冲突中。我说超验主义，简单地说，我指的是所有的关于社会的概念。它们相信它们能够从外部的、超验的和威权的角度来评估或操纵社会。这是不允许的。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允许我们接近社会：那是绝对内在的方法，不断地发明能指符号并付诸行动（dispositifs）。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重要作家一样，福柯与结构主义的最后遗存，即，结构主义所确立的知识范畴的先验性固化（这个错误正在自然主义中重现），做了明确的清算。但是，除了方法层面的冲突之外，福柯（特别在法国）被拒绝的其他原因是，他不允许他的批评受制于共和传统的方法论。与他最疏远和敌对的，莫过于主权主义，即使主权主义在本质上是激进的雅各宾主义；莫过于单边的世俗主义，即使这世俗主义是平均主义的；莫过于家庭和爱国的人口统计学概念中的传统主义，即使这是主张反种族隔离的，如此等等。但是接着人们会提出异议说，说到底，福柯的方法只不过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观点的冷饭热炒，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的堕落。不，再说一遍，不。福柯的思想，坚持意识形态的观点，重新掌握了脱离了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现代传统的欧洲和美国思想的丰富的革命内容。在每一个进步和共同重建的幻觉都被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辩证法所出卖了之后，这是一个远非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命题，相反，它是建立在启蒙运动的提升、人及其民主潜能的重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责的：国家社会主义纯粹是现代性辩证法的产物。使我们脱离现代性辩证法，是一大进步。福柯提醒我们，启蒙运动不是对理性之光的乌托邦式的提升。相反，这是乌托邦的反面，是围绕着事件，围绕着“此地此时”，围绕着解放和自由问题所进行的日常斗争。你会把福柯针对监狱问题的斗争，与“监狱信息小组”这样的组织在1970年代一道进行的斗争，称为相对主义的或怀疑主义的斗争吗？或者他的肯定伊朗人民的革命权力的斗争，反对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斗争，或者他在压制和意大利“历史性的妥协”的最艰苦的时刻支持意大利自治运动时所采取的立场，这些你都会称之为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吗？
在法国，福柯总是成为他学生发起的神秘化运动的受害者。反共产主义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方法学上的决裂一直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支持。福柯只要是在解构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他就没有问题；但当他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时，他就有问题了。当福柯的谱系和框架（dispositifs）有涉大众的自由、公共商品的构建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和蔑视之时，看看啊，他的学生就纷纷告辞了。也许，对他们来说，福柯死得正是时候。
在意大利，在美国、德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和英国，我们并没有这种不正当的、目的是想把福柯从知识界消灭的巴黎人的游戏。福柯没有受制于法国知识界常见的致命的意识形态争吵，我们只是在他所发表的言论的基础上对他加以评判。与1960年代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复兴中的趋势进行的类比因此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不仅仅是时代的巧合：我们看到了福柯的思想处于解放的经验和自由的经验的中点，处于政治伦理和认识论问题的交叉处。特别是，欧洲的工人活动家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在福柯身上找到了研究的方向；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一种激励，去把他们的特殊术语变成普通的、也许是21世纪具有普遍性的语言。
问：在《帝国》中，你和哈特写道，“新范式的生命政治语境完全是我们分析的中心”。你能为我们解释一下，权力的新的帝国形式和生命权力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不是很明显）是什么？尽管你受益于米歇尔·福柯很多（你多次承认了这一点），但同时你对他也抱有批评——这样说公平吗？你写道，福柯不能理解“生命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正动力”。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否可以推断福柯的分析进入了一种政治僵局？
答：关于《帝国》，我要说明的是，迈克尔·哈特和我从福柯那里得到了什么，哪些地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到帝国时，我们不只是想在民族国家之外辨认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在审视这种趋势之外，我们还尝试去把握这种发展的物质原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同时去定义必然地存在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对我们来说，借用马克思的语言，资本主义发展（包括世界市场的极端发达的形式）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剥削和对劳动的剥削的矛盾变化的基础之上的。是工人的斗争改变了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控制。导致对帝国统治完全肯定的过程是毫无例外的：1968年之后，随着主要国家中带薪劳工的大反叛和殖民地民族的反叛，资本发现，（在经济的、金融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层面上）劳动权力的运动不能再被控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新的全球秩序是对建立新的世界劳动秩序的需要的一种反应。这种资本主义反应表现在很多层面上，但是最基本的层面是劳动过程的技术性组织。这些过程在工业中是自动化，在社会中是信息化：资本的政治经济和剥削的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围绕着非物质劳动进行；积累在劳动的智力维度的基础上、在智力劳动的空间移动性和时间灵活性的基础上进行。权力因此渗透到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中（同时，最重要的是渗透到智力行为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完美地预见到了这个发展，他称之为“资本对社会的真正包纳”。福柯在描述权力延伸对生命——个人生命和社会生命——的控制方法的谱系时也记录了这个历史性转变。但是，资本对社会的渗透（同时这也是生命政治的全面使命）远比我们（通过资本主义，同时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客观主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能见到的要脆弱。事实上，资本对社会（也就是社会劳动）的真正渗透，使对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剥削的矛盾普遍化；正如生命权力的全面出击导致了反叛和自由的扩散，因而也导致了主体性的生产的社会生命政治语境。当资本渗透到生命的整体的时候，生命本身就表现为抵抗。
所以，这就是福柯的生命权力的主题与我们的帝国起源的分析交叉之处，也就是说，这个交叉点是（由大众的非物质劳动所产生的）劳动和斗争的新形式表现为主体性的生产。注意，对迈克尔·哈特和我自己来说（我不知道福柯是否会同意这一点），主体性的生产意味着在生命政治的变化中运动，这种变化的方向是共产主义。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生活其中的新的帝国状况（以及我们在其中构建我们的劳动、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自身的社会政治状况）将共同体放置在生命政治语境的中心。不是私人或公众，也不是个人或社会，而是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一起为人的再生产而构建的一切。所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创新性的评价（我们参与其中）与革命性的生命政治概念之间、与福柯所阐发的主体性生产之间，连接着一千条道路。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福柯对发展的经济因素的兴趣，对政治经济的批评的兴趣，比他对发展的所有其他状况和行为的兴趣要小得多。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有没有这种可能：福柯（将自己与马克思相比）遵循着老派法国牧师的传统，自言自语道：“戴着假面前行？”
问：福柯关于主体化模式的两部晚期著作似乎不太吸引你的注意。是否可以说，不同于或相悖于生命权力的生命和伦理风格的构建，与你所倡议的东西（也就是战斗的共产主义）相去太远？或者，还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更深刻的巧合可能性？
答：从我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言论来看，应该清楚的是，福柯最后的作品著作与他的早期著作一样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请允许我稍作回忆：在1970年代中期，我正关注着福柯会朝哪条路上走。那时我在意大利，正在写一篇有关他的文章（评论后来被称为“早期”福柯的那些作品）。我注意到他的结构主义局限，我希望我能向前进一步，更多地强调主体性的生产。就我而言，在那个时期，我正试图从一种马克思主义那里脱身。这种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层面上来讲是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可能存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吗？），但在斗争实践的层面上却存在致命的错误。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时期，就在1968年之后的充满激情的、极端的斗争的那几年中，在右翼政府对各种运动实行凶残镇压的形势下，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有转向恐怖主义的危险。现在，支撑极端主义的总是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一个权力，那个权力是单一的，生命权力是同源的，右派和左派都承认的——现在的权力和未来的权力，即使是革命的权力：这就是导致绝望的恐怖主义反应的东西。福柯与德勒兹和瓜塔里一道，使我们对这种观点保持警惕。他们是革命家。当他们批评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做法时，他们并不像自由主义的新哲学家那样虚伪地、表里不一地进行批判；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表达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的新的无产阶级“权力”是可能的。所以，对生命权力进行抵抗，建构新的生活方式，不是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形式相距太远的。与在《帝国》中一样，共产主义斗争的形式不是基于旧的模式之上的；相反，共产主义斗争是为争取从劳动中解放，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所进行的（本体论上的和主体上的）产物。
福柯最后的著作是极其重要的。这些著作勾勒出一个政治干预生命的“强烈”的形式（以及一个存在的激进的经验）和一个变化的实践的实验室。谱系在这里丧失了所有虚弱的特征；认识论具有了“构成性”；伦理呈现了“变化”的维度。上帝死后，我们看到了人的重生；在现代性的目的论的废墟上，我们正在重新发现一个唯物主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