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访谈录
本文节选自《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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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先生因病去世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故宫博物院
2017年7月5日
张忠培，1934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年至1961年留校跟随苏秉琦、林耀华先生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初入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人。历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副主任、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和职称评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1987年调入故宫博物院任院长。1991年后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先后参与或直接主持了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市郊、白城地区、黑龙江饶河及虎林、内蒙古通辽、湖北江陵纪南城、河北蔚县、山西晋中、忻州等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以及内蒙古赤峰、河套地区的区域调查与研究工作。
主要论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元君庙仰韶墓地》，《晋中考古》，《忻州游邀》，《华县泉护村》（合著），《中国通史·远古时代》（合著）等。
下文为对张忠培先生采访的部分内容
采访时间：2011年12月29日，2012年2月22日至3月20日
采访地点：北京张忠培先生寓所
采访者：常怀颖、李盈
采访大纲撰写：常怀颖
整理者：常怀颖
采访者：先生，您在读大学之前是在哪里读高中的？
张忠培：我是1950年春进高中的，在湖南省长沙市读高中。我在进高中之前在长沙市文艺中学念初中。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算是长沙市的一所中等水平中学。学校校长是曹典球先生，是他办的学校。曹先生是湖南大学教授，他是位很有资历的先生，据说还当过湖南省代省长，1949年以后他任过湖南省文史馆长。他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大学生，有的还留过洋。他为人很正派。1949年前那个时候因为内战，在国统区逐渐发展到要和平反迫害的反饥饿反内战社会运动。
采访者：长沙是8月份和平起义的吧？
张忠培：对，1949年的8月。当时我参加了这个运动，而且我是班上的一个领头人，组织了全班的游行。在这类事情上，校长实际上是比较支持的。我们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求湖南的家长程潜出来主持和平。我们那个时候是住校的。一次我领着同班同学到城里参加游行之后，就在家住了一晚。
采访者：您家就在长沙市？
张忠培：对，我家在市里。游行完了以后我就住在家里了。第二天一起来，很多的商店都没有开门，到处都贴着标语。标语主要写的就是“朱毛不死，大战不止，国难不已”，“共产党改国旗，换国号”、“共产共妻”之类的标语。我们原来游行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游行还有什么危险，但这样一看，还有这样的危险。当时我通过这些标语，看到国民政府正在磨刀霍霍，但心里还是很平静的，虽然那个时候我才14岁多，也不太懂事，也不能说不懂事，因为政治上要比你们这些青年们要成熟。之所以成熟的早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太多。我是1934年生的，三年以后卢沟桥事变。
采访者：属狗的？
张忠培：对。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蒋介石为了焦土抗战，火烧长沙，我们家里就被烧了。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我也有记忆。抗战期间，长沙经过四次沦陷。每次沦陷，我们就要躲到乡下去，就在长沙县。
采访者：先生，您家解放初划成分时，算什么成分？
张忠培：我们家里是这样的，如果算成分那就算工商业兼地主。我们家里有好几个店铺，有药房，还做颜料生意，乡下还有8石田。
采访者：颜料是染布的颜料还是画画的？
张忠培：都有。还做一些装修房屋用的东西。
采访者：无论是抗战还是内战，尤其是西药，这是很紧俏的，当时从哪儿进货呢？
张忠培：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我年轻的时候，记得家里为了进货，要派人去广州，甚至派人常驻广州，也派人去过武汉。
采访者：您在家里是老几？
张忠培：我在家里呀？男丁我是老大，上面有个姐姐。我的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我家里的家业是我祖父搞起来的，我祖父排行第九，他叫张福星，有过堂号称张福堂，人们叫他张九爹（即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很贫困，在农村待不下去了，他就到城市来当大师傅。
采访者：做饭？
张忠培：对。我的祖父一直到他发了财，很有钱了，家里的菜还是他自己炒。他发财了，就回乡买了土地，有八石田，城里有几个铺面，有的时候还到长沙以外的城市开一些店面。当时地位就不一样了，待遇也不一样了。我祖父是一个好人，我的记忆里，任何人求他办事，他都提供帮助。到了解放后，我就知道所有和他交往的人没有不欠他钱的。我亲眼看到的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长沙市当时有挑担子、提篮子做买卖的人，一般都是卖菜卖肉的，我祖父早上起来，坐在门口买菜，会和这些挑担的生意人聊聊天，这样就认识了不少人，其中就有一个卖肉的。有一次他跟我祖父说，他想进一批货，就是进一批猪，可是有一个困难，没有钱，能不能借点钱给他。我祖父问他要借多少？他说150块大洋。他这么一说，祖父就答应借给他150块大洋。我父亲、我叔叔都反对，但他还是借了。还有一个就是卖皮蛋的，经常给我们送皮蛋，有一次也谈起要借钱，他就借给他二、三十块大洋。
我祖父这个人自己生活一直很节省，但经常帮助别人。结果解放后搞三反五反，清查资本家，他就被人家提过去了。提过去了以后，我听到的是让他写过一个检讨，按过一个手指头印。他回来以后就默默不乐，很少开口说话了。他没有受过这个委屈，感到丢了大面子，是奇耻大辱。后来我上大学期间，他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待在家里，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人世。
当时我们也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已经在提倡划清界限，在理智上，我觉得他是剥削者，可是在情感上，我总觉得他为人善良，是个好人。
他对我当然是很爱护的，实际上是祖父把我带大的。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从小就是同我祖父、祖母睡在一个床上，而不是跟我父母睡。我没有上小学之前，他教我《三字经》，要是我背不下来，我就被他敲脑顶壳，就是用手指结敲头顶。这时，我也才知道他很严厉。
当时家里还是很惯我的，当时一天我能吃五顿饭，我早上、中午、晚上吃三顿饭，早上和中午之间还有茶点，喝喝茶，吃吃点心。晚上还吃点夜宵，一般是吃面。我有的时候要吃汤包，我祖父就会打发人去茶馆买给我。我小时候的脾气不好，有次给我买了两三蒸笼汤包，我叔叔就吃了两个，我就不行了，又哭又闹，我祖父便狠狠地训了我叔叔。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了，例如说我那个鼻屎吧，给我弄干净了，我就闹，不让弄，家里人就从地上捡起来，家里人再给你塞回去。哈哈，家里是顶惯我的。我上学的时候，总要给我带点点心，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走，我会分一半给他吃，三个人跟我一起走，就分成四份，大家一起尝一尝。我从小就这样的，对人很平等的。
我没有上学之前，长沙因为经过焦土抗战，很多房屋都没有复建起来，到处都是火烧坪，一片瓦砾。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坡子街。因为父辈常要带我上茶馆吃早茶，所以我也去过不少的茶馆，对茶馆很熟悉。有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我还只有四五岁。这天早上起来，我买了个葱油饼吃，就在街上一个人走来走去地玩。遇到有一个 32 41822 32 13552 0 0 4555 0 0:00:09 0:00:02 0:00:07 4555人，她说她是人家的保姆，当时不叫保姆，她说“我是人家的请的人，我家主人要我去买包子，我不知道在哪里买，你能帮我不？”我就给她指指路，她说还是你带我去的好，我看她挺善良的，我就带她去了一个茶楼，她说这个茶楼不太好，我又带她去另一个茶馆，她又说不好，我就再带她去一个地方。带来带去就带到火烧坪了，我到现在还记得，火烧坪有口井在那，有一个人还在那打井水。这个女的就跟我说，“你身上的毛衣式样挺好的，借给我做个样子好给主人家的孙子织件毛衣”。我就想，这可能是上当了，她是个骗子。同时，看到她面带难色，是个善良的样子，也感到她说的可能是实话。她就一边说一边脱我的衣服。衣服被她脱了下来，她就走了。我感觉我受骗了，一个人找到家，这个时候太阳已经高升了，被人骗了一件毛衣，我不好意思进屋，就摸着墙，从门口伸头往屋里看一下，我家里人正急得团团转，一看我露脸了，就说“哎呀！在福回来了！”
采访者：您那个“在”是存在的在？
张忠培：这个我搞不清楚。小时侯我被叫“培伢子”或者“在伢子”，具体用哪个字我不清楚。我回来了以后，就有点担心，觉得上当受骗了丢了一件毛衣，家里人会训我的。但是家里人见到了我，都乐了起来，都没有说丢了毛衣的事，都说人回来了就好。
我小时候心很善良，认为周围的小朋友都是善良的。除了上面说的吃的方面外，我的玩具很多都跟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还把我的玩具让给朋友玩，我在旁边看着他们玩。
我的童年是从灾难中过来的，长沙四次沦陷，我们就四次逃难，四次逃到乡下。我记忆中，最长的一次是最后一次，是1944年，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在乡下农村的家。我农村的家在林子冲。这里盖着一栋砖瓦房，住着三户人家，我家住在中间，右侧是我叔祖父家，左侧住着我家的佃户，佃户家姓杨。这三户住户的屋顶相连，各有大门出入，佃户的房顶是用稻草盖的。冲外五里有一个小镇，叫田心桥。这个地方有一个日本兵的炮楼，就是一个据点。他们经常会出来打搂，抢东西、劫掠。他们一来，我们就得往外逃。我那个时候9岁了，我的堂弟4岁，有一次逃跑的时候还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但是我不怕，也不哭，站起来跟着大人又跑。有的时候晚上还不能回去，要在山林里面住，还短时期在我姑父家住过。国难家仇，就过了一段这样的生活。为了度过这样的日子，祖父带着我种了菜园子，上山拾柴火，也养了十来头猪，我就在祖父带领下，穿着草鞋劳动起来了。我家被日本人洗劫过一次。当时我家里在堂屋里头砌了一道夹墙，把一些货物藏在里面。有一次被日本人找到了，把夹墙里的货物抢劫一空，我的堂婶被强奸了，佃户杨六爹被拐去，一直没有回来。抗战期间，家里几次破产，又几次在我祖父的辛劳下逐渐恢复，走向兴旺，但是伤了元气，到解放后，经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和私房改革，家里就成了无产者。
采访者：您的小学是在长沙市读的还是在别的地方读的？
张忠培：我大约读过很多小学。我在长沙市至少读过四个小学，我发蒙的小学是孔道小学，之后是丽泽小学，豫章小学，还有一个叫城西二校，后来又回到豫章。
采访者：里头有日伪的小学吗？
张忠培：没有，我没有在日伪小学读过。日据时期很短，最长的一次只有一年左右。
采访者：也就是说，日本人在豫湘桂战役之后，并没有一直留在长沙？
张忠培：他进来以后就被打走了。他们人那么少，怎么可能占得了中国那么多地方？
采访者：进来就被打走了？
张忠培：对，只有最后一次待的时间长一些，他们来了，我们就逃到农村住了。我在农村里面至少住过一年，上过两个小学，一个是彭家祠堂，一个是张家祠堂，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至少上过六个小学。
采访者：您家在长沙县算是大族？
张忠培：不算大族。我祖父是贫农出身。张家有很多人，我祖父那一代大部分是种地或者是作手艺的，没有一个是书香人家。我家是张家这一支里最有钱的，在乡下，周围十里八里之内，我家也是最富裕的。
采访者：那当时乡间的管理或者是维系，是靠保甲制度还是靠宗族的民间自治来维系的。
张忠培：乡下没有这个保甲，顶多有个保，但是和人们并没有多少的联系。
采访者：那还是宗族的维系？
张忠培：就我们家来说，乡下的宗族维系也不密切，张家有一个祠堂，祠堂办一座小学，有宗族的公田。从林子冲家往上面走几里地，方向我搞不清楚了，就到张家祠堂了，往下面走就到彭家祠堂了，再往下走，就到邹家大屋了，是我姑父的家。我祖父对同一祠堂的各个张家，都有一些资助，对同乡的一些贫困人家，也有一些资助。
我只上了五年半的小学，读了六所学校。在城里上不了多久，日本人来了，就跑到乡下，日本人撤退了，我们再搬进城来，又在城市里念小学，哪能安宁呀！日本飞机来轰炸，鸣放警报，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一放警报，到处都是“呜呜呜呜呜呜”的，人们就纷纷地躲进防空洞了。我躲惯了，就不怕了，有时外边在放警报，我还在街上玩耍，家人很着急，可他们在防空洞里也没有办法。我看到街上空旷无人，寂静无声，只有隆隆的炸弹声响彻上空时，我才躲进靠近的防空洞，此时，家人见到我所产生的抱怨、惊喜的复杂表情，至今难以忘怀，仍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一次，等警报解除之后，我站在坡子街口，看见黄兴路上从北而南的担架一具一具地经过，我一边看一边数，数到最后，多达六百多具。这是令人凄惨、悲壮、愤慨的数字！当长沙最后一次沦陷不久，我住的乡下就出现抗日游击队，后来国民党又派来了忠义军，忠义军全是美式装备，身着中式黑色衣服。抗日的战火在燃烧，我家的店员去长沙街头杀死日军的消息，也传到我耳中，激愤抗日之声，在我幼小的胸中回响。
我的童年是在日本铁蹄之下，也是在抗日烈火中渡过来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的歌词，总在我脑中盘旋。这段民族危亡的经历使我体验到：家、个人与国、民族命运相连，有国才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情感，这些道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朦胧地升起。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看着忠义军接管长沙的队伍从乡下进驻市内之时，我兴奋，我喜悦，我骄傲，我感到中国人站起来了。经过八年抗战，中国成为世界的四强，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从外国侵略下翻身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作为一头雄狮开始屹立在亚洲的东方了。这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做中国人的骄傲！光复之后，迎来了蒋介石的60华诞。还在读初小的我，在学校的安排之下，积极参加了庆祝蒋介石60岁生日的募捐活动。可是不到一年之后，这位抗日战争领袖的伟人形象，由于他坚持内战，坚持独裁，任腐败横行，贪污猖獗，开始在我心目中渐渐地倒下来了。
1947年我小学毕业了。我实际上念了五年半的小学，初小四年级我只念了一期，跳级到了高小。这个时候比较稳定了，在长沙城里念了两个高小，一个是豫章小学，一个是城西二小。豫章小学当时管我们班级的熊飞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党员。解放后他就当了城南区的区长。当时每个星期一，有一个升旗仪式，就由他出来讲话，同时，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讲讲当时的时局，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小学教师生活如何贫苦，美帝经济与文化侵略，民族经济难以生存。他说他可以通过一个短期的训练班当上县长，但他感到官场黑暗，不愿去做这个官。那时他只有二十几岁，结婚有两个孩子。我深受他的影响，认为他是位高大的人，我很敬仰他。他也很喜欢我，认为我有正义感，能想点事。在我的一篇作文中，他批着：“只要不自暴自弃，将来是一定有办法的。”这句批语，在很长时期内成了我追求成长的座右铭。他要求我们读些课外书，读过《木偶奇遇记》后，看到小说主人公匹诺曹小时候吃东西嘴很刁，后来连果核都要吃了，这个印象很深，我觉得我应该自律，不能靠家庭，不能享受家庭给予的优裕的生活，要自觉地经历苦难磨炼自己。
再加上有这样一件事，我和一个仗自己家庭势的小孩子吵架，要是打架我是能斗过他的，但是我叔叔却把我拉回来了，训斥我有理也不能和他吵，因为他家里有政治势力。怎么不能讲理哩？！我对这个印象很深，一边哭一边叫，突然觉得当商人没有地位，我从此下定决心绝不能当商人。这两件事情，大概促进我要自己吃苦，一定要好好的读书，求上进。因此我就去读了公立的城西二校，能少交学费，教学质量可能还好一点。
城西二校离我家很远的，比到豫章小学远多了，不能正常地吃早饭，只能买点早点吃，就得去上学。中午也不能回家吃午饭，买点简单的东西吃，比起在豫章小学读书，是艰苦多了。虽然家里并不在乎这个钱，但是我自己考虑应该这样，应该自己找点苦吃。
我平常学习都是中游的，到了城西二校刚开始也还是中等生。教语文的一位老师，喜欢一个班上的学生，讲课时，总让他作示范，往往要他在课堂中背课文，他背完之后，就问同学们他背的怎样？他心里是希望同学们都赞扬这位同学。但是有一次我就指出了这位同学的错误，说他背错了一个字，将“在哪里”背成了“在那里”。谁知道这位老师把我一顿好训，当时的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你算个什么，自不量力还挑他的毛病。我看着老师这样，不慌不忙地辩解说，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但这位老师愤怒起来，说这位学生没有错，是我故意挑毛病。这事对我刺激很大，促使我下定决心好好念书。我一努力成绩就上去了，期中考试便得了个第四名，全校演讲比赛，我还得了个第一名。在这个过程中，那位被老师看好的同学的成绩，愈来愈下落，同时，这位语文老师还在班上宣布说，这位学生是由他的哥哥代考进入城西二校的，原来他在另一学校，也是读五年二期，代考进来还是读五年二期，所以前几篇课文能背下来，他懒，不肯努力，后几篇课文就背不出来了。这位语文老师，虽还算实事求是，但这样的处置，过于粗暴，这位同学便在班上消沉下来。我看在眼里，对这位同学产生了同情心。城西二校没有像熊飞那样的老师，思想不活跃，空气沉闷，难交到称心的朋友，在这里读了一学期，便转回到豫章小学。
采访者：您什么时候上初中的？
1954年52级同学在八达岭长城上。前排右三张忠培,右四叶小燕,右五耿引曾。
张忠培：上初中的时候是1948年春天，家里对我上中学一事，很不关心，是不管我上不上中学的。因为你不去上学，在家里也可以有事可做的，帮家里看看店面，走走从商这条路。家里也不限制你，念书也可以的，不念也行。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小学文凭就不错了。前面说过，我鄙视从商，就想走读书这条路。小学毕业那一年，我自己去报考中学，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表兄，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是一个绅士地主，他在长沙城里考上了一个中学，大约是走后门进去的，也不适应那个环境，感到城里花花的，贪玩，不好好念书，就留了一级，给家里增加了负担。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又受了一点刺激。我姑妈说我，不如她的儿子，就是前面讲的那位表哥，说我没有内秀，结巴却好讲话是外五行，我受了这个刺激，决心自己去考学，光是洗报考用的证件照片就洗了一厚摞。当时我考了八个中学，后来大约考上了四五所，最后我选择了文艺中学。因为当时的中学都是自己招生的，不统一招生。
采访者：当时读中学要交多少学费？
张忠培：新生有建校费，还有住宿费、伙食费，还要交学费。大约我第一学期是60块大洋。
采访者：这么贵！那个时候就有建校费了？
张忠培：对。但是第二学期就不交建校费了，只交住宿费、吃饭费，还有学费，大约有四十多块大洋。当时吃饭在学校，吃公共食堂。我有一个叔叔，是在家主事的，进了中学后，他对我说，你如果不留级，上学上的好就给你一部自行车，你还可以到美国去留学。我就觉得我以前没有好好地念书，所以我就要好好地念。我小学喜欢打篮球，也好打乒乓球，也很淘气，这个时候我就想我不能淘气了，也不能调皮了，也不能跟人家打仗了，也不打球玩了。
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是住的那个街的小孩头，我可以管几条街，那几个街的小孩子都听我的话，我是孩子头。散学以后，就去听书，像是《七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包公案》《济公活佛》《隋唐演义》，等等，我都听过。听书的地方一般就在火宫殿，我们家就在火宫殿的对面。小学就是这么读过来的。
到了中学，我就想好好念书，一心一意读书。中学主要是读好三门课——数学、英语、国文，现在叫语文，早上起来就背英文、国文，晚上就做数学习题。我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那个时候就想做一个好学生。但是有一次有件事情把我卷进去了。当时我们班同学在打篮球，我站在旁边看篮球，不想去打。因为打篮球就会影响我的学习。有一个叫黄河清的同班同学，接球的时候一下子没有抓住，球落到场外了，我把这个球拨给他了。这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吗？但是人家笑他，他面子挨不住了，就拿我出气，欺负我，喊我叫“矮鬼”。他个子很高，比我高出一头，他就以这个球在我头上拨来拨去，我就往后退。他就向前走，不停地拿球在我头顶晃，并以言语不断地挑衅，忍无可忍，我就把在我头顶上晃动的这个球拨了出去，同学就更笑话他了。我怕惹事，就回到教室，坐下来，静下心来做起数学习题了。他从操场回来以后，站在教室后面叉着腰，骂道“你这个矮鬼，你有本事就过来，看老子怎么教训你！”骂了多少遍，我都没有理他，他还在骂，学生就起哄。教室斜对门就是训导处，打架犯规，抓了怎么办呀？被训导老师抓了要受处分的，开除学籍怎么办！我还想念书啊！但是一想，我被欺侮成这个样子，不打这一仗，以后还得受欺侮，想到这里，感到这仗非打不可了，决定速战速决打这一仗。于是，我就把钢笔盖好帽，再放好，我一句话也不说，不慌不忙地往后走，站到他对面，两眼直视对方，摆着一副应仗的姿势。没想到，对方看到我一站，就动起手来，勾着胳膊，握着拳头，上下舞动起来。看了一会，他仍不打出直拳来，看着他不会打架的那个样子，我便决定豁出去了，挨他两拳。我一下子冲过去，抱住他的腰，一别腿，一下子就把他掀翻按到地下了，我拍拍他的脑袋，对他小声说：“不要打了，你不是我的个，以后不要欺侮人！”然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仍做起作业来。他却站在教室后面，哇啦哇啦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看到同学都没有理他，便悄悄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原来很张狂的，但从此以后就在班上抬不起头了。此后，班上的同学都说我不得了，说我如何如何的能打，不轻易出手，出手就不得了。那个时候，中学有股风气，是欺负新生，称新生为“new boy”，不是被敲敲脑顶，就是摸摸脸，甚至会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抓着一个一年级新生的四肢，摇啊摇，再丢在地下。
采访者：那个时候中学女生多吗？
张忠培：男女分校，没有女生。有一次高年级的学生欺负我们班的同学，约定打仗。我们同学就把我找过去了，说他们老欺负人。我就跟着同学走到那个约定的地方，高年级同学也有十几个人，先到了那个地方，双方站定了，高年级一位同学，看到我站在同学中间，便悄悄地对他们的一个同学说了几句话，这个同学便说了一声：“不打了，撤！”这仗没打成。看来我在学校有点名声了，班里的同学都还尊重我。从此，班上再没有发生黄河清那样欺侮人的事情，同学们都平平静静地读起书来。
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那时二年级一期发生的事情。教我们美术课的是位女老师，她的打扮有点西式。这个女教师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披肩的，但是脸上有一个黑疤。我们那个时候有点封建，有一些学生年龄比较大，上课时，她看到学生画的不怎么样，就用屁股把同学一挤，往里一坐，帮同学改画。有一些学生看不惯她这个动作。她留头发是披肩的，显得很摩登。她给人家改画的时候，后面的学生就玩她的头发。这些事情我都不参与，我老老实实的念书。但对她上课时，大肆宣扬西方艺术，宣扬西方怎么怎么文明，怎么怎么的好则有些反感。因为那时对美国有些反感，接受了一些影响，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我从不上教堂，也不去青年会，更不会领美国救济品，从未到青年会喝过一次牛奶。
有一次上课之前，一位学生就在黑板上面画了美术课老师的面相，突出了她脸上的那块黑疤。另外一位同学就在旁边写着，“《疤疤传》，疤疤不知何许人也。脸庞有疤疤一个，故以为名”，是仿照《五柳先生传》写的。老师来上课了，一看就生气了，这个老师的表现，我现在看也确实是不错。她说谁把黑板擦掉。没人擦，有一个学生就说，你看一看今天谁值日，轮到谁就叫那个学生擦，这也是挑衅了。实际上，每个星期开头，训导处会有一个值日表贴在教室里，但有些学生为了避免值日，就把刚刚贴出来的值日表撕掉。老师一看没有了值日表，更生气了，说“谁上来把黑板擦干净！”于是画画的那个学生就跑上去擦，有些同学见他上去擦，便嘘了起来。但是他个子矮，画像擦不到，只擦了《疤疤传》。而画像是他站在椅子上画的。一些同学就哈哈笑开了。老师就更火了。这些事我都没有参与，认为很无聊，太没有什么品位了。老师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教过你们这样的学生！”这个时候，我同桌林怀斌站起来了。他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两家住的又很近，还拜把过兄弟，有这么一个关系。他站起来，老师要走了，他就“噢，噢，噢”，就是赶鸡赶鸭的声音。我赶紧按住他，一看这事坏了，他不应该这么干。我赶紧站起来，语气平和地说：“老师，你别走，课还没上。有什么事在这里解决。”老师再回头看了一下，再说了一遍：“我从来没教过你们这样的学生！”便冲出了教室。到了下午，我们在操场打球，有个校工叫做“雷老官子”，这是长沙话，来到操场，叫我们两个人到训导室去一趟，说训导主任曹老师找我们。
这个曹老师是校长的五儿子，我们平时背地里称他“曹五宝”，是管初中的老师。我们就知道没有好事，凶多吉少。参与闹事的同学纷纷地围了过来，求我不要说出他们来。我对他们说：“放心吧！”便向训导处走去！
我们两人走到训导室门口，往里看去，曹老师不在，便站在训导室门口的左侧，等候曹老师。不久曹老师从训导室右侧楼梯走了下来，当他跨进训导处门口之时，我们便跟在他身后，走进训导处，走在前面的曹老师，刚一转身，我们俩马上向他行礼，刚一躬腰，曹老师就抽了我们两人的嘴巴。啪啪，我们两个都挨揍了。我立刻做出反应：“你怎么打人！你不讲清楚事情，又不问清楚事情，就打人！你不讲理，这对吗？！”曹老师立即制止了我，质问道：“为什么打你们，你们在美术课堂上干了什么？不知道吗？”林怀斌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开口，我掐了他一下，让他别说话。曹老师看到了，他说：“你干什么，你怎么不让他说话？”我立刻回答：“我是要他先让我说，老师要冲出教室，不上课了，我请老师留下来，这有什么错吗？课堂上我们俩做了什么？老师在这里，你可以请她讲明白。”我知道美术老师爱面子，不会将课堂上发生的事完全讲出来的。美术老师没有出来说话，坐在一边的老师们还在那里聊天，曹老师被我这么一说，没有立即反应，等了一会，我又对着教公民课的老师说：“你上周给我们上公民课的时候，说学校不能体罚学生，现在曹老师打我们，还不说清缘由，就打我们，这对吗？”这时曹老师突然呵斥道：“给我站到那里去！”同时，用手指向要我们站到的那个地方，我抬头一看，是置立墙角的一面镜子。我说“这是罚站，是体罚！为什么要罚我们站哩！”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也示意林怀斌朝立镜子的方向走去，面对镜子，站在那里。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们离开了训导处。训导处只留下了曹老师、林怀斌和我三个人，显得静谧。站了一会，我又说话了：“曹老师，我们要上课啊！缺了课，是补不了的。”他说：“你们要写检讨，承认错误！”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错误，怎么认错？”双方如此僵持了一会，他便让我们上课去了。
平时，曹老师从不露笑容，一副严肃的样子，显得威严，学生们都很畏惧他。通过这次我和他的交锋，我感到他缺乏心计，比较鲁莽，办法不多。我同林怀斌走到教室，隔着窗户，往里一看，同学们哪里是在上课哩！老师虽在讲堂上讲，不少同学却在下面做着各种小动作。当同学通过窗口看到我和林怀斌时，课堂的秩序更乱了。不久，下课铃声响了起来，老师走出教室后，同学们纷纷地迅速走出了教室，围着我俩，轮着问道：“你们说出了我来吗？”等同学稍微平静下来，我便对他们说：“我们挨打了，被罚站了，被逼问了，但我们谁也没有说出谁。”听了这话，同学们都高兴地笑起来。突然有个同学问道：“以后怎么办？”我回答说：“这要大伙一条心，晚上得开个会。”听了这话，同学们纷纷称是，就从我们的身边散开了。
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从课桌的凳子上站了起来，说道：“同学们，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啊？”很多同学纷纷附和我的建议。我说：“要开会，就得选举出主席。”发言的同学都说：“你就来主席吧！”我听了这话，一边离开桌凳，一边走向讲台，一边问道：“我来当主席，大家都赞成吗？”同学们高声地回答“赞成！”我就登上讲台说：“现在要商议的议题，就是美术课堂上的事情。”然后，我讲了和林怀斌同学被叫到训导处所发生的事情的过程，总之是没有说出一个同学，并且追究曹老师，为什么不问个青红皂白就体罚我俩，就打人！说现在要讨论的是下一步怎么办？因为卷入这件事的同学很多，议论起来七嘴八舌，相当热闹，可说是群情激奋。我听了同学们的意见后，便说：“我们都是同学，不能出卖同学，要团结起来，先要搞清楚的是，美术课老师为什么不上课，冲出教室？曹老师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体罚我俩，就打人？还不准我们上课？这太不讲理！我们要把这个理，请曹老师讲清楚！”我这么一说，同学们更火了。接着我又提出动议：我们要到训导处请愿去！我的这个动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成，有的同学喊道：“走！到训导处去！”同学们纷纷地站了起来，向教室外走去，我和同学走近训导处时，发现有些同学迟疑了，放慢了脚步，不敢往前走了。我便说：“快走！到训导处去！”到了训导处，不见曹老师，一位值班的老师问我们有什么事，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要找曹老师。这位老师说：“曹老师不在，你们告诉我吧！我会转告他的。”我就把我们要曹老师说清楚的问题告诉了他。他说，“你们回教室去吧，明天，我会转告给他的。”同学们在训导处闹了一通，退出了训导处。我记不清楚了，是当天晚上呢，还是过了一、二天的晚上，我还集合了到校长家里当面向曹典球校长请愿，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曹老师要道歉；二是要上美术课。曹典球校长是位慈祥的老人，沉静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说：“我知道了！回去吧！我会处理好这事的。”我们就从曹校长家里走了出来。
这事闹了好几周，一直僵持着没有结果，期间发生两件事：一是高三的几个篮球队员晚上常到食堂去打游击（就是去吃饭，吃好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违反学校纪律，多吃多占，高一的学生联合其他高中的学生将高三的毕业班学生围困在寝室里，要求学校开除或者退学；二是当时吃饭八个人一桌，菜是不错的，有四个菜，班上几个同桌吃饭的同学，因为抢菜吃，学校决定将这桌同学分开，插入到其他桌中去。我对他们说“抢菜总不好吧？”他们说：“我们以后决不抢菜了！”我找了学校有关方面，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一是不将他们分开，让他们改好；二是一定要分开，也得切实保证他们不受欺侮，能正常地吃好饭。有关方面采纳了我的第二点意见，经过学校这一整顿，食堂吃饭的秩序变好了。通过几件事之后，同学们可能看到我有智慧，有组织能力，能担当，又很仗义，便信任我了。这就是二年级一学期的事情了。
所以在反饥饿，反迫害，要和平，反压迫，反内战的运动里面，只要我一站出来，同学们就跟着我上街游行了，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学生领袖。
采访者：国民党方面有没有在中学当中发展组织？
张忠培：我不知道，我到解放后才知道有三青团。那个时候，我投入学生运动，就是对现实不满，觉得国民党腐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的接收官员，搞“五子登科”，苛捐杂税，美国商品充塞市场，中国市场经济萧条，民族经济衰败，生活中到处是美国的救济品，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我们称之为“市虎”。当时美国人通过救济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渗透，给你发美国饼干，给你美国布，或者去青年会喝牛奶不花钱，这类事情我都不会参与，觉得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尊严。同时，我也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
前面说过熊飞老师，文艺中学教历史课的老师，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刚才说我领着同学冲出校门，领着同学到市里游行，第二天早上到学校时，看到满街标语，感到游行很危险。回到学校的那天，正好是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历史课，这堂课他没有讲历史，却讲起来昨天游行的事情。他说昨天游行时，白崇禧已经准备下毒手，被湖南省主席制止了。又说白崇禧退到长沙后，就把湖南人陈明仁的部队纳入他指挥，并把这个部队置于前方，等等。后来，他又在课堂讲国民党特务怎么暗杀学生领袖，学生准备抬着棺材搞十万人大游行，全市罢课，又怎么不搞了，说什么国民党准备搞破坏，要破坏工厂、学校，所以现在更应该护厂、护校。在当时的形式，我开始看起报纸来，关心起内战，关心起形势来。因此，思想起了变化，从闹事转到了学生运动，从关心同学、班级这类事，转到关心国家大事，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去了。
但是，美术课那件事，我们还和学校僵持着。有个同学对我说，如果我们全班退学，政府教育当局就会处罚学校，学校受不了这个，就会让步。我把他的话当真了，于是通过班会做出全班退学的决定，并以这个决定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家长开具这个意见，学校便可立即办理退学手续。同学们纷纷激奋起来，表示要向家里争取，开具要求退学的意见书。
这个幼稚的想法没有实现。同学们真的要退学的时候，纷纷退缩了，消沉下来了，低头了。校方便拿这个事情来奚落我们。为了不让班上同学服这个气，低下头来，我就回到家里，找了庚叔（就是家里主事的那位叔叔），说明情况，请他到学校，给我办理了退学。他同意我这个请求，便找到学校，说了校方一顿，便给我办理了退学手续。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将我开除出了学校。我之“退学”，自动地给学校除了一个祸根，减少了学校的麻烦，遏阻了班级闹事和班级的学生运动。我采取退学为同学鼓气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因退学之后我就和班级再没有联系了，所以，就不得而知。但愿是如此吧！可是，我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同时，我通过学生运动，得到了洗礼，自由、民主、平等这类思想，深深地扎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