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评S. 克拉考尔《雇员们》
节选自《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
[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黎静 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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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不满者的原型古已有之，也许久远如写作本身。忒耳西忒斯（Thersites），荷马诗中的谤议者，莎士比亚国王剧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位的阴谋家， 来自独一无二的世界战争大戏的牢骚人， 是这一形象变换不定的化身。不过，这类人的文学声名看来没有给他们的活样本壮胆。他们习惯了隐姓埋名且不吭不响地走完一生，有那么一天，若是族人中有谁引人注目，当街宣布再不奉陪，在相面士看来已非寻常事。不用说，这回我们要打交道的这个人也是未具全名。姓氏前一个简短的“S”提醒我们，不要太快对他的露面做论断。读者遭遇的是另一方式的内在的简洁——作为充满反讽精神的人性的产物。S朝劳动法庭大厅里瞧了一眼，无情的光在此拆穿了他自己，揭开的“不是原本可怜的人的面目，而是导致不幸的时局”。总算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再不奉陪。他拒绝为同代人上演的嘉年华会戴上假面——甚至把社会学博士帽留在家中，他在人群中间粗鲁地冲撞，为的是时不时掀开某个莽撞鬼的面具。
他抗议将他的工作叫作报告文学，这容易理解。一来，新柏林的激进主义和“新客观派”这些报告文学教父们令他觉得同等可恶。二来，一个掀面具的滋事者不乐意被羞辱成画像师。揭露真面是这位作家的嗜好。他辩证地挤入雇员们的生活，不是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务实的鼓吹家，而是因为辩证的闯入意味着：揭露真面。马克思曾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然而同时，只有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才能与那种存在相适应。阶级国家里的社会存在如此不近人情，其结果是，不同阶级的意识无法与之相适，只可能极为曲折地、非本真地和滞后地与之对应。既然下层阶级这样的错误意识由上层阶级的利益引发，上层阶级的错误意识因其经济处境的诸般矛盾而起，那么，正确意识的引入——即首先是向对之寄托全副期望的下层阶级引入——是为马克思主义的首务。在此意义上，且仅在此原初意义上，作者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正是他的意图引导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结构中不断深入，且因此，通过来自市民阶层的记忆图像和理想图像，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极为相近的雇员意识形态展现了既有经济现实的一种独特交叠。今天，没有哪个阶级对具体现实的思考和感受比雇员更加脱离其日常生活。可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对现今秩序非人一面的适应在雇员身上比在雇佣工人身上影响更加深远。与雇员和生产过程更为间接的关系相对应的是那种恰好对应于此生产过程的人际关系形式对他们更为直接的包纳。既然真正的媒介是人际关系在其中发生物化的组织——也是唯一可能令人际关系受到压制的媒介，作者势必要对工会事务发表一番评论。
这种批评不是党派或者雇佣政治式的。它也并非盘踞某个段落，而要通读全文方得知晓。克拉考尔关心的不是工会为雇员做了什么。他问的是：工会如何训练雇员？为了让雇员挣脱蛊惑他的意识形态魔力，工会做了什么？在回答以上问题时，他始终如一的局外人立场助益良多。他丝毫没有被权威人士们意在让他服气的吹嘘缚住手脚。共同体理念？他揭露它是一种亲经济的投机主义变种。雇员的高等教育程度？他谓之虚幻，并且证实，对学历异想天开的要求使得雇员在维护其权利时是多么地无能。文化财富？在他看来，这个概念支撑着那种怂恿“借助如药物般被灌服的精神内容将消除机械化弊端”的观点。这一整套意识形态构造物“本身仍然是物化的一种表达，而物化的效果却正是这种看法所针对的目标。构成这一看法的理解是，这些内容呈现了完备的既有现实，后者如货物般可被送达到户”，这样的句子表达的不止是对某个问题的立场。确切地说，全书已然成为与日常生活的某个片段、所居住的此地、所生活的当下进行的论争。现实元气大伤，乃至必须摊牌，自报姓名。
这个名字就是柏林，作者笔下堪作典范的雇员之城；正因为此，他完全意识到自己交出了一份首都生理学的重要稿件。“今天，柏林是鲜明的雇员文化之城，意即，这种文化由雇员创造，为雇员创造，并被大多数雇员视为一种文化。只有在柏林，在这个与出身和故土的联系被高度遏制乃至周末消闲大行其道的地方，方能把握雇员们的现实。”属于周末的还有运动。作者针对雇员之中运动狂热的批判证明了，他有多么不情愿用对自然进行更加真挚的告白来补救他对好心人的文化理想做出的冷嘲热讽——远离它。统治阶级所培养的对天性的不信任在这里恰恰受到了维护未遭玷污的社会天性的文学家的抵制。他意识到要集中火力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便并不彻底，总归要在此意识形态与小市民阶层保持联系之处作一明辨。“运动的开展，”克拉考尔写道，“没有解开情意结，反而还是大规模抑制的表现；它不支持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作为整体，它反而是去政治化的主要手段。”而在另一处表述更坚决：“人们搭建臆想的自然法则对抗现有的经济体制，却没有弄明白，恰恰是这个自然，同样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欲望当中，是后者最强有力的盟友之一，而且，对自然不依不饶的赞美与经济生活有计划的组织彼此冲突。”与这种对自然的敌意对应的是，在传统的社会学论已堕落之处，作者同样非议“自然”。于他，烟厂里的某个过客，无忧无虑，见多识广，才是自然。对经济如此不懈的深究揭示出今日抽象形式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基本特征——其实就是野蛮特征，几乎无须点明，在此番深究之中，背负众望的机械化得到的强调完全不同于它对社会传教士的意义。在这位观察家眼中，和完全器质性的“品性良好的红润肤色”相比，非技术性工人不带感情的机械化操作更富希望，按照人事主管宝贵无价的表述，“品性良好的红润肤色”是好雇员应该呈现的肤质。“品性良好的红润肤色”，也是招认雇员生存现实的颜色。
舌吐莲花的人事主管证明雇员们的切口与作者的语言进行着何种程度的交流，显示出这个局外人与他着眼的集体的语言之间有着怎样的默契。我们当然完全懂得何为“血橙”和“自行车骑手”，何为“马屁喇叭”和“公主”。我们对这一切越是熟知，就越发明白，知识和人性如何绕开了秘书和教授们自负的语汇，藏身在绰号和譬喻当中。或者，在所有对雇佣劳动进行革新、精神提升和价值深化的文章中，与其说涉及的是语汇问题，不如说是语言自身的反常，以最真挚的词语遮蔽最窘迫的现实，以最考究的遮蔽最鄙俗的，以最和气的遮蔽最具敌意的？无论如何，在克拉考尔的分析里，这是可能的，泰勒制的学术意见 尤其如此，那是最鲜活的讽刺文学的源头，为了占据史诗般的跨度以对应其题材的不可测，讽刺文学退出滑稽小报确有多时。呜呼，这不可测孤绝无援。而这种反常愈是全方位地抑制受其控制的诸阶层的意识，它在图像生产方面便愈见创造力——遵照抑制法则。相较之下，无法忍受的、紧张的经济形势衍生错误意识的经过与将神经病患和精神病人从无法忍受的、紧张的个人冲突引向意识错误的经过多有近似。至少，只要还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说”补充它所急需的有关错误意识形成的理论，要回答“从一种经济形势的矛盾中如何形成与之不相称的意识”这一问题，除了依据抑制公式，几乎别无他途。错误意识的生成有如字谜画，主体刚好从云朵、树叶和阴影中冒出头来。为了找出如字谜一般隐没于荣光与青春、文化与人格之幻术中的那个主体，作者一直下潜到雇员报纸的广告：交谈词汇和床，橡胶鞋底，书写痉挛笔杆和优质钢琴，回春术和洁白牙齿。然而，“那更高的”不满足于幻象式的存在，它径自沉入企业的日常，一如在那分心荣光里的不幸，叫人困惑难解。无报酬的加班 51 29132 51 14990 0 0 5125 0 0:00:05 0:00:02 0:00:03 5160终于结出了新家长制的办公组织，于是，克拉考尔从中辨认出机械管风琴的程式，下落不明的回音从中响起，或者，在速记打字员的灵巧指法中，他听出了钢琴练习曲里小市民的孤绝无援。这个世界真正的符号中心是“快活营”，用石头，准确地说是用石膏制成的雇员的向往。在考察这些“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时，作者梦幻般的语言表明了语言彻头彻尾的滑头。令人吃惊的是，为将它们当作肿块脓疮滗除，呈予理性之光，作者的语言对所有这些充满情调的艺术家酒窖、僻静的宫殿和亲密的咖啡海湾是多么地依顺。集神童和冒失鬼于一身，作者在这里聊出了边际。而他心里再清醒不过，未至于将这些机构仅仅视为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愚化工具，也不意令它们独自承担责任。他对企业主阶层的批评毫不客气，在他看来，以阶级视之，企业主阶层与从属于它的人们同样具有如此强烈的依属特征，致使它不可能在经济乱局里被承认为真正的运动力量和具备完全责任能力的首脑。
对于时人所理解的政治效果——具有煽动性的效果，这部作品必须放弃，这不单是因为上述针对企业主阶层的评价。意识到这一点——这正是作者的自我意识，便能理解作者对与报告文学和“新客观派”有关的一切所表现的反感。这些激进左派可以摆出自己希望的姿态，却永远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几乎永远不会造就一个无产者。为什么？因为，从孩童时代开始，市民阶级以教育的形态向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生产工具，基于教育特权，这一工具使知识分子和市民阶级团结起来，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令市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同进退。这样的团结在台前或许模糊难辨，甚而瓦解，但它几乎一直足够牢固，将知识分子严格排除在地道无产者的持续戒备心理和前线状态之外。克拉考尔践行了以上认识。因此，有别于最新流派激进的时髦产物，他的作品是知识分子阶层政治化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于前者，是对理论和认识的惧怕将本书推到了热心于轰动的假绅士面前，于后者，这是一次建构性的理论训练，它既不面向假绅士，亦不面向工人，却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现实的、有据可查的东西：各自阶级的政治化。此举的间接效果只此一项，一个出身于市民阶级、写作的革命者今天可能把自己推到了前台。直接影响只能从实践中得知。不过，和已然成名的同事相反，他遵循列宁的思想，后者的写作最好地证明了，政治实践的文学价值和直接效应与今天冒充它的粗鲁的、鸡零狗碎的内幕和报道相距何其遥远。
说到底，这位作家本来就是作为个体站立在此。一个不满者，不是领导者。不是建造者，而是破坏者。若欲以其职业和追求之孤单对他本人做一想象，我们会看到：早在破晓时分，一个拾荒者，他用棍棒挑起语词破布和语言碎片，嘟哝着，固执地、略带着醉意地将它们投进他的推车，偶尔，不乏一两片褪色的“人性”“内在”“深化”的印花布在晨风中挖苦似地飘舞着。一个拾荒者，早在——革命日的破晓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