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书写中的政治逻辑
节选自《时代的尴尬》
李振 著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妇女解放是延安文学中长盛不衰的主题。但是，相比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对女性现实问题的普遍观照和对陈旧性别观念、性别秩序的批判，整风之后有关女性问题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在此期间一系列围绕妇女解放的书写当中，之前那种饱满的批评情绪有所减退，作家创作的目光也由对延安性别秩序和妇女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和追问转向妇女在家庭和革命工作中角色变化的方式与过程。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新的性别与文学话语又是如何建构的？
1942年之后，在延安有关妇女“翻身”的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折聚英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乡村女子。荒年中，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换回了让一家人糊口的两斗粗谷子。她在婆家受到公婆的虐待，被二流子丈夫打得死去活来。正当折聚英感到绝望的时候，村里来了红军的女宣传。女宣传教妇女们唱歌，召集她们开会，鼓励她们剪发、放脚。当女宣传离开的时候，折聚英不见了——她已追随女宣传走向革命队伍。小说的结尾，曾经受苦受难的折聚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是“劳动的英雄”，是“抗日的战士”，是“妇女的先锋”，是“边区的参议员”，昂着头，走进边区参议会的会场……她真的“翻身”进入了“新世界”。
所谓走入“新世界”，也就意味着与之前充满苦难与压迫的“旧世界”决裂。作者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折聚英经受的苦难。折聚英“三岁上殁了大”，本是个苦命的孩子。又碰上年景不好，奶奶一狠心：“借粮不如减口”，就把折聚英送了出去。自从做了童养媳，折聚英的厄运才真正来临：公公脾气不好，“连小媳妇眉眼不对他劲儿，也算不孝顺的，他就要吹胡子，瞪眼睛，责打嘶骂起来”；丈夫是个“流氓烟杆子”，“耍赌博，嫖女人”，出去当兵又逃回来，回来之后更是不务正业，找个茬儿就把媳妇压在窑里打得“眉黑青，眼黑烂”；婆婆本是一个“三棒打不出响屁的人”，在折聚英面前也使尽了威风，没有一个好脸色。这些描写与后来折聚英光明、幸福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小说的情感引导中，之前的苦难越深，后来的生活才更加光明与幸福。
康濯的《灾难的明天》也遵循了同样的思路。小说中春妮子的婆婆本身就是个受难的女人。她二十岁嫁给了一个十三岁的小丈夫，除了不停地干活到深夜，还要遭公婆打骂，“下雨屋子漏也是她的过，湿柴火烧不着也是她的过，缴不起租挨了地主的骂，也拿她出气”。而且，在不通世事的丈夫那里，得不到任何的安慰。她曾半夜投井自杀，却被一个男人救下来。从此，她“就把夜半付托在那人身上，发泄自己受罪的青春”，忍受着一切痛苦，“勇敢地干自己极不名誉极隐秘的勾当了”。然而，这个受过折磨的婆婆在给自己的儿子寻下童养媳之后，接受了自己婆婆那一套，把虐待儿媳当作了自己的本分，常常挑唆儿子：“买来的马，娶来的妻；愿打就打，愿骑就骑。”虽说春妮子的丈夫本也胆小憨厚，知道媳妇动辄挨打挨骂有些可怜，但他却怕他的娘，眼看媳妇挨打也不敢阻挡。因为母亲的霸道，“背着一世的怨气，又正是青春旺盛的年岁”，儿子所有的不快又都在夜里撒到媳妇身上。可是，当时的春妮子只有十三岁，“儿子没本领也没胆量找姘头，儿子只是把自己的野性对着小女孩施放”。春妮子“正是走向发育的年龄，如果有慈母般的体贴和抚摸，她会在说不出的甜蜜里发育得健壮丰满的；可是，这个春妮子碰到的，不是体贴和抚摸，倒是横蛮和粗暴”，到最后也是发育不完全的。如此的折磨让还是小女孩的春妮子 43 27296 43 11890 0 0 5004 0 0:00:05 0:00:02 0:00:03 5004苦没处说，“只是从小就痛恨丈夫”。
“翻身”之前的苦难书写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成为“翻身”的起点与合法性所在，甚至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苦难叙事模式。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苦难”如何具体地落实在家庭关系中。在家庭这样一种常常冠以温暖、庇护和依靠等字眼的社会细胞中，“苦难”从何而来？小说为我们做出的解答是：“旧社会的人们，私心那样重，虽然公婆媳妇，婆姨汉，也到底是骑子驴子，两张皮，不亲的呵！”显然，这些小说在努力建构着这样一种逻辑——旧社会里，私心导致了公婆、丈夫因“两张皮”而对媳妇施暴。这不免让人生出疑问：首先，旧社会与私心是否能够互为充要条件？其次，所谓公婆媳妇、婆姨汉“两张皮”是否又能与动辄打骂虐待构成必然的联系？仅仅通过常识便可以想到，所谓“私心”是一种源于动物性而深入人性构成的元素。所谓旧社会并不是私心产生并存在的根本原因，私心本身也不会因为社会的新旧变化而消失。因此，小说中对旧社会与私心之间关系的指认显然难以成立。至于“两张皮”与动辄打骂虐待之间的关系更是可疑。必须承认，夫妻、婆媳之间固然存在着种种不易处理的矛盾，即便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两张皮”不会像“一张皮”那样亲密关爱，但从发自内心的亲密与关爱到虐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宽大的中间地带。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相关的文学叙述里，我们都能找到大量介于亲密与虐待之间的包容、和睦的例证。因此，“两张皮”的血缘关系与虐待的“苦难”显然同样不能互为充要条件。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对女性肉身摧残和精神控制的男性中心化的性别秩序与宗族伦理一样根深蒂固。边区处于偏远地带，思想守旧、伦理关系等级森严，即使是崭新的政权也不可能迅速完成与旧观念、旧意识的完全决裂。正因为这样，才有了1940年代初延安文艺界对新政权内部性别秩序的质疑之声。例如批判革命队伍中婚恋问题的《间隔》；谈延安残酷的保育条件对母亲心灵与肉体双重折磨的《孩子》；白霜反映延安女性在革命工作与家庭生活中艰难抉择的《回家庭？回社会？》；女作家草明在《创造自己的命运》中号召女性提高自我意识，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体；曾克针对延安普遍存在的保育问题以《救救母亲》发出的呐喊；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系列创作。与这些直接关注女性问题的创作相比，《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作品对女性“苦难”的描述明显不同，对女性受难的解析并没有真正围绕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女性苦难的描述表现出了一种非目的性的关切，女性的苦难也不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性别状态被叙述。在这样一种“苦难书写”中，作者更钟情于从政治上诉说女性的受难，把坏脾气的公婆和二流子丈夫当成旧社会的必然产物，将其塑造成政治上敌对势力的替身与符号。这些作品努力描绘之前妇女的苦难生活，甚至不顾现实生活的逻辑与常识，在家庭伦理与性别秩序中人为建立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女性必须“翻身”的有力证据，给予读者“翻身”的情感期待，赋予了女性“翻身”过程中某些值得商榷方式以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其最终的指向却是“旧世界”必需打翻，新政权必将带来光明的政治逻辑。
较之“五四”新文学直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文学创作中以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女性观以及那些对女性本身的急切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女性“翻身”的创作中的带有条件性的苦难书写，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或是政权话语。它对于女性的受难缺乏足够的同情和认知，只是把它当作与新政权相对立的政治势力所造成的恶果，并以此为据在对比中建构起政治上新旧两重天的“翻身”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