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革新政治语汇！
节选自《超越帝国》
[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著，李琨、陆汉臻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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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回答一系列向我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看资本主义中的政治？或者，具体地说，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了全球动荡和系统混乱的时期。我们如何看待眼下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在有了对抗的政治主体的存在的新的历史模式，尤其是有了视普遍智力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集体劳动权力的主要形式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政治？最后一点：在生产的新形式、政治斗争、宪政建构和/或革命性政治实践的新形式之间，我们能建立何种关系？
极其可能的是，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政治语汇。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世界真实的、历史性的变革带来了政治语言的变革。就我自身和我自己的理论历史而言，我自然而然想到，用来分析二十年间（重大事件频发的1968至1989年之间）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技术构成的范畴发生了多么深刻的改变，确实谈得上是巨变。不过，革新政治语汇不是简单地考量历史的变革的问题。革新政治语汇，在我们的状况下，还意味着建立内在于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过程的谱系（这个谱系也能够涵盖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事实和创新）。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完全全球化的格局之中，我们在语汇上的努力必须与发生在全球层面上的其他经验相匹配。就我而言，我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写作中，从《构成性权力》到《狄俄尼索斯》，最终到《帝国》和《大众》，我进行了彻底的语汇革新运动。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才允许自己在这里进行新的政治语汇的讨论。
但是，创设一套新的政治语汇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我在上面早就说过了：语汇必须跟踪并描述一种新的现实。然而，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语汇不仅是去描述，而且是去深化大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新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构成。一套新的政治语汇要描述新的政治主体，但是，它还必须能够使政治主体发言。为了构建一套新的政治语汇，我们必须依赖于时机、语言和实践的成熟——依赖于历史的本体论层面的信号。
那么，就让我们动手吧。一套新的政治语汇的基本术语有哪些？大众、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差异、个体和共同性，这些都是；还有：帝国、国家、主权、规训、控制、战争……以及民主和共产主义。我并不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对这些术语进行一一定义，以使它们能被今天的政治争论所应用。在这里，我要简单地讲讲构建这套语汇的总的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一种政治语言的构建，不能与说那种语言的人的潜能割裂开来。比如，谈到非物质劳动，很显然的是，最适合谈论非物质劳动的人是计算机科学或科学研究中的非物质劳动者。但是，在构建一套政治语汇时，我们不能只简单地关注这个显而易见的语言学关系，而且还要关注“非物质劳动”可能采用的形式，比如，表示农业生产的新模式中的农民的生产活动的一个术语，或表示情感服务和社会再生产中的妇女的劳动的一个术语。因此，词典中的一个新词只有能在政治上流通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到达被很多个体在他们的行为发展中吸收或可以吸收的地步才行。这与政治语言构建中的新客体的美学构成有关：只有一个个体，多个个体的语言控制了这个新的术语，掌握了其中的实践和政治含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欣赏这种语言的有效性：正如在诗歌中一样，这才是一个事件。
事实依然是，很多我们想在此（不仅是在这个大会上，而且是在我们开始的工作中）重新定义的术语首先是为了描述的：我们说“帝国”时，我们所表示的实际上是在世界市场上出现的一种主权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一个描述性术语。但是，同时也十分清楚的是，每一个描述性的术语通过特定的时空性（在帝国的例子中，在单一世界秩序的趋势中呈现其空间性；在贯穿这个大一统并加以表达中呈现其时间性）来表达的；同时，还或多或少通过有效的政治张力（比如，美国决心取得并固化对帝国的单边霸权）来表达的。对于其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术语，我们也可以同样这样说。比如，“民族”（对它的批评，对它的颠覆的活动的分析，等等）；“战争”（战争所呈现的新形式）；“规训和控制”（在帝国活动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新的表达中，在生产模式的转变中），诸如此类。
但是，在这个主题明确地做出定义的过程中，大众的民主激情和共同性的政治存在，是绝对重要的。人们在谈论一个可能的新世界。现在，紧跟着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之后的是争取和平的斗争。现在，新的斗争开始了，这新的斗争表示了冲突的新变化和社会改革的新纲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论争的层面上，反对新保守派和新自由派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当然是在热那亚发生的反对八国集团的游行示威。在这里，我们引入了大众，这是一个一致拒绝资本主义统治和一致希望一个新世界的主体性力量的集合体——在这里，在热那亚，是一个抵抗“公社”。大众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计划，形成了一种新的对抗的战略性堡垒。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在热那亚发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有示范性的扩张系数，同时积累了不可逆转的潜力。同样重要的是，在另一个平台（为和平，为构建一个新的、民主的国际秩序而斗争的平台）上，出现了反对西班牙首相阿兹纳的谎言和机会主义的马德里反叛。毫无疑问的是，在马德里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历了大众的“公社”。在这以前，在热那亚的运动成功地打击了政府实施“红区”的企图，所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普遍地和连续地记录警察的镇压行为，通过公然抨击，通过大众的连续的反击；同样，在马德里，通过有效的、普通的但是普遍使用的发散性网络和短消息发送，大众组织建立了权力机器所不曾预料、不愿见到的力量关系。这场运动的速度、它的动能和多面的表达、对真相的揭示和公开表述，不再从社会学，而从政治的、创新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定义大众这一概念的元素。“一个新世界是可能的”不单单是纲领的表达，而是一种现实，一个预想，是运动的一种强大的潜藏的品质：大众是一个真实的新世界。当政治语汇得到更新，它就是在这种语言学的表达之中更新了自己。
展开有关一种新的政治语汇的争论可能同时会导致一种建构性的话语。我不相信这是一种危险的假设：当然，层次会有 48 27197 48 13106 0 0 5023 0 0:00:05 0:00:02 0:00:03 5023不同：一方面，我们对一整套的分析和政治动态做了详尽阐述（这与主体性有关）；另一方面，在构成性话语方面，我们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艰难的、充满火药味儿的关系。这种关系开创了行为的主体性和机构的客体性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注意力正是不断地被重新引向这种矛盾的交叉点上，即使只是为了构建语言——因为，语言的构建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新的语汇不是简单的描述性的，这个事实也由所有的大众主体性（突创）所表达的建立一个新纲领的要求向我们证实了：这个纲领扩展并充分表达了抵抗运动在反对帝国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中所成功造成的决裂。现在，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这种我们所记录的新形势下，政府主动为运动效力了（比如，对政府和治理的新的单一的定义）。也许会这样：代议式政治削弱或丧失了其最大抽象化的特点（比如，这里对代表的概念有一个新的定义，并且，普遍地来说，对代表的机构的概念有一个新的定义，它于是可以以其原意被定义为“服务结构”）。我可以继续列举新的可能的形式，兼具语言学的和功能的。这些形式中可能会有一种（一元论特点的）主权的新的表达。但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不要去衡量历史形势所给予我们的很多假设的轻重，而要将新语汇的定义与能够预测（同时积累抵抗来应对）资本主义重构生产关系和统治关系的政治行动联系起来。并非偶然的是，最需要重新定义的术语是那些与主权的概念的双重性（现在是根深蒂固的和激进的）相关的术语：主权不再能够辩证地重构对立者；相反，它必须认定对立者在主权概念中是互相矛盾的。
在《大众》中，迈克尔·哈特和我尝试着把这种格局定义为数个世纪长的现代历史（我们刚刚才看到其完结）中非常独特的时间维度上和实质的转变。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主权的这种双重表现对应于资本主义秩序的确定的危机，因此定义了一个转变（一个空当）。资本家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关系就被束缚于其中，不可逆转。从实质的角度来看，主权的行使身处危机之中，因为主权是受到运动不断地施与政府身上的压力的制约的，从而使这种情势下的一元论权力实践变为不可能。构建一种新的语言以表现一个新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