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綦江现存唯一的宗族禁碑？
2018年，笔者一行路过通惠街道思南村6组黄金坡韩家咀时，发现了一块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韩氏禁碑”，保存非常完好。回来后，笔者翻遍了清《綦江县志》《綦江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等文史资料，都没找到相关记载。
因此推测，该碑是目前发现的綦江唯一的“宗族禁碑”。放眼重庆，仅江津先锋发现有一块清同治八年（1869年）“李氏禁止碑”，可惜已碎成四片。至于重庆地区鲜见保存完好宗族禁碑的原因，笔者一行认为，是由于重庆社会由杂居移民组成，宗族势力不够强大。
“好怪哦！韩桂芳子女不孝，被丢弃在此饿死的？”
同行的指着“弃养者”三字，惊讶道。
“好像还真是这样耶！”大家立即同声附和。
……
该碑主体为大理石材质，青石柱帽保护，整体高、宽、厚分别约为200厘米、150厘米、20厘米。字碑面积2平方米，共有539字，除3个字较模糊外，其它都清晰可见。顶部横书字径约5厘米的“韩氏禁碑”四字，其下竖刻字径约1.5厘米的《南阳氏系传誌》（以下简称《传誌》），为我们共同解读128年前的綦江“村规民约”，填补綦江空白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了解，“宗族禁碑”一般是立在宗祠、祖山（即祖宗坟山）旁的大路边，其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成文“族规祖训”，旨在优化民风和净化治安环境，对族民起到警示、教化的作用。
笔者一行，逐字辨读《传誌》“桂芳祖落业黄金坡，弃养者下葬于斯，或甃石，或累土。先后络续葬者众。”寥寥数句，就讲清楚了该支韩氏祖山的由来——儿孙将韩桂芳下葬此处后，后代陆续跟葬此处。
“好怪哦！韩桂芳子女不孝，被丢弃在此饿死的？”同行的指着“弃养者”三字，惊讶道。“好像还真是这样耶！”大家立即同声附和。
“不对，如果真是这种不孝丑事的话。主人家肯定要回避死因，怎么会允许刻在墓碑上？即使写《传誌》的欺负墓主后人不识字，也总会有被点穿砸碑的那天。”文史爱好者碧云天小声嘀咕，提出了不同意见。
大家立即网络搜索，原来“弃养”的本义是“父母死亡，子女不得奉养。亦泛指尊者﹑长者死亡。”而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不抚养老人、孩子等。”这个插曲，让人啼笑皆非。
《传誌》中“距今年湮代远，碣断碑残。为之裔者又率众迁徙，荒烟蔓草间，往往被樵夫牧子所侵陵。岁时拜谒，目击心伤，殆有年焉。于是，同族而谋，重刊碑，以昭示来兹，将以杜外人之肆无忌惮，并谨后世之昧”部分，告诉了我们竖碑原因——祖宗坟山多年无人经管，任由打柴放牧的出入，一片萧条破败，让人不堪入目。于是，立碑示禁。
倘若有外人侵蚀、族人违反，就要受到惩罚。如《传誌》中“一议：倘有牛马并割薪草被拿获者，给工资一千文”，对缉拿破坏祖山恶行的“功臣”予以奖励。
正因为祖山的至高无上，又派生出一些禁忌，比如叛逆、不孝、早夭、横死及外嫁女子、戏子娼妓太监等均不得入葬祖山……
据了解，祖山不是每家都有，有祖山的大多是望族，归本宗族集体权属。从祖山的大小、景象，可以看出家族的兴衰旺微。
研读《传誌》，韩氏合族对祖山的这一保护性告示，让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封建社会丧葬文化的民间风俗。
传统观念认为，先祖能福荫万代、庇佑子孙，全靠祖山吉地。因而被神化为本宗族“龙脉”发祥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草一木均不可随意砍伐。《传誌》中“古者，墓而坟，崇封四尺，自尼父始，及国朝，墓禁綦严。宦与民皆累，上然。盖恐局外者不知，而误犯局中者，或忘而难寻。仁之至，义之尽也”一段，就说明了自春秋时期孔子为他父母合葬修墓伊始，祖山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就非常特殊，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得严格保护。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祖山浓缩了儒家的孝义观、地权观、风水观和宗法观，和宗祠一样蕴含着中国人尊祖敬宗的传统文化情节，演变为光宗耀祖的情感载体。宗族之人无论官迁、商迁，都以归葬祖山为心愿。
正因为祖山的至高无上，又派生出一些禁忌，比如叛逆、不孝、早夭、横死及外嫁女子、戏子娼妓太监等均不得入葬祖山。这在《传誌》“一议：幻化孺子不得擅埋禁地。不遵，凭众议罚”中得以体现。笔者在包拯家训中也查到有类似记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
对于禁止反贼等归葬祖山，笔者一行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忠君孝亲、遵守法度的传统价值取向所必须的，拒绝让家族蒙羞之人，无可厚非。但早夭、横死的也是族人，为什么要剥脱他们的权利呢？即使外嫁女子，也是因为夫家实在太穷，无祖山可进，娘家难道不应怜悯？好像这一规定并不符合儒家学说倡导悲天悯人的仁厚思想。其实，这是古人讲究风水运势，不得善终是一种不祥的寓意，会影响所葬之地的气场。
当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不会相信这样的风水运势之说，权当故事听之。
“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入川始祖韩世英在原籍的家庭情况，族谱或口传都是一片空白？父母在不在，有没有兄弟姐妹，好歹总该留点信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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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通惠韩家咀是同一个入綦始祖，更老的祖宗是在元朝末年，避红巾之乱入川。”世居东溪高速路口附近，现年90岁的韩觉远告诉笔者。
▲笔者在韩家咀与韩氏族人共同研读族谱。通讯员 冬冬 摄
笔者一行在《传誌》中找到了“韩氏，楚人也。先世世英公明初宦蜀，传至十二代”的记录，说明该支韩氏是在明初，因来川做官定居而来。显然与韩觉远所说相左。
2022年3月2日，笔者再次来到黄金坡韩家咀，找到一本《韩氏族谱》，其中收录有入川十二代韩登芳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撰写的《韩氏宗支图叙》（以下简称《图叙》），其中“卜筑于麻城孝感之乡。洪武之年，又徙居于巴渝东山之域（今南岸区弹子石一带），衣冠复盛，奕叶重新”一段。结合《传誌》“宦蜀”二字可知，“衣冠”在这里并不是“衣服和礼帽”的意思，而是“缙绅、士大夫”的代称。
结合元末楚人（今湖南、湖北区域）明玉珍红巾军在重庆建立大夏国史实以及康熙《孝感县志》有记“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笔者一行推测：此地韩姓先祖极有可能是明玉珍的部属。
以上证据，皆可证明，该支韩氏是官迁入川，而非逃难流民入川。韩觉远所说失实的原因在于封建传统认知里，农民起义毕竟是“反贼”，明玉珍的大夏国政权相较朱元璋的明朝正统，也只是中央王朝不可容的地方割据政权，韩家老祖宗不愿让外人知晓自家入川真正原因，而粉饰为农民起义的受害者，在新邻居面前赢得共情，利于生存。
“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入川始祖韩世英在原籍的家庭情况，族谱或口传都是一片空白？父母在不在，有没有兄弟姐妹，好歹总该留点信息吧。”世居东溪高速路口附近，60多岁的韩平的疑问让笔者想到：王朝更替时，皇室宗族为躲避追捕，改名换姓繁衍下来，这是常态。
明玉珍大夏国仅7年时间二世而亡，其子明升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被朱元璋俘虏后流放到当时土著韩族聚居的朝鲜半岛（当时并不称朝鲜。始称朝鲜是1392年，高丽国大将李成桂篡权后为讨好朱元璋而起用）。难道该支韩氏其实是明玉珍的后人或族人，改为韩姓一为避祸，二为更姓铭记明升流放韩地？
“那是1980年左右，我与邻居一起背红苕藤到遵义去卖，在南宫山下的火车。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大家都没得钱，一背架苕藤有168斤，换了42斤麦子背了回来。更意外的是，在那里意外遇见了翠芳祖的后人，已经繁衍有好几百家。”
……
后来，笔者还追到赶水双龙村一组韩家沟，在82岁的韩洪蒙家找到一本成稿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韩氏宗族谱记》原本，开篇就看到“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韩宅之女哭于父母双前，求葬黄龙赶宝山一穴，与父母生死同室。计出陈，坏其脉，损去韩氏族人等百有余名于世。告经抚院司道，陈门所修之坟止也，所余皆不敢。因而族人商议，各图郡县，分枝落业。吾高祖韩明宗号近川，甫入綦阳……”相比《图叙》记载更为详细。
说明早在该碑300多年前，韩氏一族的祖山因为风水极佳，遭到陈家深谋远虑的算计，先是结姻亲，后通过手段将嫁入陈家的韩氏姑娘回葬韩氏祖山。这一返葬，还惊动了官府，让族群整体搬迁，教训惨重。影响之大，令人惊诧！
▲文史爱好者探寻“韩氏禁碑”归来。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
“入川八世祖韩玠，生起宗、联宗、明宗三子，两个哥哥走的江津，我祖明宗来綦江。康熙二十年（1681年）左右，明宗曾孙登芳、翠芳、桂芳、流芳、传芳，五芳分支，后代各处置业。”韩觉远告诉笔者。
落业通惠黄金坡的桂芳后人，字派为：芳芝元会应，正世乾坤福，学文光祖德，万代达安邦，永远绍先绪，国泰乐其康。落业赶水韩家沟的登芳后人，字派：芳芝元会，茂文学青，天世觉洪，忠一方元。“落业遵义的，我意外碰到过。”说起亲族重逢，韩洪蒙现在都很兴奋。“那是1980年左右，我与邻居一起背红苕藤到遵义去卖，在南宫山下的火车。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大家都没得钱，一背架苕藤有168斤，换了42斤麦子背了回来。更意外的是，在那里意外遇见了翠芳祖的后人，已经繁衍有好几百家。”
“只是那时候没得电话，现在已经失去联系。”说到最后，韩洪蒙又不无惋惜。
这支韩氏，到了綦江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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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孙 萍
值班编委：周祥章
编审：贺 玲
编辑：邹 婕
来源：杨友钱
审校：靳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