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帝制衰落前的农民境况 | 鲜读

魏斐德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

文/魏斐德

农民的传统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不管中国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能停留在情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王土、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20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本书中，“儒家”指盛行于唐朝（618年—906年）之后的正统政治道德观。]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社会地位崇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的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的家长式关爱。

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土匪。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19世纪，中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下的扭曲的产物。到19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改变。

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于黄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二十英寸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即如今的北京以西），土壤是被称为“黄土”的肥沃风积土。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约前1523年—前1028年）和周朝（公元前1027年—前222年）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的帝国——汉（公元前206年—220年），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业。公元2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公元311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指永嘉之乱。——译者注]，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其耕作封地。

公元6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589年—617年）唐（618年—906年）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8世纪中期。9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

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755年—763年）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10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为数个小国，但仍在960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即中国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1368年—1644年）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封地。它们不是被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1644年—1912年），这些封地更是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1644年，满洲人占领北京后，清皇室不仅将明帝国的封地据为己有，还将十六万九千名为清朝打下江山的八旗子弟安置在首都周围，占据了以首都为中心，半径一百七十五英里，总面积达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清政府抱着让自己的精兵远离汉人的想法，提供了这些田产。然而，这一期望却落了空。很快，八旗子弟便发现他们只能将汉人奴隶当作称心的佃农。因为在战乱年代，农民都能逃离封地，轻易在别处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较之农村的土房，满族八旗子弟更喜欢昂贵的北京民居。他们很快便将自己的封地租给汉人佃农耕种。这些旗人负债累累时，便将土地永久抵押给高利贷者和地主。1740年，乾隆皇帝（1736年—1795年在位）试图通过重新没收土地的方法来恢复满洲人的田产。然而，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19世纪早期，华北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成一块块小家田。而且，因为中国不遵循长子继承制，所以，在随后的整个世纪中，这些家田越变越小。

本文摘自《中华帝国的衰落》第一章节，（美）魏斐德 著，梅静 译，民生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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