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火车小传，奈何画龙而缺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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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好书六月榜单中，《文以载车 : 民国火车小传》一书入选。评委给的推荐语是：这本“名家小书”的视角别有意趣，以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学中的火车表现为叙事主角，从大量文史与影视文本中比较筛选，结合近百幅历史性图像，勾画出一节节“车厢社会”的里外风景，可谓一本微型的感知文化史。本文为书评。

撰文 羽戈

陈建华先生的书，令我受益最深的应是《“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革命话语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价值，不仅在结论，更在方法论。它与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以及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等一道，为我打开了发掘中国近代史的一扇门。

不过此书出版之后，陈建华的学术进路，并非由革命话语进入国共党史，窥探二十世纪中国最隐秘的命运，而退至近代文学与文化——这里的进退，无关进步与退步，只是一种习惯表达——如今，他的挖掘机和手术刀，落到了陆小曼和民国火车头上，其成果，便是《陆小曼·1927·上海》和《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两本新著。

《文以载车》

陈建华著

商务印书馆 

2017-5

这里且说后者。书名既称“小传”，相对堂皇的“大传”，则与学术著作无缘，而接近历史与文化随笔。作者的写法天马行空，引用的史料繁花似锦，明写火车，暗写社会，妙手丹青，挥洒自如，从而勾勒了一幅民国的浮世绘。如其夫子自道：“我的出发点仍然是文学，做一些细读功夫，也联系到社会生活及权力机制各方面，给文化研究加码，弥新旧之鸿沟，汇中外于大观，但探究的是人心，而众多不同时期、流派和文类的作品犹如无数心灵之窗，其眼帘上万花筒般映现出车厢社会的里外镜像、山河大地铁道人生的景观。”

所谓“出发点仍然是文学”，容易造成误解。我非常喜欢王晓渔兄发明的一个说法，叫“火车是文学的敌人”，它针对的现象，则是“文学的火车”，即对火车的抒情化、浪漫化：曾几何时，在文学青年的想象与书写之下，火车意味着诗与远方，意味着邂逅、艳遇与传奇……不过，文学的火车往往不敌现实的火车，只要你赶在春运期间，乘坐一次绿皮火车，那么对火车的种种美好预期，都将不攻自破。用王晓渔的话讲，春运生涯“不仅使得我放弃了关于火车的文学想像，也逐渐使得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学专业有些不满”。

民国时期的西直门火车站

《文以载车》所云的“文学”，并非“文学的火车”，而指其引用资料，几乎都是文学作品，至于作者的研究方法与结论，远远落在了文学的领地之外，倘要总结，不妨称之为“社会的火车”“资本的火车”等。说起对“文学的火车”的警惕与抵制，民国知识人早有自觉，他们笔下的火车，罕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更多现实主义的批判。如书中所引的沈禹钟短篇小说《车尘》：“自有轮轨以来，兹世争竞之风日以厉，奢靡骄侈之风日以长，而资本阶级之势力，亦赖此以奋张，如蛟龙之跋浪。盖车尘起处，正不啻为人类痛苦所化成者。我于此又悟得此火车者，盖承资本家之命令，满载金钱之势力，以胁彼劳动者俯首受降也。”这般冷硬的文字，出现在小说当中，足见作者愤慨之情。

民国火车票

再举一例。一般而言，所有文体，诗歌无疑是最抒情的一种。然而民国诗人写火车，最著名的诗歌，当数辛笛《风景》，其主题恰恰不是“文学的火车”，而是“社会的火车”。开头那两句诗：“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正可作为《文以载车》的主旨。

《文以载车》的立意，在于借“文学的火车”，呈现“社会问题”，诸如资本与强权的扩张、技术对传统的侵蚀、速度的虚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则非“文学的火车”以及文学的力量所能胜任，而必须诉诸“政治的火车”。话说中国火车的历史，几乎与近代史同步，在时代的加持之下，火车被赋予了种种使命与意义，除了作为交通工具的火车，还有文学的火车、资本的火车、革命的火车、政治的火车、文明的火车等。这其中，最具决定作用的显然是革命的火车与政治的火车。马克思那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简直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宣言与咒语。

民国铁路分布图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文以载车》聚焦于文学与社会的火车，对于革命与政治的火车，未免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这样的抉择令人费解。既然作者立志为民国火车立传，他理应晓得清朝何以灭亡，民国何以诞生。俗语云：“明亡于庙，清亡于道。”释者曰：“庙祀魏阉，明祚随去；铁道国有，清运告终。秘数如此，前定可知。民国之兴，岂偶然哉？”（《清稗琐缀》）道者，铁路也。清朝之亡，辛亥革命之兴，导火索即保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火车则是革命的发动机。“民国火车小传”遗漏了保路运动——关于保路运动，不乏文学作品，李劼人《大波》（1937年出版）堪称杰作——有如画龙而缺睛。

四川保路运动

民国成立之后，火车在政治生活当中，依然举足轻重。孙中山便是著名的“火车迷”，他认为建设民国，最合适的入手处，正在铁路。如其致信宋教仁所云：“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迫，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这番话，好似一个时代的隐喻，孙中山误解了政治与火车的关系，“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实属本末倒置。须知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才是火车运行最根本的轨道，倘若制度千疮百孔，火车跑起来，不是延时，就是脱轨，甚至可能开倒车。民国火车史，不正如此么？

文章原标题：《火车的文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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